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各地为了完成指标，加快推进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转型。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退场”的营利性民办园，面临前期投入无法收回的困局；部分转为普惠性的民办园，则因补偿不到位，靠降低教师工资、兴趣班收费等方式维持办学质量。
意在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民生举措，在个别地方出现家长、办园者、教师和开发商都不满意的窘境。业内专家表示，营利性民办园转普或转公，要精准施策，避免“一刀切”，维护学前教育从业者的积极性。
转公转普“水土不服”
福州市马尾区耶鲁东方名城幼儿园，是一家小区配套营利性幼儿园。办学8年来，在当地教育局民办幼儿园年度检查评估中，连续4年排名全区第一。
今年该幼儿园接到通知，办学场地要收回移交，用于改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耶鲁东方名城幼儿园与小区开发商所签租期到2032年12月31日，但后者以幼儿园要转型为由，认为之前的租约无效。在疫情下复学之后，开发商停水停电，要求其搬离。
园方认为，自己既无办学不当过错，也向政府书面承诺，愿意在原址改办普惠性幼儿园，不接受开发商单方面的决定，于是将其告上法庭。
然而，园方最终败诉。教育部门至今无明确回复，全园师生也不知道9月是否能在原址如期开学。
在近期下发的《福州市马尾区教育局关于印发2020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对耶鲁东方名城幼儿园的招生信息表述为：“拟办成普惠性幼儿园”，月保教费一栏写着“待定”。
广州白云区时代玫瑰园小区配套的孙瑞雪幼儿园，是一家营利性民办幼儿园。2006年开始办学，2015年租约到期之后，园方迟迟不愿搬走。当地教育部门给了其4年过渡期，定于2019年9月起转为公办幼儿园。
直到去年5月，园方仍不愿离开。可是每月5000元保教费，令这个并非高档小区的居民不满多年，于是家长们联合上访，最终在一个月后，当地教育部门强制对该幼儿园摘牌，改为公办，每月收费1千多元。
广州珠江帝景幼儿园，在今年转为公办幼儿园后，老师平均工资从每月3000多元降到1000多元，过节费、奖金甚至寒暑假都被取消了。幼儿园运营方对老师说，想保证原有收入，必须配合公司要求幼儿报读兴趣班。
珠江帝景是一个高档小区，业主普遍对学前教育有较高要求。有孩子家长提出，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在乎学费从两千多元降到一千多元，“如果老师收入不体面，人心不稳，影响办园质量，还不如不转公办”。
园方喊冤家长叫苦
记者调查了解到，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转型后，存在前期投入无法收回、办园质量降低、家长负担不降反升等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连锁幼儿园负责人坦言，转型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房租、资产评估等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协商解决。
“在大连某地，我们三所优质高端园被收回改成公办园后，却被告知因为当地财政困难，无力支付我们的前期投入补偿。”这位幼儿园负责人表示，转成公办后，按照580元/生/月收费，给幼儿园补贴365元/生/月，“合计收费勉强够支付教师工资，但主管部门要求幼儿园运营维修等费用仍由我们承担，造成幼儿园无力维持。”
记者梳理相关案例发现，不少小区配套的民办园，和开发商签订的场地租期一般是10年到15年。由于周期较长，成本回收是逐年分摊回收，前五年就能盈利的民办园基本没有。如果在转型后，对前期投入和累计亏损补偿不够，甚至“一笔勾销”，极易引发矛盾。
“我们的租约未到期，开发商就要我们停止办园，于是我们走司法途径寻求解决，希望开发商赔偿我们前期投入的损失，但是败诉了。”耶鲁东方名城幼儿园举办方代表张海涛说，法院认为，这是不可抗力，根据国家规定，办园场地被政府收回。
张海涛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既然产权属于政府，那地产商凭什么收我们租金？是否应该退回来？我们在场地上建设的建筑、设施和固定资产，该有谁来补偿或者赎买？开发商断水断电锁门，是否侵害在校学生和教师的合法权益？”
此外，个别地方在民办园转公后，由于缺乏经费，采取公办委托模式要求举办者继续运营，但要求执行几百元的公办收费，与当地公办园的年度经费相比相距甚远。幼儿园为了生存，要么违规收费，要么降低成本招用实习老师等。
前述连锁幼儿园负责人说：“我们提出按公示及审计成本核算补贴，有关部门回复‘补贴无法增加，你们可以通过降低教师工资，或者重新聘用低学历低工资教师来降低成本，对教具等设备可以不更新不新增投入。”
教师收入如果受到一定限制，将直接影响师资培养。广州珠江帝景幼儿园今年转为公办后，幼儿园全体员工因福利待遇大为缩水，四处投诉。负责人告诉记者，老师平均工资从每月3000多元降到1000多元，过节费、奖金甚至寒暑假都被取消了，部分教师辞职。
记者走访发现，在北京，普惠性幼儿园老师，税后收入拿到5000元左右算不错的了。如果幼儿园支付房租等，勉强能留在北京。如果幼儿园不负担房租，老师很难留下。大批幼儿园教师总是处于“新人”的水准，势必影响整体教育质量。
营利性民办园转公或转普，是为了解决群众“入园难”“入园贵”，有家长对此“体感”并不明显，有的甚至感到负担不降反升。
孩子所在的幼儿园转型后，就有家长吐槽，不提供素质特色课程和延时服务，家长必须4点半接孩子，对双职工家庭造成很大困难；家长对孩子的才艺、运动、美术等都有需求，但幼儿园不再提供服务，家长就要花更多的钱去参加社会上的培训机构，费用更高不说，质量还没法保证。
广州珠江帝景幼儿园家长吴可担忧，受制于成本经费，幼儿园很难招到好老师，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孩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为了达到80%普惠园和50%公办园的目标，部分地方采取强制方法来解决，导致一些民办园撤出。如果民办园撤出，政府就要投入更多的钱去办公办园。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老百姓可能在短时间内尝到甜头，但长久来看可能会出现更高的收费。
加大投入精准施策
目前，关于小区配套幼儿园转为公办或普惠园，国家提倡坚持“一园一策”“一园一案”，不搞“一刀切”。
多位民办幼儿园从业者、业内专家建议，转型要精准施策，必须考虑三个因素。
一是地方经济实力。公办幼儿园需要公共财政投入，不仅需要钱，而且需要场地和足够的师资。每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幼教师资储备也不同，所以要看地方政府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是否具备条件。
二是当地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整体发展状况。如果公办园严重不足，民办园质量也比较低，就需要政府巨大投入来改变现状；如果公办园数量不够，但民办园办学质量并不差，那么完全可以让民办园继续举办。愿意转成普惠园，政府给予普惠补贴，确保“家长少花钱，质量不变”。对于财政有困难的地方，如果暂时无法给予普惠园补贴，则可以考虑出台一些配套优惠政策。
三是家长的意愿。小区配套幼儿园是否必须转为普惠园，要看大多数幼儿家长的意愿。如果这个小区属于高档小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待高，愿意多花钱，也不一定都转成普惠园。
储朝晖表示，当下幼儿教育经费投入是偏低的。根据2017年统计数据，幼儿教育经费在教育投入总经费中占7.6%；财政性投入中，幼儿教育经费不到5%。要解决3岁到6岁孩子入园问题，财政至少拿出9%的比例经费，才能维持正常运转。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副会长、学前教育专委会第二任理事长杨志彬认为，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发展，是为了实现“幼有所育”的战略思考，是全局性的，是宏观的；普惠园则是对某个幼儿园的界定，是具体的，微观的，“不能把学前教育发展美好愿景，简单地聚焦在民办普惠园建设上”。
业内专家呼吁，要采取措施，切实提高民办普惠园幼儿教师的待遇问题。给民办幼师提供奖励和补贴，让他们能够享受和公办园幼师同等的社会尊重、同等的培训机会和同等的岗位津贴。
部分基层教育工作者表示，教育部门要参与到城市规划中。这个区域有哪些小区、要配套多少幼儿园，需要征求教育部门意见。不能在城市规划设计时，就没有考虑幼儿园。
(应受访者要求，吴可为化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瞿芃
由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四川省宜宾市饶拾元、饶孟源等30余人被控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上诉一案，于2020年5月29日上午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饶拾元、饶孟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30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十九年六个月不等。图为二审宣判现场。（资料图片）
8月12日，四川省宜宾市检察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剖析饶拾元涉黑案背后的检察人员违规违纪问题，两名受到处理的检察人员现身说法、以案明纪。宜宾市及珙县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因成为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单位而备受关注。
发生在当地的饶拾元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重大涉黑案件。该组织盘踞基层近20年，攫取巨额经济利益，腐蚀大量公职人员，在一定区域、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截至目前，包括自贡市原副市长曾明全在内，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该案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6人，涉及多个领域、不同层级。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层层撑起的“保护伞”，正是该组织长期以来野蛮生长的原因所在。
与县长结“干亲家”
饶拾元涉黑犯罪问题浮出水面，源自2017年2月发生在珙县的一起寻衅滋事案。
事发当晚，30余名社会闲杂人员持砍刀、钢管等器械闯入珙县双三水泥厂，砍伤6名保安和工作人员后扬长而去。通过梳理排查，与饶孟源、饶拾元兄弟有关的2起强迫交易案以及20余起陈年积案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经查，自上世纪90年代起，饶拾元以开设赌场为早期经济积累，网罗骨干成员，逐步形成了以饶氏兄弟为首、参加者超过30余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下，该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安排组织成员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任职，称霸一方，对珙县的矿山、水泥、烟花爆竹等行业及基层政权产生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记者注意到，饶拾元案长达700多页20多万字的裁判文书中，曾明全的名字118次被提及。
据饶孟源供述，他和曾明全于1992年在珙泉煤矿认识，“关系一直都可以”。此后，曾明全先后调任宜宾市经贸委副主任、珙县县长，双方交往也越来越密切。由于珙县职能部门知道他和曾明全关系好，饶孟源办起事来顺利得多，“沾了曾明全不少光”。
在该组织内部，饶拾元主要负责以暴力手段排挤打击竞争对手，以黑护商；饶孟源则负责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为组织寻求非法帮助，其主要对象就是曾明全。除了送款送物，饶孟源还于2009年初与时任珙县县长的曾明全结为“干亲家”，让女儿拜他为干爹。
据检察机关指控，曾明全明知饶拾元受过刑事处罚、有违法犯罪前科，仍与饶氏兄弟建立深厚的私人交往关系，互认“干亲家”，并在珙县相关执法部门领导中，蓄意宣告其对饶氏兄弟的关照和重视，致使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多年来未得到查处。在得知饶拾元涉嫌违法犯罪后，曾明全还通过向有关执法人员打招呼，企图帮助饶拾元逃脱法律制裁。
曾明全的能量有多大？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曾明全收受贿赂后，以给珙县相关职能部门领导打招呼、重新调整小煤矿关闭方案等方式，为饶孟源经营的煤矿保留采矿权；以给珙县公安局领导打招呼的方式，帮助饶孟源的同学调整工作；以给巡场镇镇长打招呼的方式，帮助饶孟源的合伙人当选芙蓉村村委会主任；以给江安县规建局领导打招呼的方式，关照饶孟源堂弟等人承揽保障性住房项目。
以双三水泥厂寻衅滋事案为例，根据曾明全的证言，案发后，饶孟源请他帮忙打听情况，已担任自贡市副市长的他便找人关照饶拾元，帮忙协调。曾明全打过招呼后，饶孟源便根据他的授意，直接与对方联系。
饶孟源与曾明全“铁”到何种程度？据他供述，就连自己同学的工作调动，曾明全都竭尽全力。2008年，他请曾明全关照自己的同学游某，曾明全向时任珙县公安局政委打招呼后，游某便调到了刑警大队；2009年，同样在曾明全帮忙打招呼后，同学龚某很快提拔为派出所副所长。
“饶孟源和曾明全关系非常好。当年，煤管办的工作人员来检查时说煤矿问题多，饶孟源开会时就明说，整个珙县除了县委书记、县长，哪个不懂事找他企业的麻烦，他就要收拾哪个。”知情人士这样介绍。
为派出所所长提供“运作经费”
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22名“保护伞”中，时任珙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何森“作用”不小。
不同于曾明全与饶孟源发端于同事关系的交往轨迹，作为警察的何森与长期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饶拾元，本应水火不容，却始终沆瀣一气。
何森出生于1980年，比饶拾元小9岁。2004年至2013年，何森先后任珙县公安局底洞镇派出所副所长、所长，2013年至2017年5月，任珙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之后改任芙蓉派出所教导员。
根据何森的证言，他和饶拾元很早就认识，联系很密切，饶拾元及其手下有时做了违法犯罪的事，他或多或少地“给予了一些帮助”。
据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何森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受贿犯罪。
早在2005年，三江水泥厂负责人找到时任底洞镇派出所副所长何森，称饶拾元要砍杀自己，希望何森帮忙引荐并给予饶拾元财物“买平安”。何森身为人民警察，本应履行法定职责，对饶拾元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予以制止，却在征得饶拾元同意后，安排二人会面，最终以饶拾元收取对方现金6万元的方式达成“和解”。
在何森的从警生涯中，类似行为多次发生。2017年，双三水泥厂寻衅滋事案发生后，何森甚至带着饶拾元找时任厂长“私了”，要求其“不再盯着不放、不将事情闹大、不向上级反映”，意图将该案作为普通治安案件或寻衅滋事个案予以化解，避免扩大影响。
更为荒唐的是，何森为了调到县城工作，考虑到饶拾元和时任县长曾明全关系不错，便让饶拾元帮忙运作。饶拾元向其提供了30万元“运作经费”，在何森调到治安管理大队后，饶拾元再次“支持”了30万元。此外，何森还先后以调动工作和“竞争”珙县公安局副局长职位为由，向企业主索要、收受相关“经费”。
2018年3月7日，宜宾市纪委监委将何森涉嫌收受贿赂问题的案件线索，指定翠屏区纪委监委办理，彻底拔掉了这一经营十余年的“保护伞”。
“何森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在他的违纪违法事实中，还存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翠屏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层层打通“关系网”
饶氏兄弟涉黑组织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1999年至2001年为初期，因非法经营赌场引发多起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案件；2002年至2010年为成型期，通过巧取豪夺、私挖滥采的方式涉足当地水泥、煤矿、烟花爆竹等行业，组织势力和经济实力得以迅猛发展；2010年至2017年，以开设公司为掩护，以商养黑、以黑护商。
记者注意到，该组织在不同发展阶段均有公职人员提供不同程度的庇护，使其得以逃脱法律制裁，从而愈演愈烈。除依靠曾明全、何森等主要“保护伞”外，还有一张涉及多个领域、不同层级的“关系网”。
2001年3月，在一起严重暴力事件后，宜宾市公安局以饶拾元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立案侦查。之后，将该案交由珙县公安局办理。其间，饶孟源为帮助饶拾元开脱罪行，请托了珙县公安、司法机关相关办案人员，最终饶拾元仅以赌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逃避了应有的刑事处罚。
据当年在珙县公安局预审科工作并负责该案的一名证人所述，饶孟源先后通过珙县法院刑庭庭长、原芙蓉矿务局公安二分局局长、原芙蓉矿务局副局长等三人找他替饶拾元说情，并组织县检察院起诉科科长、副科长以及县公安局民警等负责人员一起吃饭。最后，饶拾元非法持有枪支罪没有被认定。
上述珙县法院刑庭庭长证实，当年饶拾元的案子到了公安局法制科环节的一天中午，饶孟源叫他参加一个饭局，有县检察院和公安局的人，都是请来给饶拾元说情的。在接受饶孟源请托后，他在侦查阶段让工作人员关照饶拾元，只起诉了赌博和敲诈勒索两个罪名。后来，饶孟源又找了他两次，最终只判了缓刑。
据了解，宜宾市纪检监察机关从公安机关转交的线索入手，查处了市安监局煤炭安全监督管理科原科长周世政，珙县安监局原副局长詹星武、张小军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一步挖出曾明全以及珙县公安局原局长王正元等人腐败问题。在22名“保护伞”受到查处的同时，针对案件暴露出来的监督管理责任落实不力问题，对珙县县委、县政府和县法院、县公安局、县检察院等10个单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同频共振
饶拾元涉黑案的顺利办结，是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机关同步上案、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同频共振的结果。
以查办该案中的“保护伞”曾明全为例，四川省纪委监委抽调政治可靠、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组成专班，针对其接受调查初期极力否认相关问题的情况，采取迂回策略，以经济问题为切入点，逐步消除其畏罪心理、打消其侥幸念头，促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全面供述了充当“保护伞”问题。面对饶孟源被公安机关审讯多次仍是“零口供”的困局，通过持续的政策攻心，促使其在留置一周后开始交代向曾明全行贿以及曾明全为其撑腰站台、谋取利益问题。
“办案过程中，专案组还发现了时任省病犯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李跃辉的涉黑腐败问题，及时指定、指导绵阳市纪委监委对其立案并采取留置措施。此外，还将发现的宜宾市司法系统6名干部的涉黑腐败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宜宾市纪委监委处理。”四川省纪委监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宜宾，针对该案涉及人员众多、时间跨度长且主要犯罪人员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交代较少的情况，市纪委监委从加大线索收集研判破题，建立健全线索收集移交机制、问题线索研判机制，每周与扫黑办、公安局等单位分析研判问题线索，提出处置和分办意见；加强与政法机关的协作配合，严格落实“一案三查”和线索快速移送反馈等工作规定，深挖“漏网之鱼”。该市还聘请13名法学界知名学者作为市监委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常设专家，提供智库支持。
“政法系统一些违纪违法行为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管党治警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督管理不严、权力制约失衡，也有政法干警理想信念缺失、贪心私欲膨胀等因素。”宜宾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5月2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饶拾元案作出终审宣判。饶拾元、饶孟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30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十九年六个月不等。
在饶氏兄弟认罪服法的同时，隐藏其后的“保护伞”们也将陆续受到纪律和法律的惩处。
政法系统“刮骨疗毒”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发于2020.8.24总第961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曾经和大家一样，享受着组织给予的优厚待遇。但由于侥幸心理作祟，忘了组织的要求，踩了纪律的红线，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身陷囹圄，身败名裂。”
7月27日下午，河南灵宝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上，灵宝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占强的忏悔录音回荡在会场。去年9月，曾分管矿山大队工作的刘占强被查。如今，他成为400余位前同事引以为戒的负面典型。灵宝市公安局局长李小豆在会上表示，灵宝公安积疴深重，已经到了“不整不行，不抓不行”的地步。
自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灵宝市政法系统不断有官员涉案被查，正经历崩塌与清毒的过程。除灵宝外，全国多地的政法系统出现塌方式腐败，对政法系统的整顿迫在眉睫。
今年7月8日，中央政法委召开会议，正式宣布启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成立“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办公室”，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担任办公室主任。中央政法委确定了5个市本级及4个县(市、区)的有关政法单位和2所监狱作为试点单位，试点整顿为期三个月。
灵宝市作为政法系统教育整顿的4个县级试点单位之一，先行一步，“正在努力打造新时期‘延安整风’的灵宝样本”。8月15日前后，灵宝等试点地区完成教育整顿的第一环节——学习教育，接下来将进入自查自纠环节。
“查究问题环节是真正要拿人的。”一位接近灵宝政法系统的人士认为，近期全国有30多名政法官员接连落马，但这只是前奏，“一场更大的整顿风暴即将来临”。
“中央来人了”
“如果身边某个人突然联系不上，大概率是被查了。”据前述灵宝人士介绍，试点以来，灵宝市公安局干警几乎每天都被安排学习或考试，紧张情绪随之蔓延。
作为地处豫陕晋三省交界地带的县级市，灵宝市近来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早前，灵宝个别涉黑案侦办受阻，公安部曾派专案组介入调查；而今，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办公室主要领导正在灵宝进行深入调研。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信号很早就释放出来。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牵引，“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此后，多地传出整顿信号，直至7月方案落地。
7月15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第二驻点指导组暨三门峡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图/灵宝市公安局
这是一场由点及面，囊括公、检、法、司法行政机关、监狱和安全机关等整个政法系统的整顿行动。在取得试点经验基础上，教育整顿将从2021年起自下而上逐级在全国政法系统铺开，到2022年一季度前完成任务。
“‘中央来人了’是动真碰硬最有说服力的信号。中央号令既下，不少问题官员应声落马。”微信公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在相关推文中举了一个例子：不久前义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曹样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值得注意的是，曹样婷此前的身份是灵宝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她在灵宝市政法系统任职已超20年，而灵宝正是此次整顿的试点单位。此外，7月13日江苏省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严明被查，成为此次整顿行动开始后落马的首个正厅级官员。《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梳理发现，自整顿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全国已有逾30名政法官员被查。
此次教育整顿，灵宝、呼兰等地的公检法司被纳入试点范围。有评论认为，将这些“难啃的骨头”作为试点，既可以为接下来的全国铺开提供更多可借鉴的经验，又展现了中央清除积存多年顽瘴痼疾的决心。
根据规划，此次教育整顿试点分学习教育、自查自纠、整改总结三个环节。进度上，学习教育环节原定8月5日结束，但因实际启动时间比预期晚，中央政法委将其延续到8月15日左右。
呼兰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8月14日，呼兰区已完成学习教育阶段任务。“在学习教育环节，公安局深入剖析自身建设的人情文化盛行、黑恶势力影响恶劣等五大问题，建立了整改台账清单，挂图整改；检察院针对案件比居高不下的顽瘴痼疾，综合施策，案件比稳步降低；法院对自身信访、违法违纪案件、审判业务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改，梳理违法违纪问题线索54条，已核查完毕27条。”
此外，呼兰区还教育引导有问题政法干警放下思想包袱，争取宽大处理、改过自新，目前已有31名区公安分局民警递交了涉嫌违纪问题自查报告。
“伞黑一体”
中央政法委明确表示，此次整顿要清除“害群之马”，实现对政法系统“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政法系统“害群之马”的一大表现，是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一名熟悉灵宝政情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扫黑除恶行动中，“灵宝政法系统不但被连锅端，连炉灶几乎都被拆了。”
2018年以来，河南灵宝市的四大班子及政法系统官员大面积落马，截至去年年底，至少22名前任或现任官员被查或被判刑。这些落马官员，包括灵宝连续两任市委书记乔长青、李宏伟，市长级干部(正处级)李少白，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社平，市政协原主席张成宝，市委政法委原书记赵龙，原副市长杨社军、周增顺，市公安局原局长宋中奎，公安局原党委委员马松涛、刘占强、李灵伟，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杨红岩、副检察长唐洪敏等。
此外，2019年11月13日，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灵宝人许宝成主动投案；2019年11月25日，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巡视员、曾任三门峡市委政法委书记的赵长法退休8年后落马；今年4月，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振清主动投案。前述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三人均牵涉马长江涉黑案。
马长江是灵宝市一名金矿矿主，自2001年以来牵涉多起抢矿致死事件。《中国新闻周刊》早先报道，马长江胆子大、有魄力、肯砸钱，收买了不少公职人员；相关起诉书亦提到，“马长江等人对基层党政国企干部进行利益输送，形成‘以黑钱养黑伞’的黑色经济利益链”。2018年3月，马长江因涉黑罪名被立案侦查，随后诱发灵宝官场地震。
“灵宝乃至三门峡的政法系统自上世纪80年代黄金产业发展以来，逐渐被金矿老板渗透腐蚀，形成打不透的关系网，而马长江案揭开了这个盖子。”前述知情人士举例称，在灵宝黄金重镇朱阳镇，包括梁宝民、马松涛、刘赞吉等多任派出所所长因涉黑或充当保护伞被查。教育整顿开始后，灵宝市公安局旗下公号亦发文提到，黄金产业让灵宝市一度被评为全国百强县市，但同时矿权众多、形势复杂，各种经济纠纷、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给当地治安形势带来了很大影响。“一些不法企业主甚至黑恶势力未得到彻底铲除，一些政法干警受之腐蚀，抵挡不住诱惑，违规经商办企业、入股黄金矿山，甚至插手刑事案件、充当‘保护伞’等现象还没有完全禁绝，给政法队伍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
今年4月被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灵宝“梁氏兄弟”案，则反映了政法系统“害群之马”涉黑的另一面。灵宝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正科级侦查员梁宝民在上世纪90年代破获多起要案，曾获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但同时和其兄弟梁宝成结成“伞黑联盟”；根据警方通报，梁氏兄弟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多个罪名。
在全国范围内，公安机关领导干部涉黑、“伞黑一体”的现象并不鲜见。今年6月，全国扫黑办披露的新疆兵团石河子公安局原副局长白波涉黑案中，白波团伙被判定实施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故意杀人(未遂)、贩卖运输毒品、开设赌场、非法拘禁等62起犯罪。
“生物的生长需要依托生态系统的存在，黑恶势力同样如此，需要有满足其生存需求的特定条件。政法系统有追惩黑恶势力的职责，过程中和黑恶势力存在生态环境的交互，有些人就容易陷入对立的生态系统当中去。”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魏昌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下，全国政法系统的害群之马被加速清除，构成此次政法系统开展教育整顿的大背景。中央政法委对害群之马的解释中，除黑恶势力“保护伞”外，还提到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执法司法腐败，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几种情形。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统计，截至7月28日，十九大以来政法系统中共有5名中管干部、124名厅局级干部被查，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等，4名中管干部、80名厅局级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日前发布的《清除妨碍司法公正的绊脚石》一文则提到：从查处问题看，有的滥用职权，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有的甘于被“围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大肆索要、收受财物；有的违规干预和插手行政许可事项；有的不仅不严肃查处黑恶势力，反而纵容涉黑涉恶活动，充当“保护伞”。
“近些年来，政法系统清除害群之马的力度逐年加大，但形势依然严峻。”在7月8日试点工作动员会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表示，全面从严治警一刻不能放松。
沉疴待除
清除害群之马针对的是已经形成的病灶，除此之外，教育整顿还着眼于“治未病”——对于系统内尚不构成涉黑涉恶，但是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进行整治。
根据中央政法委的解释，这些顽瘴痼疾包括六大方面：一是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二是违规经商办企业；三是违规参股借贷；四是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五是违规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六是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
“政法干部为了立功而趋利性执法、办假案是普遍存在、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了，应当是整治顽瘴痼疾的应有之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向《中国新闻周刊》提道。据他介绍，在他代理辩护的吉林一起涉黑案中，警方刚立案便对外宣称破获；为了制造黑社会暴力特征，警方甚至通过唆使旧案被告人更改口供等方式，从而将已服完刑的案件拔高凑数。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曾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的原则。在扫黑除恶中，“放过”代表的“护黑”和“凑数”代表的“黑打”现象，构成政法系统腐败的一体两面。
“这次扫黑过程中，基层的问题是公安太强势，一旦定调，检法两家配合多于制约和监督。整个刑事诉讼并不是以审判为中心，而是以侦查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吴丹红曾撰文提到，相比于云南孙小果案等扫黑除恶的正面典型，包头王永明案“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一举囊括各种症结的反面教材”“侦查机关滥用权力，检察机关贪赃枉法，审判机关独断专行，都在这个案件里暴露无遗”。
今年7月，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法院在包头中院开庭审理王永明涉黑案。庭审中，律师当庭举报公诉人李书耀收受被告人家属30万元，并要求播放李书耀索贿的录音证据；合议庭阻止了录音的播放，并驳回了律师要求李书耀回避的申请。据在庭上尝试播放索贿录音的律师袭祥栋介绍，王永明案体现了公、检、法在办案审案过程中存在的沉疴。
袭祥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案件侦查环节，办案民警王刚与王永明存在债务纠纷，但未按相关规定回避；在审查起诉环节，除公诉人索贿问题外，起诉书错漏百出、错字连篇，混淆了犯罪事实和违法事实；在审理环节，一审法院违法借用二审法院开庭，并强行压制律师的辩护权。
“7月12日我们提出让李书耀回避的要求后，合议庭驳回并强行推进庭审。我们无能为力，就和当事人紧急解除了代理。如果让庭审强行推进，按计划7月27日案件就宣判了。”袭祥栋说。解除代理后，辩护律师集体到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反映李书耀问题，当晚包头警方夜闯律师在呼和浩特入住的宾馆，以“赃款赃物”名义要求查扣律师费，此事一度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办案人员索贿的问题常见，李书耀事件属于旧问题新体现。”袭祥栋认为，索贿行为对司法公正造成了极大损害。索贿事件发生后，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党组召开会议，剖析王永明涉黑案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要求：“包头市检察机关要针对案件办理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结合正在进行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刻剖析反思，认真汲取教训，严肃执纪问责。”
这次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也强调了公安队伍执法办案的问题。7月9日，在全国公安机关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上，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提到，要集中整治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有案不立、压案不查，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问题，集中整治以刑事司法手段不当介入经济纠纷，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影响企业和群众正常生产经营问题；严禁趋利性单方面跨区域执法。
7月中旬，包头公安局及九原区分局被公安部纳入教育整顿试点范围。据袭祥栋介绍，涉嫌受贿的公诉人李书耀如今被监委调查，王永明案则改由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审理。
守住“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国纪检监察报》日前报道，广水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峰被查一案中，一系列隐藏多年的违纪违法案件被挖出，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审判庭长、看守所所长、看守所民警联合织就黑恶势力“保护网”；截至今年7月，该案共查处涉及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的31人。
“腐败的延伸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最早是个体式、独狼式，逐渐演化成家族式、群体式、塌方式。”魏昌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司法诉讼的每一环节，都存在腐败的机会和可能；一起涉黑案件的发生，或者冤假错案的形成，往往会暴露出公检法等多个诉讼环节中所存在的问题，由此使得司法腐败呈现出链状发展的结构，表现就是涉案人数会达到一定的规模。
呼兰区政法系统便爆发了链条式腐败问题。《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2018年以来呼兰区打掉了“四大家族”等一系列涉黑案件；因涉嫌为黑社会集团充当“保护伞”，呼兰区14名官员被查。以此为突破口，有关部门进一步拉开对当地政法系统的“反腐清剿”。去年7月，哈尔滨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哈尔滨市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任锐忱被查；去年8月，曾任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的王克伦落马；今年4月，哈尔滨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纪委原常委刘杰落马。
“一查一串、一端一窝，个别政法系统腐败行为呈现出‘有组织犯罪’的特征，一个案件常常牵扯出多个部门的违纪违法人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篇文章提到，涉及政法系统腐败案件呈现出的群体性特征明显，涉案环节呈现链条化。
对于问题产生的原因，中央政法委在对此番教育整顿的介绍中解释道：“政法机关性质特殊、专业性强，权力相对集中、自由裁量权较大，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既配合又制约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从严监督管理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加上一些政法干警法纪观、权力观、利益观不正，导致政法队伍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不纯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魏昌东提到，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对整个社会价值观造成最沉重的打击。“一个国家的司法腐败成为明显问题，说明丧失基本的公正观念了，人们不再相信这是个安全的社会。如果再不去关注治理，在我们研究腐败的人看来，是比较危险的。”
上一轮政法系统的全国整顿，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公开资料显示，因政法队伍中出现贪赃枉法、徇私枉法、错误执法等大量腐败现象，在1997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报告被人大代表“黄牌”警告，数千名全国人大代表对政法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坚决清除司法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由此引发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法队伍集中教育整顿。在那一次清理、整顿中，全国检察系统立案调查1557人，有1215人被给予党政纪处分，113人被追究刑事责任，1523名犯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者被开除、辞退；全国法院系统共立案调查违法违纪案件10014件，有2271人受到党政纪处分，22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4221名不合格人员被清理出法官队伍。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轮教育整顿对政法干警形成了强大震慑。8月14日，三门峡市接连公布三起政法官员涉黑案情：三门峡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夏东亚因充当恶势力保护伞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调查；三门峡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翟万寿因纵容涉黑涉恶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问题，被开除党籍、降低退休待遇；灵宝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梁宝民因纵容涉黑涉恶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费待遇。
微信公号“平安灵宝”日前发文称，教育整顿为灵宝政法队伍开出‘灵丹妙药’。前述接近灵宝政法系统的人士提到，8月5日，灵宝市政法干警都填写了自查事项报告表：“上面说了，主动查与被动查不一样，有问题就说有问题，没问题就说没问题，立此存照。”
8月17日，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办公室第二次会议。中央政法委长安剑网站透露，在学习教育期间，试点地区已经有56名干警主动向组织说明自身问题。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会上明确表示，第一个环节即学习教育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要进入查究问题环节。“要向干警讲清楚，不查清问题是过不了关的，早讲早主动，不讲就被动。政法领导干部要带头检视问题，敢于拿自己开刀，以上率下自查自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