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2日，“2011理想国年度沙龙”主题论坛“青年的时代还是时代的青年？”，主持人梁文道和舒国治、许知远、刘瑜、张铁志、骆以军共同探讨。本期为此论坛上的观众提问与嘉宾精彩解答集锦。
　　（主办：北京贝贝特公司）

讲稿：

提问：大家好，首先我想说一句藏在我心里很久的话，刘瑜老师您真漂亮。现在在我们大学有一个课叫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这个课的设计是让老师帮助大学生计划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学生在结业的时候交上他所写的职业生涯规划，老师还要给他打分。大学生或者青年人的人生应该走一步或者他自己规划，而不应该是由老师或者前辈来规划，我想问一下刘瑜老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刘瑜：对于年轻人来说，你需要花时间精力确立的是你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而不是说具体的，我记得北师大有一个老师说你到30岁不挣到4000万就别来见我。我觉得这种具体的目标没有意义，到最后也是会扑空不可行的，但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想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什么样的世界观，甚至是政治观念，是值得你去追逐的，这是重要的，这样的话你通过多看书、多思考、多旅行，甚至是多看新闻、多上网，诸如此类，这个事情对年轻人来说才是当务之急。

提问：我首先代表在座的各位，祝各位老师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请问舒老师，我赞成您的那种状态，跟这个时代稍微保持一定的距离，你可能更能看清楚这个时代。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我们在上大学到毕业之后，即便是我们自己想同这个时代保持距离，但是很难，因为确实有生存的压力，而且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会不停的给你施加某某孩子又怎么着了，某某人又到什么地方工作了，可能我们自己会收到这样的压力多一些。请问舒老师，您如何在正常的时间里一直过着这样的暑假生活？

舒国治：接收的讯息不宜太多，或者是外在强压给大家的讯息你也不能太贪心，我觉得应该倾听自己相当百分比的心底深处。外面，哪怕钱很重要，上北大很重要，在清大有那么漂亮的老师听她的演讲很重要，这些都重要，但是不能太贪心，只为了看清大漂亮的老师就可以，也已经是你作为青年很强烈、很好的，跟这个时代很符合的。一来不要很贪心，二来也不能全部遵照，我们原来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现在也都不能听了，你说爸妈我要永远伺候在你身边。一定有很好的方法，大家给了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太满了，所以每个人失去了这个能力。80后那么好，铁志讲是最好的时代，可是这个最好的时代有太多的好，你知道方便面就在手边，你不该让自己吃到那么方便的东西，不要太多的刺激。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时代与青年，刚才各位老师主要还是围绕青年怎样通过自己的历练来影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除了思想和我们生活中的工具，通讯工具以及电脑这样的查询工具以外，我们这个时代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呢？

许知远：当然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匮乏和丰富的关系，你怎么面对选择的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而且这个时代有一个鲜明的特征，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和精神上的匮乏，同时是集体声音高度兴起，个人声音高度微弱，这样两种力量的并存带来非常多的困惑。困惑是每代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充满了对教条的渴望，所有面对多元选择和困惑的时候，都有内心巨大的焦灼和彷徨犹豫失措的过程，而这些失措的过程是人生最珍贵的，你不要跳过这个失措的过程。

提问：如何解决有思想、比较开放的青年跟父母的关系，我是一个追求理想的青年，我可以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也不在乎物质条件，也不在乎自己跟父母沟通上的障碍，但是我的父母可能由于我的一些想法太过于新潮，他们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现在在大学里面不会跟他们交流很多，但是以后进入社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还在为我担心，我无法与他们沟通，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在逐渐的恶化，他们在担心，这个矛盾很难去调和，我无法与他们沟通，我也举很多例子，他们当时会感动，但是过一段时间依然告诉你要走其他人的路，一定要按他们说的做，你不能这样。

梁文道：我非常能够想象你的处境，很多年轻人有，每个时代都有，当他们想走自己道路的时候，父母会给他很多的其他建议、命令，甚至措施已经给了出来，大家都很恼火，怎么办。我常常听到很多年轻人跟我讲说现在这一代压力很大，就像昨晚单向街的朋友说有房子问题、有车子问题等，你叫我怎么关心社会，我还能做些什么，我还有什么选择，等等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每一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总会有他们那个时代给他们的压力、责任，问题在于，我成长的年代在香港也是，所有同学像大陆年轻人一样，毕业之后想着买房子、买车子，但是我们很少会跳出那个时代来想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子、买车子，我到现在都没房子、没车子，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死了吗？我活的好好的，我今年40岁，仍然没车没房，仍然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舒哥也没有。为什么人不能没有车没有房而活的好好的，我搭地铁、搭公交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你的女朋友爱你的房子和车子多于你，你干吗要跟她在一起？有必要吗？今天在大陆我们年轻一代，我不是要鼓励你们学我们做的这些选择，因为我太了解你们的压力应该比我当年在香港还要大，你们有太多的苦楚是我不能明确知道，但我可以模糊感觉到。但是我们要培养自己抗压力，没错，社会压力很多，每代都有压力，但是你多能置外于那个压力，这是你可以培养自己的地方，你有多想过自己的生活。这时候必然要牺牲很多东西，牺牲什么？不知道，也许牺牲你的工作，像刚刚铁志讲他的学长，台大是多优秀的学校，像铁志、杨照他们中学念建国中学，大学念台大，在北京像是中学念北京四中，大学念北大、清华。但是他上那一步之后，他宁愿放弃学位，赶我出校无所谓。我真的不知道值不值得，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的定义就是，年轻人是一种花得起的年纪，年轻人好象没钱，其实他有很多钱，花得起。牺牲得起，付得起代价，还有机会。像我这个年纪，你让我放弃一切，我会想很多东西，我爸我妈怎么办，想一大堆事。一个人年纪越大他的视野越来越窄，但是年轻人不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前面怎么走，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花儿，你还有很多的精力可以花儿，你可以浪费。很多人说浪费青春不好，我觉得浪费才是青春的本质，青春必然要浪费，老人就不能浪费了，像我们这种中年人真的要精打细算，年轻干吗不浪费？当然要浪费。坐几小时车，早上排队那么久坐在这干吗？人家说你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你浪费的起，你等于是，爷就是有钱，没别的。但是说回父母的问题，我完全同意，那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有时候父母给的压力是最难最难避免的，尤其万一您父母身体不好，甚至您父母的身体不好是由于您的韧性的话那该怎么办？我身为一个佛教徒，我相信因缘，那也许因缘注定，你被给定的条件限制不同，有人可能生下来身体某些残障，有某些缺陷问题，这都是每个人面临的不同的条件环境，而所谓做人的智慧，在这么多条件限制跟环境的局限里面怎么样摸索出能够在自己的想法跟这一切的条件满足间找到平衡的办法，这是每个人活下来的功课，每个人生存下来的功课，这是你的功课。我的建议是，我不能准确告诉你，也许你应该先照顾好家人的健康状况，如果你真的有一番很远大的志向，有自己想法的话，你可以把它在一定妥协的状况下保留起来，你不要想着将来毕业之后马上就要进入社会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没觉得有那么紧张，我没觉得毕业之后马上就要找工作，马上要买房子，我从来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尤其是中国年轻人，每人都觉得必然要买房，要急着找工作，好象都觉得必然如此。我觉得好奇怪，这个国家好象有很多必然性，必然要这么做，偏偏这个国家变的多快。30年前、30年后变的多大，你今天觉得一定要买楼，你知道过几年楼市是什么状况吗？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垮？你怎么知道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你那么着急买车，你怎么知道过几年油荒怎么面对。世界变化这么急剧，中国变化这么急剧，而每个人居然觉得有些事情是必然要做，是不变的，这是很奇怪的人生规划。所以我建议你要有自己的雄心壮志，永远看着前面，但是还是可以做一定的条件上的妥协处理，照顾家人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也真爱他们的话。

提问：我想问一下舒老师和许知远，您二位对流浪是怎么理解的？舒老师在演讲的时候更多的是对内的，自己放暑假到现在，一直是对自己的把握。而许知远老师是有改变世界的抱负。您二位对流浪的定义怎么理解的；

舒国治：流浪传统来讲不是好字眼，时代会变，后来大家拿着不一定好的状态的字眼来做文章它变得很美，忧郁不是好字眼，但是存在主义的时候忧郁是多重要的质地。堕落不是好字眼，但是大家说我真想堕落，我上了北大这四年我要好好的堕落我自己，连我都上了北大，这个机会我不堕落太冤枉了。各位可以假象这个世界很大，但是可能每天你都有一段流浪，有的是被压迫的在北京的高速公路上，二环、三环、四环的流浪，还下不来，其实最后都要找一个地方停泊。有的人不在乎停泊，马上又上车继续走。所以不要想这个字眼，要想你想要干吗，你自己最希望的，你是在流浪吗？还是你渴望多一点流浪？你想这个就行了。

许知远：国治先生是真正流浪的人，我是伪流浪者。我是一个收集者和体验者，我想收集各种各样的经验，我本身还对知识和陌生东西的迷恋，特别有占有欲，我去过很多地方，看到不同地方有政变，有苏伊士运河漂亮的海岸，有点像漂亮的姑娘去商场买东西差不多，所以我不是真正的流浪者。

提问：我想接第一位同学的问题，刚才说青年的路走一步算一步，跟我的想法非常类似，人对黑暗都有本能的恐惧，我们未来没有明确目标的话，我们的内心也会感到恐惧，当我们看到周围人已经确立自己的目标，他们要考研、要出国，这时候我内心会恐惧，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我知道我的路会走很长，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我想问一下刘瑜老师，身为一个青年，当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应该怎样克服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

刘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不是你要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而是你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其他的，你通过什么事情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那都是次要的，甚至是技术性的问题。对我来说，当然我年纪比你们大一辈，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具体清晰的目标，文道说青春是浪费，我想到另外一个表述类似意思的词，就是实验。年轻就是用来做实验，你可以试不同的目标。我碰到一些年轻人，想去NGO做一段时间，看看是否适合。我去英国的时候，欧美学生跟中国恰好相反，如果有一个小孩跟我说今年夏天去高盛银行实习，他会辩解说我不是一味挣钱的人，仅仅想体验生活。那也没关系，就去体验挣钱的生活也不是羞愧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NGO也好，或者经商也好，或者愿意考公务员也没有什么不好，或者去乡村当志愿者老师等等。我特别同意文道说的，年轻就是你有时间做实验，你有时间挥霍。我以前跟朋友说，在30岁之前没有人生目标不奇怪，重要的是把你手头的事情做好，比如把一两年所要做的事情规划好，这样的话自动一步带一步，会像滚雪球一样，会到达非常好的境界和非常好的状态。反而你立志30岁就要买房子或者40岁就要挣到4000万，你会活的非常拧巴，因为你是活在紧张的状态里面，而不是享受做事的状态里，反而你会活的很累很恐惧，万一达不到那个目标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追求做事情的美好状态，享受做这个事情的状态，中国的孩子特别缺乏的一点是发现你自己的精神，总是家长告诉你或者老师告诉你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或者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是什么，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更好的状态是发现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爱做什么、你擅长做什么，你的兴趣点在哪里，你充满激情的做这个事情。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事情，一般来说你会更成功，比那种非要拧巴的追求你不爱做但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事情，你会更成功。所以长期的目标、规划在我看来都是扯淡，更重要的是发现你自己，追求做人的境界比做事的成功更重要。

提问：我最近正在读许知远老师的新书，读到一半，有一个词出现四五次，就是二十世纪主要的悲剧。结合今天的主题，这个主要的悲剧可能是说，在二十世纪，在物质相对贫乏的他一百年中，被打扮的很美好具有包容性的共产主义造成了这个悲剧。说到中国，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它的悲剧也是一次次的时代对于年轻人的利用和绑架。当然中间出现了特别短暂的、特别美好的让后来人特别向往的80年代诗歌理想主义时代，但是从1989年春夏之交风波之后，青年会再做主要的话题。在我读一些书之前的时间，我对青年的理解就是对于五四或者当局非常虚情假意的怀念。我发现台上的老师有一个现象，当青年这个词在这个时代重新跃入我们视野的时候是微博，我发现几位老师对这个东西表现特别积极，舒老师和许知远老师不是太过积极，我自己突然有一天用微博的时候，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一条微博转发量十万甚至更多，你看转发量和评论量比例如此可怕，当然转发就是力量，但是证明人们被新工具绑架。在开放、信息化的时代怎么去避免对青年的绑架。

张铁志：文道写过一个文章《只剩下围观而已》，我写过一个文章有一点跟文道的文章对话，这个时代不止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样，包括在国外今年有一连串的辩论，网络是有利于被统治者还是有利于统治者，因为网络科技可以让统治者更有效的监控各种资讯，之前的阿拉伯之春好象对被统治者充分希望。在中国也讨论很多，譬如文道写文章只剩下围观而已，去年的确非常多的事情进入公众视野，因为网络关系大家疯狂的转发，但是有多少事情真的成功呢？好象并没有，有的事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只是被疯狂转发。这个在全世界讨论很多，甚至有人说是“懒人形动主义”，在台湾我们比较流行Facebook，多是暗战，你已经参加了。但这个问题在中国还是比较乐观，就像我从来都是谨慎的乐观主义，去年假设我们转发一千次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确网络参与，以及让更多的人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大大提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温州动车事故大家也是疯狂转，或者提出各种意见、各种分析，就算最后铁道部没有给大家一个合理的交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对权力的运作有更深层的了解，或者对于真相的渴望更高，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意义。也许今年很多事情进入公众视野被讨论，还是没办法产生巨大的效果，大家骂的要命这个事情还是不满意。但是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他的公民意识或者对真相要求的提高，我相信在某一个时刻还会产生某些作用的。

许知远：因为所有技术都会带来多重后果，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带来巨大生产力的提高，英国的崛起与工业革命有巨大的关系。同时我们看到伦敦上空被污染的天空，他们必须要承担技术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次信息革命不过才二三十年时间，我们这一代有点像工业革命初期的感受，它的解放性和压迫性都非常显著。同时我们国家过分高估技术和平带来的影响，因为技术是整个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环节，有时候我们在夸张它的重要性，它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都是因为技术手段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传统中表现初步统的形态。在中国过去几年非常戏剧性，08年的时候我非常不舒服，因为08年中国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站出来很多说话很年轻的人，我们本来对他们充满期待，他们表现强烈的愤怒，互联网是他们重要的手段，成为连接狭隘情感和愤怒手段的工具，这些我们深感不安。08年所有人开始抱怨，民族主义幻想消失了，这时候互联网成为连接抱怨最主要的工具和要求社会正义的工具。对我来说，我个人最关心的是一个新的技术工具对于个人内心的影响。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高度自恋化式的，比如我们提很多问题，都是我个人的人生困惑，我个人怎么办，我跟父母的关系，很小的私人世界的事情。这种私人世界事情是每代人都面临的问题。但在我们的时代，因为有无穷多的通讯工具，有无穷多的即时通讯手段，个人困惑被无限放大出来，所以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私人困惑里面，而没有空间装更大的世界。同时技术又有一个掏空自己的倾向，通过技术你可以不断的跟不同人在一起，这个时候你放弃个人孤独的时光，放弃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光，你在掏空自己，变成群体的一部分，你会跟着一波又一波社会事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无穷多跟下去，而你的内心仍然是掏空的。所以一方面高度自恋，一方面高度空心化，这种东西带来的忧虑更大，因为这种高度自恋和空心化是渴望新的领导的出现，一种新的无所不包制度的出现。在人的本身上面，某种意义再堕落或者再下降。

刘瑜：我同意我们要关注技术的发展对人的内心产生的影响，但是一个健康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和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互联网的存在以及博客和微博的时代，使中国有了更大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渠道，电视或者纸媒很大程度被严格控制的，微博、博客这种媒体的兴起，使我们有了关心公共生活、参与公共生活、讨论公共生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健康和完整心灵的前提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诊断一定要看中国现状，中国现状就是大家在一个私人生活过度膨胀和公共生活过度萎缩的现状里面，互联网的出现是一件好事。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唤醒民众或者启蒙民众，仅仅是说它使这种唤醒和启蒙有了一种可能性。而且我不认为互联网的存在仅仅是技术或者工具，刚才这位同学说大转发率，我不觉得它仅仅是信息交流和信息传播的渠道，它同时也是进行公共协商的渠道，它不但让我们的声音传出去，而且能改变我们很多想法。有人说你看一个微博，它也许是片面的，甚至是没有道理的，甚至是很傻的，但是在转发率比较高的微博里面，你把所有评论看下来，在这个问题上能达到观念的温和的平衡点，如果你把不同意见吸收进来。这是一个开放的，有可能实现的讨论平台，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件好事。

提问：我想请问刘瑜老师，您刚才讲到年轻人是配得上自由的，昨天我也参加了民国的论坛，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对言论自由、行动自由非常渴望，甚至对他们的很多游行活动都非常渴望。我想问刘瑜老师，您觉得现代的年轻人如果自由的话，他们所寻找的是怎样的自由，或者他们应该怎样行使这种自由的权利。

刘瑜：实践自由肯定是学习的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年轻人都能利用最好的方式来实践。在我看来比较好的实践自由的方式，比如你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你去了解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你去读那些好书，听好音乐。当然，一旦有自由，必定是硬币有两面，有的人用自由来吸毒，也许他有自由说很多脏话，或者他有自用无所事事，自由肯定会被多种方式实践。但是从不好的或者鱼龙混杂的实践自由的方式，慢慢变成更积极、更好的实践自由的方式，这肯定是学习的过程。前一段我采访美国的政治哲学家，他说他不太喜欢那种所谓的消费主义者式的自由观，我们可以选择读或书，看好的电影、电视，我也可以选择看垃圾电视节目、吃垃圾食品，如果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就是你理解自由的全部的话，它可能带来完全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在他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东西，他更推崇康德式的自由观，比如你喜欢吃向草味的还是巧克力味的冰淇淋，如果你选择香草味，在康德看来，我可以选择吃冰淇淋，或者用买冰淇淋的钱帮助穷人，我克制战胜自己的欲望这才是康德式的自由。从消费主义者式的自由观进展到康德式的自由观，战胜自己原始欲望的自由肯定是学习的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达到比较高的境界。而且为了达到高的境界要容忍比较低的境界，不可能只是硬币的一面。

提问：昨天我和我的两位同伴参加了下午底层社会的讲座，之后我们去西单，我们三个人吃了39块钱一小碗冰淇淋去谈论中国底层社会的问题。今天说的是时代的青年，有一些我认识的人，他们并不在乎去付出或者奉献，或者为之而牺牲，但是我们很怕走到错误的甚至不可能成功的道路上。昨天晚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很多学者都说中国要实现民主化的话，至少需要中产阶级，而在中国13亿人口下中产阶级至少需要3亿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凭空遍布3亿人，使形成无产阶级的过程不会像英国那样形成对底层的剥削。我们很多同学之所以关注政治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让我们情感上觉得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因此产生非常强烈的情绪，如果现在要做的事情，比如民主或者西方化的词汇，最终带来更残酷的伤害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不可接受。请问许知远老师和刘瑜老师，我们主流观点所提到的市场保证自由，国家保证公平，是不是一条在中国可以走的路。

刘瑜：你说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实行所谓的自由民主制是不是有社会的条件，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这样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假如在一个族群分裂、经济极其萧条、自然条件也很恶劣，你是不是可以移植民族过去，我也表示怀疑。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条件是否具备或者是否往那个方向走，我个人倾向于比较乐观的看法，我看过一些资料和数据，中国人均购买力GDP已经6000多，和80年代末期台湾、很过购买力GDP大致相当的，包括像苏东在80年代末期人均购买力GDP大致相当。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有没有3亿的中产阶级，我觉得不差那么远，中国的教育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大学生也非常多。有一个理论是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能够存活、在另一些国家不能存活的关键因素是宽容的成本有多高，一旦你这个国家资源丰富到一定程度，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宽容的成本会降的很低，说白了不是说我们两个必死一个这个社会才能维持下去，不需要你死我活的斗争，大家都有饭吃，不过你吃大碗我吃小碗的。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社会结构的变化上已经往那个方向前进了，包括拿中国和苏联东欧比的话，苏联在90年代出政治和经济同时转轨，在经济转轨相对过半的时候进行政治转轨，这个带来的风险前者显然大得多。我部分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现在的条件如何还是可以讨论的。

许知远：我不相信经济绝对论，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1912年中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也没有人谈这个问题。社会变革经常是观念的改变，经常是理解程度的改变。印度4亿人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他们已经穷成那个样子。我们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有很多人早就进入这个行列，但是我们从来不敢相信我们是中产阶级，或者说我们还不到什么样的标准。我觉得背后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非常惊人的变化。两个月前有一篇文章讲苏联为什么垮台，如果你85年或者87年去苏联，你永远想不到它有一天会垮台，社会相对稳定，文化生活很丰富。他们这个变化的发生，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可以讲述斯大林时代的历史，很多人开始写文章、写书，这种东西出来变成新的排山倒海，他们突然发现过去的历史都是虚构出来的，这给人的情感带来巨大冲击，情感和感知上的改变会变成巨大的浪潮，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无权力者，从最高官员到普通的人。那个开关重新播转之后，无权利者会爆发巨大的权利，当然那个权利不是来自于社会力量或者政治力量，而是来自内心价值观的改变。此刻的中国内心价值观的改变更是至关重要的，而不仅仅是外部的环境。

梁文道：如果吃着39块钱的冰淇淋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说你真的关心底层应该把39块钱捐给他们。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讨论问题的时候都在喝香槟，因为恩格斯很爱喝香槟。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你除了吃冰淇淋之外你对社会做过什么，如果你真关心的话可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拿几十块钱捐什么都可以，所以你不用太自责。时间问题让台上每位嘉宾最后用两分钟说自己的感想或者回应。

舒国治：大家要用平常心看待很激昂的时代或者很值得歌颂的年龄，最要紧的是不要想那么多的外在状态以为大概就是你的人生现实，也可以用小说的，用诗的，用你听音乐，用任何的方法呼吸你周边的情景，那就是你真正知道你青年真谛的地方。这是中秋节我献给大家的祝福。

许知远：我最想表达的，可能我们需要重新恢复一些历史感，因为我们所有谈话里面没有历史坐标，一切都发生在此刻现在，我们的解决方案也是。没有历史坐标的话，所有思考、困惑和行动经常会出现很多问题，重新建立个人历史关系给你带来新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会让你变成更丰富、更勇敢的个人。

刘瑜：我跟年轻人接触比较多，因为我在学校里。现在年轻人身上最让我感到不安的一点，我觉得年轻一代里面，当然他们有非常美好的一面，有非常单纯的一面，但是有让我不安的一面是垂头丧气，中国80后、90后里面这种气氛弥漫的很严重。现实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还是有很多行动的空间，虽然我们要去争取更多的自由，但是如何利用你手里已有的自由也是非常重要的命题。讲到我个人的经历，我从十几岁到现在，我精神上是一个倒生长的过程，我十几岁的时候，当时我在江西一个小城市的名不见经传的中学里面，我当时属于未老先衰的状态，我对这个世界万万是浑浑噩噩的状态，对它没有反思、没有好奇心，我不但不去想公共生活，政治、国家、国际、社会、诗歌、小说，我甚至连金庸和琼瑶都不读，我当时读的就是高考物理、数学、语文习题集。到了上大学以后，北京毕竟是大地方，你的视野会更开阔一点，身边有朋友读尼采等等，再后来我出国。刚才许知远说的一句话我特别不同意，他说30岁以后你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奇心，我恰好相反，我从30岁左右开始才真正对身边的世界，对自己的国家以及自己国家以外的国家有好奇心。比如经济学家报道肯尼亚的骚乱，我会了解肯尼亚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使得他们国家选举出现那么一个状况。比如伊拉克、阿富汗，包括我们自己身边种种的事情。大家不要畏惧年龄的增长，年龄的增长有可能是给你提供更多的理性反思身边环境的机会，这是我对青春的理解，就是这种好奇心、这种反思能力、这种求知欲，只要你保持它你就永葆青春。蒋委员长说的很对，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相信你自己。

骆以军：我真的很感动，刚刚许知远前面有一段话很好，他说你有时候是怎么不堪的经验或者恐惧的经验，甚至是屈辱的经验，后来许先生说他是伪流浪人，他出去是收集经验。我从台北的小城来，某一次在我家附近街道走的时候正在打我的小孩，我其实也在恐惧我的小孩，未来要怎么跟这么可怕的共和国的年轻人竞争，我正在揍他的时候，突然对面走来舒哥，突然脸变了。对我来讲我已经45岁，我没有那么清楚少年、青年、中年的变化，我觉得每个经验对我来说是微分的，微分到非常小，甚至可能像爬虫类，我可能不是一个理想的谈这个题目的人。

张铁志：刚才讲台北是个小城大家笑了，真的是小城，台北两三百万的人，像中国三四线的城市。好象成功致富是所有社会的主流观念，不仅是中国特色而已，在所有国家都一样。但是中国特色的主流价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包括政治上的压抑，包括贪婪的市场秩序，包括过去集体主义的残留，在这个社会中大家做事情好象特别困难，我很鼓励大家要去“造反”，这个不是说多伟大的造反，其实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搞一场小沙龙，在学校搞演唱会，你可以搞自己的文艺刊物，经常做不同的事情，这些事情各位要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就像理想国的口号“想象另一种可能”，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你总是要做不一样的事情，跟主流社会价值告诉你的不一样的事情，每个人都去做，这个社会才能得到改变。我为什么喜欢摇滚乐？摇滚乐在人类历史文明中非常特点，跟青年文化特别结合，它不断的谈青年力量，所以我从摇滚里面学到非常多。不要相信权威，很多时候答案是自己去寻找，自己去思考。有一首歌叫《我的时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老人决定的，我们所有的政治、文化都是那些大人决定，我们要推翻他们，我们要写更好的文章，不要盲目的崇拜。《冲击》理不断讲这样的话，你要被命运决定还是你决定自己的命运。

梁文道：昨天是教师节，我送给大家一句话，这也是最精彩的关于教师的话，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有一个很有名的演讲，他说做学问的人，做研究的人，总是希望超越前人，总是想超越教导自己的老师。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跟他的老师有仇，不是他像摇滚乐讲的那么激动，而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做的这个事业，远远超过你自己跟你老师的那一辈，它像河流那么巨大，你们都只是身在其中的一个角落、一个转弯而已，你是为这个东西进步、积累和阐发，所以你要做的应该比你的老师更好，你应该比你前人更进步、更出色，要不然的话他白教你了。反过来，为什么当老师呢？当老师是希望自己的学生比自己还好，不是因为你喜欢看老师踩着你的头前进，不是因为你很爽觉得学生在你五六十岁写文章否定你之前所写的一切东西。不是。而是因为你跟你的学生知道你们不是为自己做事那么简单，你们都投身在更巨大的事业中，教书、演讲、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超越前面的人，不是希望后来人踩着我们的背前进。台上比在场很多人平均年纪要大的一些人，也许对各位都有这样的期许。

今天是理想国沙龙的最后一天，今天这一场论坛也是最后一场，这几天下我有非常多的感动，看到有这么多热情的年轻朋友，有时候冒着雨，有时候冒着太阳，花几小时来。昨天下午有一场音乐会，很多观众一边听一边流泪，正好那个时候夕阳打在外面的草地上，太美了。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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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优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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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社会的力量，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对社会饱含一份责任~而这些资料在这个时代里显得是来之不易的~希望每个人看后都或多或少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