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距离我们最近又最远的人，他同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一样，都是在去世后获得了巨大荣誉。当提到马克思一定会想到一本书，这便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但就这本巨著来讲，它的整个写作进程并不顺利，尤其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资本论》几乎已经完全搁浅了，也许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或许有很多，但最为重要的则是“1848年的革命失败”，这使马克思的政治努力“第一国际”彻底走向了失败。

在今天这个文明冲突不断升级、贫富差异不断加剧的时代，特别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08年以后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愿景完全破灭了，而作为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病理的思想巨著《资本论》，同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又重新获得了高度认可。

不过需要特别引起警醒的是“我们真的了解马克思吗？”也可以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标准真的是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的吗？当问到这些看似有些刁钻的问题往往会引来大众的某种诧异，但事实证明我们所有受过马克思思想教育的人都“毫无异议”，不管是教科书式的或者后世马克思研究专家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更大范围地影响着每一个人，马克思的思想精华部分却变成“废铜烂铁”被遗弃了。

即便我们不同程度地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但马克思“现代社会思想之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同马克斯·韦伯与涂尔干一样对当代依然产生着巨大作用。至于我们如何公正公平地评判马克思的当代意义，不管如何来定义马克思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及“经济学家”身份，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是百科全书式的“学科整合”的第一人。法国政论家雅克·阿塔利这样评价马克思道：“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按照人的总体性思考了人，但他是第一个把世界作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哲学的整体来理解的人。”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马克思的追随者创造了“机会”，人们会发现未来的希望始终隐含在马克思的分析之中，由此对历史进程的澄清却又会嫁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也就是说如果想找到解决当下世界所面临的问题，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马克思曾经提出过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唯一可能。当然这注定是一种极不情愿或被动接受的一种“必须接受”的方式。

虽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对青年马克思有过重要影响，但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泉并非来自康帕内拉，当然与托马斯·莫尔和柏拉图也没有任何承继关系。除此之外，我们再扼要地谈论下另一位法国思想家，他曾提出过“私有财产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的重要观点，大家不难想到这便是“非社会主义者”的践行者卢梭先生，即便他的理论思想并未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过直接影响，但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卢梭在共产主义中扮演的角色是“开创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

在这里必须提到三位重要的“空想”思想家，严格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看重的思想家，他们三位分别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现以欧文为例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有的不同观点作一概述，马克思坚持认为英国思想家欧文在理论建树上不如法国人，而欧文对“私有财产、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的敌视，让原本就与欧文派关系密切的恩格斯产生了好感。客观来讲欧文是一位坚定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践行者，这完全不同于法国的圣西门与傅立叶偏重于理论建构。马克思的著作的思想直接承继了圣西门主义，而奇怪的是恩格斯却在有意或无意地疏远圣西门学派，圣西门学说认为“工业化与无计划的社会是根本不兼容的”。可以说傅立叶的“劳动分析”对马克思的“劳动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恩格斯认为傅立叶是“资产阶级社会、更是资产阶级行为的卓越、机智和猛烈的批判者”。

马克思于1842年有幸读到了蒲鲁东的代表作《什么是财产？》，虽然蒲鲁东的思想高度要远远逊色于圣西门和傅立叶，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创者的功绩是不可小觑的，对马克思的思想有所补益的恰恰是蒲鲁东理论的缺陷部分，假如马克思没有认识到蒲鲁东的理论缺陷，恐怕也就不可能完成批判蒲鲁东理论缺陷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另一位“费尔巴哈式的圣西门主义者”赫斯，对早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均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赫斯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工人运动则滥觞于赫斯这位“先驱者”。尤其需要提到的另一位重要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他的重要的存在意义是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搭建起了“思想桥梁”。

恩格斯的晚年曾对他和马克思的思想生涯作了进一步回顾与梳理，即承认“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的正确性。但如今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因过于重视内容而忽视了形式，从而导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思想方面有着很多不确定性的盲点，也就是说他们所传递的思想或思想的原本是什么存在着诸多不可知的“黑洞”。

马克思对国家理论的思索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时候的马克思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在研究方法也与卢梭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马克思从未表现出对卢梭的“债务概念”有任何共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宪政、代表”等作了系统分析，马克思认为民主机构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相信国家概念最终会“消亡”，然而国家被定义为统治者的工具将会被改写，这个时候持续存在的管理形式只能是“对物的管理”……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说国家实际上是“自行消亡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家不仅仅是统治的机器，而且还是建立在领土之上的……国家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中还有一种功能，充当这种发展的单位——‘民族’，至少在许多这类辽阔的领土单位的形式上是如此”……

1842年，恩格斯“背叛”了父亲将自己变成商人的想法，决定抵达英国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接近无产阶级的伟大运动，而在前往英国的途中与马克思有了第一次私人接触，也就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集中研究和阐释了马克思的思想，并在1884年初的时候开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然而在耕耘这本“劳动阶级状况”杰作的恩格斯只有24岁。恩格斯承认真正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到《资本论》中去寻找，而他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能算是一种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完成于“英国资本主义大危机阶段”，可以说此书是当时的英国工业的工人阶级生活的“第一见证者”。

谈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不得不提到《共产党宣言》，这是自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以来最有影响的政治文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文件的政治经典。然而对于《共产党宣言》的名称为了避免产生诸多误会，在这里务必要对此进行扼要和清晰的阐述，这里所谈及的“共产党”并不是任何组织类型或某个组织雏形，它仅仅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依据历史形势而写作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只能算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成熟阶段的见证，且并未将“无产者向资本家出卖劳动与出卖劳动力之间”明确区分。客观而论，《共产党宣言》是一份为“失败”做好了失败充足准备的政治文献。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了在之前已经有一部重要著作了，这本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著作可谓是“马克思思想最丰富”的代表，它是马克思在英国十多年来思想成熟时期研究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论》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还有一部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从生产劳动实践的思想观点阐述了经济和经济学，它不仅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亦是马克思主义青年时代的代表性著作，而这部著作在马克思逝世44年后才得以公开发表。

最后，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箴言作为结束语，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所有思想家那里唯有马克思完美地践行了这段历史性话语。如果说马克思的重要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政治影响力，当然也必须承认他作为卓越思想家对人类思想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并未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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