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作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然而，您可曾留意过公交站牌？历经岁月的沧桑，如今很多老地名已经消逝，但其名称却定格在了公交站牌上，比如沙滩、米市大街、榄杆市、祖家街、铁辘轳把……一座座老站牌,成为老北京的一个个地标,让镌刻在老站名上的历史与文化传承至今；一座座老站牌，昂首挺立在北京的街头，就像一部部历史书，有待我们去阅读

                          

似乎与成吉思汗南下中原有瓜葛

在北京地图上，孛罗营并不难找。您先找到东五环路，再找到它与京沈高速公路相交的五方桥。桥的西南方向，就是孛罗营村，属王四营乡管辖。

孛罗营长期不通公交。今年5月底，30路、34路延长到这里；这次，又开通了从孛罗营到劲松桥东的535路，大北窑东到半壁店的11路也延长到此，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有趣的是，“孛”字的读音曾引起争议。有网友认为，公交车的电子报站读作bó是错误的，应读bèi，因为《新华字典》只收这个读音。也有网友指出，《现代汉语词典》收了“孛”字bó、bèi两音，但是，我在当地听到村民是用近郊方言读为“bō”，故普通话中读为bó更合理。这个字的读音还是要结合地名来历进行分析。

一般的方志上这样解释村名的来历：成吉思汗南下中原，命大将军孛罗率部驻扎于此，故名。我问了懂蒙语的朋友，他认为“孛罗”很可能是“Boro”的音译(因为我不懂蒙语，只能用拉丁字母模拟发音)；元朝经常以“孛”字对译“Bo”这个音节，如帝王姓氏“Borzigin”译为孛儿只斤。看来，孛罗营的“孛”字确实应读bó。可是，这位神秘的孛罗又是何许人也？方志中所述有限，我在《元史》找了半天，觉得最可能的便是孛鲁。孛鲁(1197年-1228年)，也可译作博罗、孛罗，是成吉思汗十大功臣之一木华黎的长子，骁勇善战，善骑射。

1227年，率军攻占金国多处要地，“师还，至燕，猎于昌平，民持牛酒以献，却之。”看来孛鲁到过现在的北京，还曾命“千户按札统大军驻河北，备金。”但资料奇缺，只能找到这么一点蛛丝马迹，不足以证明他就是使“孛罗营”得名的人。我向村民请教这个问题，大家也说不上来。

据方志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孛罗营还有900亩耕地，村民多以种植业为主，少部分到焦化厂工作。然而，我根本没看见农田。一位老大爷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去城区工作，外来人员则以粮油批发、汽修、五金为业。

我离开总站，沿小路向北，走到第一个路口，右转前行，在路北发现了京朝车辆管理所的新址。车管所刚刚由通州区小潞邑村搬迁至此，据说新址在前两天已开始对外办公。

 

 

从燕王朱棣的军营演化而成地名

王四营桥位于京沈高速路与高碑店路相交处。535路过此桥，便向西行驶，走一段京沈高速公路，经北京工业大学南门、松榆北路西口等站，到达终点站劲松桥东。作为一个站点，“王四营桥南”并不出名，其实“王四营”三字是有历史渊源的。

明初，燕王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发动“靖难之役”，反对建文帝朱允炆。据说，当时从齐化门外(今朝阳门外)到马驹桥一带，有72个军营，其中一村为第四营，守备姓王，故而得名“王四营(村)”。改革开放后，以王四营村为中心成立了乡政府，管辖王四营、官庄、观音堂、道口、南花园等村，乡名也叫“王四营”。

从桥南走到桥北，路东是古塔公园，保留着朝阳区唯一完好的古塔——十方诸佛宝塔。虽然535路并不经过此地，但是王四营桥南站离它不远。十方诸佛宝塔坐北朝南，为八角九级密檐楼阁式砖结构，塔高30米，塔座高2米，因塔前原有延寿寺，又被称为“延寿寺塔”。塔、寺均为明朝所建，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经延寿寺住持翠峰禅师重修。清末，古刹延寿寺被八国联军焚毁，古塔外部虽遭破坏，但保存至今。

1989年3月区政府拨款重修，基本恢复原貌。但是，因为位于近郊，古塔还是缺乏日常的保护。2005年9月12日，我在《北京青年报》读到一篇报道——《“十方诸佛宝塔”遭涂鸦》，可能是这篇报道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古塔得到了合理的保护。2008年4月，全新的古塔公园成为北京市首批免费对外开放的郊野公园之一。5月初，笔者曾经到公园访古，只见翠色欲滴，古塔巍然。很多方志记载中已经“卧地”多年的两块石碑，也被一前一后立在古塔旁边，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与元朝开通的一条东北方向的运河有关

结束了对于535路沿线的考察，让我们一起看看536路吧！

536路从总站左家庄出发，经过新源南路西口、燕莎桥北、三元桥、曙光里等站，走新修的四元西桥，进入望京地区，停靠的第一站便是“阜通东大街西口”。

阜通东大街是一条东北——西南向的斜路。这“阜通”二字看上去比较怪，其实大有来历。536路从曙光里开进望京的途中，曾经跨过了一条河——坝河。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至元十六年(1279年)，为了方便向大都(今北京)运粮，在城市的东北方向开通了一条运河，元世祖命名为“阜通河”，因水利学家郭守敬在此河上修建了七座水坝，故而此河在民间俗称为“坝河”。现在的西坝河、东坝河、东坝等地名，正是受其影响。兴建望京小区时，规划部门又以坝河的原名“阜通”命名新建的道路。

阜通东大街修好后，西南端止于四环路。去年，我经过此地，发现多了一座跨越四环的立交桥。回家，我在地图上找到了曙光西路——阜通东大街如果向西南延伸，跨过坝河，便可与此路对接。今年上半年，我在市政府网站上看到了阜通东大街西延的信息，正与我的猜测相同。

8月8日，西延段正式通车。但是，9月初我徒步考察时，发现曙光西路还有一段没修好。现在，536路双向的路线不同：从左家庄开往望京北路东口时，是从三元西桥右转，沿曙光西路、阜通东大街西延段驶上四元西桥，进入望京；反向行驶时，过四元西桥、阜通东大街西延段后，由于道路狭窄，只能左转弯上小路，再右转弯上京顺路。但愿曙光西路早日修好，可以发挥阜通东大街双向进出望京的作用。

 

 

 

公交536路：花家地南里站

从一片种花椒的农田“花椒地”演化为“花家地”

536路过阜通东大街西口之后，有花家地南里站，属于望京地区。

“花家地”是什么意思？我翻了一些方志，一无所获。1993年版《朝阳区行政区划图》，以“村庄”的图示标注此地，当时属于将台乡。但我在当时的朝阳方志上没查到此地，遂请教将台乡的原住居民，他们肯定地说，此地原是一片农田，种着不少花椒，因此被称为“花椒地”。1988年初，花椒地上建起了住宅小区，取谐音命名为“花家地”。

536路过花家地南里后，经望京医院、阜通东大街东口、望京东园等站，到达终点望京北路东口。其中，国风北京、融科橄榄城两站解决了当地不通公交的问题，为当地人的公交出行提供了便利，而且可与538路换乘。

 

 

 

 

辽时称“孙侯屯”元时改称“孙侯店”

体验了536路，让我们一起探访538路沿线。

孙河东站是538路东端的起点。孙河是个古村，紧邻温榆河。辽太平六年(1026年)称为“孙侯屯”，元延祐三年(1316年)改称“孙侯店”，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恢复原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称“孙河村”。看来，从“孙侯”到“孙河”，应该是语音的讹变。清《宸垣志略》就认为：“今其地名孙河屯，或孙侯村之转音也。”不过，也有人说，温榆河流经孙侯的一段叫“孙侯河”，后来简称孙河，村名也随河名而变。在笔者看来，这种推测过于复杂，而且缺乏史料佐证。有些现代方志中转引《水经注》中对孙侯河的记载，但我特意查了原著，并未发现相关文字。“孙侯(河)”到底因何得名，暂且存疑。

 

 

 

公交538路：望京村站

望京馆、望京墩不知今何在

现在，望京地区可谓大名鼎鼎，高楼林立，商业繁荣。不过，历史上真正的“望京”，却是京顺路西边的这个村子。清《宸垣识略》记载：“望京馆在城东北五十四孙侯村，辽建，为南北使臣宿息饮饯之所。”(孙侯即孙河)但是，从地图上看，孙河与望京村相距好几公里；这个村子又怎么会用了使馆的名字，成为了“望京村”呢？笔者没有查到证据。《宸垣识略》：“望京村墩台在东直门外，明景泰间筑。”

1449年，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于谦等大臣拥立朱祁钰称帝。为了防范强敌，于谦建议“用四面离城一、二十里或三十里筑立墩台，以便瞭望”。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筑成了东直门外望京村墩台(以上参见《明实录类纂》北京史料卷)。可见，建墩台之前已经有了望京村；可“望京”二字为什么会从孙河跑到了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考证吧！

上世纪末编的方志，提到村南的土阜，传说是墩台遗址——现在却找不到了，听人说已经推平了。古老的望京馆、望京墩均已不存，却留下了“望京”之名，由现代化社区发扬光大。

 

 

 

因水而生的地名水边的高地和湖渠

538路从孙河东站开往望京村的途中，要停靠北皋站；过了望京村，经大山桥东进入望京地区，有南湖南路站。之所以把这两个看上去毫无关系的站名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因北小河而得名。

北小河源于大屯西部，自西向东流过望京地区，在环形铁路东侧折向东南，于东坝乡三岔河村西部汇入坝河。北皋的“皋”字，意思是水边的高地——村子正是因为位于北小河北岸的高地而得名。相应地，南岸的村子被称为南皋，因为附近有中国电影，知名度比北皋高一点。

北小河两岸有一些低洼之地，每逢雨季便形成湖泊沟渠，称为“湖渠”。元代时形成村落，延祐三年(1316年)时名为湖渠村。后来分成两村，北小河北岸为北湖渠村——现在仍是农村，属于来广营乡。南岸为南湖渠村，兴建望京小区时被拆除，只有“南湖”二字被地名保留。701路总站曾名为“南湖渠”，在规范站名时改为“大西洋新城南门”，盖因村落早已不存，以之作站名不妥。

顺便提一下，望京一带还有个东湖，是东湖渠村的简称(显然也因地理位置得名)。此村位于望京花园西侧、北小河公园东侧，曾是“城中村”。近两年，成立了东湖街道办事处筹备处，城市化明显。此外，望京还有两条路的名字与北小河有关：河荫中路、溪阳中路。在古汉语中“阳”是山之南、水之北，“阴”则反之。规划部门将北小河北侧的路命名为“溪阳中路”，南侧的路命名为“河荫中路”(可能是觉“阴”字不雅，加了草字头)，也颇有传统文化的底蕴。

538路离开南湖南路后，沿湖光中街向西，从跨越京承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上驶出望京地区，向西经小营西路、北苑路大屯、慧忠里等站，到达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北辰东路公交场站。

 

 

 

乾隆时期曾是“外火器营”

体验了三条新线路，最后大家一起来感受539路沿线的风光吧！

539路从巴沟村出发后，沿万柳中路向南，右转弯上长春桥路，前行不远便到了长春桥。记得2004年秋天，我第一次路过此地，只见碧水蓝天，视野开阔，顿觉心情舒畅。桥上向南望，可见昆玉河与长河交汇处。河边的蓝靛厂南路经过修整，今年2月1日正式通车，河东侧由南向北单向行驶，河西侧则由北向南。两岸风景清丽，是“昆玉河水景观走廊”的一部分。

长春桥与火器营有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于长河西岸新建营房，作为全新的教场，是为“外火器营”。为了方便过河，建造此桥。乾隆帝《麦庄桥记》写道，玉泉“折而南经长春、麦庄二桥”(麦庄桥后世改称麦钟桥，公交360路、437路、481路有此站)。1966年修京密引水渠，将石桥改为钢筋水泥结构。现在的长春桥，随着远大路、长春桥路、蓝靛厂南路的修建，已经成为了现代化的立交桥。既有车水马龙，又有碧波荡漾，构成独特的风景线。

 

 

 

与明永乐十三年水灾的救援有关

539路从长春桥向东，经蓝靛厂中路、四海桥、北营门等站，可到中坞、北坞村。

这两个地名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水灾有关。因为灾情严重，王朝派船沿村东的金河救灾，两年后才撤走。集中停船的地方，附近有三个村落，从北向南被称为北坞、中坞、南坞。但事实上，北坞村在金代就已成村，原名“瓦窑头”。当时兴建大成护圣寺(后改名金山寺)，在此烧砖瓦而成村。到了明朝，“北坞”之称取代了旧名，沈榜的《宛署杂记》便记为“北坞村”。

我听过一个“民间版”的地名来历：传说，明初刘伯温修北京城，用水很多，却没给龙王好处；龙王不悦，和龙王奶奶化作老头、老太太，推着水车出了城，把北京的水都运走了。闻讯后，高亮自告奋勇去追，刘伯温告诉他扎漏水桶即可，但千万不要回头看。高亮出发，发现了车轱辘印(今车道沟)向前追，听人说老太太在路边缠脚(缠脚湾)，继续向前，先后两次被泥水挡道(南误、中误，后来“误”讹为“坞”)，终于在玉泉山脚下追上他们，扎漏了一个水桶，再扎另一桶时被龙王遮住(北误，后来“误”讹为“坞”)。由于水势汹涌，高亮一口气跑到城下，但他忘了刘伯温的叮嘱，下意识一回头，被身后的波涛吞没。此时，北京城里的河湖、水井，立刻有了水，城外还出现了长河。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在长河上修了石制的“高亮桥”(今高梁桥路一带)。这是一个感人的传说，不过不能作为北坞村得名的依据。

北坞村以前不通公交，村民只能到闵庄路上坐车。2006年9月，开通了469路；现在，又开通了539路，村民出行多了一种选择。

 

 

 

明朝为北坞治水的船停在金河

过了北坞村，539路到达了终点颐和园西门。

和颐和园其他几个门相比，西门的知名度要小得多，非常清静。西宫门外，路北有玉东公园，和前文提到的古塔公园一样，也是今年4月免费开放的郊野公园。走进公园，路旁种着很多银杏、杜仲，远处天宇澄明，群山起伏，秀美与雄壮兼备。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里没什么娱乐设施，有点没劲，可是，郊野公园，享受的就是自然风光嘛！

准备返回时，我在公交总站旁边发现了一条小河沟。回家查资料才知道，这就是金河——明朝为北坞治水的船不就停在金河吗？虽然现在很窄，倒也能想见当年的风采。

 

因古河道留下的沙滩地名

在北河沿大街与五四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其西侧、北侧和南侧共有8座公交车站点，分别是沙滩路口西、沙滩路口北和沙滩路口南。似乎这个十字路口便是“沙滩”。其实，“沙滩”真正的位置在这个路口的西边，即今天的银闸胡同北口到北池子北口之间的一片区域。据传，这里有古河道留下的沙滩，北京建城时这里流沙不止，故名“沙滩”。而且，此沙滩根据北京人发音的习惯，要加个“儿”音，称“沙滩儿”。如今公交站牌上的沙滩，似有以讹传讹之嫌。

1965年，从美术馆东街到北池子北口这段东西走向的街道更名为五四大街，原来的沙滩同时被融入到五四大街中。因此，公交站牌上的沙滩实际上已名不副实。

 

 

沙滩，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沙滩儿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原北京大学“红楼”在此的缘故。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建于1898年，位于原沙滩后街北侧中段。此处明代时为御马监、马神祠，清朝时为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嘉公主的府邸，清末闲置，用于开办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新政”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变法维新的内容之一就是废科举、办学校。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梁启超亲自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此后，学校向东扩展，买下了松公府作为校园的一部分。

松公府原为清乾隆时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府邸。作为一位重臣，傅恒很受乾隆皇帝赏识，所以赐宅于皇城之内。有记载，此宅是京城第一大府邸。光绪时，由其孙松椿承袭爵位入住，后称松公府。其南墙外为清朝内务府所属汉花园大街，即后来的五四大街。1916年在松公府南端靠近汉花园大街处兴建北京大学教学大楼，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因为主要部分墙体为红砖砌就，所以人们称之为“红楼”。1918年红楼工程竣工，为北京大学一院，即文学院。红楼从这一刻走进了历史，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揭开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积极寻求引领时代之先的新派人物进北大做教授。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于是把《新青年》杂志也带到了北京，鲁迅的《狂人日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都曾刊发于《新青年》杂志上。蔡元培还聘请了留日归国的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留美归来的胡适为教授，聘请了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为讲师，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传播中国革命的火种，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进步团体和进步刊物大量涌现，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营垒。

1918年8月，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帮助下，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做助理员，具体工作是在新闻纸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每月领取8块银元薪金。他曾跟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北大教授白化文在《从沙滩到未名湖》中曾写道：沙滩红楼离我家也不过百米。这一带可就形成了极具文化特色——特别是沙滩特色的地区，就拿乞丐来说，叫声也特别，不喊“升官发财”老一套。见了男生就喊：“您行行好吧，您准能当校长！”言下有蔡校长、胡校长的影子在。对女生则喊：“小姐行行好吧，您准能坐大火轮留洋！”校门口卖豆腐脑的也有老北大书卷气，常对我们小青年灌输：“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给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沙滩，成为老北大永恒的风景；红楼，因为孕育了五四爱国运动，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红楼，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沙滩红楼，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门牌是五四大街29号。

建在原北京大学红楼旧址上的这个纪念馆，2002年4月开馆。展览有《新时代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陈列》、《蔡元培与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等。在红楼一层还有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新闻纸阅览室、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学生大教室等。1919年5月4日，学生们示威游行时高举的北大校旗、横幅等，现也陈列在红楼一层东部新潮社址的房间内。

沙滩历史上的今天

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4日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中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曾赴英国海军学校留过学的严复，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粉碎了国人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3000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北京学生率先举行的抗议行动，很快发展成社会各界广泛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1939年5月4日——中国青年节确定

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光荣的革命传统，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