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宗师张季鸾与自然门宗师杜心五的秘史

王正鹏（土家族）/文/摄影

    知道张季孪(1888～1941)先生与杜心五（1869～1953）先生两位先生为密友，其中有几位先生的告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张季鸾(1888～1941)先生的笔记中根本找不到与杜心五（1869～1953）先生交流的片纸半语，而在《杜心五自传》中也只找到“杜心五（1869～1953）居北京西直门酱房大院6号时，其同学、天津《大公报》社长张季鸾(1888～1941)介绍四川气功师刘神仙到杜心五（1869～1953）家，向他传授气功和医术多年。”一句话，到底张季孪(1888～1941)先生与杜心五（1869～1953）先生是不是密友？还得从张季鸾(1888～1941)先生说起。

    张季鸾(1888～1941)的祖上曾是清朝名将湘军刘锦棠(1844～1890,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统领手下一位职员，深受刘锦棠的厚爱，张季鸾(1888～1941)先生于1901年随母亲扶父亲灵枢归榆林后，刘锦棠(1844～1890)统领的后人又资助了一部分学费让张季鸾(1888～1941)先生于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睡在张季鸾(1888～1941)先生同室的杜心五（1869～1953）先生，张季鸾(1888～1941)先生1905年到日本，1908年回中国到上海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任记者，在日本求学时间记录十分清晰，同时清晰的还有就是同为孙中山（1866～1925）先生的同盟会会员，查孙中山（1866～1925）先生的同盟会为洪门香山堂，而张季鸾(1888～1941)先生则是陕北香山堂负责人之一，杜心五（1869～1953）先生则是湘西香山堂负责人之一。

    近日拜访张季鸾(1888～1941)先生纪念馆，其实也是寻找我父亲说过的一些人名和地名，寻找湘西张家界境内人与陕北境内人的友谊脉络，没有这种友谊脉络，任何的友谊都是淡薄的。

    自从美国记者民国时期到陕北延安采访以后，美国有一位大学的女教授专门在中国采集青帮、洪帮的有关资料，尤以张家界、陕北两地的资料不惜万金购买，当我在十多年前发现这一线索之后，我就在寻找这其中的原因，好在不是很难找，一下子找到了贺龙（1896～1969）先生两次在慈利县开香堂的事，首次在慈利县三官寺胡家坪胡风琴家开香堂，有会员31人，胡风琴为三哥，贺龙（1896～1969）为五弟。第二次在国太桥磺厂，有会员60人，温练之为大哥，贺龙（1896～1969）为五弟。而杜心五（1869～1953）开香堂只有一次，是在三官寺乡云台寺，会员人数不详，时间是1943年前后的一年。贺龙（1896～1969）先生1913年被孙中山（1866～1925）先生任命为湘鄂川黔联络使，贺龙（1896～1969）先生1923年11月被孙中山（1866～1925）先生任命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我在陕北丢开朋友后，独自寻找一些特殊的符号，尤以民国时期的一些符号，这种符号被美国记者海伦·斯若收入《延安采访录》中，当然这种符号还没有被破坏，还是容易找到。

    杜心五（1869～1953）先生，1904年夏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百科学校补习日文，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留学期间，经宋教仁（1882～1913）先生、覃振（1884～1947）介绍加入同盟会。1921年6月18日，杜心五（1869～1953）先生居北京西直门酱房大院6号时，其同学、天津《大公报》社长张季鸾(1888～1941)先生介绍四川气功师刘神仙（1789～1925）到杜心五（1869～1953）先生家，向他传授气功和医术多年。杜心五（1869～1953）先生于1941年3月被蒋介石（1887～1975）先生委任中国抗日群众动员委员会主任。

    按帮会规定，贺龙（1896～1969）先生1923年11月时被孙中山（1866～1925）先生任命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而杜心五（1869～1953）先生于1941年3月时才被蒋介石（1887～1975）先生委任中国抗日群众动员委员会主任，蒋介石（1887～1975）先生是孙中山（1866～1925）先生的晚辈，所以贺龙（1896～1969）先生为长辈。

    张季鸾（1888～1941）先生，名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老兵。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任孙中山（1866～1925）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一骂吴佩孚)，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二骂汪精卫)，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三骂将介石)社评。1934年张季鸾（1888～1941）先生让《大公报》附刊《国闻周报》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向广大读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苏区的土地革命情况，指明了苏区人民有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并非“土匪”和“流寇”的作法。1935年7月张季鸾（1888～1941）先生派出记者范长江前往西北采访，1935年9月开始连续报道了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系列红军通讯，真实、公正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这些通讯被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公开出版，深受中外广大读者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视和欢迎。1941年5月23日张季鸾（1888～1941）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来信》，表明了统一抗战的立场，并向延安的毛泽东（1893～1976）先生发出了邀请到重庆与蒋介石（1887～1975）先生商谈共同抗战的建议，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抗战起到了决定性的建议作用。

    毛泽东（1893～1976）先生对张季鸾（1888～1941）先生的评价：“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1898～1976）先生对张季鸾（1888～1941）先生的评价：“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蒋介石（1887～1975）先生对张季鸾（1888～1941）先生的评价：“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