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作家报》莫言对《蛙》作品的解读

王正鹏（土家族）／文／摄影

    《作家报》社顾问之一作家莫言2012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宣布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有人请我注意看新闻，我并不感到奇怪而打开电视，我想中国若再一次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西方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就更难了，而诺大的中国读者将会再一度的迷从一个读书市场，不知道读什么书好。

    2010年6月10日至20日《作家报》第二版刊载了《莫言：文坛很像巨大的池塘，我是在比较底层的》访谈文章，莫言在回答《蛙》这部小说时是这样讲的：

    “有人认为这部书写的是没有人关心的陈旧的问题，我觉得这部小说写的问题恰好是千百万人关心的问题。《蛙》是我的创作历程里跟现实贴得非常近的一部小说。但是，作家并不是在比大胆，谁写了一个重大的、敏感的社会问题，关键还是用艺术的方式触动了千百万人最关心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为什么要触碰这个话题，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而《蛙》便涉及到了生也涉及到了死。”

    莫言又说“不同地区的关注点确实存在差异。长期以来，西方很多阅读中国文学的读者并不是纯文学的读者，他们常常希望通过中国的小说读出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等方面的状况。最近几年，情况逐渐在发生变化。突然发现感兴趣的也是文学问题，对于同一部小说，西方读者与中国读者就不太一样。如我的《檀香刑》，中国读者是在欣赏残酷，是邪恶的，难以接受。而德国一位大学教授翻译《檀香刑》后所描写的被钉到木桩上的孙丙是中国版的耶稣。”（与原文有删改）。

    作为当时的莫言对于世界文坛而言，他认为中国文坛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是底层的，而莫言自己认为是底层中比较底层的。

    二年前我写过诺贝尔文学奖如同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是一个国际竞技场，这个竞技场的运动员，没有扛着五星红旗的运动员在竞技，少了一道亮丽色彩在空中欢畅，少了一些尘土飞扬来说明诺贝尔文学奖还不熟悉这方热土和热土上的人们。

    莫言的《蛙》写的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个社会问题，对于这个社会问题我经常听到学者在议论“现在一对小夫妻要养六、七个老人”“无性婚姻”“如果发生战争，能上战场的兵不到五万人”，等等一些关系到社会发展根本的社会问题，作家莫言用《蛙》文学作品艺术的诠释了这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善意的提醒了某些政策有待修改的民意。

    若想了解莫言的讲话全文，请读2010年6月10日至20日《作家报》第二版《莫言：文坛很像巨大的池塘，我是在比较底层的》访谈文章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