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洲统治者为保持满族固有的传统习俗，避免旗人“沾染汉习”，入关以来，无论在京在省，都以旗、民分别居住，互不混同为原则，并以此作为“巩固根本”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于是在各驻防地，营建“满城”（专指各省驻防旗人所居城池而言）；在北京，则将内城汉民尽数迁往南城，并以皇城为中心，“分列八旗，拱卫皇居”，24旗中，满州八旗居住于紫禁城四周，其次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在最外侧，与帝王的亲疏远近，一目了然。即使是清初就确立的京旗驻防所居方位，亦不难找到汉文化的影子。如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列北方，取土胜水之意；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列东方，取金胜木之意；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列西方，取火胜金之意。此乃暗合道家阴阳五行之说。

清代满洲驻防营房及旗地的分配，均按此方位进行。由于八旗官兵连同其家属都被编入旗，且管制严格，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驻防之地，生活范围很受限制。除清朝中期有少量汉军出旗（退出八旗），一般旗人家庭世代生活在固定的宅院。交往范围也只限于与自己同一群体的旗人。甚至，限于交流，清时，内城与外城口音都有很大差别。故虽不同源，却有着共同的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所以，旗人不仅是满洲共同体的组成元素，更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满族人丶在旗的蒙古人和汉人。他们曾一度认为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骄傲地讲述着祖先从龙入关的功绩，并自诩为老北京。他们也如古人那样天真地相信千秋万代的神话。其实，站在城市面前，人就成了过客；而站在历史面前，城市也成了过客。
 
清朝中期，为解决八旗生计等问题，雍正、乾隆朝曾有组织地将京畿地区的部分旗人迁至关外阿城、拉林等地。内城旗人总数逐步减少，至清末的1908年，为22万余人，其中满洲八旗92433人。民国后旗人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许多家庭怕受到迫害而纷纷隐瞒了旗人的身份。在填报户籍的过程中，许多满洲旗人填报了汉族。（也存在少数汉军旗人填报满族的情况，而蒙古旗人多填报蒙古族）此外民国时期，北京曾一度改为北平，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使得部分原有居民迁到天津及南方城市，其中也包括部分旗人。

八旗子弟与一般的官宦子弟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一个“玩儿”字。李鸿章、曾国藩这些权倾一时的重臣之后，或从商或从政或治学，都略有小成。而王爷、贝勒之后，没听说有几个出息了的（那个金碧辉不算）。李鸿章之类的后人不玩吗？我想一样是吃喝玩乐的，但他们没到把玩乐上升到艺术、上升为全部生活的意义的程度（听说袁世凯的某位公子还是能和旗人比一下高下的，此公玩的是法国香水，一闻即知真假。后来玩儿到自己潦倒时配制假香水高价出售，竟然无人能辩真伪）。

 历代满清统治者，为了保持八旗的勇武精神，曾严令禁止八旗经商或从事其它行业谋生，专心练兵由而国家给予足以养家的优厚待遇。可是自满洲入关后，这种制度让八旗迅速腐化，原来在江南“传檄可定天下”、令人谈虎色变的“满洲兵”已经完全成了一群废物。八旗日常是要出操，联系骑射的。于是，八旗子弟就出钱雇人替自己去出操、习武。遇上皇帝亲自校阅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幅奇怪的场面：几个仆人扛着大刀弓箭，拿着午饭酒水，八旗兵老爷在后面骑马坐轿往校场而去。一次乾隆想搞一次狩猎来检验八旗贵族的骑射。此消息一出，各公子哥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纷纷派仆人去市面上收购野兔一类，杀后插上箭放置于围场附近。当着皇帝的面乱射一通后，再派仆人煞有介事地去清点猎品。嘉庆一次校阅八旗射靶，200名八旗竟没有一个人能5箭全射中，差点没给气死。乾隆曾煞费苦心地开展了“保持八旗先进性”运动－－学习满语，后来实在推行不下去了，几乎没人满语考试能及格。在三藩之乱中，八旗兵曾被命令进攻一个江边城市，领军的王爷贝勒借口没船，浪大，大军竟然在城下推诿了一年而不出击，最后气得朝廷撤回了这只部队，史称八旗兵闻讯“三军欢声雷动”。此时，八旗已经露出了黑色幽默的端倪。

八旗不愁吃穿，终日闲散游荡于北京，到了清中末期，旗人数量越来越多，许多下层旗兵已经出现经济窘困的现象，但无论多窘迫，劳动都是被同辈耻笑的事。实在过不下去，就去预支饷银，甚至在去相关部门去闹。等到本月的钱粮发下来，马上挥霍一空。还是老舍说得精辟：“有钱的的阔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有人批评北京人宁可饿着也不去做所谓“下等”的工作，这和八旗的遗毒不无关系。对这群人历代满清皇帝无不“抓狂”，打也打不得，骂也不起作用，明明没用还得养着他们。

好像说远了，接着说八旗的“玩儿”，所知不多，仅举几例。

玩鸟：八旗子弟的印象似乎和提笼架鸟分不开。某位王爷，调教了12只会叫同一种语调的画眉，我对玩鸟不懂，无法知道这样要下多大功夫。反正此王爷专门重金打造了12只名贵的鸟笼，在王府盖了一个气派的回廊，请名家画上12个月份的花草，自己题诗12首于其旁，每有嘉宾，必炫耀一番。下一个例子更是玩物丧志的典型，清末一位挂三品京官的旗人，对自己的一只名鸟爱得要死。八旗的官都是挂着的虚名，但即使如此，此公为了与鸟能时时在一起，竟辞官不做，在家专心玩鸟。更滑稽的是，另一位旗人对此鸟极有兴趣，甚至要用自己的二品官来换，数次皆为果（由此可见晚清的腐败已到何种程度了）。等到革命后，这位爱鸟者家境日益窘迫，有人欲以百金来换此鸟，但也是碰了一鼻子灰。没多久爱鸟死去，这位大爷哭得死去活来，将死鸟揣在怀里两周不舍得离弃。最后制了一匣精美的寿材，将爱鸟埋葬。

玩虫：斗蛐蛐似乎是贾似道为始祖，但满洲人将其发扬光大。每到秋天，各位玩儿蛐蛐的大爷派仆人四处正式的下战表，美其名曰：“乐战九秋”。接到帖子者，也必郑重地带着自己的爱将赴会一战。逗蛐蛐的“探子”应该用老鼠的胡须，但有两派在对用母鼠的须子还是用公鼠的须子上一直有分歧。玩蛐蛐我也不懂，但到这种程度，您该能理解旗人玩儿到什么境界了吧？玩虫的另一绝境就是冬天孵化蛐蛐，此蛐蛐不是为了逗，而是为了听其鸣叫。听说即为复杂，要对其卵九冻九培，方可在腊月敷出秋虫。满清的睿亲王玩儿的更绝，经过精心培育，精密的计算，竟然在大年初一孵化了一只蝴蝶！炫耀于诸王，众皆称奇。

玩鹰：玩鹰第一就要熬鹰，就是刚从野外抓到的鹰要彻夜不让它睡觉，如此几次便能去其野性。八旗大爷晚上也不睡陪着鹰熬着，看其打盹即弄醒它，也不知道是熬鹰呢还是熬人呢。等到鹰训练好了，便能“千骑卷平冈”了，一般八旗到不了这个份儿，但几个仆人架鹰出行也颇为壮观。见到猎物，一声稍响，大鹰即腾空而起，但头上罩着的罩子不去（为防止鹰受惊吓，外出都要将其头部罩住）。大鹰起飞同时，受过训练的另一只小鹞鹰也飞起，在空中将大鹰的眼罩抓下送回。等到大鹰抓住猎物摔死后，另一只受训的猴子便跑上前去将猎物拖回。回城骄傲地走在街上，左手架鹰，肩蹲小鹞，要挂野兔，猴子跟在后面，八旗大爷出猎归来也。

放风筝：放风筝没什么太多的讲究，比赛谁做得精巧罢了。但八旗无聊至极，专门发明了一种叫做“镖坨”的东西，就是类似钓鱼一般，甩出去一个带刀片的钩子，专门钩住别人的风筝线将其割断。八旗大爷也不和一般的放风筝的使坏，专在前三门一带隔着皇城和宫内的太监放的风筝较劲。墙内有风筝，墙外必聚着一帮八旗子弟给人家捣乱，最后发展到隔着皇城城墙大骂不止。这帮人仗着自己的身份不怕一般的官吏，直到有人扬言“贼人丈量皇城，居心不良”后才散去。

 目前再要统计北京的旗人后裔人口已相当困难，他们在北京城总人口中的所占比例极少。因年代久远，现在以很难通过调查居民的民族构成来确定，目前北京城市人口中有多少是当年旗人的后裔，而这当中又有多少是当年滿人的后裔。所以说起来老北京人丶旗人丶滿族人包括不同的范畴。其实，站在城市面前，人就成了过客；而站在历史面前，城市也成了过客。

当然，无论如何的消退，今日我们仍可以在京城的胡同、四合院中寻到旗人文化的遗迹遗存，那些上马石；那些与旗人相关的胡同名儿；北京旧城周边的蓝旗营、正白旗；那些王府宅第；院中的石榴和鱼缸……，更多的恐怕是北京人的风格——大气、洒脱，还有些心不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