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作者歌斐木专访1

歌斐木，本名尚论聪，1981年生于中国西部，现居北京。酷爱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高中时代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大学毕业后曾在平面媒体担任记者，后参与图书编辑工作。目前担任恒锐传媒文化总监。2009年3月11日从西安出发追寻历史的痕迹，徒步行走西部，穿越13个县市，归而完成此书。始终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字出自心灵，文字的力量在于对自由的启蒙，人只有像飞鸟一样热爱自由，像圣哲一样心怀悲悯，才是完整的人。

歌斐木，本名尚本次访谈：作者受幻雪文化出版经纪工作室小宣之邀请，接受此次访谈。

小宣：你好，尚老师。

歌斐木：你好，小宣。

小宣：《一路向西》这个书名有什么深厚的含义么，为什么不是向北，向南，或者向东呢，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歌斐木：其实书名很简单，不是像别的方向，是因为我们在向西走嘛。当然，我在写下这个书名，而不是用别的名字的时候，是又一番思考的。在中国古代，有两次西行，对后来的历史和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

小宣：是那两次呢？

歌斐木：第一次是张骞通西域，第二次是唐玄奘去印度取经。张骞通西域，从地理概念上拓宽了汉民族的视野，从而使汉民族拥有了宽阔的胸怀，以及强大的包容精神，接纳新事物的精神。张骞通西域之后，不仅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而且把很多西域以及西部甚至西方更加遥远的东西引入了中国。这是政治经济上的拓展，地缘的拓展，是可以明确的感觉到的，当时的人就已经感觉到了。他因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并非过宠，而是恰当的。我在西安的时候专门去饶家营看张骞墓，就有怀古的成分，也是一种瞻仰。

    张骞通西域当世人就感觉到了他的伟大，即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感觉到。而唐玄奘去印度取经，则感觉不到，至少缺乏物质上的感觉基础，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佛教自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直到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大乘佛教才在中国迅猛发展。大乘佛教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普渡众生”，这有一点追求众生平等的意思。玄奘取经不但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影响直接来自于他的译经。可以说，张骞是从地缘上改变了中国，玄奘则是从精神上改变了中国，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我的书名叫做《一路向西》，有向这两个伟人致意的意思。

小宣：大体上看，这是一部旅行的书，旅行是很愉悦的，可是全篇中，却有着隐隐的悲伤，能讲讲这是什么原因吗？

歌斐木：这一点比较明确。和前面的张骞，唐玄奘具有某种共通性，就是内怀悲悯，但不是悲伤。按照我书中的界定，具有“明心见性”的行走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就像古代的云水僧。比如说悲悯，因为在行走中带着感情，而这感情又和对现实众生的观感有关，比如对受难者的怜悯，对贫穷者的境况的了解。因为在用眼睛“观”，在用心“察”，犹如佛的本生故事中，佛四出城门，悲悯心在增强，这是的文字带了一丝忧伤。

小宣：恩，那这和现在流行的喜剧风格的文字冲突吗？你是否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歌斐木：这个并不冲突，按照佛家所说，喜乐智慧。所谓喜剧，并不是逗人笑就算喜剧。那种带泪的笑才算喜剧。真正的喜剧，让人看了有一种欢喜心。什么是欢喜心，不是低俗的，也不是矫揉造作的，而是从内心引发的，它不是绝对的悲伤，也不是绝对的快乐。它是一种特殊境界，比如弘一大师所说的“悲欣交集”。

        再说，迎合读者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有时候特立独行一点也未尝不可。不能为了追随流行，放弃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小宣：嗯，那你对文中内容如何定位，人物有什么设定，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歌斐木：旅行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具有突发性。文字是后来根据旅途的只言片语整理的，但是从文本上来说，肯定是有所设置的。当然，旅行途中发生的一切，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不可预测，但有很多惊喜。

    人物就是三个人，是真实的。是一种结合，不是设定。是旅伴，是朋友，是协作者。

小宣：恩，那你所要去的那些城市，以及地区是特定的吗？写人文风情有所取舍么？

歌斐木：从经济上来说，西北比较贫穷，但从文化积淀上来说，西北的文化比较连贯，因为它较少被物欲冲击。所以这个特定不是我故意选择的，而是具有历史因素。当然，我所选取在那里停留，而不是这里停留，我写这个，不写那个，这个和我个人的情感和认知有关。

小宣：你在第五辑，好像“阁老府里的古怪老头儿”那一篇是一下子“冒”出来的，他的出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歌斐木：呃，不是。之所以有这么一篇，是因为他是当地人的代表。代表了当地人血液中的某种特质，比如认真，憨直，死钻牛角尖，不合时宜，坚持正义，正视打击和挫折。

小宣：这算平凡中的伟大吗？

歌斐木：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胡执礼）出生寒微，按照历史记载是河西平民之子，说是贫民之子也不为过。可是他后来做到了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为了坚持正义，他被罢官，重新变成普通人。变成普通人后他没有消沉，而是躬身耕作，教育乡里子弟。晚年平反，仍然不改本色，坚持自己的为官之道，直到死去。明代政府追认他为尚书，这也是他被称作阁老的原因。因为明代后期大多数尚书都能入阁，所以尚书又被称为“阁老”。一介平民之子，走向高官，再到平民，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映。

小宣：你在写祁连山那对放风筝的夫妻的时候，是怀着何等的情愫来写的呢？

歌斐木：虔诚和仰望。

小宣：为什么不是快乐与忧伤呢？

歌斐木：呃，因为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灵的爱情故事，但不能算是浪漫。一对以原始人的方式为了爱情在深山里生活了30年的夫妇，本身就值得崇敬。之所以躲进深山，就是为了躲避世俗社会的眼光，因为当年他们是私奔的，但是他们远比现实社会中的人高贵，而且单纯。从那么多年过去，依旧像少男少女一样保留着放风筝的性情，就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单纯，何不被世俗污染的心。如果说仅仅是快乐和忧伤，那还显得浅了。虔诚和仰望正好。说虔诚，是因为他们的爱情可以说是信仰，说仰望，是因为我们做不到。30年的冰雪世界里，30年和人类社会几乎隔绝，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小宣：这也算是一种社会情势的写照吧？

歌斐木：嗯，应该说是一个特殊年代造成的。他们私奔的年代是1965年前后，不久文革就爆发了，他们那个时代可以叫做“前文革时代”，他们的恋情，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就是师生恋，但那个男子实际上只比和他一起私奔的女孩大三四岁而已。他们的青春年代是一个比较禁锢的时代，那时候是容不下师生恋的，何况两人之间实际上还是表亲，所以最终决定私奔了。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信任，因此干脆走进了深山，成为了桃花源中人。这是当时情势的纪录。

小宣：书中说你们是3月份出发的。这是你们的计划，还是有其他因素的启发呢？

歌斐木：嗯，这个是源于一个机遇，也可以说是有预谋的。

小宣：预谋？

歌斐木：三月份的时候，北京在下大雪，我去丰台花园探望一个朋友。在他巨大落地窗前，我们聊了整整一夜，然后就有了这个旅途。但是最初，并没打算去西部，而是打算去四川，骑自行车去四川。后来之所以选西部，这就和张骞通西域，唐玄奘去印度取经暗合了。张氏和唐三藏都是从西安为端点向西行进，我们也是。

小宣：旅行多久的时间？

歌斐木：40天。

小宣：在这场旅行中，你肯定也遇到过不少困难。你有想过沿途返回吗？ 有想过放弃吗？

歌斐木：嗯，有过，而且和同伴之间还发生过争执。往前走，还是退回去。对行走本身的意义也质疑过。从张掖继续向前走，还是回归。后来冷静下来，打算第二天再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早上却都背包上路，往前走了。

小宣：这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念。

歌斐木：勇气和信念是个虚化的东西。兴趣有时候很重要，在张掖发生分歧，是因为再往前走，环境就更加恶劣了。尤其是空气干燥，我们的皮肤都干裂了。体力也跟不上，所以在张掖稍微休整了一下。但是我很有兴趣走，因为张掖就是所谓的甘州，柳永的《八声甘州》词，词牌名里的这个甘州就是张掖，这让我兴趣很大，觉得应该继续。

小宣：当今社会不乏欺诈，意外事件之类的，你们在途中有遇到过吗？

歌斐木：这个自然难免，有两次。一次是坐车，司机说坐上车就发车，可是三个小时候后我们坐的车还在城区里转圈儿。还有一次是住店，因为太累了，进房间没注意，进去就倒在床上睡着了，醒来后发现房间没有门，地毯泡在水中，我们简直就是住在一个又没门又潮湿的发霉的屋子里，还号称是标准间。最后大半夜的起来换房，结果给我们换的是普通间。旅途中的惟一一次奢侈行为也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