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家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贴黄牌警告的沉思

王正鹏（土家族）／文

    我是张家界土生土长的土家族人，打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每年都要去风景明珠武陵源去玩上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没有旅游者，只有我这个爱玩的人到这里寻找美味，寻找恋人，有结拜的兄长，有同门的师兄弟，有同年的老庚。

    张家界武陵源的美打小时候我就热爱，为了这份热爱曾想把我的一生都献给这片土地，曾和几位貌美的索溪峪故娘有个短暂的恋情，但由于我不愿体力劳动的干农活而拒绝了这些纯真的恋情，只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确切的是1993年7月1日），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张家界。

    最先邀请我的是海南省周济夫（海南省政协主席）先生，周老先生邀请我到海南担任一个诗词编辑出版单位担任编辑，后有宁夏吴忠市的杜哲（应该是吴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先生邀请我到吴中市任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后来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首届作家班，我就从张家界的乡下跑到北京来了。

    在张家界乡下时，曾任贵州省政法委的《少年与法》杂志社记者，同时兼任了河北省的《改革英才》杂志社记者，那个时候我梦想当一个诗人，或一个作家，对于采访之事总是疏远。那个时候有小诗小文获奖，或被编入文选本，如《红叶颂》诗歌获全国诗歌比赛铜奖，《论武陵源走出经济困境唯一出路》获政协好建议一等奖，《如梦令.游桃源》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绿洲》（这卷书的责任编辑是杨卓舒）诗歌卷中，就这样助长了我的骄气，尾巴就翘到了天上，天天企盼着奖项落到我的头上。

    说实在的，我只是想和我的爸爸、爷爷作攀比，听爸爸说爷爷之一王云槐是和杜心武一样，是孙中山先生的八位保镖之一，也和金钩李胡子、南北大侠杜心武是同门的同期师兄弟，孙中山先生去了日本，金钩李胡子和我爷爷王云槐就回到了慈利，除了教我父亲习武，就出家当了和尚，在红岩寺当了方丈。父亲王玉和跑到溪口跟着贺龙、肖克当红军后，爷爷王云槐就被土匪杀死在红岩寺了，红岩寺打爷爷被杀害起就没有了和尚，而今仍是残墙。

    父亲王玉和自1933年2月4日在溪口跟到贺龙、肖克参加了红军，于1934年11月19日从桑植县刘家坪开始第一天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起，长征途中除了生病是用担架抬着爬的雪山，其余的时间是教学员习军号，到达陕西时，时任贺龙的司号长，红二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120师时，父亲王玉和任120师师部司号长，同时兼任陕甘宁三边区司号长。陕甘宁三边区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郭宝珊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革命根据地，父亲在陕甘宁时的工作状况郭宝珊秘书杨雄曾有这样一段回忆录：“1949年农历7月14日，扶眉战役已经打了两天，我旅连续行军两昼夜，进入第三天中午，那时已是中伏天，火红的太阳当头直射，仿佛进入蒸笼一样的闷热。全师部队跑步行军到距虢镇约15公里时，师部司号长王玉和已经中暑，走路摇摇摆摆。师长见他这种状况，立即从他的大青马上下来，喊到：‘王号长，你把我的马骑上！’王号长这个老红军一再说他能坚持，我看师长这时也已经中暑，满脸通红，黄豆大的汗珠顺着脖子直往下流。这对年已40岁的师长来说也是极大的困难，如果让师长随部队一路小跑怎么能行呢，就和大家劝说：‘ 501（师长的代号）你快骑上马走，王号长骑我们通信员的马。’经过再三推让，直到师长看着王号长骑上了通信员的马才放心的走了。师长的大青马一路上不知道驮了多少干部战士，我知道师长很少有机会在行军中骑上他的战马。全师官兵都知道师长的马骑的好，骑术很高，曾参加过陕甘宁边区马术大赛，受过毛主席的表彰。但今天由于中暑，师长每次骑马都很难跨上去，每次都是我和警卫员用手拖住师长的臀部才把他架上去。”摘自杨雄著《我所知道的郭宝珊将军》第四章《爱兵如兄弟》第四节内容。

    1954年7月5日父亲王玉和因在长征爬雪山时患伤寒病复发，就回到了土匪猖獗的慈利，慈利的土匪直到1964年的3月8日才彻底消灭，关于土匪利用当时（1954年至1964）的政治条件上的便利，对我家进行的疯狂报复，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约1968年秋老红军开国将军曹玉清（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两夫妇到我家后，每年才有“红军之家”的牌匾挂在我家的大门上，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换了“光荣军属”的牌匾，那个时候我的邻居是“光荣烈属”之家，我到她家玩时才知道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战场上了，才知道军属与烈属的区别，也知道我的父亲王玉和还没有死，是不应该有“光荣军属”这个牌匾的，只应该有“红军之家”这个牌匾。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的牌匾，就如同我们家被中国政府颁发的“红军之家”这个牌匾是一样的光荣，父亲在世的时候县、乡政府每年正月初一都敲锣打鼓的将“红军之家”这个牌匾挂在我家大门上，同时还演出一段阳戏，引得众多周围的干部群众到我家看阳戏，有时也有省里的领导来我家代表中央和湖南省委领导表示慰问，这一个月的我就感觉到无比的光荣。当我家换成了“光荣军属”牌匾之后，来我家送陌戏的演出队伍少了，来我家看阳戏的人也少了。

    从“红军之家”换成“光荣军属”之后，虽然老红军王玉和还享受老红军的一切待遇，但是老百姓不这样认为，说什么的都有了，说贺龙、肖克就是土匪头子，王玉和就是贺龙、肖克土匪的黑干将，贺龙都打倒了，王玉和跟贺龙跑的就应该把他打倒；王玉和爬雪山时装病让红军战士抬着过的雪山，他自己没有爬雪山；王玉和过草地时从马屎堆里拣麦粒煮饭给红军吃是侮辱红军……等等。至今在《张家界旅游导游手册》中还记载有红军长征时在马屎中拣麦粒的故事。

    我到北京后，很少说起我的家，因为我父亲去世后家庭状况差到了极点，几次北京电视传、山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要到我老家拍摄我个人的专辑，原先公路没有通不敢拍，后来家庭很乱更不敢拍了，尽管《大公报》青海办事处唐瑜主任到了张家界，说要到我家看看，我也没有脸面请他到老家坐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己经是第三次给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下的黄牌警告，若再不进行整改，据称三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撤销武陵源世界遗产保护名录了。若是被撤销了世界遗产保护名录，到武陵源旅游的人就会越少了，没有了旅游者，旅游经济从何而来呢？！我还能以我是张家界人而引以为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