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胥伯与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大队

王正鹏(土家族) 根据史料整理

邓胥伯（1909～1951），慈利县许家坊乡咸水村瓦岗寨人，土家族。1925年至1927年在贺龙部队当兵，后一直在国民党军中任班长，1935年10月受贺龙指派为留守连长，1946年9月退出国民党军。1948年任湖南省保安第十大队大队长(驻慈利许家坊乡)，1948年11月任湖南省保安第六团副团长(驻常德县)，1949年1月加入民促社。陈采夫根据省工委指示派邓胥伯回慈利组建地下武装，1949年4月底，邓胥伯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武装力量，名义上作为宋希濂部独立旅(旅长陈策勋)的补充团。1949年4月，方用通过陈采夫指示邓胥伯部接受慈利大土匪朱际凯的收编，邓胥伯部被编为“慈(利)庸(大庸)桑(植)三县联防剿匪指挥部第十二支队”， 邓胥伯任第十二支队支队长。1949年6月底，邓胥伯改而接受宋希濂部暂编第三师第六旅旅长王尉初的收编，被编为第三团，邓胥伯任团长，下设三个营。遂后，邓胥伯率第一、二营和直属连开往慈利县龙潭河一带驻扎，邓胥伯第三团第三营营长于阶武率部仍驻慈利县苗儿峪。在这段时间内，中共慈利县支部通过民促社员王恩承、王育久、王超然等与邓胥伯联系，经常向邓胥伯发出指示。邓胥伯通过他们向中共慈利县支部杜修基、毕嘉遒汇报。1949年7月29日邓胥伯、沙成章等率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大队由桃源县仙娘庙移师慈利城郊。1949年7月31日解放慈利县。解放军以中共慈利地下党员杜修基、管彦健为向导，一路经慈利县茶林河，一路经慈利县杨柳铺、慈利县东岳观向慈利县城进军。守敌慈利县县长张沼吴率部向慈利县江垭方向仓惶逃窜，解放军五二支队乘胜解放慈利县城。1949年8月1日慈利县城军民欢庆慈利获得解放。1949年8月3日慈利县人民政府成立，由解放军五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慕石代理慈利县县长，正式接管慈利县政权。1949年8月6日，杜梅森率38名南下干部抵达慈利，1949年8月12日由杜梅森接任慈利县县长。1949年8月13日，中共慈利县委员会成立，郭毅任慈利县县委书记，委员有杜梅森(慈利县县长)、谢文平(慈利县组织部长)、李显存(慈利县宣传部长)、张和民(慈利县民运部长)、范延春(慈利县社会部长)、吴均(慈利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并以湘西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突击大队为基础组建解放军慈利县大队，邓胥伯任解放军慈利县大队大队长。1949年8月15日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四团移驻慈利接防。1949年8月15日解放军五二支队向湘西挺进。

慈利县许家坊乡咸水村，是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大队的诞生地和主要活动地，应该属到保护和纪念。

五二支队：

一九四九年春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六大队二中15名干部编为第五小队，称五二支队。

湘西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

1949年5月1日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成立湘西工委，方用任书记。并建立湘西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陈采夫(1905～1958)任总队长，方用任政治委员。

1949年6月25日，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大队在慈利县成立。大队长邓胥伯（1909～1951），政治委员沙成章，政治部主任丁正。邓胥伯（1909～1951）并随同省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负责人陈采夫到大庸县组织游击队，策应解放军进军慈利、大庸等县。

1949年7月24日解放军逼近慈利县，慈利县县长张沼吴率部逃离县城。
　　1949年7月25日中共慈利县工委组成慈利县人民应变委员会。

1949年7月26日清晨，中共慈利县工委委员杜修基和第十突击大队三中队队长于阶武率部在慈利县蛮王城下澧水河里拦击国民党军一二二军后勤船队，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是日下午至1949年7月28日，驻慈利县蒋家坪之国民党军一二二军三四五师黄鼎新师长指挥部队隔河炮击县城，并数次驾船强渡，妄图洗劫县城，吴均、毕嘉乃、杜修森等人组织力量沿河防守，黄鼎新部攻城未逞。

1949年7月29日邓胥伯、沙成章等率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大队由桃源县仙娘庙移师慈利城郊。
　　1949年7月30日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五一师四五二团(又称五二支队)在司令员赵丙安、政治委员汪砺锋、参谋长张学勤、政治处主任慕石启等率领下，由石门县进抵慈利县的猫儿峪。
　　1949年7月31日解放慈利县。解放军以中共慈利地下党员杜修基、管彦健为向导，一路经慈利县茶林河，一路经慈利县杨柳铺、慈利县东岳观向慈利县城进军。守敌向慈利县江垭方向仓惶逃窜，五二支队乘胜解放慈利县城。

1949年8月1日慈利县城军民欢庆慈利获得解放。

1949年8月3日慈利县人民政府成立，由解放军五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慕石代理县长，正式接管慈利县政权。1949年8月6日，杜梅森率38名南下干部抵达慈利，1949年8月12日由杜梅森接任慈利县县长。

1949年8月13日，中共慈利县委员会成立，郭毅任县委书记，委员有杜梅森(县长)、谢文平(组织部长)、李显存(宣传部长)、张和民(民运部长)、范延春(社会部长)、吴均(县委办公室主任)，并以第十突击大队为基础组建慈利县大队。

1949年8月15日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四团移驻慈利接防。五二支队向湘西挺进。

战斗在湘西北的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 

建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在湘西北开展武装斗争，这是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湘西工委”)的一项重要活动。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的孕育和建立：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以下简称“突击总队”）与湘西工委一样，都是1949年5月初由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指示而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孕育、发展过程。

1948年春，中共津市支部研究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为革命事业的成功离不开革命的军队；他们还分析了他们的工作环境，感到如果不掌握一支武装力量，被敌人发现后就只好束手被擒。因此，他们报经省工委同意，把建党、建军作为两项主要工作。这年下半年，津市支部便正式开始了建军工作，并把重点放在瓦解、争取澧县东部几个乡的伪武装方面。他们争取了红庙乡长李代宣、该乡自卫中队副中队长杜昌勋和陈经武，还争取了荆南乡自卫中队班长方适海和该乡退职伪军官何彬；他们又派吴传榜打入北路联乡大队直属中队当班长，派小周铁匠等二人打入三贤乡自卫中队任班长，后又派何彬打入荆南乡自卫中队当副中队长。到1948年底，中共津市区工委(原支部升格)就控制了红庙、三贤、荆南三乡的一百多人。

1948年冬至1949年春夏，在太浮山边区、慈利西部和临澧北部，分别产生了由省工委的统战组织——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以下简称“民促社”)建立的、由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武装。

石门县：

活动于太浮山的一支地下武装是由谭杰领导的。谭杰，原名谭徽崇，慈利县人，少年时代曾随贺龙、任弼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打土豪劣绅，红军走后，他遭受土豪劣绅迫害，逃入国民党军，当过连长，因为屡受怀疑、关押，于1948年弃军返籍。他受到林伯渠林伯渠原配夫人伍复明、民促社总干事陈采夫的儿子陈克琅的进步思想的影响，1949年1月，他加入了民促社，陈采夫根据省工委指示派他到临澧组建地下武装。 1949年2月10日晨，他率领陈松桂、郭玉乾、秦国栋、明季政夺枪起义，上太浮山打游击。1949年2月下旬，队伍发展到四十多人。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政治领导，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工委于1949年3月派中共党员朱明超(原名刘静)与共青团员、朱明超的妻子朱芳(原名杜桂珍)假扮兄妹来到这支部队。朱明超与谭杰一起领导这支部队，朱芳则在附近的保宁桥小学教书，借以建立地下联络点和宣传油印站。此后，这支队伍四处游击敌人，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49年4月下旬，石门县政府派保安大队长冯凡带领一个加强中队到太浮山清剿，结果败北而归。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周陶陆又派田文章打入该部，企图暗害谭杰，谭杰察觉后将田文章处死于石门县夏家巷。此后，谭部迅速发展，活动于西到石门县的官渡桥、夏家巷、白洋湖、上午通、潘家铺、望仙树，东到临澧的停弦渡、七重堰、佘市桥、鳌山，南到常德的大龙站、桃源的县盘龙桥等广大地区，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在四县的统治。不久，方用通过陈采夫指示谭杰部队打入宋希濂部暂编第一师第三旅第四团(团长侯宗汉，1950年4月14日枪毙)，编为“独立营”，借以伪装自己，但实际上从未接受侯宗汉的领导。

慈利县

几乎在谭杰领导的地下武装诞生的同时，在慈利西部也出现了一支党领导的地下武装，这就是邓胥伯的部队。邓胥伯，慈利县许家坊乡咸水村人，1925年至1927年在贺龙部队当兵，后一直在国民党军中任下级军官，1946年9月退伍。1948年任湖南省保安第十大队大队长(驻慈利许家坊)，1948年11月任省保安第六团副团长(驻常德)，次年1月加入民促社。陈采夫根据省工委指示派他回慈利组建地下武装，到四月底，他就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武装力量，名义上作为宋希濂部独立旅(旅长陈策勋)的补充团。1949年4月，方用通过陈采夫指示邓部接受慈利大土匪朱际凯的收编，邓部被编为“慈(利)庸(大庸)桑(植)三县联防剿匪指挥部第十二支队”，邓任支队长。1949年6月底，邓胥伯改而接受宋希濂部暂编第三师第六旅(旅长王尉初)的收编，被编为第三团，邓任团长，下设三个营。遂后，邓胥伯率第一、二营和直属连开往龙潭河一带驻扎，第三营(营长于阶武)仍驻苗儿峪。在这段时间内，中共慈利支部通过民促社员王恩承、王育久、王超然等与邓胥伯联系，经常向邓胥伯发出指示。邓胥伯通过他们向中共慈利支部杜修基、毕嘉遒汇报。

临澧县：

临澧北部的地下武装是由陈元位与中共临澧县支部建立起来的。陈元位是临澧县人，原是国民党某师的少校，后该师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他遂回临澧县。1949年春，他在陈采夫启示下，决心弃暗投明，便加入了民促社。陈采夫指示他在临澧县从事地下武装的组创工作。不久，中共临澧支部根据湘西工委书记方用指示与陈元位联系上。支部委员陈耀刚鉴于他与陈元位都是临澧县北部人，人熟地熟，提出先在北部建立两面性武装。支部书记晏国敬向方用汇报后，得到批准。恰在这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通知各县组织“联乡大队”作为“安定”地方的武装力量，方用与陈采夫决定趁此机会帮助临澧党组织创建两面性武装“澧北联乡大队”，陈采夫还指示民促社员、临澧县警察局长侯方宇给以支持。1949年5月下旬，“澧北联乡大队”在团山乡彭家铺(今官亭乡境内)宣告成立，大队长陈元位，中共党员陈耀刚负责政治工作，大队共有20多人。1949年6月初，联乡大队增到六七十人，五十多条枪，设立了一个中队和三个分队。1949年6月下旬，联乡大队在新安乡潘台召开群众大会，陈元位公开宣布他们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和领导群众抗丁、抗粮、抗税的队伍。

益阳县：

除上列四支地下武装外，在益阳还有一支地下武装，这就是“湖南人民解放矿工游击支队”。它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张乐、工人刘静安等建立起来的，1949年2月张乐经方用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中旬建立中共益阳县支部，这支队伍就成为党领导的武装了。1948年11月，张乐、张文达和刘静安商定建立“雪峰山纵队”， 1949年元月改称“湖南人民解放矿工游击支队”，支队司令刘静安，副司令张文华，政委张乐。尔后，他们一方面自己组织武装起义，一方面与另两支自发的工农武装取得联系，领导起来，编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是益阳县太古乡南坝山区张光前领导的武装。张光前(又名张文彩)在国民党压迫之下，于1949年1月串连六位农民起义，成立南坝游击队，张任队长，李章烈任副队长。嗣后，他们截夺国民党下乡的散兵和当地地主的枪支弹药，动员农民入伍。3个月内，这支队伍发展到50多人。1949年3月底他们接受湖南人民解放矿工游击支队的领导，编为第一大队，张光前、李章烈分任正、副大队长。1949年4月中旬，张乐派中共党员陈炳辉去任党代表。第二大队由两支队伍组成，一是益阳大冲煤矿工人刘静安领导的队伍，他于1949年1月领导一些矿工起义，这支队伍于1949年4月发展到100多人。二是蔡得夷领导的队伍。1948年11月，益阳保林冲的原抗日游击战士蔡得夷取出了他保存下来的六支步枪，组织10多个老矿工游击战士上青秀山、碧云峰打游击，遂后他们多次抢夺下乡扰乱的国民党正规军、乡公所和豪绅恶霸的枪支弹药，并吸收了许多矿工和农民加入。到1949年7月止，这支队伍发展到100多人。这两支队伍后编为湖南人民解放矿工游击支队第二大队，蔡得夷任大队长，中共党员张文达任党代表。到1949年7月底，整个矿工游击支队有250多人，100多支枪。

湖南省共产党地下武装的形成：

1949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飞跃发展，迫切需要湖南地下武装的迅速壮大，并公开发动起义，借以牵制敌人、打击敌人。因此，省工委5月初在长沙韭菜园会议上，把全省各地壮大武装、公开起义作为各地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周礼在面授方用成立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方用任书记)的同时，嘱建“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陈采夫任总队长，方用任政委，指挥六个突击大队的武装斗争(因为解放战争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南发展，总队机构未及建设完善)。

韭菜园会议后，方用即赶回常德传达并落实会议精神。他先到澧县与刚就任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的陈采夫取得联系，向他传达了省工委关于建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的指示，宣布了省工委的任命。1949年5月下旬，他赶到澧县三贤乡左承统家主持召开有安乡、澧县地下党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简称“左家会议”)，传达韭菜园会议精神，决定建立中共澧县工作委员会和安乡区工作委员会，并由它们分别在澧县建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四大队、在华容县建立第六大队，并任命了主要负责人。1949年6月21日，方用又在澧县进一步同陈采夫商量制定了各地下武装、两面性武装次第起义的计划。这前后还在澧县向晏国敬和朱明超传达了省工委韭菜园会议精神，决定建立中共临澧区工作委员会、由湘西工委在太浮山边区建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八大队。1949年6月下旬，方用又到桃源县九溪乡沙成章家召开有常德县、桃源县、慈利县、临澧县、益阳县的地下党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简称“沙家会议”)，传达省工委韭菜园会议精神，决定建立中共常德区工作委员会、慈利区工作委员会(一说县工作委员会)、桃源区工作委员会(一说桃临边区工作委员会)和益阳区工作委员会，并由慈利区工作委员会建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大队、益阳区工作委员会建立第十二大队，还任命了第八大队、第十大队、第十二大队的主要负责人。沙家会议后，方用与陈采夫又在临澧乡下商定由临澧区工作委员会建立湖南人民解放突总队第十四大队，并任命了主要负责人。此后，除第六大队流产外，其余五个大队均先后建立起来。

第四突击大队是在武装起义的枪炮声中诞生的。1949年6月24日晨，中共澧县县工委分三路发动武装起义。左承统带领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农民是第一路，他们夺取了三贤乡乡公所的枪枝弹药，随后赵楚湘带雷秀江等人从津市来参加起义，他们便进发到荆南乡策反了该乡自卫中队起义。周铁泗、刘玉舫、李代宣带领的是第二路，他们先后策反了红庙乡自卫中队、澧县东路联乡大队(大队长龚剑萍)直属中队、官垸乡自卫中队起义，并夺取了三洲乡自卫中队的枪支。第三路由谭徽岗负责策反澧县北路联乡大队直属中队和梦溪乡自卫中队，没有成功。1949年6月25日，第一、二路起义武装在如东铺会师，召开骨干会议，宣布成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四大队”，并宣布了大队的机构设置及其人员配备。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四大队大队：

大队部：大队政委左承统(中共澧县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副政委谭徽岗(中共澧县县工作委员会

委员)；

大队长刘玉舫(中共党员)、副大队长李代宣(中共党员)和龚剑萍(稍后加入中共)；

大队参谋长李代宣(兼)；

大队部机关下设三个处：

大队参谋处，处长左心平(稍后加入中共)；

大队政工处，主任周铁泗(中共澧县县工作委员会委员)；

大队供给处，处长李华清(中共党员)；

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和一个警卫队：

第一中队，中队长王世经，政治指导员李华荣(均起义后加入中共)；

第二中队，中队长杜昌勋(中共党员)，政治指导员洪波臣(起义后加入中共)；

第三中队，中队长陈经武(中共党员)，政治指导员陈汉(中共党员)；

第四中队，中队长何彬(中共党员)，政治指导员赵楚湘(中共党员)；

警卫队，队长左承金(中共党员)。

全大队共有近300人。

在左家会议上，方用指示金汉川在华容侯宗瀛、易南针(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生)组织的两面性武装的基础上建立第六突击大队，并由金汉川任政委，侯宗瀛任大队长。1949年6月下旬，金汉川率十个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从安乡去华容侯宗瀛部，但行至梅田湖附近被反动哨卡阻押，未能及时到达华容。同时，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第三分区杨振东团因未得到我地下党的情报，在侯宗瀛、易南针率队起义的前一天(1949年6月23日)渡过长江，把侯部当作反动武装而缴了械，并把侯宗瀛等负责人俘获过江，第六突击大队因而没有建立起来。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八突击大队：

第八突击大队是在谭杰、朱明超领导的部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沙家会议后，中共党员吴士元(化名殷祜)、刘仲任(化名黄梅)、陈白清按照湘西工委安排到太浮山边区同朱明超、谭杰会面，决定大队部下设一个直属队、一个武工队和四个中队，并于7月上旬召集全大队200多人在石门县境白洋湖龙头岗举行第八突击大队成立大会，宣布大队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大队长谭杰(中共党员)；

大队政委吴士元(中共桃源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副政委朱明超(中共党员)；

大队政治处主任刘仲任(中共桃源区工作委员会委员)；

大队参谋长曹观涛；

武工队队长陈松桂(中共党员)，政治指导员陈白清(中共党员)；

第一中队中队长吴保，政治指导员姚盛和(中共党员)；

第二中队中队长刘德俊，政治指导员张徐；

第三中队中队长易浩然，政治指导员易开甲；

第四中队中队长张腾茂，政治指导员卓仁瞿。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二突击大队：

第十二突击大队也是1949年7月上旬建立起来的。沙家会议后，张乐赶回益阳，宣布将原湖南人民解放矿工游击支队改编为“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二大队”，并宣布了如下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大队长刘静安(中共益阳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副大队长张文华(中共党员)、蔡得夷(中共党员)；

大队政委张乐(中共益阳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大队政治部，主任刘静安(兼)；大队参谋处，主任张文华(兼)；

大队后勤处，主任张步中(中共党员)；

大队宣传队，队长刘希和(中共党员)；

第一中队，中队长张光前，政治指导员陈炳辉(中共党员)；

第二中队，中队长张昌隆(中共党员)，政治指导员张文达(中共党员)。

这时，第十二大队共有280多人。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四大队：

中共临澧区工作委员会在临澧澧北联乡大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第十四大队。1949年7月19日，陈耀刚在合口乡宣布成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四大队”，全大队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其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是：

大队长陈元位(中共党员)；

大队代理政委陈耀刚(中共临澧区工作委员会委员)；

一个中队，中队长谭祖寅(中共党员)。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大队：

第十大队建立得比较迟，它是由邓胥伯部队改编的。沙家会议后，沙成章、丁正带了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了慈利县龙潭河邓胥伯部队，与邓胥伯研究了改编事宜，并催促他立即宣布起义。邓胥伯说：“我跟共产党走是跟定了，但起义得等几天，等到在临澧县接受检阅以后。”1949年7月21日，邓胥伯部随旅长王尉初去临澧保宁桥接受宋希濂部暂编第三师的检阅，中途得悉检阅地点已改到桃源县陬市，邓胥伯部又随王尉初开往桃源县陬市。因解放形势飞跃发展，国民党检阅落空。在沙成章、丁正一再催促下，邓胥伯于1949年7月26日在桃源仙娘庙宣布成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大队”，沙成章宣布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大队长邓胥伯，副大险长傅汉民；

大队政委沙成章(中共慈利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大队政治部主任丁正(中共慈利区工作委员会委员)；

大队参谋长邓世炎(慈利县许家坊乡咸水村人)；

大队供应部长王恩承(慈利县阳和乡人)。

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武工队。

第一中队中队长邓玉华(慈利县许家坊乡咸水村人)，政治指导员彭一鸣(中共党员)；

第二中队中队长邓昌祥(慈利县许家坊乡咸水村人)，政治指导员刘际忠(中共党员)；

第三中队中队长于阶武(慈利县许家坊乡人)，政治指导员管彦健(中共党员)；

武工队队长李大章(中共党员)。

这时全大队共有指战员230多名，枪200多支，后拟增设第四、五中队，未遂。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大队，组成人员多以慈利县许家坊乡咸水村为中心的家族或亲属人员组成，多以贺龙红军留守人员，或贺龙红军家属成员及进步青年组成。主要负责陪合解放军五二支队解放慈利县的任务，慈利县解放后相继解放了大庸县、桑植县，之后解放了湘西各县。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到解放时，共有1143百余人。

中国共产党对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建设：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的指战员，就其社会成份来说，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国民党退役军人和被策反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第十二大队的基本成员是工人和农民，其他四个大队的基本成员是青年农民、青年学生、国民党退役军人和被策反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省工委和湘西工委为了把它们建成党的地下武装，进行了长期的工作。

这几支武装是由省工委和湘西工委指示建立并帮助发展的。正式宣布为突击大队时，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中共党员，各县、区工委都向各突击大队派了中共党员及进步青年作为骨干，同时注意在指战员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第四大队的李代宣、杜昌勋、陈经武、吴传榜、何彬、方适海等人，第八大队的谭杰、陈松桂、杜佳才等人，第十二大队的陈炳辉、张昌隆等人，第十四大队的陈元位、谭祖寅等人都在突击大队成立前后的日子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大队、第八大队建了党支部，第十二大队建立了两个党支部。

各级党组织十分注意对突击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地下武装初创时期，党对指战员大讲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以及其他党的文件，教他们唱《共产党是红太阳》、《山那边哟好地方》等革命歌曲。共产党员朱明超和共青团员朱芳于1949年3月来到谭杰领导的部队后，经常向指战员宣传革命形势，印发了《共产党是红太阳》、《人民的队伍靠拢来》、《澧阳小学校歌》等歌曲。突击总队成立以后，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突击总队在1949年7月1日发出的《战斗命令第一号》中说：“我们是人民的武装，我们全体应竭诚的接受人民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执行一切解放人民的战斗任务。”第八突击大队、第十突击大队在成立前夕都举办了骨干训练班，专门学习党的有关文件，讲述革命大好形势。第十二大队还成立了宣传队，作为向指战员进行革命宣传的工具。第十四大队经常教育指战员，讲他们的队伍是党的队伍、人民的队伍。

突击总队和各突击大队特别注意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和要求指战员。《战士命令第一号》规定指战员必须遵守和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四突击大队成立后不几天，中共党员、警卫队长左承金贪污了掳获的两个金戒指和一逢帐子，政委左承统提议严加处理，大队长刘玉舫认为他对突击大队的建立有功，教育教育算了，但左承统不但对左承金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撤了他的职务。

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的武装斗争：

除了第四突击大队外，其余四个突击大队的前身武装，都在党组织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打击敌人的武装斗争。突击总队成立以后，制定了各个突击大队、各个两面性武装分三期次第起义的计划。1949年7月1日向他们发出第一号《战斗命令》，要求他们“立即在精神上动员各级干部和群众，人人都应有‘明日起义’的准备，以便配合解放军的主力来解放这一地区。”遂后发出第二号《战斗命令》，给各突击大队下达战斗任务。1949年7月15日，突击总队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目前湖南在军事上还不要发动武装斗争或武装起义，以避免暴露力量，遭受可以避免之损失的指示，向各突击大队、各两面性武装发出第三号《战斗命令》，指示“已经发动的第一期武装起义(即第四突击大队的起义)，应该坚持下去，以保存力量”，“尚未发动的第二期、第三期起义部队，应立即停止起义行动”。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澧县的第二天，即1949年7月24日，突击总队发出第四号《战斗命令》，指示各个突击大队及两面性武装“以一部确保城市治安而利解放军之顺利接收”，“战斗力较强而适于机动使用之大部，一律集中战略要点，以便随时协助解放军打击溃败及顽抗匪军。”各突击大队遵令进行了截击逃窜敌军、保护城乡治安的工作。

一、牵制和打击宋希濂的正规军。

当时统治湘鄂边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是第十四兵团总司令、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统领的第十四兵团，该司令部驻扎湖北宜昌。1949年4月，宋希濂在常德设立指挥所，派绥靖副司令官周盘负责。突击总队成立以后，对他们进行了武装斗争。1949年6月24日，第四突击大队起义那一天，宋希濂部第二军一个排在一连长带领下护送弹药，驾着三只船从津市沿河道往鄂西，路经红庙乡公所时，气势汹汹地要钱、粮和副食品，并勒令当天下午办齐。第四突击大队决定将计就计，歼灭敌人。在周铁泗的具体指挥下，对他们假献殷勤，办齐了钱、粮、物，并热情欢送。趁这伙酒鬼夜宿余家台南盘时，周铁泗派陈经武带了一个班突袭他们，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几天以后，宋希濂部几只大轮船经北河口开往沙市，第四突击大队拦截未遂。宋希濂大怒，先后派湖北保安一旅和八旅各一个团、澧县自卫总队、安乡县自卫总队、石门县自卫总队、常德县自卫总队一部分、临澧县自卫总队一部分和澧县警察中队等地方武装及暂编师的陈洪团、刘彪团、戈斗团、江正发团及陈策勋独立旅一个团围剿第四突击大队。第四突击大队遂于1949年6月29日转移到毛里湖，但在毛里湖仍被敌人紧紧包围。1949年7月中旬传来突击总队关于拟暴动的地下武装不再暴动，已暴动的地下武装设法坚持斗争的指示，这样第四突击大队就不得不孤军作战。于是他们化整为零，分两路突围出去开展游击活动：一路由左承统、谭徽岗、刘玉舫、李代宣率第二、三中队向津市东北突围；二路由周铁泗、龚剑萍率第一中队向安乡黄山头突围；第四中队则由何彬、赵楚湘、雷秀江率领留守毛里湖牵制敌人。第四中队因为防备不力和指挥不力，被敌人打垮，方适海等六位中共党员英勇阵亡，陈汉、雷秀江等被俘。第一中队突围至安乡与澧县交界处的黄天湖附近，又被敌人包围，在中共安乡区工委及民促社员曾济民率领的安乡县自卫总队的掩护和帮助下，化整为零，潜回澧县官垸分散活动。第二、三中队则突进湘鄂边界，袭击了盐井乡自卫中队(未果)，在鲤鱼湖又遭到敌人包围，他们就埋藏长枪，以短枪组织武装工队，分组活动，一直坚持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驻在慈利苗儿峪的第十突击大队第三中队，于1949年7月25日截击宋希濂兵团一二二军后勤船队(共30多只)，打沉10多只，缴获14只(另8只逃走，后在慈利县城附近被姜斌起义部队截获)，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军衣军被等日用品，后全数交给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五二大队，受到他们的表扬。第八、第十四突击大队也多次袭击宋希濂的部队，截获不少武器弹药。

二、打击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土匪武装。

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有县、区、乡的警察中队、自卫总队、自卫大队(或自卫中队)和联乡大队。1949年5月，宋希濂搜集湘西土匪武装，编为五个暂编师，分别以著名顽匪田载龙(一师)、周燮卿(二师)、陈子贤(三师)、罗文杰(四师)和汪援华(五师)为师长。此外，还有地主豪绅的私人武装及由外归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组织的私人武装。他们遍布城乡，肆意横行，鱼肉人民。1949年7月1日至8日，宋希濂在常德主持召开湘西绥靖会议，纠集各暂编师长，各县党部书记长、参议会议长和县长合谋抗共救命之计。白崇禧也从长沙赶来打气。他们一时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幻觉，狂叫要与共产党血战到底。各个突击大队及其前身武装，给这些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武装进行了多次打击。1949年6月下旬，暂编第三师20多个官兵在临澧团山乡潭河拉夫抢劫，捆人吊人。第十四突击大队闻讯后，立即赶往围歼，打死一名副营长和一名副官，俘虏匪兵10多人，救出了被捆绑吊打的群众，退还了群众被抢掠的财物。当天下午，他们又围歼了在廖家冲为非作歹的暂编第三师一个营，击毙营长廖如登和七名士兵。1949年7月25日，第八突击大队接到陈采夫之命，截击在临澧保宁桥抢劫群众财物的暂编第三师陈洪、刘彪两团。敌人企图据山顽抗，第八突击大队抢占礼阳山，居高临下，用重机枪扫射，击溃了敌人，并打死一连长及十多名士兵，夺得大量军用物品。战士陈传金阵亡，周启佑被俘牺牲。1949年7月29日，第八突击大队与从常德逃往湘西的暂编第五师一部遭遇，发生激战，结果大获胜利，俘敌73名。

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及土匪武装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领导人民开展借粮的斗争，其中以第十二突击大队的前身——湖南人民解放矿工游击支队进行较多。1949年春夏，益阳道子坪和南坝一带，农民发生饥荒，地主囤积居奇，高价出售，甚至借此向农民逼租逼债。游击支队组织农民向地主借粮，支队副司令张文华带领100多农民向道子坪的保长贾昆华借粮，贾昆华拒绝，张文华指挥农民开仓挑粮。尾后的群众没有挑到，张文华便带领他们向地主易义生借粮，许多农民闻讯赶来，张文华又带领他们向号称益阳县十三件“长马褂”之一的地主贾汇松借粮。此后，游击支队连续向十多户地主借粮数百担，缓解了农民的春荒。活动在南坝的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号召农民向地主借粮，农民有顾虑：“地主不肯借，怎么办?”第一大队大队长张光前鼓励他们说：“有我们游击队用武力去强迫他们借粮，大家不要怕，一切后果由我们游击队担当。”一大队先后带领农民向地主鹤松堂、夏少卿、夏鼎文、张大顺、吴春初、罗古田、贺运南等借粮数百担，并在7月初严惩了武装抗拒的箴言乡乡长贾忠光和地主李福山。

三、保卫城市，迎接解放。

人民解放军由鄂西进入湘西北后，各个突击大队纷纷开展了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的活动。1949年7月21日，第四突击大队得知津市城内及近乡驻敌已经抱头鼠窜，城内处于真空状态，即在两天内把分散活动的各个中队集中起来，于23日在津市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城，他们收缴了警察中队的枪支，派人到各保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解放政策，动员工人、学生、店员及工商界进步人士维护治安。澧县南路巨匪马册玉与其在县自卫总队任中队长的胞弟马青云企图窜入津市劫掠财物，闻听第四突击大队早已做好反击准备，开到津市对河襄阳街便扭头鼠窜了。1949年7月27日，左承统与解放军四十九军联系上，遵令继续维护津市秩序。第十突击大队于7月29日开驻慈利县城附近的殷家岗，保护县城。31日，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五二大队进城，全县宣告解放。临澧县城于7月23日晚由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四三五团解放。活动在临澧北部的第十四突击大队，用武力接受新安、合口一带的乡警和地方盾牌武装，还召开了各乡乡长及开明绅士会议，向他们宣传党的对立功赎罪者给出路的政策；同时，组织群众给解放军送茶水、献粮食、扶理伤兵。游击在太浮山区的第八突击大队于7月27日与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接上头，并于次日充任该师前锋进攻桃源县陬市镇，沿头打击侯宗汉匪部、暂编师某部，于29日与解放军主力解放陬市。7月下旬，第十二突击大队副大队长蔡得夷率第二中队主力开赴益阳县城附近的山门坎，为护城迎解放进行战斗准备；副大队长张文华率领一支10多人组成的手枪队潜入县城，了解各阶层的思想动向，保卫县城。1949年8月2日，第十二突击大队主力与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先遣部队取得联系。1949年8月3日，四十九军一四六师进入益阳县城。

1949年8月，湘西北建立了中共常澧地方委员会（旋改“中共常德地方委员会”。）、中共益阳地方委员会、常德专员公署和益阳专员公署，各县及常德市建立了党委会和人民政府。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光荣地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总队政委方用受任中共常澧地委委员、宣传部长，陈采夫受任常德专员公署副专员。各突击大队则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整顿改编，不纯分子被遣散回家，部分队员自动回家，政治、军事素质较好的指战员被编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各县大队。第四突击大队于7月下旬被改编为澧县大队，9月县大队主力补入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某师四八○团。第八突击大队于8月25日被编入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一六○师四七九团，赴湘西参加剿匪战斗。第十突击大队于1949年8月4日被改编为慈利县大队。第十二突击大队于1949年8月初被编为益阳县大队。第十四突击大队于8月中旬被改编为临澧县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