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念与小说创作

　　　　　　       抱峰

小说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有着显而易见的特点和优势。它以叙事见长，贴近口语并表达自由，能够刻画众多性格各异人物，涵盖生活场景广阔，既可用粗大笔触勾勒又能细针密缕描写，吸引读者参加多姿多彩的形象创造，审美意境醇厚绵长，创作方法及内容对其它文学样式和艺术门类具有更大的兼容性，往往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便捷手段，现代影视作品扎实的文学基础。而深入探讨艺术理念与小说创作的关系，继承和整理某些传统美学观念，对于繁荣小说创作将会大有裨益。

人的社会生活生生不息，波澜壮阔，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激情，所以通常说“艺术源于生活”。但是，果真进入艺术创作时却没有这么简单。面对艺术创作，创作者所经历所了解的生活不管多么丰富多么激动人心，仍显得很单薄，很残缺，很杂乱。生活并不是艺术，生活欲完成向艺术转化必须在理念能动的主导下通过想象才能实现，好比水和蛋白质是生命之源，但不是生命自身，只是提供了生命演化的可能，而完成演化是需要条件的，首要条件就是适宜的温度。再比如河流，表象是源头，意象是源尾，理念和想象是河身，河水不舍昼夜地流淌，驱动；艺术创作的简要流程是表象――理念、想象――意象，理念和想象就是表象向意向转化的趋动力，条件。这个意象即审美意象，审美意象是理念引领的想象中的表象，艺术品的毛坯，逐渐由朦胧转向清晰，由飘忽转向固定，由个别转向综合，最后以艺术手段完成创作。小说创作者无不为得到它煞费苦心，而一旦得到了才真正推开艺术创作最后那道门，心中豁然开朗，在精雕细刻和反复玩味时获得极大的快慰。表象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表象不仅仅是人的社会生活）理念作为艺术创作的灵魂，想象作为理念“有形的翅膀”及其表象和意象的连结手段――共同构建造着艺术的仙山楼阁。这时的理念不仅仅是艺术的灵魂，已经成为艺术品不可或缺的隐居的“构件”了。

这是通常的过程，表明了理念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小说也不例外。

艺术理念是什么？艺术理念是精神自不待言，首先，是世界观。每个人都要对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内部关系如何，人与世界关系如何有个总的看法，如老子的“道”，或有或无的原始混沌，天地万物之母；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译作“绝对理念”）超越自然、转化自然、否定自然的力量，天地万物的始因和内在的本质；如马克思的“物质是第一性的”论述，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至于宗教信徒的世界观更为人所熟知。世界观的形成无不受到外部世界、文化传统、个人修养的影响，艺术创作者的世界观从整体上决定了艺术品的构思和价值。第二，是美的追求。艺术创作者要通过艺术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从中得到情感的寄托，感官的愉悦。在追求美的同时，又不能不对伪善、欺诈、畸形、污秽、凶残、嫉妒、淫乱、偏狭、贪婪、腐败、掠夺等种种丑恶表明排斥、憎恶的态度。第三，是道德理想。如孔子和孟子的“仁”，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善”，均被作为核心道德，最高形式的和谐，美。道德理想是美的追求的核心部分，主要指人与人的关系。世界各个角落各个时代的人无不受到各自世界观和道德理想的影响，左右着思想和行为，小说创作者更是这样，必须自觉加以运用。第四，是主体情感。往往艺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刻意探求自己的世界观、美的追求、道德理想，仅仅沉醉于自己的情感如何，这就是爱、恨、喜、怒、哀、乐等。主体情感是世界观、美的追求、道德理想的直接表现。进入创作过程要重新体验情感的刺激，并且变成想象创造的动力。

世界观、美的追求、道德理想、主体情感作为艺术创作理念是个多层结构，呈由外到内、由大到小、由粗到细、由虚到实、由弱到强、由统领到跟进的状态；主体情感是内核，是载体，最积极最活跃，艺术品主要从这里生成，犹如蛋黄孕育生命，外层的蛋壳和蛋清提供范围保护和蛋白质水分诸多营养。

曹雪芹写《红楼梦》紧紧把握一个“情”字，追求情的自由。由于追求情的自由作为主线贯穿全篇，才使结构故事和刻画人物顺风顺水；宝玉之所以成为宝玉，在中外小说人物画廊里光彩夺目，皆因赋予了“情痴”这条生命线。托尔斯泰要求情感理念有三个物质（特质）――独特，清晰，真挚。写《复活》就是要把人们由于习以为常而麻木不仁的罪恶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通过穷极潦倒的小官吏马美多夫之口说：“您不明白，先生，您不明白，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吗？”其实这种又向往幸福又走投无路的滋味正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为社会底层泣血的呼喊，成为主导全篇的理念。近来翻译小说《达・芬奇密码》流行，小说把追杀与反追杀写得疑窦丛生，引人入胜。不难看出，作者从头到尾都在向人们提出一个悬疑：耶酥到底是人还是神。故事围绕这一悬疑展开。如果托尔斯泰要求情感理念独特、清晰、真挚，那末，又必须是单纯的。理念的芜杂和混乱必然导致作品的芜杂和混乱，理念的低下必然导致作品的低下。把握小说理念并非易事，是最折腾人的地方。一旦走错了方向便陷入深深的苦恼中，数月以至数年难以返回。理念是小说的基石，小说非凡也好平庸也罢，从一开始就在这里分野。谋篇理念不确立便难以成篇，勉强为之也如坠烟海。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以列文的独思表明了自己成篇的理念。列文追求幸福，安娜・卡列妮娜追求幸福，两种追求有着不同的结果；列文见识了那么多生、死、悲哀、虚伪、罪恶，激情难抑：“是的，神力的明确的无疑的表现，就是藉着启示向人们显露的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我在探求上帝向这层云密布的整个宇宙所显示的普遍启示……”“但是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随时随刻，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了，而且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而我是有权力把这种意义加到我的生活中去的。”显然，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妮娜》就是要抒发、传达善的法则和意义，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引起了向善人们的震撼，产生了强大的心灵感应。中国与俄国的，当代与近代的生活差异极大，而道德理想和美好情感是相似的，所以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倍感亲切自然。小说和其它一切艺术一样，要调好作者与读者同频率的心弦，努力寻找产生心灵共鸣的契合点。

对艺术理念的思考必然受到社会关系、利害得失的影响，有时好像趟一条凶险的大河，需要不泯的良知，人格的力量，自由的心灵和自由的空气。

创作源泉应为创作者主体以外的世界，包括人、社会、自然界，这个外部世界对小说创作者内心亦即理念来说都是表象，因此，与其说“艺术源于生活”，莫如说“艺术源于表象”，充分放眼外部世界，在外部世界里自由驰骋。从形式逻辑学分析，艺术源于表象的提法才是周延的；把生活当做艺术源泉、唯一源泉的提法从一开始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须知，主要的并非唯一的。把艺术起源引向简单化或者功利主义、唯上主义的道路势必造成艺术的畸形和萎缩。艺术史已经从正反两方面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个结论。在当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的时代，更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漠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善待自然，将铸成大错。为眼前利益劫掠自然资源带来了无休止的祸患，为集团私利争夺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造成了无休止的战争。从广义上说，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来于自然又归于自然。

在小说创作时，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审美意象的直截起点未必都是生活，更准确地说，未必都是表象。有时小说的创作流程不再是表象――意象，而是理念――意象，要通过心里涌动的理念去捕捉表象，发掘表象，改造表象，完善表象，使人物的性格更完美，故事情节更符合人物性格发展史。除了表象，艺术理念作为另一个补充创作起点是个不争的事实。往往头脑一片空白，单单凭借强烈的理念虚构意象已司空见惯。试想，中外小说名著里那么多性格迥异的人物，那么多起伏跌宕的故事，那么多纷纭复杂的人和事，有时如果不从理念出发是很难把握的。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大德，关羽的大忠，张飞的大勇，诸葛亮的大智，曹操的大奸，由于罗贯中从道德理念出发加以开掘、附着相关表象，才使人物愈加丰满生动；尽管是历史小说，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可以断言，许多虚构部分都是罗贯中从自己的道德理想生发出来的。《水浒传》亦然，人物也被“忠”“义”“勇”的道德理想添加了骨肉，或者干脆无中生有。谁看见过武松打虎来着？书中的武松却按住虎头，狠踢虎眼，打得活龙活现。艺术理念是导航专家，可以引领人们穿越时空，超越经验的樊篱探幽寻微，到达任何未知领域。

了解艺术理念能动的主导的功能在中国最早，最成大势，恐怕世界少有。强调道德理想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小说家普遍存在道德理想自觉意识。中国传统道德的统一性，普遍性，久远性，中国人对传统道德的景仰，膜拜，决定了较为稳定的小说创作理念。

可是由于过分强调理念的功能，弊病也随之而来，犹如阳光越强烈影子越明显。他们笔下的人物过于单一化，平面化。所谓单一化，即人物性格缺乏多侧面陪衬；所谓平面化，即人物性格由于单一化而缺乏立体感。真实的人是血肉丰满的，复杂的，食人间烟火的，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复杂性的本质概念是矛盾性。古典小说真正有所突破的代表人物便是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人物不必“恶则无不恶，美则无不美”，而是“正邪两赋一路人”。宝玉追求情的自由，又被封建礼法束缚，心理矛盾的撞击激烈繁复，之可爱可亲可恨可怜便是。小说人物的塑造成功与否不在于人物是否做过惊天伟业，小说人物的审美价值不在于打上何种单一理念符号。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优于《水浒传》，更优于《三国演义》。

一个时期,小说和戏剧“高大全”现象的出现是由当时片面强化创作理念决定的，同时有其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

小说热衷于性描写是片面强化创作理念的一个怪胎。弗洛伊德扯起一杆大旗，上边写道：“‘美’的观点植根于性的激荡。”在这杆大旗下集聚某些小说作者进行游离于故事和塑造人物的性描写、充斥作品的性描写、通篇的性描写，乐此不疲。而这，是不足取的。一，这样的描写虽然能够拨弄人的生理机能，唤起性萌动、性感知、性回忆、性体验、性幻想，给人带来生理愉悦，以至美感，但仅仅是生理的愉悦，低级的美感，犹如人吃了麻辣烫口中生火，胃里冒烟，额头酿汗。仅此而已。二，这样的描写将人混同于动物，无异于把人看成猫狗，贬低了人的品格，毒害了人的灵魂，扭曲了人的理智性和社会性。三，这样的描写不利于青少年成长，不利于和谐家庭与社会建立，不利于民族整体文化水平提高，不利于道德重建工程实施。

有人把《金瓶梅》当“范本”搞“突破”，并被评论家奉为“新红楼梦”，不吝笔墨鼓噪。其实把《金瓶梅》当“淫书”者早已有之。但有失公允。《金瓶梅》是一部世态小说，以隐斥明朝官场腐败立意，故事曲折，刻露尽相，世情洞达，讥讽幽伏，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如此看来，专爱扒“大葱白”的性激荡者应当感到羞愧。遗憾，并非小说创作者都明白这一点，都有这样高尚的追求；香艳文学实为情欲文学以至交媾文学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黑格尔说：“艺术要肩负这样一个思考、责任：缓和情欲的粗野。人的情欲，之所以是粗野之物，起因于它的自私性质，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标，不顾一切。愈专注、狭隘，情欲的强度就愈高，人也就愈粗野横蛮，占领着整个的人，使他认识不到人是普遍性的。艺术可以稀释和缓解这种粗野，驯服这种暴力。”“除了情欲可以净化以外，艺术也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教益。”“人自知自己是一个动物，他就不再是动物，而是有了自知的心灵了。”这里，黑格尔明示：展示粗野横蛮的情欲就是抛弃人的普遍性，抛弃情欲的净化，抛弃道德上的教益，抛弃自知的心灵，仅仅停留在人的自在状态。

以弗洛伊德主张的“本我”自诩，追求“快乐原则”，但却忽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全部内容，忽略了“现实原则”和“至善原则”，忽略了“本我”向“自我”、“超我”的飞跃；而只有实现了这种飞跃才能真正创造美。

诚然，小说并不排斥情欲描写，情欲也是人的情感，也是人的生活必需，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小说创作的内容，因为，就一般意义上说，情欲是男女爱情的本质体现，爱情是人的重要生活。小说把爱情写得生动而有情致，为小说大家所取；但大多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一，人物性格一个侧面深化之必须；二，故事结构之必须；三，净化情欲之必须；四，着重在情。

恩格斯说，人类的婚姻应以性爱为基础。谈性变色大可不必。人类婚姻有着自由――压抑――自由的发展历程，但新的自由并非原始人的自由，群婚的自由，杯水主义的自由，一夜情的自由，一夫多妻的自由……而是情感更充沛更专一更理性更健康的自由，因而是更高等的自由。自由与放纵不可同日而语，放纵是人类生存的威胁，人类应当有这样的自觉。小说创作者应当追求人类婚姻自由亦即全人类自由的理想和过程。似是而非，浑水摸鱼的做法可以休矣！

适当强调艺术理念能动的主导的作用又恪守道德理想的高尚才是正路。请看刘向（前77－前6）的话：

“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问，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似其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天命者；不清以入，鲜洁以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以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胜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智者所以乐水也。”

“夫山……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休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为孔子的一个美学观念、美的追求、道德理想，而经刘向演绎便具体化了。这里明示我们：水和山是表象，表象的某些特征用来象征、依附人的美好理念，表象和理念浑然一体，并可升华为完全不同质的或部分不同质的意境，也就是审美意象。

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对表象、理念、意象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认识，而且丝毫不落在西方美学家之后。

擅长形象思维的小说创作者不可不锻练抽象思维能力，理念与表象融合的能力，把握“度”的能力；缺少一个翅膀或一个翅膀强一个翅膀弱是飞不高的，只有两个翅膀都硬朗才能展翅翱翔。我们说，要有“火热的生活”，更要有“火热的理念”，而且艺术理念光饱蘸主体情感还不行，还应是冷静的高尚的。艺术理念能动的主导的作用在小说美学上占据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