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詩》的突出特色
  丁國成

    ［《作家报》王正鹏主编专稿］初讀《中國文學史詩》，讓人大為驚訝！文學史難道還有這樣寫的嗎？厚厚兩大冊擺在面前，這就是詩人、文學史詩家臧修臣的獨特創造：以詩寫史，史被詩化。
    中國文學有史，無須考證始自何時，反正年代已經久遠，著作汗牛充棟，版本豐富多彩。但在此前，我所見到的文學史書，包括古今中外，一律都是語作書寫，全部皆為學術著作。變語體為詩體，轉學術作文學，臧修臣則是首創。這在一般人看來，無異于超越常規，簡直是打破習俗，確實是破天荒頭一遭。足見作者有膽有識，不為舊套所拘。其獨出心裁的創新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既然稱“史”，必然要記文學歷史、創作現象—敍事無論如何不能免掉；同時還要品味作家，褒貶作品—評論不管怎樣無法回避。這對作者起碼提出了兩大挑戰，而且相當嚴峻：敍事、評論如何詩化？因為這關係到史詩的寫作成敗與否。
    通讀了《中國文學史詩》，我們完全可以說，作者取得了很大成功，不僅創造出了全新版本的、融學術文學於一體的文學史著作，而且開拓了一片史學寫作的嶄新領域。
    對於上述兩大挑戰，作者可謂應付裕如，自有高招。
    全書從頭到尾採取詩的形式，只不過多為古風（亦可稱為新古體詩）、也有騷體而已。主要使用的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古風。有的一章一體，有的一節一體。基本以節為詩體單位，字句整齊，韻律和諧，或一韻到底，或中間換韻。但不甚調換平仄，不大講究對仗，也不避忌三平調、三仄尾，也不限制詩句數量，更無粘連一說，因而不是格律詩、包括五七言排律。此書所用七言詩體，與《中華史詩》、《鄧小平史詩》一樣，均屬古風，即新古體詩；有人說那是“七言排律”，則將古風與排律弄混了，排律講究過多，不太適合長篇巨著。臧修臣同志選用古風，確是明智之舉，不必讓繁瑣而又嚴謹的詩詞格律捆住手腳。

    書中敍事，不是冷冰冰地鋪陳其事，而是同熱辣辣的抒情緊密結合起來，作者情動于衷而形之於言。史事，亦即文學歷史事實，能否化為詩篇，融於情中是個關鍵。詩的本質，專在抒情。無情不成其為詩作。因此，作者想方設法調動自己的感情，並且投到敍事之中。其情真如酵母一般，遂使那些平淡無奇的文學史事，頓含詩味。原本時過境遷的往古歷史，作者都有情有味地娓娓道來，或者如喜如狂，或者如歡如舞，或者如泣如訴，或者如怨如怒。作者敍事追求客觀準確，又力爭浸透激情，以使作品不僅具有古風的詩歌形式，而且富於詩的意味。

    書中評論，也不是乾巴巴地單純說理，而是伴之以活潑潑的生命律動，即如古人所言：“議論須帶情韻以行”（［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所謂“情韻”，就是指的激情、韻味。也就是說，詩不排斥議論，但忌呆板乏味；詩不禁絕說理，但忌僵化無情，倘與敍事相比，評論詩化更難一些，即要傾情其中，又要注味內裏。《中國文學史詩》努力做到論析寓理於情中，褒貶寄意於味外，情味交至，促理生輝，從而使作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給人以知識，予人以趣味。詩歌之所以不同於學術論著和哲學講義，就是因為它注重言志抒情，講究韻味，能夠引人入勝，而不是催人入睡。

    在此書中，我們看到，作者將有根有據的史實陳述，同鮮明的是非判斷與熱烈的好惡言情融在一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毫不吞吞吐吐；同時，好其所好，惡其所惡，也不遮遮掩掩。而且，作者儘量擺脫純粹個人的愛憎好惡與完全偏狹的是非褒貶，力求運用客觀的、科學的、公眾認同的評價標準，來做曲直衡量和成敗論斷，因而基本達到了一能信實，二能動人，三能服眾。而這，正是兼具學術品格與文學特性的《中國文學史詩》所應實現的最佳社會效果。
    當然，作品也存在著比較明顯的缺憾。有些地方，由於融情不足而顯得淡乎寡味，缺少詩意；有些段落，因受形式限制而未能展開筆墨—或者只有粗線條勾勒，缺乏精雕細刻，或者只是一味突出重點，難以做到條分縷析；有些語言，因為推敲不夠而有湊字、湊韻之嫌。如此等等，不一而是，皆屬白壁微瑕，非是巨害，倘能再版，或可改進。
                                 

  ［注］丁國成，著名詩歌理論評論家。歷任中國國家文化部藝術局幹部，中國國家出版局版本國書副主編。現為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及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華詩詞》常務副主編、《詩國》主編，《中國新時期爭鳴詩精選》主編、《中華詩詞十年評論選》主編，《中華詩歌精萃》（上、下冊）參與主編、《歷代名詩一萬首》（上、下冊）參與主編，《畫家作家》雜誌社名譽主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