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这是特别冲动坐了一夜火车来听讲座，早上的时候抢不到拿话筒的机会，听完你们三位的讲座，慢慢引多童年的回忆，我觉得特别亲切，我想问一些更浮浅的问题。我学的专业是广播电视编导，这学期刚开了编剧课，编剧课对我来说不知道怎么把握，我从小愿意写东西，最开始的冲动是在博客上写给朋友看，朋友们互相留言，可以把一些开心的事记下来。后来进入青春期开始写特别难受的事，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回头看那段博客。现在老师跟我们说编剧的第一个成果肯定是有一些类似于自传体的，你只有真正的在内心深处不断的挖，你才能挖到令人动容的故事。我想听您说一下您的第一部作品。听了您说大松鼠，我觉得您是特别有童心的人，像我特别喜欢的台湾导演刘成哲，他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但是他还有一粒特别童真的心，我特别尊敬这样的人。请三位介绍一下你们的处女作。

史航：我会说的很简短，说到处女作的问题，上学写的那些东西都是功课，是老师让写的，处女作就是电视剧，电视剧就是老板信任你，给你下了定金你开始写第一部剧，我当时写的《京城镖局》，我当时看了一部小说对我很大帮助，我之前看了很多历史上的事情，但是《北京法源寺》对我有很大的支撑，它让我相信你对所有历史知识之外，你还对历史有一个非常主观的想象和关照，甚至是对历史存在特别大的焦虑，那种焦虑让你形成一种情怀，所以《北京法源寺》对我支撑特别大，我这么多年写所有的作品，一般历史的居多，我都在想我是不是有想说的话，我是不是争取说出，这对我来说形成一个标准，所以我很感激那个小说。

骆以军：我整个高中阶段是流氓，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很多时候你在城里乱跑、打架，感受暴力或者施暴，所以我后来上了大学，我后来看待小说，我们会相信花式溜冰，或者你要学一个钢琴，学大提琴，或者学芭蕾舞，都需要长时间的基本训练，非常枯燥乏味的基本训练，可是为什么小说是需要漫长的枯燥的基本功训练，到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我后来转到中文戏，我当时的老师是张大春，在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带着我们打开的是一些西方的，那个时刻台湾独特的环境是政治刚好解严，也有关于同志运动，关于台湾本身的族群，还有社会上的一些论述，小说家本来以前在戒严时代的时候很多话不能讲，在开放的社会里面更多的话语被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心理分析掌握，小说家被驱赶到比较窄小的位置。我们一直讲说故事，我觉得不要那么急着要说一个故事，故事怎么说？你可以看看马尔克斯怎么说，村上怎么说，不一样的时光里面把这些故事完全不一样的遮光，不一样的旋转，我们整片看过去，一整片的人群，这么多群体，那个时候在台湾受过的小说训练，漫天纷飞的银杏叶片，在每一个时刻，在每一个高度只有一片叶子，漫天纷飞的叶片可以切割成连续的片面，这个短篇小说是在讲怎么样练习如何把感觉孤立出来。我这个时代或者台湾独特的状况，这也可以跟年轻一代一样，很多时候是孤单的，葛亮的小说，他如果是漫天纷飞的，他有办法观察一片、两片、三片叶子，形成一个运动感，光在变化的过程。小说的物种太庞大、太多了。我刚开始从我发奋苦读小说，到我真正努力写出短篇小说，中间隔了两年，我才有能力从文字上驾驭，我可能学结构。

葛亮：关于我的第一篇小说，我的写作比较晚的，差不多20多岁才开始写，因为早期阅读的经验让我觉得文学是门槛很高的事情，当时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法做到，我对自己早期的定位是文学的阅读者或者研究者。我今天会有一个感觉，有时候你对文学作品的提供或者对文学作品的认识，需要你体会写作者的内心，需要将心比心，需要去体会他们写作的过程，你才能真正抓住他们想要表达的精神内核。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尝试写我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画家，他在他的画上面说时间是一条玩具盒，我用这个作为标题。我当时的小说是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把这个感觉复制到中国的语境里，写的是年轻的大学教授他生活的林林种种，包括他的老师要去世，包括对他导师的追念，也包括他在现实生活中，在他的职业上面的困扰，也包括他与他的子女相处之道，甚至包括一段婚外情。后来这个小说发表出来，那个编辑一直以为我是40多岁的老男人，后来他知道我20多岁，还挺吃惊的。但是我会觉得写作小说是非常好的过程，我很喜欢电影，我觉得这些艺术的形式，我自己会非常享受它，因为我觉得这是体验人生的捷径，体验自己的、体验别人的、体验现实的、体验将来的。小说最大的意义是从你当下的生活，从你最原本的生活辐射开来去体验周遭的世界。

提问：三位老师好，今天的讲座我都听了，第一场我很兴奋，第二场我很困，第三场我感到很快乐，让我融入到你们的故事里，也让我想起我的小故事。大家都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作为文化人或者文人，都有一种士的精神，三位老师自己理想的社会或者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先说一下我希望的生活，我希望我在湖边有一个小房子，木头搭的，有和煦的阳光照耀，当然最好还有一个女子陪着我。

葛亮：我也向往这样的生活，好象是很多年以后的退休生活。你刚才讲到的场景让我想到很久以前我的朋友给我做的心理测验，做心理测验要特别谨慎，搞不好会进入一个陷阱，看上去非常美丽的图景会暴露你心里的阴暗面。我理想的生活可能是比较简单、平静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但是不要是人生的巨变。从我自己的写作而言，一个相对来说很宁静的环境能够有助于我想观察的世界。

骆以军：我跟葛亮一样，你刚才讲的那个生活，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人渣，后来很负责任，想要当艺术家，我当时就是看余光中翻译的《梵高传》，在一个很简陋的卖书的专柜，我就想我一定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我要成为非凡的人。后来我想我要写小说，然后想我36岁的时候要举枪自尽。我其实在台湾做专业创作的收入比较辛苦的，过去十年，我还算幸运，我身边的在台湾的创作朋友比较辛苦，我们有时候几个创作的哥们在咖啡或者酒吧大家抽烟、喝酒、乱侃，就会出现你刚才提的问题，如果我买彩票，如果中了彩票以后要干吗。我们讨论的最后结果是，中了以后还是想买楼，因为我们买不起楼，买个楼，给老婆、小孩一个安顿，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写小说了。你刚才问的问题是士的事情，其实我错过了，我在来的飞机上才看了陈丹青先生的《笑谈大先生》，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本来我们的沙龙要谈青年，因为台湾有限制，在18岁以前台湾没有鲁迅这个名字，像沈雁冰全部都盖掉了。其实在台湾像鲁迅这样一个典型，在台湾是不存在的，可能在蒋介石的概念里，青年是要灭掉的词。但是在大陆我才发觉原来鲁迅或者青年这个词在共和国这边的土地上像宇宙瞬间无止境爆炸，所以青年对鲁迅是腻味或者恐惧的。

史航：说到理想的生活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明知道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闭门读书。以前我看一个小说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读书的时间不够，有很多事情要谋生做事，跟别人抢名和利，这时候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很多做电影、做电视节目，我都会做这些节目，但是总会打很多折扣，还不像微博140字可以完整贯穿你的意思，但是在别的创作中都很艰难，我有时候有打退堂鼓的想法，中国有句老话说早知穷达有命，恨不早十年读书，我现在40岁了，别人都觉得我是书呆子，其实其实读书的时间少了，做事的时间多了。如果我自己生存方面的要求非常低的话，不养车不养房的话，还是应该多一些时间读书。我不能改造这个世界，我可以把自己的小宇宙风调雨顺一点。开玩笑说，挺希望自己被抓起来关到什么地方，但是最好不要被政府抓起来就可以，每天强迫我必须读两本书发一百条微博。但是如果说更远一点，我有一次在微博里说过，我希望我有很多钱，还有一支军队，还有很大的势力，而我生活在1966年以前，于是在1966年元旦的时候，很多作家都被绑架，老舍这样的作家我要绑架，刘宝瑞那样的相声大师我要绑架，联通他们的家庭一块带走，到云贵川的大山里面，外面拿着枪炮，谁敢进去就哄谁，让他们把自传写完，把相声说完，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提问：三位老师好，今天晚上三位老师特别的真诚，你们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童年记忆，讲你们对生活的感慨，我们可以感觉到你们的真诚，对年轻学生来说这一点是很期望的。刚才主持人说到两位作家很拘谨，我觉得喜欢阅读的人会非常理解，喜欢看书的人是喜欢安静的，一般不会太说话。但是说到触动的就会很激动，因为内心很丰富，很有抒发欲望。虽然看起来很拘谨，但是很可爱。我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的处境以及这种处境对写作者的理想，三位对现在年轻的文学青年的忠告是什么。

葛亮：文学处境，整个文学大环境我感觉很乐观，因为越来越开放了。从我自己而言，我写作还是会把它作为个人的体验，包括我对于时代的感知，包括对于历史的诠释，也包括对于周遭的观察呈现，我会带入更多内心的东西。我不会太在意文化的大环境对我们的推动，或者说是约束。对大部分作者来讲，整个的文学或者文化的大气候，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好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叹，文学在走向示威，会有这样的声音存在，但是文学本身作为一种行为，有时候既有社会的功能性，早期我们讲文以载道这方面的考量。但是如果落实到作者本人，他内心想去表达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也很希望从前辈那里得到对我的忠告。从我的角度来说，算是发表过一些小说，出版过几本书，在你更年轻的时候尽量去写，不要怕写错，不要怕摸索，不要怕摔跟头，不要怕撞墙。我20多岁开始写作这件事情表达了对文学的敬仰跟神圣的态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失去了跟多的冲劲跟尝试的机会。也许在你的经验和阅历更成熟的时候，你表达出来的东西在你自己的审美角度看更为完善，但是我反而觉得有刺点的东西，那种锋利在你年轻的时候是更加宝贵的。

骆以军：大江健三郎有一个小说，乡村的小孩被妖精抱走，他觉得那么好的男孩，但是后来被妖精抱走，里面就是以德国画家的童话故事，一个小女孩叫艾达，她爸爸出海捕鱼，妈妈刚生了一个小孩，得了产后忧郁症，没理他们，爸爸又不在家，有一天住在森林里的小妖精把婴孩抱走，换来一个冰雕。这个童话就是有那种保护的力量，艾达飞出去，飞在空中她看到森林有成千上万的小妖精，分不出来哪个是真的，艾达把号角拿出来，在哀求他们，地上裂了一个洞，所有的小孩都卷入到地下，只剩下真实的婴孩，艾达把他抱回家。这时候她收到她爸爸船上传来的电报，爸爸不在家，妈妈就在身边，艾达要保护弟弟。如果讲文学的处境或者讲年轻一代做文学，其实是时光的检阅者，你年轻，但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前辈的书。今天20岁的孩子，他拥有的经验可能是一百年前1911年北京的一个80岁的老先生他一辈子的经验，在座各位这些20岁的年轻人，是一百年前80岁老先生一辈子经验的十万倍，你每天透过网络、透过好莱坞电影、透过各式各样的讯息、广告，你可能没有真正经历过世界末日，但是你看过好莱坞电影海啸，你看过船沉下去，人在恐怖的状况，那一切会在眼前。一百年前80岁的老先生一辈子的经验可能就是那一百件、两百件，他拥有的经验那么少，而我们拥有的经验是那么庞大、巨大，但是我们有太多的经验是山寨经验，我们有太多的经验是冰雕伪冒的。如果对文学上有一个情绪的阅读，不是只是考科举，到我们这个年纪你还是觉得自己是无知的，可是阅读可以一直阅读，就是把眼前一大片可能是冰雕的经验，如何把它换成真正的灵感。

提问：刚才三位讲述自己理想的生活我突然想起很有意思的问题，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主人公有奇妙的旅程，但是他自己同样选择简单、单调的写作生活，早上起来跑步，然后开始写作。为什么作家在自己的小说里会写很多很精彩刺激的生活，但是他自己反倒选择最简单、最纯粹的生活方式？现在出现好多翻拍剧，连《还珠格格》也要翻拍，感觉我们的创意、灵感有点枯竭，另一方面美国的电影出现像《盗墓空间》、《记忆碎片》，甚至包括《源代码》那种想象力非常厉害的剧作，史航老师对此怎么看。

史航：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美国也有很多续集，哈都哈7了，变都变3了，他们想象力也很枯竭，只是他们想象力枯竭前挣到很多钱，我们没有挣到钱而已。周星驰拍《大话西游》的时候有没有意义，有能力这样改就有权利这样改，周星驰就是有能力也有权利，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说。第一个问题，比如我是野生动物的摄影师，我拍着非常动荡的跑、跳、游泳、飞翔，但是我的手必须很稳，否则焦距虚了我就不能拍摄这些，所以它兴奋我不能兴奋，我们有时候用枯燥的生活来记录我们想象到或者捕捉到的很丰富的画面，我们手要稳，所以我有时候选择做宅男，我连跑步都不跑。

骆以军：我们是二十八九岁刚开始写小说，那个时候都是处于个人的孤独，村上春树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我们在台湾有一批我这个年纪的创作者，有三个人后来自杀，后来我想到突围的方式是，我到三十五六岁，因为生了小孩，你带小孩，你要去接一些烂的广告文案、烂剧本，又被骗，所以那个时候蛮惨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赫拉巴，捷克的一个小说家，他没有能力处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一个传奇或者一个长恨歌，但是他像风草一样，他处理这个城市各式各样的，比如流氓跟公安是好朋友，他好象是这个城市集体梦境的浓缩，我好象在中年以后，有一些长辈拉我喝酒，我觉得好象是我比较晚熟的人情世故。我也很爱打的时候找话头跟师傅聊天，我后来写作患腰肌突出，又去做按摩，有一段时间我常在黑黑的小房间，小姑娘会踩在你的背上，我会一直听他们各式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不完整，好象是一个碎片。美国有一些小说家把自己否定掉的，村上春树的作品好坏我不评论，写小说这件事你要像芭蕾舞者，你每天都要重复的练习，一个跳水选手只为那一秒掉下去溅起的水花。

葛亮：讲到村上，村上除了跑步之外，他对于各种品牌如数家珍，他并不是完全宅在家里的人。从写作者的该度来说，有时候在你体验世界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原点，甚至可以这么讲，你需要对你要呈现的周遭的林林种种，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冷静，甚至客观的态度。但这个决定你可能需要和一些更加喧嚣的世界保有一定的距离。如果真正深入到其中之后，自己也加入了整个世界的嘉年华一样的狂欢，可能也会因此而迷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个性的成熟，整个写作状态也会有变化，因为年轻的作者更多是在High的状态下写作，但是试问谁没有年轻过。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很多不同作家的写作方式也是这样的。

史航：时间有限，容纳不下新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打开，我们只是打开这个通道，不是今天就走完，大家通过阅读和重复阅读，还有很多机会跟两位作家交流。这一次沙龙就到这里，感谢诸位的到来。谢谢。

　　2011年9月10日，“2011理想国年度沙龙”主题论坛”，主持人史航和作家骆以军、葛亮共同探讨“故事该如何说下去。本期为现场观众提问及嘉宾精彩回答集锦。
（主办：北京贝贝特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