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六军首任政治部主任吴天骥

王正鹏（土家族）/文

    中国工农红军中共中央第五十一号通报：1928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采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案内容）》。大纲规定：“建立红军已成为的要务，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红军，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 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代表”。

    根据1930年3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李立三（1899～1967）“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饮马长江”的指示开展武装斗争成立红十六军，采用武装攻占长沙。1930年9月24日，瞿秋白（1899～1935）、周恩来（1898～1976）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纠正李立三（1899～1967）“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李立三（1899～1967）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统治。

    1930年3月18日，胡一鸣（1910～1962）与于兆龙（1905～1933）奉武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组建红十六军。1930年3月23日，红十六军胡一鸣（1910～1962）与于兆龙（1905～1933）请示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0年3月31日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胡一鸣（1910～1962）与于兆龙（1905～1933）成立红十六军。1930年4月15日，红六军军长旷继勋（1897～1933）拨出红六军第十六师划拨给红十六军。1930年4月28日，傅秋涛（1907～1981）奉红十六军之令派中国共产党党员谢福清以理发师身份到岳阳县花苗乡联络李少白红军赤卫队2000人加入红十六军。1930年5月1日，彭德怀（1898～1974）红五军独立师划拨给红十六军。至此红十六军三个师全部组成。

    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克长沙，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湘鄂赣边独立师和边境地方武装，编为红十六军，吴天骥（1903～1933）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1898～1974）的提议下，吴天骥（1903～1933）任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

    吴天骥（1903～1933），原名余垂成，1903年生，江西省修水县全丰乡人。1918年修水县全丰乡西平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1926年经赵醒侬（1899～1926）、方志敏（1899～1935）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改名吴天骥（1903～1933）。1926年8月，在江西第一师范毕业。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派吴天骥（1903～1933）回修水县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各种群众组织，从事革命活动。回修水县后，立即与中国共产党修水县支部负责人胡思先、甘特吾等取得了联系。接受中国共产党修水县组织的派遣，随同余经邦等前往修水县西乡整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吴天骥（1903～1933）任修水县全丰兴安学校校长，很快便吸收了杨碧环，杨万英、杨佑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修水县沙坪建立了西乡中国共产党的小组。1927年6月7日，修水县国民党黄聿人和陈晓明勾结，在江西军阀朱培德（1888～1937）的指使下，在修水县制造了血腥的“六·七”惨案。修水县西乡全丰大土豪曹庆丰袭击了修水县全丰中国共产党党部，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杀，修水县全丰各级工农会组织相继解散。1927年6月7日“六·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修水县支部在马坳北山召开紧急会议。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吴天骥（1903～1933）参加了会议。会后，与胡思先、余经邦、杨佑等中国共产党党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工作。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修水县临时县委会议，吴天骥（1903～1933）提出 “建立一支工农革命军游击队，与平江县东乡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相联系，创造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新局面”的建议。这一建议被修水县临时县委采纳后，吴天骥（1903～1933）等组织了一支二十余人枪的修武铜工农革命军游击队。1928年4月22日，修武铜靖卫大队长吴抚夷出动两百余人枪，包围修武铜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吴天骥（1903～1933）、余经邦等率领修武铜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和驻杨祠的部分武装农民奋勇抗击。终因寡不敌众，除吴天骥（1903～1933）、余经邦等少数同志冲出重围外，杨荣春等十六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吴天骥（1903～1933）等到修水县台庄、靖林后，将刚建立起来的梭标队（又称棕包队）改名为赤卫队，当平江起义（1928年7月22日）红五军至修水县时，吴天骥（1903～1933）便率领赤卫队随县委领导人甘特吾、樊策安、王铁猛等一起前往修水县平江县交界的朱溪厂进行慰劳，吴天骥（1903～1933）又率赤卫队配合红五军攻克修水县县城。1928年10月中旬，红五军到达修水县全丰。吴天骥（1903～1933）向彭德怀（1898～1974）汇报了修水县全丰曹家堡土豪的罪行。彭德怀（1898～1974）听后，当即命令李灿（1901～1932）率领红五军一部攻打曹家堡，活捉曹家堡土豪多名，缴枪二十余支。1929年2月9日，吴天骥（1903～1933）领导修水县游击队奇袭东渡港郑淑度民团，打死敌人八十三人，缴获各种武装一百余件，匪首郑淑度亦被我击毙。接着，又组织游击队痛歼朱溪吴六波民团，活捉匪首吴六波，缴枪十三支。经过这几次战斗，成为一支拥有二百余人，一百余枪的精锐武装。1929年8月，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区，中国共产党修水县委樊策安、吴天骥（1903～1933）等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修水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30年3月18日，在湘鄂赣特委的统一部署下，以吴天骥（1903～1933）为主任的修水县游击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三一八”武装大暴动，修水县的上衫、水源、朱溪、东源、渣津、司前、台庄等地的劳苦群众分别举行武装暴动，横扫苏区内反动民团。1930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修水县委、修水县游击队组织八万以上的武装农民举行红色五月大暴动，配合红五军再次攻克修水县县城。修水县县城攻克后，吴天骥（1903～1933）立即组织红色搜索队，搜索苏区内藏匿在修水县县城的土豪劣绅，在修水县县城丁祠活捉伪修武铜靖卫大队大队长丁雪臣和上源洞反动民团团总吴维林，马坳的车慧群兄弟等，并将这些土豪劣绅就地正法。同时，张贴布告，安抚民心。1930年6月26日，修水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衫召开。吴天骥（1903～1933）被选为修水县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主席。在修水县委的领导下吴天骥（1903～1933）认真做好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工作。在修水县上衫宫选屋创办一所修水县妇女工读学校。凡年满十五岁至二十岁的修水县劳动妇女，均可参加学习。第一期招收学员四十多人，后来大多数成为妇女工作的骨干。1930年7月，为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中国共产党修水县委组织了二万五千余名赤卫队，工人纠察队组成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由修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樊生发为总指挥，杨克勤、吴天骥（1903～1933）为副总指挥率领前往长沙参加战斗（1930年7月27日）。吴天骥（1903～1933）除协助樊生发、杨克勤等同志做好动员、组织、训练等项工作外，吴天骥（1903～1933）还带领宣传队员到阵地前进行火线喊话，抢运伤员，慰劳红三军团，出色地完成了红三军团交给的各项任务，得到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的通报嘉奖。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克长沙，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湘鄂赣边独立师和边境地方武装，编为红十六军，吴天骥（1903～1933）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1898～1974）的提议下，吴天骥（1903～1933）任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7月27日，红十六军刚刚组建不久，红十六军全军的政治工作处于初创时期。吴天骥（1903～1933）一到任，即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在会上提出的政治工作基本任务是：健全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发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在连队中的作用，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和发挥干部的聪明才智，深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干部战士下定为伟大理想奋斗到底的决心。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健全政治工作体系。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吴天骥（1903～1933）要求政治部从上而下进行集中指导，以保证政治工作方针与路线一致。并强调政治工作的重心要放在连队，战时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政治工作要具备经常的紧张性和机动性，保证不间断地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会后，吴天骥（1903～1933）制定了《红十六军政治工作大纲》，规定政治部的工作方针是“军事与政治工作打成一片”。政治部根据政治工作大纲，具体制订了政治课的课目，内容包括《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浅说》、《帝国主义》、《根据地研究》、《工人运动》、《农-动》、《白区工作》等。在此基础上“官兵政治教育计划”，“士兵委员会工作条例”，“政治部指导员条例”，“调查研究条例”，等也先后制定和颁布。这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使得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接着，吴天骥（1903～1933）又将政治部本身的组织加以充实、改造，使政治工作更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吴天骥（1903～1933）的领导下，红十六军政治部不但是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而且是培养红十六军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一所革命化的大学校。1930年11月20日，红十六军第八师建立，吴天骥（1903～1933）将政治部宣传科长张四维（1905～1931）调任红十六军第八师政委。1930年12月22日，红十六军第七师、第九师两师在攻打湖北省通城县城的战斗中，红十六军第七师二团政委不幸阵亡，吴天骥（1903～1933）立即将红十六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徐坚（？～1933）调充二团政委，使红十六军基层政治工作得到了不断充实与加强。1930年12月11日攻占修水县城，1930年12月18日攻克通城县城。为了帮助和发展地方武装，巩固苏区，部队每次征战，红十六军政治部都要抽掉大批干部和战士到地方工作。1931年1月下旬，红十六军连克铜鼓县、宜丰县城，根据当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请求，吴天骥（1903～1933）派喻行舟（1898～1934）在宜丰县组建了赣北警卫团第四大队，赣北警卫团第四大队在喻行舟（1898～1934）领导下，骁勇善战，不断发展增大，后来成为湘鄂赣东南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吴天骥（1903～1933）不但是红十六军优秀的红十六军政治工作领导者，而且是湘鄂赣苏区一位威震敌胆的指挥员。1930年12月，蒋介石（1887～1975）在对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同时，对湘鄂赣苏区进行疯狂的清剿。1930年11月敌集中了陈光中（1897～1949）的新编三十二师，陶广（1887～1951）的六十二师，王东原1898～1995）的十五师对湘鄂赣苏区重要区域平、浏、修、铜发起猛攻，为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指示红十六军应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吴天骥（1903～1933）向红十六军提出了“捏紧拳头；大踏步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建议，被红十六军军党委采纳。红十六军因此驰骋于修、武、铜、宜等地区，取得了连克修、铜、宜等县城的胜利。红军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1930年12月17日，蒋介石（1887～1975）电令湘鄂赣三省敌军向修水、武宁进攻，并令郝梦麟（1898～1937）兼任修水剿匪区主任。1930年12月中旬，敌王东原1898～1995）、陶广（1887～1951）等部三个师分别由平江长寿、通城侵入修水，敌陈光中（1897～1949）师由文家市兼程急进，进攻修水、铜鼓，郝梦麟（1898～1937）五十四师也由武宁向修水逼近，各路敌军气势汹汹，企图一口吞掉活动于修水苏区的红十六军。在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吴天骥（1903～1933）向红十六军提出了“跳出包围圈，转到外线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时任红十六军军长的孔荷宠(1934年7月25日叛变投敌)则坚持部队向西南进军，直攻平江，部队只得向修、平边界进发。在土龙铺和王东原1898～1995）部打了一个遭遇战。这时，敌知红十六军主力在修、平边界，便一窝蜂似的向红十六军扑来，为应付这严重局势，红十六军军委在平江县龙门召开会议。吴天骥（1903～1933）在会上再次提出了“到外线寻机歼敌”的建议；会议采纳了吴天骥（1903～1933）的建议，决定兵分两路，一部由军长孔荷宠(1934年7月25日叛变投敌)率领，插入平江县，牵制敌人；一部由政委李楚平、政治部主任吴天骥（1903～1933）指挥，挥师北向，很快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进入湖北通城。1930年12月22日，攻克通城县城，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3月，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特区委在修水上衫成立，吴天骥（1903～1933）调任湘鄂赣肃反委员会主任。到职后，吴天骥（1903～1933）积极领导所部人员侦查破获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如铜鼓苏区出现的一个“铲共青年团”就是1931年夏在吴天骥（1903～1933）的领导下被肃反委员会一举粉碎的。1932年3月，林瑞笙（1906～1936）受王明（1904～1974）“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派遣，林瑞笙（1906～1936）来到湘鄂赣省委驻地修水上衫，改组原湘鄂赣省委，建立新的临时湘鄂赣省委。临时湘鄂赣省委建立后，将吴天骥（1903～1933）调任湘鄂赣省苏机关报《战斗报》。协助主编刘春霖、责任王竟成做好《战斗报》出版工作。吴天骥（1903～1933）因对临时湘鄂赣省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法和负责“肃反”工作的临时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学昊（1933年10月16日叛逃）专横跋扈的作风提出了批评，1933年10月刘学昊在叛逃前夕，将吴天骥（1903～1933）关进监狱，遇害前，其妻李寿明带着幼子前去探望，见吴天骥（1903～1933）遍体鳞伤不禁失声痛哭。吴天骥（1903～1933）安慰妻子李寿明说：“我一生光明磊落，铁心革命……，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是共产党的鬼。”告诫妻子：“革命一定会成功的，你要好好照顾幼儿，将他哺养教育成人，完成我未竟的事业”。不久，被杀害，终年二十九岁。
　　1918年李立三（1899～1967）在程潜（1882～1968）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工作，并懂得编制密电码。李立三（1899～1967）在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和江西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秘密通讯联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1900～1991，湖南省慈利县阳和乡人）、李强（1905～1996）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 (今万航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1929年初冬由李强（1905～1996）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1905～1996）负责机务，张沈川（1900～199）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湖南省慈利县阳和乡人张沈川（1900～1991）发给了红十六军大量的电报，这些电报存红十六军军部及红十六军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