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做文化的朋友，不做文化的奴隸

王正鵬（土家族）／文

春天是播種的季節，我種了一些什麼呢？我自己也沒有弄明白，就慌慌張張的就到了夏天。跑了三趟廣州，見了一些朋友，惟獨親人們的手機是打不通的。當然廣州不是親人們的家，鑰匙不會放在狗窩裏，讓我這個熟悉親人們的習慣容易找得到的。

先前光腳丫滿泥地亂跑的時候，總喜歡到鴨棚裏去玩，鴨主人天南海北的胡侃，總會留住我沉甸甸的腚，不去學校上課去了。這種理由極簡單，放鴨子不需要讀唐詩宋詞，鴨主人很快樂的用鴨蛋養活了他們，吃得總比我們“紅軍長征幹部”家庭好，又是酒又是肉又是鴨蛋鴨肉的，有時還會給我們家送一隻鴨，讓我們家改善一下糠腸。

“紅軍長征幹部” 家庭的子女有一個好處，走到那裏都可以搞到一碗吃，生病了找地主郎中看是不要錢的，在那個年代，父親是“賀龍死黨”與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等二十一種人是劃上等號，一齊同台享受戴高帽子的待遇的，當然批鬥歸批鬥，就會有一些人會塞個熟紅薯，或一茶杯米，一個雞蛋、鴨蛋等什麼吃的。不知父親從那裏搞來了幾百顆梨子樹，種了足足的兩大片五、六十畝地，開春種下，秋天裏也收到了一點零星的希望，當然這種希望是圍在周圍是大片的松樹林子中的，我可以不用去讀屈原的《天問》、《九歌》，在這片小小的梨園中盡情的享受著《桃花源記》的樂趣，也忘記了父親被批鬥時的痛苦狀。

為了記用大米換梨子的數字，我進了學堂，當然是背的破書包進的是“破四舊”廢掉了建於明代的土家族特殊龍抬頭單頭轉角斯簷的覃垕紀念廟，因從一開始是覃垕妹妹在此守望，後來一直都是女人住守，常人習慣稱之為庵了。庵雖不大，但環境還是優美的，庵建在一個孤獨類似於北方窩窩頭約海拔二百米的峰頂，庵前五棵二人合圍的松樹正好掩住，從外往庵看既使是夜晚，也只能看到如螢火蟲的燈光，從松葉中透出來時，與螢火蟲沒有了分別。坐在庵堂中往外看，春天有喜鵲兒在此築巢，從銜枝草到小鵲兒出來，喜鵲兒唱著歌忙碌的翩翩起舞，樹的外頭是一丘丘圍著一條似舞動著的藍綢小溪，小溪一年四季都是青綠綠的，魚兒閃著銀光總逗著我去翹課，追著魚兒的腳步轉到了庵的後面，往庵上看，下有綠色蔥蔥各種樹木，樹梢之上便是刀切的天然石牆，一百五十米高的石牆上，長滿了抱大的水曲柳與青崗木、株穆子樹，青青鬱鬱的遮住了學堂，老師應該看不見我在庵後通往澧水的水灘中尋蝦找魚，有了美味，再精妙的八古散文也無趣了，早已將記帳用必學的數字也忘記。

學校有農場與豬場，除了種紅薯養人養豬，書本可以放在豬欄中讓公豬母豬幫忙看著，當然書是不能讓豬讀的，高高的擱在豬夠不著的地方，讓豬們貌似進香的人跪著仰視著神像似的望著書本，到死也不知道書本中有一些什麼的精妙。當然豬知道我若是要取書本時，必然會得到一頓豐盛的紅薯藤或者野草，只有這個時候豬是快樂的，我也有興趣在豬圈草草的看一兩個字。

我讀書時，豬歡快的叫聲打動了我，豬不知道原因，我不能不知道我讀李白的詩，李白會不會感動？我讀李清照的詞，李清照會不會感動？會不會我有快樂提著魚兒時，李清照會不會讓我登上她的炸猛舟？他們都不會的！我再一次提醒自己讀活人的書，不管我讀得好不好，是趴在草叢中讀的，還是躺在松樹腳下看地姑娘（一種昆蟲土名）打酒窩窩讀的，我可以找到寫書的人，告訴他我讀了他的書時的反映，是高興的讓我不恭敬的讀他寫的書，還是一拂袖的我苦背了他寫的書，這種結果我從讀老舍的《駱駝祥子》，到與老舍兒子舒乙的友好交流；從讀鐵凝的《阿，香草》，到北京飯店金色大廳的文學迎春會；從陳建功的《皇城根》，到茅盾紀念館的開幕式；從孟偉哉的《昨天的戰爭》，到古巴大使館的法律書籍編輯等等……他們並沒有因為他們是大作家而拂袖昂首，相反的“到我的家中來”親切的商議。

老實的講，我的書讀得並不多，故弄出了不少的笑話，我不用清代人定清代以前的平仄韻，定我同與人的交流，《竹枝詞》劉禹錫創立之前，只有楚辭漢賦，竹枝一出，歌踩鼓點，袖隨蕭舞的元曲爭榮。屈原寫辭《天問》、《九歌》前無辭律可尋，後人一弄捆著粽子跳舞，僅說只有郭沫若譯得，文懷沙都不能譯《楚辭集注》，你個許繼勝有什麼資格講什麼《離騷》、《九歌》、《天問》的新譯呢？

郭沫若沒有做屈原的奴隸，只做了屈原的朋友；文懷沙也沒做屈原、郭沫若的奴隸，只做了他們的朋友，這一點我又從許繼勝先生的身上再一次體會到了做文化朋友的樂趣，許繼勝之後我便有了臧修臣、馬莉等這些寫詩詞的文化人朋友，這種甘當文化為己任的朋友是一生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