北京城有多古老，宣武区就有多古老。这里没有皇城的宫殿巍峨，也没有西郊外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这里房舍简陋，但却藏龙卧虎，文化遗存层层叠叠，星散于胡同小巷之中的名人故居、会馆，使人轻松快读中国历史。北京宣武门以南至广安门以东的地区，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史称“宣南文化”。走进“宣南”，体味大隐隐于市。
北京最早的“龙脉”
 
“南城”是老北京市井文化的大本营——这种偏见伴随我长大，直到有一天我偶遇了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
 
那天我路过宣武医院，只见对面矗立着一面铺着琉璃瓦的红院墙。不用说，这种色彩专属于皇家，奇怪的是，大院子不仅坐西朝东，而且倔强地背对大街，只有走到胡同里面，才能看到大门的真容：敕建长椿寺，而旁边另一块牌子写着：宣南文化博物馆。
 
长椿寺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神宗为其生母孝定李太后敕建。万历皇帝赐名“长椿”，取健康长寿之意，当时有“京师首刹”之称。“原来宣武医院也是长椿寺的一部分，长椿街是解放后新修的，把古庙横切了，正门前的小胡同叫‘下斜街’，它才是当年的大路。清中叶以后，长椿寺开始衰败，成为下葬前停灵的地方，戊戌六君子和李大钊烈士都曾在此停灵，就是宣武医院的位置，李大钊足足停了6年才埋到万安公墓。”博物馆展宣部主任王娜对我说，“你现在的位置，是北京最老的核心区。”这所大四合院，竟然浓缩着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我忽然有一种重新认识北京之感。

“北京城有多古老，宣武区就有多古老”。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如是说。
 
这句话有许多物证。
 
2001年，宣武区的核心地带、菜市口大街的一处建筑工地里，挖出密密麻麻百余口古井，其中有许多是陶井。发现这一情况的北大教授岳升阳，立即报告宣武区档案馆，由此清理出了一个完整的陶井圈。

如今，一件老井圈，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井圈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技术，装于井口，作为井壁。井圈的直径有一米长，5公分厚，陶胎浑圆规整，显示出成熟的手工技艺。众多的井圈，证明古时北京地下水的充裕。在上古年代，只有密集的地下河流，才能承载城市里的密集人口。水，应该是北京成为城市的关键原因。
 
穿过这个井圈，时尚的北京似乎能回到它的童年。史料记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商，封尧帝的后裔在燕国都城东北方建立了蓟国。传说蓟国得名是因为都城西北有个长满蓟草花的山丘——“蓟丘”。春秋时期，衰落的蓟国被燕国兼并。燕国就把都城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搬到了蓟城。考古学家认为，古蓟城遗址就在宣武区广安门内外一带，传说中燕京八景的“蓟门烟树”实际上不在北三环蓟门桥一带，而是在蓟城的西门，即今北京白云观以西一带。
 
有水井的地方，就是居民区。根据井圈出土的区域，侯仁之先生估算出古蓟城的四至：北至今宣武门、和平门一线，南至南横街一线，西至广安门外护城河偏西，东至虎坊桥一带——全在宣武区地界。岳升阳考证，当年燕昭王为招揽人才而筑的“黄金台”，就位于今天宣武区牛街东侧的教子胡同一带。
 
唐代时，宣南是北方重镇幽州城的所在地，城内的蓟北坊和显忠坊，大致位于今日三庙前街和范家胡同一带。遥想当年，豪迈的边塞诗人们在这里拜会节度使安禄山，也在幽州城漫天飞雪中纵酒提诗黄金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初唐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无疑是唐朝众多歌咏幽州诗作中的代表作。
 
今日紫禁城的位置，在唐朝时还是郊区，故宫重修时就曾发掘出唐人的墓地，因为墓地一般都在城外。唐代的檀州街，相当于今天的长安街，一直是幽州商贾云集的主街，这条街就是今天的广安门大街。
 
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辽代的佛经，记载有统和年号。还有“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冯家印造”字样。统和为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年号。公元938年辽代在此建立陪都南京，可见，晚至辽代，檀州街仍沿用唐名。
 
檀州街沿线的文化遗址众多，如果说北京有本户口本的话，第一页第一名就应该是坐落于广安门大街北侧的辽代天宁寺塔，它宛如今天的摩天楼，是当时北京的地标名片。第二名应当是已经基本消失的南横街。第三名也在宣南，为牛街清真寺。
 
《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初平三年（192年）蓟侯公孙瓒为防刘虞攻蓟，“乃筑京于蓟”，《说文》所记，“京，人所为绝高丘也”，也就是说，公孙瓒在蓟城造了一座高大的城堡。侯仁之先生考证，此堡位置在今牛街一带。牛街旧时称为“冈儿上”，地势隆起，可能就是公孙瓒筑“京”的遗迹。
 
北京文史专家何伟认为，蓟城的高潮是1153年建成的金中都，金代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改建金中都，从此北京开始成为半个中国的首都，与南宋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遥相对峙。今天北京西南二环路、广安门往南的一段，正是当年金中都的中轴线，金代的“太和殿”——大安殿就在这条路上。有学者推测，北京西南二环路边上、鸭子桥北里的青年湖，就是金代模仿北宋皇宫金明池所建的鱼藻池。西南二环是北京最早的“龙脉”。

宣南文化博物馆，博物馆的前身是明代万历皇帝为母亲修建的长椿寺。照片中左上方那栋板楼是北京宣武医院。宣武医院其实是明代长椿寺的后院。照片中左下的路叫下斜街，它才是长椿寺山门前的主街。1949年后修建的长椿街，把古刹一分为二。如今的寺院，萎缩成一所精致的四合院，供人们免费参观。
古都西翼的历史文脉
 
但是，这条中轴线被元朝破坏了。“至元十一年（1274年），新的大都城建成后，以今天的长安街为界，与中都旧城形成了南北两个城的格局，大都城更大，中都相比较小。但是，老百姓不太愿意离开住惯的老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皇帝忽必烈下诏，强迫金中都旧城的居民迁往新城。但是还有很多金中都里的老住户恋恋不舍。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忽必烈下令拆掉金中都城墙，填平沟壕。从此，金中都逐渐走向衰落。”何伟说道。
 
不到20年，曾经显赫的宣南就成了“废都”。不过，元朝虽然另建新都，但旧都仍是一片城市，不仅金代旧坊犹在，老百姓还在毁掉的宫殿位置新辟街市，大安殿就是在那时被改建成了酒楼。牛街附近是也在那时成为阿拉伯商人的聚居区，还有珠宝市场，即沙拉市，在今沙栏胡同一带。元朝时，金中都旧址第一次被称为“南城”。这说明，“南城”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大都的一个部分，只是后来大都逐渐繁盛，商贾富户陆续迁入新城，旧的四方格街坊逐渐荒废。并且失去了城墙的保护。
 
当时，南城成了大都人访古游玩的景区，在元人咏颂南城的诗中，所提到的著名景点多达十七八处。新旧城之间居民往来不断，其实两城之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抄近道的人们淌出若干斜路。随着人流如织，精明的商家又沿着这些斜路建了许多宅舍店铺，斜街地位更加巩固，并且日渐繁华。其中最主要的是李铁拐（今铁树）、樱桃、杨梅竹、王广福（今棕树）斜街，观音寺街（今大栅栏西街），还有几条斜胡同，名曰炭儿、笤帚、取灯、南火扇等等，他们都沿用至今。宣南博物馆前的“下斜街”，就是一条倾斜30度的路，在当年，它一定是条繁华的大街，否则万历皇帝也不会在此盖座大庙。
 
从春秋时代到金代，北京城大体位于今天的宣南地区，直到元大都的兴建，北京的中心才向东北转移。上面的地图中可以看到，宣南从辽至今是历代首都的“交集”，所以这里文物古迹层层叠叠。下图是清代宣武门城墙上的“匾额”，硕大雄浑，这块匾一直使用到解放初期。
 
从元代“强制拆迁”以后，宣南沉寂了三百年的光阴，直到又一道城墙把它扩进大都。
 
明朝时，皇上每年都要到天坛祭天，到山川坛祭先农。虽然从紫禁城到天坛、山川坛并不远，但是，出了正阳门就没有城墙了，就算是郊区了。明朝中叶，蒙古俺答部经常侵扰明朝边界，有几次都攻到北京城下，严重威胁到了皇帝的工作安全。1553年，明朝嘉靖皇帝下令在北京城外再修一道外城，本来打算围着内城修一圈，但是因为缺钱，只修了南半圈。这道南外城，也就是今天北京南二环路的位置。何伟认为：“南部的外城形成以后，安全性增加，市政设施大大提高，于是就有了投资价值，到明朝晚期，宣武门外逐渐成为北京城繁华热闹的商业区。而外城的西部，由于当时河流密布，水道纵横，沿河风光秀丽，郊野之貌尚存，不少官宦在此建有别墅和花园。”
 
有鉴于宣南地价被炒到寸地寸金，政府便把正阳门外大街两侧的空地，新划出一片商业区，官建铺房，招商引资，因为专供门面使用，所以只有房顶和廊柱，故称“廊房”。因为是政府规划路段，没有历史沿革，于是就以廊房头、二、三、四条（四条即大栅栏大街）命名。直到上世纪30年代，这里一直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由于这些斜街开始是联系两座皇都的街道，后来又是繁华地段的起源，所以明代就有人戏称它们是“龙脉”。
 
明代的北京内城设了28坊，外城有8坊，西部地区有正西坊、正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总的来看，明代的宣南地区还属于发展中。
 
到了清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清顺治五年（1649年），清政府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朴实”之风，不受明朝高度发达的城市文化“污染”。把汉官、文人、商业、娱乐业、各地会馆等“尽迁”外城，只保留宗教寺庙。这等于是把内城的城市文化推向了外城。

清代的汉官，非高官显爵者，都住外城，而且都扎堆在宣武门外。清代中兴功臣曾国藩没有发迹之前，宣武区果子巷一带是他经常出没的地方。旧时南横东街的圆通观、千佛庵，和平巷的关侯庙，果子巷的万顺客店等，他都住过。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在北京任翰林院编修13年，其中10年居住在宣南。
 
为什么曾大人不住宣武门东边的崇文门外呢？我很疑惑，“外城的祟文门地区当时是做买卖的地方，那里的会馆主要是商人办的，一般读书人不愿住那儿，觉得铜臭味儿重，于是纷纷挤到宣武门以南的这片区域。”岳升阳说，“如同北城里东城住民，西城住官，这里也是‘东富西贵’。”
 
成千上万的汉族士人聚居于宣武门外南部。这方圆不过五平方公里的 “宣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人之乡。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烈士，曾长期住在宣武门附近的石驸马大街。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处死，烈士的遗体被停放在长椿寺的后院，也就是现在宣武医院的位置。
 
“宣南士乡”：清代的高干宿舍

 “宣南这一带有三多，寺庙多、会馆多、名人多”，宣南文史专家孙兴亚说，“最核心的是会馆。”“宣武区档案馆编《清代宣南人物事略》时，本想做400多人，结果大家拉单子，一下子就拉出千人左右的名单”，孙兴亚感慨道，“宣南的历史文化名人实在是太多了，每条胡同都有一个两个。”
 
史称“清学开山之祖”的顾炎武，旅居京师19年，他大部分时间寓居在广安门内大街上的慈仁寺。这座古刹始建于辽代，清乾隆九年重修，改名为“大报国慈仁寺”，后来俗称报国寺。统一的年代，首都的文化资源是知识分子无法抗拒的，慈仁寺旁边就有北京最大的书市。

为了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风尘仆仆地四处行走，初到北京时，正值慈仁寺书市鼎盛时期，他便停了下来。当时，他的亲外甥徐乾学官至康熙帝的侍讲，相当于帝师，徐乾学少时受过舅舅的资助，才得以读书上进。但是顾炎武不愿以明朝遗民身份住进身为清朝显宦的外甥家里，寓居慈仁寺，应是最佳选择。在这里，顾炎武写下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重要著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诞生于这所古刹。
 
徐乾学的家真的离报国寺太近了，就在菜市口附近的绳匠胡同。因为他可以直达圣听，又以发现人才为己邀名，所以常有人投机取巧，在他住的绳匠胡同里租房居住。每天五更时分，他们故意大声读书给他听，以至于当时绳匠胡同的房价高出其他地方好几倍。
 
在宣南博物馆的展厅，有一个宣南名人故居的地图，我惊诧了，这张图几乎把全清朝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连万斯同、戴震这些经学大师也步了顾炎武的后尘。他们的栖居，缘于一部巨著。
 
康乾盛世的文化大业，促使会馆勃兴。当年，一部《天下郡国利病书》，曾经使青年康熙手不释卷，拍案称奇，康熙帝决意招揽明朝遗民，为清廷工作。他先是开博学鸿词科，复又修撰《明史》，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文人走向北京。
 
乾隆年间，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召集了在野学者4200多人。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辑校《永乐大典》开始，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告竣，这4200多人中的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宣南。

编纂《四库全书》需要刊刻大量的典籍，全国各地刻印的古书都汇聚北京，古籍善本、孤本也都往这儿集中，使宣南地区成为全国的考据中心，同时也带动了琉璃厂书肆的发展，使之成为全国闻名的古籍文化街。
 
一时间，宣南汇集了国内顶尖的才子，除了家喻户晓的纪晓岚以外，还有不少大学问家，如汉学大师戴震和他的弟子阮沅等。比编书更大的收获，是润物无声的思想碰撞。戴震当时住在翕县会馆，阮沅住在扬州会馆。戴震和阮沅都是引领“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戴震是个书呆子，从未想过做官发财，当年他被征辟进京时，穷得连粥都喝不起，住在翕县会馆最下等的铺位。有一天，他拿着别人给的名刺，去拜见久负盛名并且是新科进士的钱大昕。钱大昕住在南横街的江苏嘉定会馆。谈论一夕之后，钱大昕对戴震佩服得五体投地，称戴是“天下奇才”。把它介绍给同科进士王鸣盛、纪晓岚，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戴震迅速在宣南的学术圈内站住了脚。这一群汉学家，群体投入《四库全书》的编纂。编书队伍中不只有南方人，还有北京大兴人翁方纲，翁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痛并快乐着”的忙碌样子：上午入大内阅读各省进献的古书孤本，中午回到宣南寓所畅谈小憩，下午去琉璃厂书肆查阅书籍、核对资料。琉璃厂书肆简直成了他们的私家图书馆。
 
追寻先贤的足迹，是中国儒生的传统，当一代代科举考生来到北京时，最先游历的地方便是先师们“战斗”过的地方。于是，宣南的会馆大兴土木，喜迎八方来客。明清两朝北京会馆有550多个，但是内城只有十来个，宣南地区最多，有400余所。
 
一条窄窄的胡同往往座落着十几座会馆，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会馆街。因为考试，数年一次的全国考生汇聚宣南的盛况，为京师所独有。偌大的中国，被山高水长所阻隔的孤愤智囊，在宣南，抬腿走几步或许就能碰到知音。
 
戊戌变法的前奏—公车上书就发生在宣南会馆街。我一直疑惑千人具名的万言书是如何做到的，其实到了宣南，这些很简单。当年康有为兄弟住的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在新会会馆，都在一条米市胡同上，从米市胡同两侧辐射100米，就有谭嗣同住的浏阳会馆、杨深秀住的闻喜会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是中国第一个鼓吹改革的政治团体，其会址设在安徽会馆内，而安徽会馆里的松荺庵，就是万言书大伙签字的地方。这些会馆，来来往往不过十分钟的脚力，说这里是高干宿舍不为过。
 
宣南的五方杂处，带来了不同地区、不同经历的价值观。各种思想在宣南汇聚，切磋交流，相互融合。创新的规律，就是在不经意间的交流中迸发。如果戴震不到北京，如果没有钱大听的慧眼与推荐，戴震也许一辈子进不了学术圈，他的学术成就也许不会有以后的辉煌。因此，宣南文化的形成是首都的地位所决定的。

同时，从京师回乡的外地人，把产生于宣南的新文化带到全国，又产生强烈的辐射作用。18世纪的汉学成为中国的显学，徽班进京后诞生的京剧，戊戌变法所促成的全国思想解放，都印证了文化辐射的强大作用。

乾隆时期，为了编写《四库全书》，许多书商聚集在宣南地区的琉璃厂，刺激了琉璃厂图书业的发展，并带动了印刷业和文房四宝业的勃兴，催生了很多流传至今的老字号，比如荣宝斋、一得阁和博古斋等等。上图为宣南博物馆陈列的老字号匾额。在宣武门和琉璃厂之间，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01年的五城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公立中学，进步思想一直在这里传播，下图为鲁迅在该中学演讲。
 
清末民初的“外脑”
 
什么是“外脑”？外脑是个管理学的新词“foreign brain”，是指企业体制外的智囊。一般是大学教授、独立的研究机构等。庞大的公司和大帝国一样，经验和体制常常会扼杀奇思妙想，所以，就需要体制外的智者激活思路。我认为，用“外脑”来形容宣南文人，再恰当不过。
 
晚清以来，皇城中央的统治思想逐渐僵化，嘉庆和道光帝，都以“守成”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拒绝一切改革。有一个在宣南上斜街50号番禺会馆住了20多年的人，忍无可忍地发出“万马齐喑”的哀号。他的名字叫龚自珍。

宣南人不再亦步亦趋地追随圣君的脚步，面对新问题，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越来越强。晚清知识界“禁烟”、“制夷”、“筹远”，谋求朝纲的振兴，这股思潮最后成为中国民主思潮的起点。这场运动就始于“宣南诗社”。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都曾是“宣南诗社”的成员，面对民族危机，爱国士人凝聚在一起，力图推行社会变革的思想，他们在宣南聚合唱论，砒砺志行。
 
林则徐住在宣南贾家胡同的福建蒲阳会馆近10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在这里写出有名的《禁烟疏》，发起了严禁鸦片的运动。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受钦命赴任广州，就是从宣武区广安门外的普济堂出发的。
 
从维新变法开始，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觉悟，他们发现，除了整理国故或者咏诗抒怀，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做。除了唤醒皇帝，民众也需要唤醒。西方印刷机的引进，比起翰林院抄书和琉璃厂活字印刷，不知快多少倍。软硬件的碰撞，使知识走出书斋，走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而报纸，这种舶来货，成为救国的利器！

康有为早年去过香港，西方媒体的宣传力度令他震惊。1895年，他来北京赶考，看到北京宣南士人眼光的闭塞，决心办一家宣传维新的报纸。他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写道：“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而京师无人敢创报以开知识；变法本原，非得自京师、自王公大臣开始不可。”康有为以身作则，自筹资金，于1895年8月17日创办《万国公报》，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编辑，隔日发行一期。《万国公报》是北京创办报刊之始。后来百日维新中有一条新法叫《报律》：“设报馆，义在发明国是，宣达民情，兼翻译各国报章。”
 
这条法律虽然在当年是一纸空文，但它为失意的知识分子指了一条明路。

屡试不中的落魄文人彭翼仲，看不惯官场的黑暗，搞过房地产，倒腾过煤矿，依然舍不下文化情结。1902年6月23日，他的《启蒙画报》在宣南铁老鹳庙胡同（今铁鸟胡同）创刊，这条胡同也是中国最早的国营报纸—《京报》的总部和京师新闻纸改派处（全国报纸总发行处）所在地。由于京师新闻纸刊刻和发行都集中于这条胡同，这里便有了京师“报房胡同”之称。

借着清末新政的大势，民间人士的办报热潮被激发起来。1904年，彭翼仲进一步创办了《京华日报》和《京华报》，正式以开启民智为宗旨。民国建立以后，禁锢的文网轰然松弛，报纸成为文人大鸣大放的喇叭。

宣南博物馆里，我看到一张宣南地区的民国报馆地图，报馆扎堆的密集程度，如同发掘出来的古井圈一样密密匝匝的，所在的位置居然和清代文人的故居很近。我在感叹“江山代有才人出”之余，不免产生疑问，报馆与故居的高度重合，难道仅仅是种巧合？

曾经的“高干宿舍”，随着科举和王朝的终结，不见了繁忙的考生身影。但是，作为激浊扬清的“外脑”，这里依然是治国思想的发源地。宣南仍然吸引着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擅长撰写弹劾奏章的御史言官，轻松转身为“报人”。“宣南诗社”忧国忧民的精神被“五四青年”所传承。这种思想氛围，使北京的报刊，有别于海派报刊的“娱乐至死”，更注重国计民生的舆论导向。

房子的主人变了角色，房子也悄然换了新颜。民国初年，很多报馆就地取材，转会馆为报馆。米市胡同79号的安徽泾县会馆，出版了一张在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报纸—《每周评论》。1918年12月诞生的《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倡导下，《每周评论》采取精悍小报的形式，四开一张的纸，分为四版，每周日出版，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距米市胡同几步之遥的魏染胡同，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创办了《京报》。在创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京报》从300份扩张为4000份，在那个咨讯闭塞的年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北京也是第一名，为此，《京报》增加了23种副刊，鲁迅早期的杂文都是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
 
清代以来，由于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宣南地区成为汉族官僚和富商的聚居区。比起满族聚居的内城，外城的管理宽松许多。富人云集的会馆区，产生了庞大的消费需求，服务行业蓬勃发展。民国初年，中外大众文化纷纷在宣南荟萃，天桥地区即为突出代表。宣南文化博物馆制作了老天桥地区的微缩景观，图为好奇的小观众透过玻璃，与古人“对话”。
 
鲁迅写文章的绍兴会馆，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位于宣南南半截胡同。
 
1912年5月，鲁迅先生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来京在教育部任职。他住在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藤花馆因门里有一架藤花而得名。1916年，鲁迅移居西边的补树书屋，一直住到1919年11月。在藤花馆7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时常逛逛琉璃厂的旧书店，搜集古书和古碑拓本。此时，鲁迅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和《孔已己》、《药》等名著。
 
《京报》的影响力，使它成为进步读者和作者联系的纽带。1919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多年后，他对埃德加·斯诺说，“邵飘萍对我的帮助很大”，“北京都风尚存”。毛泽东住的湖南会馆，在烂漫胡同，这里虽然没有报馆，但经常搞革命集会。1919年，毛泽东在湖南会馆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
 
鲁迅在会馆写就的杂文，出门向东，被送到邵飘萍的报馆，报纸排好版，出门向东，送到琉璃厂的印刷所，散发油墨香的报纸，再向东，送到热心读者毛泽东的手中，激动的毛泽出门向西走，参加邵飘萍报馆里的文艺沙龙，新思想在毛泽东头脑中激烈碰撞，酝酿成型，接着，毛泽东再向西，在鲁迅的隔壁，发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东东西西，来来去去，几条胡同，把思想从思想家脑中迅速物化为革命家的革命运动。宣南的报馆，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他领导中国、继往开来的神圣角色，今人绝不可以忘记。

然而，时过境迁，伟人们的救国热望业已实现，安居乐业的百姓宁静地享受着现实。解放后，会馆都变成了平民居住的大杂院儿，孩子们到里面捉迷藏，忘乎所以地绕着廊柱乱跑一气。
 
如今，我游走在这些已经荒芜的会馆。时光交错，我迷离在不同年代的性格中，难辨方向。宣南是春秋的？宣南是“五四”的？宣南是大杂院儿的？
 
不可否认的是，宣南不仅承载着北京的起源，更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际会，是透视中国的望远镜。层层叠叠的多元文化，才让人感受到首都的意味——每间房，每条胡同的地上地下，都曾住过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十足的政治大院。

本文选摘于《中华遗产》杂志2013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