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六军第五任师长方步舟

王正鹏（土家族）/文

    1935年7月24日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1907～1935）与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分兵后，1935 年7 月24日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代理红十六师师长。红十六师就是原红十六军。

    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1900～1990）其人生经历复杂。1935 年7 月24日任红十六师师长，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靠了国民党，1949年4月23日率部起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64师191团团长。

    方步舟（1900～1990），原名项升平，字充如，后改名向光如、方步舟，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项谷文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北伐军贺龙（1896～1969）部驻扎在黄石期间，以“东征讨蒋”名义进行整军扩军。在周恩来（1898～1976）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黄石港地委的发动下，包括方步舟（时担任大冶县农协秘书）在内的700多名黄石县地区革命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贺龙（1896～1969）北伐军。方步舟（参军后改名为项升平）等人被编入侯镜如（黄埔一期生）为团长, 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随贺龙（1896～1969）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后随军南下广东，参加潮汕暴动（1927年9月24日），暴动失败后来到武汉，1927年11月与胡朝珠各携驳壳枪1支被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派回阳新县、大冶县，组建鄂东南地区地方党的组织。1928年1月16日，阳新县、大冶县县委通过内线得知湖北省参议员兼阳新县清乡总团团长刘慧臣等在刘氏祠堂续定宗谱的消息后，决定举行刘显堍年关起义。入夜，各路农军按照县委的部署悄悄地包围了刘氏祠堂和“清乡总团”团部。晚10时许，在打入“清乡总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刘辉刚等人的接应下，农民冲进祠堂，抓获处决了刘慧臣。1929年1月26 日，中国共产党大冶县中心县委成立，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任委员，至此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同时期鄂东南地区的红军武装已发展有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枪，被编为鄂东南独立师，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兼任鄂东南独立师师长。1930年中心县委改为鄂东南特委，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任委员。1930年5月5日至10日，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随何长工（1900～1987）、吴致民（1900～1935）、徐策（1902～1935）等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4月21日，根据湘鄂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了加强边区的武装斗争，平江县、修水县、铜鼓县分区，成立独立红一师；浏阳县、宜丰县、万载县分区，成立独立红二师，鄂东南独立师改名为独立红三师。1931年6月，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改任中国共产党鄂东南地委书记，主持地方工作。1933年8月1日，红十七军在湖北省通山县黄石洞成立，红十七军军长张涛（1933年错杀），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任红十七军政委，红十七军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1934年8月，在参加完省委紧急会议后，担任湘鄂赣省委巡视员的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受省委指派，到咏生县和鄂东南联系分散的红军地方武装。后又与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1903～1936）所率的部队在冷水坪会师，共计部队800余人。1934年11月26 日，鄂东南道委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部队共1200余人，由徐彦刚（1907～1935）任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任红十六师政治委员，魏平（1908～1936）任红十六师副师长，谭凤鸣任红十六师参谋长，袁洪国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石成富任红十六师第 四十六团团长，梅子益任红十六师第 四十六团副团长。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1906～1934）负伤牺牲（1934年11月21日），部队减员至700余人，由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谭凤鸣率领到崇阳县金塘休整。1934年12 月，红十六师又发展至 1200 余人。1935 年4 月收编了廖海清带领的一支约有三、四百人的绿林武装，并以该部为基干，编成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由廖海清任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团长，赵改中任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政委。1935 年6 月下旬在平江县小水岭又成立了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至此，红十六师 3 个团建制全部恢复。徐彦刚（1907～1935）任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任红十六师政委，魏平（1908～1936）任红十六师副师长兼第四十六团团长，谭凤鸣任红十六师参谋长兼第四十八团团长，钟期光（1909～1991）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赵改中任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政委；钱林任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团长，曹茂柏任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政委；袁洪国任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政委。全师发展到 5000 余人。1935年2月4日，敌军第五十师戴岳（1888～1971）部的一个团，由修水县庐坊向大源开进。红十六师得到情报后。在修水县与崇阳县交界的大源附近伏击敌人，缴获敌军重机枪四挺，步枪300余支，弹药一部分，俘敌200余人。大源之战不久，红十六师又打败了敌军一零五师一部分东北军张学良（1901～2001）的部队，其中张学良（1901～2001）一个侦察连全部被红十六师俘虏。事后第三天，红十六师又袭击了敌军一零五师的一个营，俘敌400余人，缴获轻机枪36挺，步枪200余支。1935年4月，红十六师在平江县虹桥设伏歼灭敌军第十九师成铁侠旅两个团，俘其 500 余人，缴枪 400 余支。1935年6月，敌军调动进攻江西省汤恩伯（1900～1954）、樊嵩甫（1894～1979）等主力部队，配合驻在湖南省长沙县、平江县、浏阳县，江西省万载县、铜鼓县、修水县；湖北省通城县、崇阳县等县的敌人，向湘鄂赣省边苏区的红十六师进攻。进攻的重点集中在南江桥、钟坪一带。四周形成了大小数十道包围圈，建立了数不清的碉堡群。敌人的总兵力大于红十六师数十倍，他们企图在此次“围剿”中一举全歼红十六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险恶形势，红十六师领导制定了应急的两个突围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由钟坪、南江桥出发，经过修水县突围，开到修水县、铜鼓县、宜春县、奉新县边，打下几个县，开辟一个苏区，呆个把月，静观形势变化，能立足就坚持下去，如情况实在严重，就沿罗霄山脉暂时开到湘赣边，以至到中央老苏区，然后视情况再打回湘鄂赣边来。第二个方案是，由通城县到崇阳县，从通山县、阳新县、鄂城县过长江，到鄂豫皖的大别山。如果在湖北省不能突围过长江，就改由湖北省到江西省修水县、永修县、瑞昌县、德安县。1935年7 月中旬，按第一个突围方案，红十六师掩护着湘鄂赣省级机关及由湘鄂赣省保卫大队、咏生县区干部和家属组成的特务团共三四千人马向修水县方向突围，部队进至修水县渣津西北一线时，遭到敌火力的严密封锁，在遭受很大伤亡后，一道碉堡封锁线也没有突破。当夜，红十六师折回白沙桥。途中，又同敌军第四师激战了四、五个小时，红十六师虽给第四师以严重杀伤，自己亦伤亡 300 余人，被迫撤出战斗。从修水县方向突围不成，湘鄂赣省委、湘鄂赣省军区遂决定采用第二方案，率领部队于1935年7月16日夜改向西行，越过平江县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北行进入通城县盘石、云溪地区，在此地将红十六师300 多名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后，决定红十六师分 3 路由通城县麦市突围，通过通城县麦市河，向崇阳县方向进击。按照部署，徐彦刚（1907～1935）、明安楼（1910～1937）率领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为中路；严图阁（1903～1936）、刘玉堂（1913～1980）率领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为右路；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魏平（1908～1936）和钟期光（1909～1991）率领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为左路；傅秋涛（1907～1981）率领湘鄂赣省级机关和保卫大队组成的特务团随中路跟进。1935年7月17日黎明前，中路、左路顺利渡过通城县麦市河，而傅秋涛（1907～1981）部在途中休息时，由于疲倦耽误了时间，没有跟上中路的行动，待赶至通城县麦市河边时，天已大亮，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河面，无法过去，右路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和左路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的 1 个后卫连也未能突过通城县麦市河去。傅秋涛（1907～1981）率领的特务团在通城县麦市河突围不成，即返回通城县云溪白石岭，在这里与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和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后卫连会合，几部加在一起共有 1700 余人。这时，国民党军发觉红十六师仍有一大部分没有突过通城县麦市河，立即以1个师从白沙岭追来，以1个师从天岳关前来堵击。傅秋涛（1907～1981）率部从三眼桥、燕岩之间乘夜息声悄步地穿过敌六七个土围子和碉堡，在雷家滩渡过一条河后，终于突出敌围，安然返回平江县黄金洞地区。徐彦刚（1907～1935）、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等率领的中路、左路部队渡过通城县麦市河后，因不见右路和特务团过河，加之敌人以主要兵力迫击未过河的红十六师部队，他们未遇大股敌人的追击，便在通城县与崇阳县交界地带等候右路和特务团。五六天后，敌军数路人马包围过来，徐彦刚（1907～1935）遂率部队向阳新县方向转移。部队进至阳新县太子庙后，在下一步向何处行动的问题上徐彦刚（1907～1935）与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发生意见分歧。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主张从阳新县黄颡口横渡长江，取道黄梅县、薪春县到大别山去；徐彦刚（1907～1935）则认为红十六师是湘鄂赣游击区的主力红军，不能离开湘鄂赣游击区，主张从阳新县黄颗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县码头镇，到靖安县、奉新县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多数指挥员赞同徐彦刚（1907～1935）的意见。于是，红十六师在阳新县太子庙稍作休整后，以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组成先头部队，由徐彦刚（1907～1935）率领，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和红十六师师机关组成后续部队，由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率领，两部先后由阳新县太子庙向黄颖口开进。徐彦刚（1907～1935）率领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到阳新县黄颡口后，找到一些船只，即乘船顺流而下，并拟登岸后，再由这些船返回运载红十六师师部和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然而，当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率红十六师师部和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赶至阳新县黄颡口时，船只尚未返回，追兵已近，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只好率部返回阳新县太子庙，并拟经凤凰山向平江县黄金洞靠拢。在途经凤凰山的凤凰寺时，遭敌堵击，后面敌人又挥兵追上，在敌前后夹击下，红十六师师部和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指战员虽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大部伤亡，只有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钟期光（1909～1991）、魏平（1908～1936）等十余人突自至大冶县龙角山隐蔽起来，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被认为在突围过程中指挥失误而因此降为红十六师参谋长，尔后至1937年11 月，这支部队余部历经艰险，辗转返回平江县黄金洞地区。徐彦刚（1907～1935）率领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从阳新县黄颡口顺江而下后又等待了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几日，遭到国民党军围攻，部队溃散。徐彦刚（1907～1935）受伤后被歹徒杀死，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全团仅存六、七十人由明安楼（1910～1937）率领于1937年10月返回平江县黄金洞地区。通城县麦市突围后，红十六师又数次出击，均遭惨痛失败，最后仅剩七、八十人，这时湘鄂赣省委才痛定思痛，开始逐步转变斗争策略，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斗争，经过一年左右时间，形势有所恢复。“两广事变”发生后，1936年7 月初，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刘玉堂（1913～1980）率领游击队从湘鄂赣省委、湘鄂赣省军区驻地平江县辜家洞出发，深入敌后作战，取得了一定胜利。于是湘鄂赣省委、湘鄂赣省军区于1936年7 月30日决定再次复建红十六师。重建的红十六师没设团的编制，只辖 3 个营和 1 个侦察大队，另有红十六师师部直属的 1个重机枪连和 1 个通信排。全师约 700 余人。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任红十六师师长，刘玉堂（1913～1980）任红十六师政委，谭凤鸣任红十六师参谋长，黄加高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经过几个月的深入敌后作战，红十六师击溃敌人8 个团，游击区再一次度过艰难的岁月，通城县麦市突围后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改变，以平浏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十六师和各地区独立营、游击队亦更加壮大。1936 年 12 月中旬，第三次深入敌后的红十六师返回通城地区后，从群众口中得知通城县、崇阳县一带敌兵力空虚，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遂派人去通城县侦察，去人带回了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消息。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当即写信给湘鄂赣省委书记傅秋涛（1907～1981），建议湘鄂赣省委乘机出山，前往鄂东南与红十六师会合，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接到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信后的傅秋涛（1907～1981），经湘鄂赣省委会议谈论后，立即决定前往鄂东南于红十六师会合。但此时国民党军一面与陕北和谈，一面继续在南方加紧进行对红军的清剿活动，玩弄两面手法。对于国民党军重新调集重兵“清剿”湘鄂赣游击区，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率领的红十六师亦全然不晓。为同湘鄂赣省委会师，红十六师全师转战于鄂东南的大冶县、鄂城县、崇阳县、咸宁县、通山县之间。1937 年 1 月，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率红十六师由通城县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红十六师行至通山县梅州市梅县区与新调来的国民党军新八师1个团遭遇。交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红十六师受到不少损失，遂撤出战斗。红十六师与湘鄂赣省委回合后，傅秋涛（1907～1981）责怪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不该错判形势以及指挥战斗失利，并决定撤销其红十六师师长一职。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不服，与傅秋涛（1907～1981）展开争论，因而受到集中批判并被开除党籍。适值此时，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身怀六甲的妻子在反清剿战斗中由于腿部受伤，被国民党军俘获。敌军送信给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威胁若不投降便中断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方步舟（1937年3月21日叛变投敌）终于经受不住考验，于1937年3月21日只身携枪离队，5天后在龙港向国民党军第121师投降，成为了叛徒。叛变之后的方步舟（1900～1990）虽向国民党军要求不做有害红十六师的事情，但实际上方步舟（1900～1990）的行动仍给红十六师造成了不小损失。由于向国民党军透露了红十六师预定的行军路线，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围攻，仅剩200余人。受其叛变影响，湘鄂赣游击区活动再次陷入低潮，红十六师代师长冯育云、湘鄂赣军区参谋长张玉清、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东北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东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龙、东北特委组织部长黎荷村、少共书记王佛生，全都叛变投敌，给当地中国共产党党组织造成了巨大损失。方步舟（1900～1990）投奔国民党后，出任国民党武汉行辕参议。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进行大屠杀后，沿江西进，进逼武汉。方步舟（1900～1990）再次回到鄂东南重整旧部，组织抗日游击队，称“方步舟部”。后为国民党军队收编，任国民党鄂南第八游击纵队司令、绥靖总队司令等职。武汉保卫战时，被部署在长江北岸，因拒绝调往湖南衡阳整训，方步舟（1900～1990）辞去司令职务，回家乡抗日，不到数月发展到人枪1000余，下辖三个支队。1939年方步舟（1900～1990）曾与共产党谈判将其所部改编为八路军或新四军，未果。1943年，方步舟（1900～1990）因保护其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被国民党九战区以“纵匪殃民”罪被捕入狱。1948被保释出狱后在汉口做煤炭生意。1947年冬，方步舟的同乡兼同学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长刘培初，深知方步舟（1900～1990）有军事才能，便多次上门拉方当其副手，于是被任命方步舟（1900～1990）为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1948年方步舟（1900～1990）与中国共产党沔阳县委书记陈秀山取得联系，被命令继续留在武汉做秘密工作。1949年2月，方步舟（1900～1990）奉令率部从武汉调防浙江鄞县护卫蒋介石（1887～1975）。其实早在开拔之前，经中国共产党江汉地委城工部的策动，方步舟（1900～1990）已准备待机起义。在调防后，方步舟（1900～1990）曾数次派人寻找中国共产党，积极准备起义。但其动向被其手下人向刘培初（1906～1970）告密。刘培初（1906～1970）知悉欲拘捕方步舟（1900～1990），方步舟（1900～1990）乃于1949年4月23日毅然率800余人(整编时为650余人)在浙江宁波望春桥起义，后抵达东部四明山乌岩村（鄞西石岭村）携重机枪1挺，轻机枪24挺，步枪240支，卡宾枪24支，短枪35支，掷弹筒3只（浙东纵队根据地）。 几天后，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1914～2007），四明工委委员、宣传部长薛驹（1922 ～ ？）亲率四明主力部队来到了乌岩村（今爱中乡政府所在地），借该村一庙宇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当地群众送酒送肉，热情犒劳起义官兵。会上，四明工委授予方部以“光明部队”的番号。 此后，“光明部队”配合县中队，打下了鄞西最后一个蒋军据点黄古林，并参加了解放樟村、梁弄、上虞等地的战斗。绍兴解放后，方步舟（1900～1990）该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64师191团。此时接管方步舟反正的王建安（1907～1980）、谭启龙（1913～2003）七兵团觉得不好处理，便将方步舟（1900～1990）送到南京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来。“全国解放后，，改名为向光如（1900～1990），任安徽省宣成农场副场长、南京青龙山林场副科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拘捕入狱。1982年12月改为离休，1990年3月方步舟（1900～1990）在南京逝世。

    方步舟（1900～1990）著有《红十六师历史》、《鄂东南革命斗争史》、《抗日战争史》、《读书笔记》、《方步舟诗词》、《愚公评红》、《方步舟自传》。方步舟（1900～1990）著作对于研究红十六师历史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