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郭宝珊将军》

作者：杨雄（郭宝珊将军秘书）

    我叫杨雄，是陕西省延长县人，1947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原延属军分区直属特务连通信排当战士。1948年4月底，延安被我军收复后，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延属军分区所属的边区保卫团、一团和黄龙军分区所属三个团整编为警备第四旅，直接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领导。原延属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任副旅长；原黄龙军分区司令员牛书申任政委；郭宝珊同志由三边前线调来任旅长。全旅共约7000人左右。

    我因去陕北执行任务，（1948年）6月初在陕西白水县后原镇（也称北原镇）才第一次见到郭宝珊同志。在旅部机关，有很多人都私下议论：郭旅长长期在野战部队工作，带兵经验丰富，很能打仗，要求极严，不能有一丝马虎。我心中不由得十分敬畏。当时我们骑兵通讯员行军作战分别跟旅首长行动，与警卫员伴随在旅首长身边。有送信任务就送信无送信任务就与警卫员共同保卫首长的安全和照顾首长的生活。

    从1948年6月开始，一直到1952年11月郭宝珊同志调任公安部队任副司令员为止，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由骑兵通信员、班长到警卫排长，一直在郭宝珊等旅、师首长身边工作。虽然时间已过半个世纪了，但郭宝珊将军在战争年代的一些言行，仍记忆犹新，时常在脑海中浮现。现将我记忆较深的部分片段记述如下，有些时间、地点记得不太准确、但我所说的都是我亲自耳闻目睹，事实准确、真实。

一

郭宝珊同志即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又是一名勇敢的战斗员。

    1、1948年8月8日拂晓，我警四旅在西北野战军的编成内，与一、四纵队首先拉开了澄（城）合（阳）战役的序幕，向冯原镇敌整编第36师123旅发起攻击。我旅10团、12团苦战一个白天，相继歼灭了魏家桥、东家渠、关家桥、曹家陇头等外围据点的敌军后，由东南向冯原镇敌军攻击，战斗十分激烈。这是我警四旅组建后第一次打攻坚战，全旅上下士气高涨，英勇顽强，决心按照旅长的要求，打好首战，提高技战术水平，争取早日成为野战军主力兵团。

    战役前，我旅在石堡西南山地集结时，郭旅长在全旅连以上干部会议上，详细分析敌我态势，根据我旅实际（刚由地方部队整编），制定了一套战术规则。即强攻不蛮攻，诱敌脱离工事，分股聚歼，一举拔点，各个歼灭。旅长把这一战术比喻为“诱蛇战术”拉一截斩一段，斩完为止。实践证明，这一战术非常管用，  使新组建升级的部队首战取胜，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当时下午5时左右，兄弟部队359旅向壶梯山发起总攻，全歼守敌整编28旅一个团，其余敌军各部纷纷溃散、撤退。天麻黑，郭旅长带领旅侦察科长李林克、作战科副科长陈国英及参谋、警卫人员和我们几个通信员共13人由冯塬镇东南王庄出发到各团一线。出发后不久，就听到玉米地里有呼呼乱跑的声音，仔细辨认是敌人。郭旅长便用他那河北口音大声喊到：“不要跑我们是自己人，是165旅的！”（敌整编36师有个165旅）以此哄骗敌人。敌信以为真，停止了逃窜。郭旅长左手提着美造加拿大牌手枪（右手在红28军当团长东征时，彻底残废），大步走在前边，面对着敌人呵道：“把枪放下！我们是解放军，我们优待俘虏，不要怕。”边说边伸手把敌人的枪缴过来，交给指挥所的其他人。并指示我们把俘虏带上。在敌人已溃散，敌我互相穿插的混乱情况下，我们为了保障郭旅长的安全，静静地护卫着旅长不敢声张。没想到郭旅长自己首先向敌人喊话，并超前行动，亲自抓到第一个俘虏。这时指挥所的13人都学旅长的做法，边前进边喊，有时也开枪射击，也抓俘虏。到西干峪时，旅指挥所就抓了30多名俘虏。

    2、我们在边抓俘虏边前进中，下到洛河边时，河道里有很多芦苇，长的比房都高，很密集。夜幕之下，阴森可怕。敌人在芦苇里乱跑，不时的碰在前面，特别是我们要上山的必经小道上，有很多敌人用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向我们打来。郭旅长又是喊到：“不要打枪！我们是165旅的！我们是165旅的！”但敌人就是不听，猛烈的向我们射击。郭旅长大声说到：“混帐东西，叫不要打还在打。”边说边跨上他的大青马，迎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向山上冲去。我和警卫员看旅长又跑到最前面，想骑马抢到前面去，但山路太窄，无法抢过去，  只得紧紧跟着旅长后面往上冲。等快冲到塬边时，敌人才仓惶逃窜。我们对旅长亲自冲在最前面的勇敢精神既佩服，又对他的个人安危非常着急和不安。

（注：作为我个人当时的心情来说，不知路径如何走，另外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首长未上马前，其他人不能先上马。而旅长对当地地形很熟悉，骑马动作又特别快，所以造成我们赶不上旅长的被动局面。）

    3、1949年12月底，在甘肃省南部和政县和康乐县剿匪时，有一天，郭师长率领我师35、36两个团从早开始追击土匪。追到太阳快落山时，和36团一起行动。师长突然决定去左面的山沟检查在那里行动的35团。当时师长只带了他的警卫员、一个作战参谋和我们两个骑兵通信员共5人，每人骑一匹马，快下到沟底时，突然遭到轻重机枪的猛烈射击，我们的行动非常困难。我们分析判断子弹是从4军骑兵团方向射来的，我当即从背上取下联络的小旗子，准备向骑兵团发出是自己人的旗语时，突然从沟内的树林里冲出一帮骑马的匪兵，和我们碰了个面对面，这时师长率先开了枪，我们4人也相继开枪还击，一阵猛打，敌人个个从马上跳下来，逃进树林中。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我们几人把土匪遗弃的近30匹马集中到一起，上山找到了35团。36团团长刘三元听见沟里枪声突起，判断是师长一行与土匪遭遇，立即派骑兵侦察排前来增援。后来听说刘三元团长很是着急，非常担心师长和我们一行5人。如果师长有危险，将如何向上级交代。

    这次的确是非常危险的，敌匪兵大约有一二百人，与我们五人遭遇，我们处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但由于师长沉着冷静，先敌开火，使不知真情的土匪以为我们事先在此有埋伏，所以基本上未进行大的战斗便急忙逃跑。而我们则化险为夷，又缴获了近三十匹骡马。后来才得知是军骑兵团发现这股土匪后，集中机枪火力追歼土匪，因为我们也正在接近土匪，这样也同时处于骑兵团的猛烈火力之下，并不是兄弟部队有意射击我们。

二

不顾自己的安危超前指挥

    郭宝珊同志身为师（旅）长高级指挥员，打起仗来经常亲临主攻部队现场指挥。

    1、1948年8月10日凌晨，在陕西澄城县王庄镇西干峪发现敌人一个连。旅长听到侦察兵报告后连马也不牵，就带着警卫员李良田跟踪敌人去了。临走时李良田叫我快把马牵上来，当时旅长身边只有11团的7、8两个连队，旅长和我们三人走后，先来了一个连。旅长命令这个连全力追击敌人，很快就将敌人占领的东干峪、汤房（即庙院）攻下来。这时发现距郭旅长所在的东干峪不到四百米处的一个塄坎上有敌人约两个团的兵力，并猛烈的用火力向我们占领了汤房的那个连队射击。旅长就在这个连后面100米处的一个只有1米多高的土台上直直的站立着，举起双手拿着望远镜观察敌人。敌人的子弹打在旅长身后一个高墙上，如爆豆般的落下来，但旅长好像身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照样指挥战斗。我和警卫员都对旅长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当与兄弟部队警备第三旅郭炳坤旅长取得联系，并决定全歼这两个团的敌人后，旅长才带着我们随主攻部队一道向前进。最后全歼敌军一个团，  击溃一个团。

    2、在王庄西南东干峪，旅长身边只有两个连队，而我们面对的是敌整编36师的两个团近三千多人，  距离不足四百米，况且敌人占据着有利地形，并以构筑临时阵地火力凶猛，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危急，要调主力部队增援时间来不及。就在这时，我们的身后又响起来剧烈的枪炮声，炮弹在我们头上飞啸而过。这到底是敌人打来的还是友军打来的？情况不明。旅长却镇定自若，一点也不慌，把正在举起的望远镜放下来对我说：“杨雄，你去查清是什么人在后面开火。”我离开旅长跑步向开枪的方向跑去，发现在身后的部队穿的是黄色军装（当时国民党军穿的是黄衣服，我军穿的是灰衣服）我以为是敌人包抄上来了，但又发现也有穿灰军装的，所以不能马上回去，要查个清清楚楚。我大胆往前跑去刚进村口就和一个带警卫员的首长碰了个对面，我问：“你们是哪一个部队的？”对方警卫员回答说：“是‘白水’部的，这是我们旅长。”警三旅郭炳坤旅长警惕的问我：“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是汉中部的（警四旅）。”他忙问我：“宝珊旅长在哪儿？”并要我带他去寻找我们旅长。我们返回到战斗前沿时看见旅长仍然在炮火中镇定的指挥战斗。郭炳坤旅长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说：“宝珊有一套！宝珊有一套！很能打仗。”

    3、1948年4月，我旅第二次攻打泾阳县口镇及其东侧嵯峨山时，36团担任主攻任务。其二营由口镇向嵯峨山进攻，三营（营长张志荣）由嵯峨山北侧主攻，旅长带我和警卫员三人随三营前进。拂晓发起总攻时，旅长紧随突击队进入还在混战的敌人阵地。当时我们身边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以及敌我双方的喊杀声连成一片，弹雨横飞，尘土盖头而下。只见旅长又站在一个高台上大声呼喊着三营各级指挥员，部署着一个个战斗任务，同时命令我们及时调动34团进入第一线战斗。由于旅长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极大的鼓舞了全体将士的士气，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敌一个加强步兵营（一千多人），我方伤亡二百余人，胜利的完成了第四纵队下达的歼敌任务。

    4、1949年1月，我旅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二师。（1949年）7月12日我师由礼泉县南孝义镇出发参加了扶眉战役。经过两昼夜120多公里的急行军，在眉县车站附近战斗了—天。接着又顶着中伏天的酷暑由眉县车站跑步急行军抢占宝鸡。7月14日凌晨2点半，攻入宝鸡斗鸡台地区，当时斗鸡台、盘龙山、火车站等地的敌人仍在继续顽抗。我师各团向敌迅猛穿插，战斗打的很艰苦。郭师长带着师司号长王玉和（老红军）和我即警卫参谋人员随着主攻团35团沿公路向市内前进。当时月亮较明，公路发光，斗鸡台山上的敌人用各种火器拼命的封锁着公路，打得砂石路面上火星乱飞。连着几个长点射，子弹都落在郭师长的脚下。我和警卫员急忙扑向师长，并把师长拉在围墙旁边说“师长，这里比较安全。”师长听了后生气的说：“战士们都不怕，我怕什么，要怕死的别跟着我。”毫不在乎的迈着稳健的步伐带领部队向市区进攻。

    凌晨3时，我师占领了宝鸡城区和虢镇。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毙俘敌55师四千余人，俘敌师参谋长马天爵。12师在战斗中伤亡一千四百余人，中暑、热死百余人的情况下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受到了野战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多次表扬，为四军争了光。泅渡渭河难逃的敌八千余人，也被兄弟部队第一军全歼。

三

善于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果断行事

    1、1948年8月8日，西北野战军2纵、4纵各部在围歼国民党整编36师时，郭宝珊旅长在澄城、王庄某村用望远镜观察了冯塬镇一带敌人的动态后说：“敌人在冯原集中了大约一个团的兵力，可能是机动团。”接着又用望远镜再次观察对旅部作战人员下达命令“敌人的兵马很慌乱，今晚有逃跑的可能”接着在没有上级的命令下，果断的向已经投入战斗的各团下达了向冯塬镇进攻的命令，同时自己只带领13个人的旅指挥部和11团的7、8两个连队，先行向冯塬、王庄方向进攻。在冯塬和王庄西南的水洼附近，歼灭俘获敌人近四百名。旅长的这一果断行动既有利的配合了友军2纵359旅的行动又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堵截了大部分南逃的敌人，用两个连的兵力紧紧抓住敌两个团的兵力，与警3旅配合全歼了敌人这两个团，对全歼敌整编36师的整个战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战斗的胜利，完全证明了旅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土基镇野战军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司令员首次表扬了我旅，打得积极主动不等不靠。

    2、1948年10月16日，在荔北战役时，我旅在蒲城县十里铺战斗中从中午12点打响，和敌65军激战到接近黄昏。4纵首长打来电话说“敌除城内两个师、两个保安团准备向我军出击外，还有三个师的援兵已达尧山，企图合围我纵队于蒲城以南地区。据此情况，纵队决心停止战斗，撤出战场。”但此刻，旅长已将向兴镇增援的敌一个加强步兵营和炮兵营在运动战中围逼到一个有我军布雷的村庄，并组织我军11团部队猛烈攻击，决心消灭这一千多敌人。所以旅长多次请求纵队司令员给他增援2门平射炮。纵队王司令员一连四次命令旅长“立即停止战斗，撤出战场。”旅长在接到第四次口头命令后，说“怎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了？”接着果断命令步兵通信员王华平“你告诉白寿康副旅长，把敌人这个加强营在半小时内给我吃掉！”攻击部队英勇顽强，敢拼敢打，只用了20分钟就把敌全部歼灭。白副旅长当即向旅长报告“已把敌全歼！”郭旅长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事后，纵队王司令员在一次旅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质问旅长“为什么不执行命令，撤出战斗？”旅长解释说“四次命令全部收到，但当时正对敌人猛攻，如果突然撤退敌人一定会集中全力追击我军，这样不但我们伤亡会更大，撤退的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既可起震慑作用，又使敌不敢貌然追击，我军伤亡不但小，还可以顺利快速的撤离。所以我把敌歼灭后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纵队王司令员听完后肯定了旅长这样处置战场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四

爱兵如兄弟

    郭师长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待下级和广大指战员亲如兄弟。

    1、歼敌整编36师时，正值农历七月初，天气特别炎热。11团2营4连在王庄战斗中伤亡很大，当时友军警三旅按照预案合围歼敌的战斗也打响了。11团已在正面对敌发起主攻，敌我双方反复厮杀，异常激烈。旅长带领我们随主攻部队一路前进，发现4连大批伤员还躺在沟底下，不少人鲜血直流。旅长就大声喊到：“卫生员，赶快组织抢救。”接着又让李良田把水壶给他，警卫员李良田知道旅长要把给他带的水壶给伤员喝，就谎称没有水。旅长当下发了脾气，一把把水壶夺过来，摇了摇发现有水便吼到：“胡说，这不是有水吗。”随后把水壶盖拧开，弯下腰亲自给一个个伤员喂水。并不时的轻声安慰伤员“水少，每人先喝上一口，润润嗓子”直到把一壶水给伤员喂完后，又把自己头上带的草帽摘下来，盖在一个重伤员的脸上。完后又对未喝上水的其他伤员们大声说到“同志们，先坚持一下，担架队马上就要来了，要坚持住，部队不会拋弃你们的。”旅长这样说着，实际上内心也很着急，不时的让我们几个到后面找支前队伍，等看到担架队来了后才离开了伤员。

    2、围歼胡宗南嫡系整编123旅时，旅长在东干峪村口一个不足一米高的土坎上两腿分开，直立着高大的身躯（旅长身高一米八几以上）双手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指挥战斗。正面400多米处有敌人两个团的兵力猛烈向我军射击，我也学着旅长的样子偷偷站起来观察敌人的行动，不料被旅长看见，说“杨雄，你看什么呢？快趴下隐蔽。我是指挥员不观察不行，你又没有什么任务，不要乱动”。我明白了，旅长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也是对我们几个小鬼的最大关怀。旅长的一句话，说的我全身热血涌流，很是感激。望着旅长高大的身影，我眼泪汪汪。

    3、身为将军平易待人。战争时期，行军打仗，两三天吃不上饭睡不了觉是常有的事儿，旅长和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是背靠背的就地打盹。饿了就挖点土豆、野菜煮一煮充饥。1948年，消灭国民党整编36师后的第三天下午，旅长把炊事员（那时首长经常分别随各团行动，每个首长都有一名炊事员）房三成（陕西蓝田人）叫来，把仅有的三个馒头拿出来首先给我和警卫员一人一个。我知道旅长也快两天没吃东西了，这三个馒头对身材高大的旅长来说也解决不了他的饥饿。但他还是分给了我们，我觉得我们还很年轻，一两天不吃没关系，还是让旅长吃了好，他要指挥全旅七千多名指战员继续战斗消灭敌人。所以我和警卫员一块恳求旅长：“首长你先吃，我们一点也不饿”。谁知旅长发火了：“你们也是人，怎能不饿呢？快吃！”硬把馒头塞到我们手中。最后旅长又把自己的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分给炊事员吃。

    4、1949年农历7月14日，扶眉战役已经打了两天，我旅连续行军两昼夜，进入第三天中午，那时已是中伏天，火红的太阳当头直射，仿佛进入蒸笼一样的闷热。全师部队跑步行军到距虢镇约15公里时，师部司号长王玉和已经中暑，走路摇摇摆摆。师长见他这种状况，立即从他的大青马上下来，喊到：“王号长，你把我的马骑上！”王号长这个老红军一再说他能坚持，我看师长这时也已经中暑，满脸通红，黄豆大的汗珠顺着脖子直往下流。这对年已40岁的师长来说也是极大的困难，如果让师长随部队一路小跑怎么能行呢，就和大家劝说：“501（师长的代号）你快骑上马走，王号长骑我们通信员的马。”经过再三推让，直到师长看着王号长骑上了通信员的马才放心的走了。师长的大青马一路上不知道驮了多少干部战士，我知道师长很少有机会在行军中骑上他的战马。全师官兵都知道师长的马骑的好，骑术很高，曾参加过陕甘宁边区马术大赛，受过毛主席的表彰。但今天由于中暑，师长每次骑马都很难跨上去，每次都是我和警卫员用手拖住师长的臀部才把他架上去。

    5、在向宝鸡的急行军中，连续打了几个小的战斗，一路小跑，又饥又渴。快到虢镇时，在我左翼发现了敌人。师长当即命令36团1营追歼敌人，我们师部也加快速度向虢镇前进。占领虢镇西门后，师长坚持要登上西城门楼观察战场。由于师长已经中暑，上城楼的台阶时，连续两次都摔倒了下来，我见此状，就和警卫员一人扶一只胳膊架上城楼。师长站立不稳，就用腰靠着城墙，仍然双手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并说：“哎啊，我也不行了，你们想法买个西瓜吧！”我对警卫员说：“你要照顾好首长，保护好他，我去买瓜”，不一会儿，我就买回一个帽子大的西瓜，没有刀子切，只好把西瓜放在右腿膝盖上，磕成两半，用手抓了一块，捧着说：“501，快吃！”但师长并没有立即吃瓜，  而是让我们和作战人员每人先吃几口。我看首长不吃也很心疼吃不下去，硬是师长给我嘴里塞了几口。战斗快结束了，我也中暑了，师部的几个通信员都趴在地上，干呕不止，站不起来。接着各团相继报告，全师已经有500多人中暑，不省人事，中暑死亡100余人。很多年轻的小战士，不到17、8岁，基本上是中暑过度，倒地而亡。虽然全师伤亡重大，但也取得了歼敌四千人的重大战绩。占领虢镇后师长又要求全师不能休息，继续向宝鸡攻击前进。

    6、在澄合战役中，我师完成战斗任务后，师长和我们在一间窑洞内休息，因为战斗紧张，师长连续几天没吃上一顿热饭。我和炊事员商量，赶快给首长做饭，炊事员在窑洞里和面，我和警卫员在外烧水，水还没烧开就来了三架敌人飞机，用大口径机枪俯冲扫射。打的砖窑上的砖块乱飞。当时师长在炕上打盹，听到敌机空袭后，马上坐起来大声喊到：“杨雄、李良田赶快隐蔽！”我却坚持要继续烧水。师长当时很着急，  跑出窑洞，一把把我们拉了回来。当时我想师长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对自己的安危全然不顾，就这么点空袭，却把我们这些小鬼们拉回隐蔽，防止发生意外。

    7、在泾阳口镇战斗后，敌人组织大部队反扑。天近黄昏，部队集合向耀县方向转移，师长命令我去20多里路外寻找侦察连，我一个人在敌人的阵地中来回穿行是相当危险的。当第二天天快亮时，才找到了师部侦察连，连长刘大林高兴的说：“杨雄，你可回来了，师长三次打电话询问你的情况，你快给师长汇报，让他放心。”我听后心里十分感动，心想：我一名战士，  离开主力40多里路，在敌阵中行动是有危险，可师长对我们这些普通一兵却时刻记在心上，在战斗的百忙中还多次打电话询问，即便是我牺牲了，首长也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为革命牺牲也是光荣的。

五

割爱为战友，不忘老朋友

    1、郭宝珊同志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一名团长，在任警三旅铁八团团长时，率部在三边、内蒙地区与日伪顽骑兵苦战多年，缴获了许多优良的战马。他骑的两匹马，毛色好，又快又稳，被称为“大走马”和“草上飞”。听说旅长在三边驻守时在一次战斗中，被日蒙骑兵包围，旅长和警卫员就是骑这两匹快马冲出敌人的包围，旅长对这两匹马情有独钟，经常亲自喂养。那个时代，好马比现在的好车还要贵重，可是旅副政委刘秉温也爱上了这两匹好马，亲自向旅长提出要一匹马。旅长心里当然舍不得，但他为了满足战友的要求，忍痛割爱给了一匹。旅长说：“这两匹马是我无声的战友，我哪一匹都舍不得送人，你想要一匹就给你一匹吧，大马留下，小马给你。”刘副政委当时想要个头比较大的枣红马，旅长解释说：“个小一点的是一匹走马，长得好，力气大，不会亏待你。”同时旅长又说：“你个也小，骑上大马，让人笑话。”事后，刘副政委调往野战军工作，小走马驮着他，一直走到了新疆。而旅长的那匹大马，在赴石堡（近黄龙县城）参加彭总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因无马圈，只好拴在一个山崖下。当晚，黄龙山区下大雨，山体塌方，砸伤了大马的左前蹄（骨折）。看来旅长的这匹草上飞不能再骑了，但指战员们仍然爱之如故。它随着师长由渭北到甘南，由宝鸡到兰州，参加了多次战斗。1951年又随部队到河南郑州，这个无声的老战友是我们全师干部战士的宝贝，大家都说师长虽然调离我师了，但我们一定要把救了师长命的战马养好。几任师后勤部长在交接工作时，都把照顾这匹大走马作为一项工作移交下去。这位无声的战友何时故去，我不可而知。

    2、战场遇故友尸体，令随员就地掩埋，并写信告其家人。在攻击冯塬敌军的战斗中，我们在沟边上发现了一个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尸体。师长看到后围着这具死尸漫步了一圈，嘴里喃喃地说道：“你怎么死在这里了，不当红军当白军，这个下场不好。”接着对我们几个人说大家把他埋一下，随即就地挖了个坑进行掩埋。旅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写道：孙某某死于某地，请家人速来领尸。交到我手中去白水孙家山死者家中。死者是谁，旅长未开口，我们几个小鬼也不敢问，对此至今仍是个谜。我想，该人穿的国民党军官服装，军衔是上校，至少是个团级军官。这个人可能是旅长参加红军前的朋友，旅长与其虽然在政治上界线化的很清，但曾经是朋友，人死了，对其进行掩埋，并告知家人也是人之常情。

    3、苦言劝战友，尊重老百姓，说话办事要和气。  1948年12月，部队奉命攻打铜川以东的军台岭并歼灭了该处守敌占边第二旅。部队到达红土镇附近后，找来两个老乡当向导。副旅长白寿康仔细向向导询问军台岭的地形道路以及敌阵地构筑等情况，白副旅长是陕西清涧人，乡音较重，多次询问两个向导均说听不懂。副旅长有些不耐烦，大声吼道：“我又不是外国人怎么就听不懂呢……”两个向导看到白副旅长发火，  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郭旅长知道后，连忙劝说白副旅长：“对待关中的老百姓特别是敌战区的老乡不能发火，要慢慢做解释工作。”接着旅长用关中口音和向导拉起了家常，慢慢的询问所需要的情况，两个老乡情绪稳定了下来，连忙答应给部队带路，旅长还对白副旅长反复交代要照顾好向导的生活以及安全。老乡们听了旅长的话后都拍着胸脯说：“给解放军带路我们不怕，请你们放心！”

    4、为革命为战争，几过胞妹家而未登门。据我所知，旅长的亲人除在红军战争中牺牲以外，大部分都在原籍——河北河南的交界处南乐县，陕西只有他唯一的胞妹，家住洛川县石头镇以南的史家圪崂，郭旅长率部队多次路过此地，多次在距其地二十里之内的北塬镇休整部队，但他忙于军务，从未登过胞妹的家门。只是在打响黄龙战役的前一天，写了几十个字的书信，派人送去，从此部队越打越远一直进军到兰州，直到胞妹去世也未相见。

    5、关心部属，帮助下级解决困难，渡过难关。1960年10月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我爱人李玉英生孩子，当时供应非常紧张，连玉米面、红薯也难吃饱。郭司令员（此时他是青海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得知我爱人正在坐月子急需营养，便拿出他的特许证递到我手中，让我去买一袋精粉和炼乳帮助改善生活，我当时坚决不能接受。司令员家中人口多，来客也多，他本人每月只有30斤的细粮，全家人都舍不得吃，一下子让我买50斤，我坚决不要。司令员发火了，严肃的说：“老婆坐月子，大人孩子身体要紧，少啰嗦，赶快买去！”这样，我用司令员的特供证买了50斤精粉和两桶炼乳，这样才使我爱人和孩子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司令员对我们下级干部的关怀使我们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时过几十年了，我和爱人及孩子们对司令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永世不会忘记。

六

严格要求，对错误和过失决不迁就

    1、1948年10月，部队在荔北战役中连续作战3个昼夜，追击敌军到达白水县林泉镇以西地区。行军途中，旅长命令骑兵通信员贺世华传达命令给12团“今夜宿营故现村”。贺世华和我们都没文化，对首长的命令往往是死记硬背。贺想：故现村“故”就是“旧”了的意思，所以给12团刘团长转达师长命令时将“故现村”私自改为“旧现村”。12团刘团长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旧现村”，询问附近老乡，也说不知道有个“旧现村”。12团两千多人向前走了几十里路在找不到“旧现村”的情况下，只好就地宿营，并派骑兵员报告旅长。旅长接到报告后当即把贺世华叫来询问，贺世华把他错改地名的情况作了汇报，旅长很气愤，对贺世华说：“一个通信员听不懂没关系，但不能私自窜改命令的内容。你传达错一个字就造成几千人多跑几十里路，你这样还称职吗？如果是打仗，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贺世华知道自己错了，当即吓得满头大汗，全身哆嗦，旅长见此状况，就拍着贺世华的肩膀耐心的安慰他，并指出通信员的责任重大，往往一错就要关系到几千几万人的性命。打那以后，贺世华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再也没有出过错，成为我旅有名的通信专家。

    2、1949年2月中旬，我师占领铜川、陈炉，部队连续作战两昼夜十分疲劳，天上下着小雨雪。陈炉镇是烧耀州瓷器的基地，到处都是一片破碎的瓷片。由于地面泥泞，我们很多人把鞋跑丢了，只好光着脚在雪水和泥泞中走路，一不小心脚板就被瓷片划破，疼痛难忍。有几个通信员拖着受伤的脚在冰冷的泥水中一跛一跛的前进。这时军部来命令：敌整编第一师向陈炉镇东北方向进犯，命我师设伏阻击。师长紧急命令全师进入战斗位置，司、政、后、机关都到了，可卫生部还未到，师长便叫通信排长派一名步兵通信员叫卫生部跑步集合，排长郭志青嘴里嘟嚷着：“师长，  通信员们都没鞋穿，脚都破了，没法通知卫生部。”师长一听，提高嗓门严肃的批评：“没鞋穿，脚破了，就不能传达命令了吗？”同时把腰上的手枪拔出，顶在通信排长的头上：“你再啰嗦，我就毙了你！”这时郭志青排长马上醒悟到了自己的错误，光着脚亲自召集卫生部的人员。

注：郭志青同志原是延属军分区手枪排的战士，后给我旅12团政委刘镇同志当警卫员（刘镇同志解放后调空军工作，任兰州军区空军政委）。郭志青因接触首长较多，在首长跟前说话比较随便，通过这件事情以后他变的非常谨慎，工作更加积极主动。

    3、1949年春节，师警卫营一连排长黑增荣听到兄弟部队鸣枪庆贺新年后，便从连里拿出轻机枪朝天打了几十发，大喊：“新年喽，快解放了！”其他人员也学着黑排长的动作对空鸣枪。师长知道后马上下命令停止鸣枪并对师警卫营的干部、战士带头鸣枪予以严肃的处分。师长在大年初一的中午把师直属机关集合到一块，详细耐心的作了思想工作。要求部队戒骄戒躁，珍惜每一粒子弹，要保持铁的纪律和良好的战斗作风。随后，以部门为单位进行整训，黑排长也被关了3天禁闭。这件事情在部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打那以后，全师再也没有出现违纪的现象。

    老首长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每当我们想起他的时候，依然为他那高大的身影所敬佩。师长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才，又是一个耐心细致作思想工作的政委。在他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使我们这些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一批一批的成长起来！

附资料：

工农革命第二十军（1927年7月13日～1930年7月6日），由王育寅军、唐荣阳军、汤子模军等部合编而改称，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创立绝对可靠的革命部队”，贺龙率工农革命第二十军于1927年8月1日凌晨４时举行了“南昌起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1930年7月7日～1937年8月24日），由湘鄂西的红军红4军（1931年3月12日红3军）、红6军、合编而成的，总指挥为贺龙。正式称红军。于（1935年11月19日～1936年6月30日）进行了万里“长征”。

八路军第120师（1937年8月25日～1945年8月10日），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西北红军第27、第28军，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直属队一部编成，贺龙任师长。1942年 3 月 10 日组建了兵工厂等，沈鸿（机械工程专家，1906～1998）任机械工程师。1942 年 8 月 11 日贺龙（1896～1969）与薛明（1916～2011）结婚。南泥湾大生产（1941 年 3 月～ 1942 年 8 月）运动。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5年8月11日～1947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晋绥军区部队主力组成晋绥野战军，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联防军司令员贺龙。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1947年2月14日～1947年3月14日），1947年3月初，野战集团军主力出击陇东，以调动准备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1947年3月13日开始，国民党军以34个旅25万余人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时改名李得胜，住豹子川。毛泽东女儿李敏、李纳之名沿用之今。

西北野战部队(亦称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3月16日～1947年7月30日），为加强陕北战场的作战指挥，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即西北野战部队(亦称西北野战兵团)。毛泽东时改名李得胜，住豹子川。毛泽东女儿李敏、李纳之名沿用之今。

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1947年7月31日～1949年1月31日），194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张宗逊任副司令员，赵寿山任第二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949年2月1日～1949年11月29日），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和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号排列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后黎化南任后勤部部长，方仲如任后勤部政治委员)。

西北军区（1949年11月30日～1955年4月31日），194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韩练成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

兰州军区（1955年5月1日～2016年2月1日 ），1955年重新划分大军区时，西北军区改编为兰州军区大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