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们抛家弃子、不顾生死，为保卫祖国山河浴血奋战，幸存下来的战士们见证了暴掠日寇低下头颅的那一天。今天，日本战败投降69周年。“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如今，那些热血青年早已是耄耋老人，但这

是属于他们永远的胜利与荣光！北京市以著名抗战殉国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命名了三条道路，透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缅怀先烈,感悟未来。抗战硝烟早已散尽,历史的思考却不能停止，向千千万万为捍卫民族尊严、

维护世界和平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致敬!

1 佟麟阁路:孩子们该知道来时路

             


　　　　　　　　　　　　


　　佟麟阁路是北京城里少有的以人名命名的道路之一,有位老人经常从那里经过。一次,当他停下来看佟将军的介绍展板时,有人问他是否了解将军生平。

 
　　“是的,非常了解。”老人说。“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老人名叫佟兵,是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小儿子。“他在我们心中是一位慈父,也是个英雄。”89岁的佟兵说。

 
深情——慈父、孝子、好丈夫

　　佟麟阁将军有七个子女,故居在东四十条。在佟兵童年的回忆中,父亲是充满温情的。因为他属牛,父亲总是宠爱地叫他“小牛子”。

　　“那时候有汽车的人很少,所以他每礼拜六回家的时候,汽车喇叭一响,我们就知道爸爸回来了。”佟兵笑着说,“我们就高兴地跑到门口,给他拿了帽子,提了皮包,他把我们抱起来,挨个亲亲。”

　　但在教育子女方面,佟麟阁确实非常严格。虽然年近九旬,佟兵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父亲对他们的教导。

 
　　“有这么几条。”他说,“以诚恳的态度对人,以负责的态度任事；见权贵现谄容者最可耻,遇贫困持骄态者贱莫甚；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佟家孩子吃饭,碗里不能剩一粒饭。

 
　　除此以外,佟麟阁对父母也非常孝顺。“每次回家首先到我爷爷奶奶那里,临走的时候也必然去跟他们告别,(父母)有病亲自在旁边伺候着。”

 
　　佟兵记得父母的感情很好。“在我记忆里头,没见我父亲跟母亲红过脸吵过架。”他说。佟麟阁夫妇结婚20周年纪念日,佟将军为夫人打了一副金镯子,上面刻着“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苦；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以志不忘。”

 
　　1933年,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被迫撤销,佟麟阁深感报国无门,便到了香山脚下过起了隐居生活。


　　“我父母住在香山,我们兄弟姐妹当时在上学,随着爷爷奶奶住城里。”佟兵说。作为佟将军最疼爱的孩子,他放假的时候就会去父亲那里住。

 
　　一次,佟兵正在香山的家踢毽子,赵登禹一行来访,还对他说“小牛子咱们一块儿踢”,佟兵回忆至此,仍是一脸幸福:“他们踢得很好,什么‘海底捞月’、‘倒踢紫金冠’都会。”但佟兵当时并不知道,赵登禹此行是为了请佟麟阁出山抗日的。这一复出,佟将军再也没有活着回到宁静的香山。


陨落——在坚守之后
 
　　从卢沟桥到光彩路附近的时村约22公里,当年佟麟阁和他的部队抵抗了20天。因叛徒出卖,他们遭遇伏击,四名随从护卫牺牲了三人。佟将军也未能幸免。

　　“高弘锡(佟将军卫士)背着他的遗体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放在时村一个农民白薯地的窝棚里,拿着我父亲的怀表和相机回了北京。”佟兵说。

 　　数日后家人看到遗体时,佟将军已面目难辨。子女们用酒精为其擦洗伤口后,将遗体放进佟将军给自己父亲准备的棺材里。柏林寺一位方丈冒着生命危险把遗体藏在寺中,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为佟麟阁举行国葬。

　　“那年7月28日,我父亲的遗体从柏林寺送到香山故居旁边安葬,经过东四、东单,万人空巷。”佟兵回忆道。


变迁——将军留下的印记

 　　物换星移几度秋。

　　日军入侵北平后,占领了佟麟阁在东四十条的故居做司令部。抗战结束后,这处宅子一度被退还给了佟家,但彼时佟家已经没落,就把宅子卖了。文革时期,房子被充公,现在成了他人的私产。

 　　香山的故居,佟家人没有能力修复便任其破败了。与佟家关系不错的訾贵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做生意有些积蓄,他的父亲也是抗战老兵,因此家里一商量,就在那里修建了佟麟阁将军纪念馆。

　　“故居当时只剩三间整房,不远处的墓地也是残垣断壁。生产队占了很大一块地,养了一百多头猪,味道非常难闻。”訾贵江对最初看到的场景记忆犹新。

　　他拿出80万元修建纪念馆,并整修了佟将军和夫人的墓。现在,那座古色古香的二层小楼每年接待四五万名参观者。距其不足两百米的墓地,每年清明都有不少人前来凭吊。

　　佟将军殉国的地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只有时村的老人还记得当年他曾到过那里。

　　2005年,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佟麟阁殉国处。据档案馆原研究室主任刘苏回忆,当年找回佟麟阁遗体时,由于土路太窄救护车开不进去,一名叫于德海的村民用排子车把遗体运送到南顶路。档案馆去调查时,于德海已去世,另一名亲眼见证那段历史、名叫乔德林的村民尚健在。

　　“乔德林那年13岁。”刘苏说,“当时乔家的房顶上就架着日本兵的机关枪。战斗结束后,他家人去菜地里面看损失,发现了佟将军的遗体。”

　　殉国处附近,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佟麟阁的事迹。刘苏等人正打算在那里立一个标志牌。“历史如果离开了地理的记忆,就很容易被忘记。”他说。

 
铭记——以路之名

 　　位于西城区的佟麟阁路在天安门以西不到四公里。刘苏告诉记者,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为何当初以那条路命名,不过他的推断是当时那条路正好没有名字。

　　“北京有很多古老的地名,人们对那些地名非常尊重,不会随便改。”他说。

　　而佟麟阁路最早的时候并没有路,而是一条排水沟,上面架了好几座小桥。民国时期,为了解决道路问题,改善卫生环境,政府就把那条沟盖上了,那里也就成了“南沟沿”。

　　路虽不长,两侧却有三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建筑。路东62号院内,有民国参议院和民国众议院旧址。路西85号的中华圣公会救主堂,是北京地区建立的第一所教堂。

　　市中心的位置和密集的人口,使这条路成为很繁忙的街道。路边有两所小学,还有十多家各种风味的饭馆。清晨和黄昏,接送孩子的汽车、坐在路边点菜的顾客、骑车上下班的路人,都让这条林荫路变得拥挤不堪。

 　　对于63岁的老居民老张来讲,这条路是不断变动的名字。“我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未离开。”他说,“这条路曾叫国会街、南沟沿大街,文革的时候还一度改成四新路。路的变化不大,以前也很乱,但没这么多饭馆。”

　　对于奈米露日式料理店经理李东来讲,这条路是不容易吸引顾客的商业街。他说,“我们店开了8年,应该是这条路上经营时间最长的餐馆了。”他的顾客大多是在附近上班的人。尽管中日关系近来有些紧张,奈米露生意没受多大影响。他们也没有对“佟麟阁”这三个字有过多的关注。

　　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停下来看一看路边关于佟麟阁事迹的展示牌——那个牌子最近也不知所终了。

　　佟兵只记得一次,有人向他询问。“他说自己是旁边学校的老师,想让我去给同学们讲一讲。”但佟兵拒绝了。“每次讲到过去,我都会被带回童年时代,想起当时的幸福生活,我心里痛啊。”

　　没有触摸过那段历史的人无法理解这种感受。“小学生理解不了。”涭水河小学教导主任韩俊英说。“有时老师讲得声泪俱下,孩子们看着老师的表情却一点儿感觉没有。”

　　“我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怎样来的,了解这条路为什么这样命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将军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韩俊英说。

        

2 赵登禹路:遥不可及或近在咫尺

                

　　朝夕相处的并不一定会铭心刻骨。就像赵登禹路,始于西城区白塔寺东侧,在岁月的长河中悠悠流淌了67年,但在此居住或行过的人们却并不一定熟悉它那沉甸甸的过往。

 
　　对媒体工作者王宁来说,“赵登禹”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陌生:缴纳交通违章罚款,他得去赵登禹路上的西城区交通支队,而他家正对着赵登禹学校。

　　刘子全,一名来自四川广元的清洁工,为这条路做了13年的保洁,至今不清楚赵登禹何许人也。当被问及这条路的历史,他建议去问一问“老住户”。

　　在北京数不清的道路中,赵登禹路是以抗日将领命名的三条路之一。它与佟麟阁路、张自忠路,是中国首都少有的以人名命名的道路。

　　1947年,全面抗战爆发10周年,北平市政府为纪念“卢沟桥事变”后英勇牺牲的国民党抗战将领赵登禹,将北沟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

　　新中国成立后,这条路曾一度被易名为“中华路”,直到文革后才改回来。

　　遍寻这条全长近2公里的道路,除了路标和门牌号上的“赵登禹路”外,将军的痕迹几乎了无踪迹。

　　离开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街道,走进四合院与大杂院交错的胡同,只见老辈人守在自家门前。他们对这条路的历史也语焉不详。

　　一些人知道赵登禹是位历史人物、“好像上学时历史书上提到过”,但一深究其详,却都是一脸迷茫。就连赵登禹之女、80岁的赵学芬也对记者说:“很多人都以为我家住在赵登禹路上,其实我们对那条路一无所知。”

 
父亲

　　全民族抗战爆发那一年,赵学芬还不到三岁。她对父亲的了解,是后来回老家山东菏泽听乡亲们介绍、搜集资料才一点点形成的。

　　文革期间,因为害怕,家里留下的父亲唯一的照片也烧掉了,此事令赵氏后人惋惜不已。

　　也就在那个时期,赵登禹墓被破坏,赵登禹路也改称“中华路”。1980年,赵登禹墓得以重修。1984年10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将此路恢复原名。

 　　赵学芬遍访各地报刊库、档案馆,探访相关人士,又找到了一些父亲的照片和资料。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赵学芬认识了当年29军副军长佟麟阁之子佟兵,与其他抗战将领后代一起,为纪念抗战老兵事业不懈努力。

 　　在赵学芬等人的积极奔走下,199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60周年之际,北京市大红门中学更名为北京市赵登禹中学。

　　1937年7月28日,就是在大红门,时任29军132师师长的赵登禹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年仅39岁。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后来赵登禹中学与嘉园小学合并成立九年制北京赵登禹学校,赵学芬任名誉校长。

　　在赵登禹学校的教学楼前,身着戎装的赵登禹白色塑像,注视着进进出出的师生。9岁的赵秀泽是在入学第一天的开学典礼上听校长讲述赵登禹和学校的历史的。

　　清明节,他与同学第一次到卢沟桥附近的赵登禹墓祭奠、敬献花圈,并在墓地旁的松树上系上自己写的小卡片,希望长大也能像将军那样做个有用之才。

记忆

　　从地铁14号线大瓦窑站向西步行约三四百米,就是赵登禹将军墓。若非到旁边的公交站换乘,很少有人知道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就葬在这里。

　　墓地附近,散落了一些被风吹落的卡片,那是赵登禹学校的学生祭扫时留下的。旁边,一个不明用途的小屋,貌似已被废弃良久,有乞讨者在此借宿。

　　据附近居民讲,除了清明节和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平常很少见到有人来瞻仰将军墓,也没见到有人专门来打扫、管理墓地。

　　令赵秀泽不解的是,一位拿大刀英勇杀敌的大将军为何葬在如此偏僻的地方。

　　赵学芬认为,目前中国年轻一代对抗战历史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今年,中国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人们期待,这些纪念日能令更多人重温中华民族饱含血泪的过往,珍视和平。

　　作为赵登禹学校的校长,徐唯要求每学期的开学典礼都要讲赵登禹的故事,老师也会带领学生参观学校常设的赵登禹将军事迹展。

　　目前,学校正在扩建展室,计划建成小型的赵登禹将军纪念馆,融合实物、图片、音视频资料,也在考虑建一个喜峰口战役或南苑阻击战的沙盘,通过电子屏进行多媒体展示。赵登禹的爱国精神也被写入赵登禹学校校歌。

　　6月底,副校长仇明堂带队前往将军家乡菏泽,除了从当地的赵登禹纪念馆带回大量的图片和历史资料,还与当地的登禹中学结成友好学校。对赵登禹将军的纪念,让北京和英雄故里的孩子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的赵登禹将军纪念馆将在今年9月1日学校开学时正式启用。

　　然而,对于没机会走进赵登禹学校的不少孩子,将军和他的大刀队在长城脚下喜峰口与日本侵略军的鏖战,可能是遥不可及的。

　　住在赵登禹路54岁的楚先生希望赵登禹路上能设立纪念馆或宣传栏。

　　他说:“我希望我的后辈能自豪地跟人说,我住的街道是以一位抗日英雄命名的。”



3 张自忠路:以路铭史与对抗遗忘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抗日名将张自忠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人生轨迹上至少有一个交点——北京铁狮子胡同,他们都曾在那一带居留。

　　这条胡同现名张自忠路,以纪念74年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领、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

 　　位于北京东城区、与长安街平行的张自忠路,东西长不到800米,却聚集着原段祺瑞执政府、包括公主府和贝勒府在内的三座清朝府第、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地等重要历史遗址。

　　这些古建因特殊性和重要性并不对外开放,工作人员更习惯于用门牌号指代它们,路北的奇数编号,路南用偶数。

　　光阴流转,这条路也几易其名,从铁狮子胡同到张自忠路,再到文革前后的地安门东大街、张思德路、工农兵大街,直至1984年复称张自忠路。其间,沿路院落也几易其主,老住户依然念叨北平沦陷后,日军占了3号院作为侵华日军华北司令部,在院内的地下水牢关押过抗日烈士,还修了京城里第一段柏油路过马队,但这条路所见证的历史已为多数人淡忘。


这个人是谁?


　　今天,张自忠路1号院所在的位置,是2007年开通的地铁五号线张自忠路站。站内立有一尊高约两米的半身铜像,底座上书“民族英雄张自忠”。张将军一身戎装,表情肃穆。

　　两个六七岁的孩童围着雕像绕了一圈,对举着相机催他们站好留影的大人问道:“这个人是谁?”

　　“一个将军,打日本人的。”

　　“在哪儿打的?他被日本人打死了吗?”

　　张自忠的嫡孙张庆安对这样的对话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历史往前走”。68岁的他从未与祖父谋面。山东临清、湖北宜城、重庆梅花山分别是张自忠的出生地、殉国地和安葬地。

　　张庆安常去三地祭拜,却从不觉悲伤:“军人最大的荣耀是为国捐躯。我不悲伤。”

　　他把悲伤留给了安葬在梅花山脚下抗日官兵公墓里的七八百位无名英雄。

　　“他们叫什么?老家在哪儿?要不要我带他们回家?每念及此,都不禁悲痛。他们同是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奉献出生命的英雄。”

　　“年轻人心里要明白,坚持和平、发展、建设祖国,但中国周边并不太平,关键时刻,年轻人要有想法,为国家,为民族,不惜献出生命。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寸也不能丢。”

从“红色翻译家”到驻日外交官

　　7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日语教授李宗惠是张自忠路的“老居民”,前后在此度过了50多年。

　　生于天津的李宗惠经历过日据时期的艰苦生活。他依然记得母亲在日本人的粮站工作时,提心吊胆把玉米粒藏起来带回家,捣碎熬粥给他喝。他也无法忘记每次经过日本岗哨都要向日本人鞠躬,否则就会挨打的经历。

　　1954年,抱着“为国献身”的想法,李宗惠选择了别人都不看好的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

　　“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我考大学时,很多人认为翻译就是替外国人说话,何况是替日本人说话,那是叛徒。”李宗惠回忆自己当年入学时很纠结,不过进校看到的第一幅标语“欢迎未来的红色翻译家”让他重拾信心。

　　“我们就是冲着天安门上的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去学习的。”他说。

　　李宗惠毕业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日语教师。新中国成立后,这所从延安迁来的大学落在了原段祺瑞执政府的3号院。1983年,李宗惠被选派赴中国驻日大使馆教育处工作,后在日本教汉语,前后待了12年,“跑遍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

　　“如果把人的一生浓缩成一周,我有一天都是在日本。”李宗惠经历了中日关系的几次起伏。他对两国友好充满信心。

　　“我认识的两国大多数人民是盼望友好的。纪念张将军等抗日英雄,不是记忆仇恨,而是吸取教训,不是煽动战争的情绪,而是追求和平的愿望,这是我们把一个将军的名字刻在中国首都地图上最重要的原因吧。”

“反攻帝国主义”

 　　来自四川南充农村的李晓杰和丈夫在张自忠路上经营一家外贸鞋店已十多年。在张自忠路所属的府学社区,像他们这样的外来务工者占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的张自忠路还是京城有名的外贸一条街。这里出售大量原本出口的衣物鞋袜,价廉物美,深受“淘客”欢迎。

    李晓杰店里的货品产自“世界鞋都”广东。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张将军抵抗外国侵略,我们店里的鞋都出口赚外国人的钱。这算不算反攻帝国主义?算不算进步?”李晓杰开玩笑说。

　　她不知道张自忠率军抵抗的是日本侵略军,只是笼统地记成外国人,但提起抗日战争她却“觉得恨”,因为“那么多人被杀死了,国家是别人的了,是伤痛,是耻辱。落后就要挨打”。

　　史料显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中国工业成长率达7.7%以上,社会经济状况也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然而,战争令中国民族企业遭受残酷打击,迅速萧条,专家称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至少延宕20年。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新闻》称,这可视作世界经济的历史性转折点,标志着世界重心开始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向拥有巨大成长潜力的中国等新兴国家转移。

　　这样的巨变,恐怕是70多年前使用外国武器的张自忠难以想象的。

张自忠路上的新摇滚

　　对张自忠路的另一位“常客”齐志而言,这里代表着另一种先锋。他参与经营的愚公移山演艺酒吧是北京先锋流行音乐文化的地标之一。酒吧位于原段祺瑞执政府西跨院,是很多非主流的中外音乐人钟爱的表演场所。这里还放映独立电影,有DJ打碟的派对,间或上演小话剧,吸引了很多老住户眼中“时尚、另类、甚至不安分的人”。

　　“3号院是个中西合璧的地方,愚公移山也是,在先锋中包容着传统。”齐志说。

　　入夜,晃眼的光柱、狂放的乐音,舞动的人群,高脚椅靠背上戴着顶戴的清朝官员头像,使这里看上去多少像是对一个时代的作别。彼时代的关键词绕不开“苦难、落后、自闭”,而愚公移山酒吧想要代表的“叛逆、释放、融合”正是与中国现今社会发展脉搏一起跃动的另一群音符。

　　但齐志提醒说,酒吧白天是京剧票友的聚集地,两年前还举办过纪念抗战名将三英烈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的座谈会。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变了,快节奏、个性化的东西多了,对历史淡忘多了,我们不是要引起对日本的仇恨,而是正视邻里间应该如何交往、怎样面对问题。”齐志说。

　　上海高三学生赵本宇和朋友毕业游到了北京,特地前来膜拜心中的摇滚圣地。

　　“我是来找愚公移山才知道张自忠是谁,”他说,“我喜欢的‘21　GUNS(二十一响礼炮)’就是一首反战摇滚。”

　　因元代铸造的一对铁狮子而最初得名的张自忠路,在厚重的历史积淀映衬下,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多元并荣的一个缩影。

　　“对待日本这个国家,我们不能用七十多年前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拿七十多年前的眼光看我们,我们也很反感。这不利于两国的交流和发展。”李宗惠说,“必须要逐渐学会用现在的眼光了解彼此,与时共进。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面对未来,张庆安和李宗惠对历史的自省和铭记是中国需要的,李晓杰夫妇的踏实奋斗是中国需要的,齐志对未知与不同的包容和吸收也是中国需要的。如此,人们曾经以为被遗忘或淡出的,都会以某种方式归来。



   佟麟阁(1892-1937),字捷三,河北高阳人。早年任职北洋军。曾参加护国讨袁战争。1922年任冯玉祥将军陆军检阅使署高级教导团团长。后任第十一师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随部参加北伐。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暂编第十一师师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佟麟阁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跟随冯玉祥驰骋察省,打击日军,收复失地,为察省光复作出了贡献。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北京城外的南苑,即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

　　佟麟阁将军率部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依仗其武器装备的优势,将二十九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中国军队处于各自孤军作战之境地。部队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血肉横飞,损失惨重。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肯,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仍率部激战,头部又再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

　　佟麟阁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他以行动实践了自己以死报国的诺言。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今并入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在3月4日攻占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中国第五战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将。20岁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后转入济南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赴东北当兵。1916年进冯玉祥16混成旅。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副官长、开封军校校长。1930年任第38师师长。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任前线总指挥。1937年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同年任第59军军长。1938年3月参加台儿庄战役。1938年5月任第27军团军团长。1938年10月任33集团军总司令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40年5月,日军为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集15万精锐部队发起了攻占枣阳、襄阳、宜昌等地的枣宜会战。张自忠将军本来率部防守襄河以西,当日军攻破第五战区第一道防线,直扑襄阳、枣阳时,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毅然率领预备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东渡襄河,抗击来犯之敌。他写信给河东的第五十九军,“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渡河后,张自忠将军率部顽强抗击日军,并截断了日军后方补给线。在日军以重兵对张自忠将军进行合围后,为牵制日军主力,张自忠力战不退,与敌搏杀,最后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49岁,成为中国在抗战前线牺牲的最高将领。

　　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国葬,后追授其为二级上将。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挽词“尽忠报国”,周恩来挽词“为国捐躯”。

　　抗战胜利后,北平、天津、上海、济南、汉口等多个城市均有以张自忠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张自忠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南沟沿改名为佟麟阁路、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改名为张自忠路,以示纪念。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佟麟阁、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2009年,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均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