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aul Mooney 慕尼仁（美国）//美国人，家在纽约，在中国大陆工作了12年，自由撰稿人，给国外各种媒体提供稿件


　　我理解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就像我不介意在林肯式的乡村木屋中渡假，但我绝对不想长期住在那里.

　　当七十年代初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做中国研究时，学生们都在传看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了众多中、日经典著作的著名英国学者阿瑟·威利的故事。据故事所述，威利是从第一代旅欧中国学生那里学习的中文，但却从未去过中国。一天他终于决定跳上船前往上海。但到港后，他却拒绝下船，因为他发现这座城市根本不是译著《红楼梦》里所说的那个样子。

　　后来我发现这完全是臆造出来的。威利从未去过中国，但原因却和传说的如出一辙。翻译了这么多精彩的著作，他不想让眼前的现实摧毁瑰丽的想象。

　　我经常在想威利的缄默。我最初对中国感兴趣是在40年前。那是1968年，我刚满18岁，正在驻越美军中服役。我对越南的历史越来越着迷，这又让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及其宏伟、古老的都城。但时值文化大革命和冷战，美国人是无法访问中国的。

　　当时，我对北京有两个印象。一个是儿童故事书中庞大的帝国军队和紫禁城，另一个则是令人热血沸腾的红色经典中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不断挥手的红卫兵，还有满脸笑容的工厂工人和收获超人产量的农民。

　　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到北京，直到1984年，我才和妻子、小女儿一起来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只有少数几个像样的宾馆，但价格都太贵，所以我们只能住在小一点的光华宾馆。我们只花了100元就得到了一个带空调和彩色电视的房间。但我们却不得不共用走廊里的公共卫生间。当我看到一个美国背包客在水池里用奶粉洗衣服时，我大吃了一惊。他不认识袋子上的中国字，所以误把奶粉当成了洗衣粉。

　　这是我们入住宾馆所在马路被拓宽成三环路之前，自行车在马路上占绝对多数时的情况。城里的出租车本就不多，想打到一辆就更难了，因为出租车总停在宾馆附近。在8月的一个炎炎夏日，我们游览了所有历史古迹。在参观紫禁城时，人们呼拉一下围了上来，围着我们只有四岁的混血小女儿（我妻子是来自印尼的中国人），当时围观的人有100多个而且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单独旅行的外国人并不多，而且许多中国人以前也没有亲眼见过外国小孩。

　　我们很想品尝一下北京名吃烤鸭，于是走进了前门的一家烤鸭店，但店里已经客满了。我们和大家一样一边坐在桌边等候，一边饥肠辘辘地盯着其他客人，希望让他们感到难堪，快点吃完走人。但他们似乎不为所动，依然在我们嫉妒的目光里慢条斯理地吃着。当我们终于盼来一张桌子时，女服务员却告诉我们，午餐时间已过，请我们晚餐时再来。我们几乎都要哭了，只好跌跌撞撞来到路过的另一家饭店，但是那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卖完了。

　　几天之后，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北京烤鸭。我们没有到楼上为外宾和贵宾预留的空调包间，宁可和大家一起在楼下用餐。我们和一群卡车司机共用一张桌子，他们是从其他省份跑长途刚刚到北京的，他们的皮肤让太阳晒得黝黑发亮，而且吃相极其不雅。当我们馋美国食品时，我们就跑到北京第一家合资饭店——刚开张的建国饭店去吃那些价格不菲的汉堡，或者坐在友谊商店的凉亭里来一杯速溶咖啡或者冰激淋。

　　我遗憾，因为我无法回到清朝，去看看老舍笔下的北京，体验一下那些骆驼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的岁月和解放后大跃进的日子，但让我高兴的是，至少我能在它脱胎换骨之前看到一点旧北京的风貌。

　　1994年，我在北京找了份记者工作，并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搬到了这里。今天我们可以到各式各样明亮的饭店里用餐——北京现在什么都能吃到——而且总能有座位。豆腐供应充足，大白菜也不再堆放在街角或屋顶，而且我们也无需在夏天狂吃茄子了，因为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茄子。不断有开着空调的酒吧和咖啡屋开张或关门，宾馆数量众多、价格合理。我们常常都在想路上要是没有这么多车该有多好啊，当然除了赶上交通高峰，外面又下着雨，找不到出租回家的时候。

　　我认为本地人很难认识到周围事物的价值。我在纽约长大，但直到年近三十时，我才头一次参观了纽约著名的旅游景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历史，特别是建筑和文化都有了新的认识。

　　这也是我和妻子看到北京的文化古迹得到保护，老字号继续延续传统经营方法后如此兴奋的原因之一。我们为北京几年前在南河沿大街修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而感到高兴，而且也常常带着客人陶醉在长达3公里的公园美景之中。古城墙令人百看不厌，而我总对古城墙旧貌充满遐想。崇文门东大街的城墙重建工程加大了绿化面积，同时也增加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我曾拜读过梁思成先生有关保护城墙和墙内北京老城区，在城墙外兴建现代化新北京的总体规划。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宏伟的规划啊？在世纪之交来到北京的游客会说，没有一座像北京这样拥有如此令人难忘的城墙的城市。当我经过古城门所在位置时，我不禁想到如果老城墙依然巍然屹立，如果那里不仅仅只是几条所谓门内或门外的大街，那么今天的北京该是怎样的啊。

　　南新仓，旧时的谷仓，近日又重新开放，游人们有机会进入古建筑亲眼看看它的内部构造。其中一处已经被改建为音像店，但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幸的是，其它建筑物保存得就没有这么完好了，复杂的结构令人难以眼花缭乱，白色的大理石甬道与古建筑的灰色墙砖格格不入。我们多希望这些新建筑也能仿造古代谷仓来修建，而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座建筑物看起来像巴黎古城外的房屋，而另一座却拥有巨大的玻璃幕墙外观。真搞不明白，设计师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南锣鼓巷因为一排排的餐馆、咖啡屋、酒吧和位于特色建筑中的流行服饰店而重新焕发生机。而有趣的是，这里正好处于老北京的中心地带。我曾去过那里几次，而且意兴盎然地看着居民们在夏夜里扇着扇子纳凉、在路边玩着麻将或象棋，或者仅仅只是和邻居们拉拉家常。

　　来到北京的外国人还可以到新开张的庭院式餐厅一饱口福，那里不仅装潢别具一格，而且还能在炎炎夏日里远离现代城市的喧嚣在露天用餐。

　　同时，我们也为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些变化感到悲哀。

　　胡同的保护是外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在他们沾沾自喜地谈论着这些韵味十足的古老弄堂被破坏的同时，这样的事情让我的耳朵都磨出了老茧，甚至一提到胡同这个词我就会由衷的感到悲哀和尴尬。

　　而且让我悲从中来的是，曾经如田园诗般的后海一带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到处都是廉价的酒吧和餐馆，汽车在狭窄的胡同里穿梭，三轮车夫、小商贩和按摩女比比皆是。唯有北京的湖泊让我情有独钟，流连忘返，这也是让我假装身处北京老城的一种方法。

　　冬天我常带着女儿去湖上滑冰。湖边树丛上明亮的圣诞彩灯给人一种节日的气氛，宏伟的钟楼屹立在远方，让人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往昔岁月。尽管坐在冰冷的木板上冻得哆哆嗦嗦的，我还是要撑着木板跳上冰面，推着女儿的冰车四处嬉戏。然后再吃两个甜麦圈，来杯热朱古力，躲到有暖气的地方暖暖身子，而且乐此不疲。等到夏天，我们就泛舟湖上，停在北京老字号烤肉季旁的湖岸边，来上几盘羊肉串。一边沿着湖的北岸游览，一边听着船上琵琶女的弹唱。

　　几年前，在12月的一个寒冷的冬日傍晚，我带着几个美国高中生去湖边。我不知道该如何从二环路到那里，但我知道大概的方向。于是我们钻进了遇到的第一条小路，沿着蜿蜒曲折的路走了好久。正在我担心是不是迷路了的时候，一拐弯我们一眼就看到了绝美的湖景，一轮满月照耀着冰雪皑皑的湖面。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那场景让人永生难忘，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我们沿着湖来到了孔乙己酒楼，迎接我们的是鲁迅先生的白色塑像。我们大吃了一顿，这一晚学生们兴奋不已，在酒楼融融暖意中畅快地交谈着。餐后我们沿着湖岸曲道经过银锭桥来到无名吧，那时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酒吧。我们拥坐炭火炉前，一边暖暖和和地喝着咖啡和热朱古力，一边欣赏着空无一人的湖面美景。现在湖面上的游船太多了，就像高峰时段的三环路，或者说像长江的船闸，银锭桥下窄窄的水道里挤满了游船，等着穿过狭窄的河道。从此我就不再带着客人到后海一带来玩了，生怕那些改造让我感到尴尬。

　　但我仍然渴望看到带着几分优雅的北京老城。我曾读到过一个有关解放前的两位老北京在街上等公共汽车的故事。两位老先生谦和有礼地站在人行道上彼此谦让着，“不不不，您先请”，完全不知车已经开走了。而今你很有可能会裹在抢着上车的人群里被挤上车。

　　我从不放过到首都剧场去看老舍的“茶馆”的机会。我还记得老舍的女儿舒济曾说过，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父亲会带着她在温暖的夏夜，徒步去首都剧场看戏。虽然这出戏讲的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但看着精湛的演出和漂亮的舞台布景，我都会沉醉其中，只有时不时响起的手机声，或者走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才会突然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几个月前，我去天桥乐茶园听郭德纲的相声。当时只有站票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个二层包厢的座位。向下望去，人们吃着桌上的瓜子和干果，喝着茶，在被许多人誉为相声救星的郭德纲的包袱笑料中笑声不断。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老北京。

　　一次当我听说人们要拆除迪化大街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正为此发牢骚时，一位台北友人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们外国人总想让我们生活在过去，”她说，“但我们想住上你们美国人那样的现代化房屋。”她的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因为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住在北京工体北路的亚洲宾馆时的情景。我在那里住了两年时间，流连于那里的窄街小巷，而今那里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直到一天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看到人们穿着睡衣出门去公共厕所，我才意识到这些燃煤取暖的房子里根本就没有卫生间。这不禁大大冲淡了我对胡同生活的浪漫向往。

　　日本著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谈到了他对日本美学传统和传统建筑物的热爱。在这本书中，他极力赞美了与电灯相比的烛火之美。于是他的妻子让一位建筑师为他建造了一个新家。设计师骄傲地告诉谷崎先生，他曾拜读过这部作品，完全明白应如何建造这座房屋。而谷崎则立即打断他说道，“噢，千万不要，我永远不想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

　　我理解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就像我不介意在林肯式的乡村木屋中渡假，但我绝对不想长期住在那里。
　　然而，虽然北京人不应被迫活在过去，但他们也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实现现代化。设法让过去与现代保持一种完美平衡，这样的例子在北京比比皆是。

　　如今，我们经常会看到，摄影师满城寻找老胡同和村舍，想在它们消失之前用照片永远保留下它们的丽影。我还听说过有人专门在录制几近消失的小贩吆喝声。虽然这些事情都很崇高，但让我悲哀的是，以后我们的儿孙就只能从博物馆、录音带和摄影作品中了解北京的文化遗产了。

　　在一篇题为《无墙之城（city without walls）》讲述北京变化的小品文中，作者查建英写到了一位擅写怀旧美文的故友对北京的印象。“现代化的北京，”她引述他的原话，“已经变成了一个没地方挂鸟笼的城市。”

　　要理解他的话，查女士称，你必须知道老北京的场景：“……彬彬有礼的老先生在安静的公园里、欢乐的茶馆中，或者自家的后院里随手把装着鸟儿的竹笼挂到枝头。这是有关休闲和某种文化的经典印象。鸟笼就是一种标志，鸟笼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一套价值观念的消失。”

　　我欢迎北京在过去20年中出现的积极变化。然而，同时我也希望北京不要变成一个无处挂鸟笼的城市。一旦它们消失，北京城最令人魂牵梦绕的一部分也会随之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