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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文网
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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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目录:
《美国只用了一纸禁令就轻松将华为彻底击垮》
《深圳进口冻鸡翅表面样品检测呈阳性》
《蓬佩奥到访捷克对中共火力全开》
《林郑已经彻底失去港民的信任,干啥都不行》
《samfundssind——这个词让丹麦团结抗疫》
《中国堪称世界上洪水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国家》
《特朗普宣布发放1.25亿个口罩鼓励复课》
《美国再次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
《鸿海董事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已结束》
《中国在有争议边境地区进行实弹演习》
《粮食危机——中国披露夏粮收购进度: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同比减少近千万吨》
《美国只用了一纸禁令就轻松将华为彻底击垮》
由于美国的制裁,华为用于生产智能手机的自研高端芯片据报正在耗尽,而该公司在确保未来供货方面的选择也正在耗尽。分析指出,若此种局面持续,华为恐难保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地位。
CNBC报导,无法获得尖端芯片将威胁到华为作为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地位。这也可能使这家中国科技巨头价值每年数十亿美元的销售化为乌有。
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修改“外国直接产品原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规定在未获得美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禁止芯片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使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生产的芯片。这一禁令实际上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高端芯片制造商,包括台积电在内。
余承东:今年可能是华为最后一代麒麟高端芯片
华为通过旗下的海思半导体(HiSilicon)为其产品设计芯片,但设计出的芯片实际是由台湾的台积电来制造。
为了遵守美国的规定,目前生产的任何芯片必须在9月15日之前运送给华为。针对华为不能再继续获得芯片,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8月7日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峰会上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今年可能是华为最后一代麒麟高端芯片。”余承东说。
他还补充说,华为“没有芯片了,没有供应了”。
华为采购芯片的选项正在耗尽
“华为的智能手机部门采购芯片组的选项正在耗尽。”“Strategy Analytics”公司的无线设备战略执行总监尼尔·莫斯顿(Neil Mawston)通过电子邮件告诉CNBC。
莫斯顿表示,华为可以继续使用麒麟系列处理器,并最终转向与中国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合作生产。但中芯国际也是使用美国设备生产芯片,这就意味着它无法向华为供货。此外,中芯国际在技术上也明显落后于台积电。
《金融时报》此前报导称,海思半导体的麒麟芯片采用台积电16纳米、12纳米、7纳米及5纳米制程,占台积电约20%的产能。Trendforce分析师Chris Hsu提醒,理论上中芯国际顶多取代16纳米及12纳米的部分,提供不了台积电能提供的更先进制造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紫光展锐(Unisoc)生产低端半导体,也无法满足华为的需求。“Unisoc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提升规模和质量。”莫斯顿说。
莫斯顿认为,华为外包韩国芯片和手机制造商三星制造芯片,也将十分困难。三星制造自己的芯片组,且可能不愿意与其最激烈的手机竞争对手华为来分享芯片。此外,韩国通常在政治问题上站在美国一方。
莫斯顿认为,华为与台湾的联发科合作同样充满挑战。其一,该公司为移动设备制造的是中低端芯片。其二,联发科也依靠台积电进行部分生产,可能还会受到美国的关注。
据《华尔街日报》上周末报导,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正在游说美国政府取消其向华为销售的禁令。
但莫斯顿认为,随着11月将迎来紧张的美国大选,很难看到美国的强硬立场在今年任何时候会有软化。
华为手机目前使用的是自己设计的麒麟芯片,Canalys移动分析师Nicole Peng称,如果华为被迫采用通用芯片供应商,这将损害其智能手机业务。
Peng告诉CNBC,如果它们(华为)使用标准(芯片)解决方案,将很难与Oppo、Vivo和小米形成差距。预计华为将失去竞争优势,尤其是在高端手机方面。
“所以,预计(华为)很难保持目前所拥有的这种领先地位。”Peng说。
华为可能挺过2020 但未来两年会困难重重
华为的消费者部门,包括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产品,2019年收入为4673亿元人民币(669.3亿美元)。该业务占华为总销售额的50%以上。
而现在看来,美国的任何举动都会让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面临风险。“Strategy Analytics”公司的无线设备战略执行总监莫斯顿告诉CNBC,华为可能会挺过2020年,但未来两年可能非常困难。“海外销售可能下降,其智能手机部门将会缩到一个更小的规模。”莫斯顿说。
彭博社6月份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对华为电信设备至关重要的一些自研芯片的库存,在明年初就会耗尽。美国最新的封杀使华为一直处于紧急状态。尽管华为高官们忙着开会讨论,但仍未找到解决办法。
彭博社称,如果海思打算在国内建立一个不含美国设备和技术的芯片加工厂,那是白日做梦,因为它需要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 Holding N.V.)生产的极紫外光刻机,这是下一代芯片制造的先决条件。然而,阿斯麦公司的机器也使用了美国的技术。
《深圳进口冻鸡翅表面样品检测呈阳性》
8月11日深圳市龙岗区对进口冷链食品排查检测,8月12日经省、市疾控中心复核,发现1份从巴西进口的冻鸡翅(注册号:SIF601;批号:7720051522)表面样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蓬佩奥到访捷克对中共火力全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12日在捷克国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共的全球经济影响力对自由社会造成威胁,超过当年的苏共。他呼吁全球团结反共,推倒铁幕,有信心自由社会终将胜利。
蓬佩奥8月11日至15日访问捷克、斯洛维尼亚、奥地利及波兰等四国,寻求这些曾经深受纳粹德国或共产铁幕之害的国家,支持美国对中共全面对抗的战略。
8月12日,蓬佩奥访问捷克的第二天,在与捷克总理巴比斯举行会谈之后,在国会发表演讲。在约14分钟的演说中,蓬佩奥更多聚焦在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发动的恐吓式运动、打压自由并企图输出中共影响力。
他表示,极权专制政权像暴风雨一样仍未过去,要为这类政权写下墓志铭,需要世界团结行动。
蓬佩奥指出,中共的马克思、列宁式的意识形态更甚苏联,从流行全球的中共病毒到香港人争取自由的遭遇,都映射出中共的邪恶价值观。中共自私自利,它的行动源于其意识形态,而且对自由社会心存敌意。
蓬佩奥批评中共试图控制捷克内政的霸道行径,呼吁捷克人民的代表能认清中共、拒绝中共,并鼓励捷克议员们通过法案、终止与香港的引渡条约。
蓬佩奥说,“他们(中共)不是用坦克与枪支,而是用经济实力扼杀自由,中共习惯性地报复无辜的人,北京取消了布拉格爱乐乐团到中国的演出计划,只因为布拉格市长贺瑞普(Zdeněk Hřib)努力想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上海取消与布拉格的合作,只因为布拉格与台北缔结姐妹城市。”
他还提到已故的捷克前参议院议长柯加洛(Jaroslav Kubera)计划访台,却受到中共的威胁。同时,他对本月将访台的现任议长维特齐(MilošVystrčil)表达支持,“这是件好事啊”!
蓬佩奥在演讲中多次提到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当年领导丝绒革命的勇气,让捷克在“苏东波民主化”浪潮下终结共产专制政权。
“现在发生的不是冷战2.0版。在某些方面,抵制中共的威胁挑战要比过去难得多。”蓬佩奥说,“中共使用苏联从未使用过的方式,已经渗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社会。”
蓬佩奥表示,就像在推倒柏林围墙之前,没人想到铁幕真会倒塌。但现在“潮流已经改变”,“美国人现在意识到,与中国人民完全没有关系的中共,正在威胁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决心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它(这股力量)正在不断壮大。我所到之处都看到了这一点。”蓬佩奥呼吁世界各国团结抵抗中共的压迫,自由世界有信心战胜威胁当今文明世界的最大邪恶势力!”
《林郑已经彻底失去港民的信任,干啥都不行》
中评社香港8月13日电/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宣布将实施“全港市民普及检测计划”以切断隐形传播链、尽快控制疫情。但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发现,不少港人对检测的非强制性、采样方式和配套措施存在疑虑,质疑减辣版的“全民检测”名不副实。
尽管近一周内本港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呈下行趋势,但据估算仍有1500名隐形病人存在社区之中,市民对本地疫情防控仍然“不放心”。最突出的“痛点”莫过于全民核酸检测议题。数据显示(如图1),7月中旬以来,黄大仙、屯门的核酸检测议题最受关注,而这两地正是第三波疫情的“重灾区”,也是港府实施现行核酸检测安排的重点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较不严重的港岛,中西区涉及核酸检测的社交媒体热度居首。主要原因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仅用短短12小时,就在位于中西区的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内架设“火眼实验室”,据报道运行后每日检测量可达13万。可见,中央的大力支持受到香港社会高度关注,也增强了不少港人的信心。
然而,特区政府在全民检测议题上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尤其在检测细节安排问题上的语焉不详、前后矛盾,不仅令不少市民一头雾水,亦冲淡了社会舆论因中央大力支援而带来的正面情绪(如图2)。8月7日林郑宣布“普及检测计划”具有自愿性、8月10日陈肇始称检测计划细节仍未敲定,先后引起民众负面情绪的反弹。
进一步分析发现,全民检测的“非强制性”是引发民众最多质疑和不满的议题。不少民众指出,内地之所以能有力控制疫情、短期“清零”,就是因为采取了强制性检测,辅以封闭式管理措施相配合,但港府目前普及检测计划属于自愿性质,也没有打算颁布“禁足令”、“居家令”以限制个人活动,很难达到清查隐性病人、截断传染链的效果,最后恐怕只会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
除了非强制性全民检测引发市民“名不副实”的质疑以外,港府和医界对检测采样方式的态度和说辞,亦引起港人关注和疑虑。随着内地支援队抵港展开工作、多区向民众派发咽拭子采样工具,近一周以来对“鼻/咽拭子采样”的讨论明显增加(如图4)。
此前有内地专家指出,香港采用的“深喉唾液法”存在自行采样缺乏监督、样本准确度不够等问题,极易产生“漏网之鱼”,遂建议采取内地通行的“鼻/咽拭子”法。上述建议得到不少市民的认同,却先后遭到本港医界甚至公卫官员的反驳。更令民众不满的是,“鼻/咽拭子法”需专业人员操作,但政府竟要求民众自行取样,即将启动的“普及检测计划”亦未确定采样方式。由此可见,近期港人对全民检测的情绪“由正转负”并不意外。
全民检测话题在香港已经延烧多时,虽然政府已经公布相应计划,但至今细节和前景仍不明朗。反观“邻居”澳门早就启动免费、低价的检测服务和“健康码”制度,与内地人员往来和经济活动正逐渐放开。港人普遍担心,“挤牙膏式”的防疫不仅是对内地援港资源的浪费,更令全社会承受经济衰退的压力与日俱增。
《samfundssind——这个词让丹麦团结抗疫》
西方国家以个人为中心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这种文化在此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时却没有一丝帮助。而丹麦人开始相信团体的力量,”samfundssind“这个词帮助他们团结起来。
去年,丹麦厨师拉斯穆斯·蒙克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家名为“炼金术士”(Alchemist)的餐厅,提供50种菜式和五幕演出,这种感官美食和娱乐体验震惊了整个烹饪界。然而不幸的是,3月15日,疫情的爆发让米其林星级大厨的工作戛然而止。
不过,3月19日开始,蒙克的工作就从每晚为48位宾客提供价值450美元的精致美食,转变成每天为哥本哈根的流浪汉和社会弱势群体提供600份主食,包括意大利面和鸡肉酥饼等。
“我在Instagram上发出求助电话,第二天我收到了近1000封来自厨师同事和普通人的电子邮件,他们帮助我将食物运送到我们现在合作的14个避难所中。”酒店和餐馆也行动起来,捐出原本会浪费掉的食物。很快,“炼金术士”的四个厨房里挤满了戴着口罩的志愿者,蒙克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在试验的社会责任项目JunkFood(垃圾食品)开始生根发芽。
蒙克说:“本来我们可以在家里放松一下,但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做一些超越自己需要的事情。”“当然,不仅仅是我们,丹麦真的走到了一起,我认为samfundssind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过去我们可能更经常听到Hygge这个词——可以粗略地翻译成“舒适的品质”,这个词概况了丹麦在过去十年的文化。但在Covid-19时代,samfundssind更加重要。这个词在过去很少使用,但最近几个月以爆炸性的方式进入丹麦本土语言。
samfundssind没有直接的英文翻译。丹麦语言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玛丽安·拉特吉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把更大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丹麦人认为,这个词在应对流感大流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可能可以为世界其他地区如何效仿提供线索。
社会意识的觉醒
拉特吉说samfundssind是samfund(社会)和sind(头脑)的复合名词。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在二战爆发时,当时的总理索瓦尔德在一次呼吁民众团结起来的演讲中用了这个词。之后它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丹麦现任总理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在3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这个词。她向丹麦人介绍了samfundssind的两大支柱:集体责任和社区精神。
她说:“作为丹麦人,我们通常通过紧密团结来形成社区。但现在,我们必须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团结在一起,我们需要samfundssind。”
根据拉特吉的说法,丹麦媒体对samfundssind的使用率从2月的23次飙升至3月的2855次。在2019年的前六个月中,samfundssind在丹麦报纸和杂志中出现611次,而今年同期为9299次。
“所有的丹麦人都观看了总理的新闻发布会,这给我们传达了同样的词汇,” 拉特吉解释道。“这个词提醒我们将新冠病毒肺炎视为我们的共同处境,重要的是不要考虑自己的需求,而应将自己视为更大事业的一部分。”
当这个词被重新引入,并打上标签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时,奥尔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孔什等研究人员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词会被广泛采用?年轻一代真的会像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样多,相信samfundssind吗?
青年在行动
事实证明,他们做到了。在3月底对1020名公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孔什发现不同世代的行为没有显著差异。男性在保持社交距离和个人卫生方面的警觉性稍逊于女性,然而调查发现,丹麦人作为一个整体,广泛地团结在一起。
带有#samfundssind标签的帖子展示了丹麦人大大小小的善举,包括社区志愿者的工作,以及人们为支持当地企业而开展的宣传活动,甚至还包括谴责那些没有表现出这种精神的人。“你真的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在指责那些囤积货物或没有实践samfundssind的人。”
孔什说。他相信这个词在丹麦拉平疫情曲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突然之间,您需要每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行事,您如何做到这一点?好吧,您需要非常迅速地制定新的规范,这样那些偏离这些规范的人就会感到羞耻。”他解释道。“我们发现,丹麦人对政治家的信任度相当高,但他们只能做到这么多。”
Samfundssind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丹麦总理将其作为一种新规范引入,并且信任她的社会自愿接受了这一标准。这种模式可能可以被其他国家借鉴,但明显的是在美国或英国这样的政治两极分化的国家中较不容易适应,这些国家的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领导层应对大流行病的信心不足。
拉特吉说她不认为samfundssind会很快回到语言模糊的境地。相反,为了社会利益而抛开个性的想法已经成为丹麦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更强大的支柱。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3月至4月间在Facebook上记录了250多个新的志愿者团体参与社区援助项目,而宽敞的哥本哈根地标(包括蒂沃利主题公园和哥本哈根动物园)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变成临时幼儿园和日托中心,以帮助在家工作的人应对目前的状况。
至于蒙克,他的JunkFood计划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尽管现在”炼金术士“已经重新向公众敞开大门。他也许会重新开始制作那些精致的美食,比如形状像海马的冰糕棒棒糖,但与其他丹麦人一样,他对samfundssind的承诺仍然很坚定。
原文标题:How a long-forgotten word rallied a nation
原文地址:https://www.bbc.com/worklife/article/20200802-how-the-long-forgotten-word-samfundssin-rallied-a-nation
原文作者:Mark Johanson
译者:mecho
来源:译言网(yeeyan.org)
《中国堪称世界上洪水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国家》
2020年6月以来,我国广西、四川、重庆、江西、湖北、广东等省份的一些地方出现洪涝灾害,大量房屋被淹积水,一些车辆被洪水冲走,部分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被冲毁,大量农作物被淹造成减产绝收,因洪灾死亡失踪以及受灾人口不断增多。
每年6月以后,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看海”模式。中国城市为什么总是内涝?
文丨师满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西南科技大学讲师
编辑丨崔赫翾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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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就是痛!
2012年7月21日,一场雨量罕见的的暴雨突袭北京。
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日共取消航班571架次,延误航班701架次,最高峰时有近8万人滞留机场。
34岁的丁志健驾驶一辆SUV行经北京东二环广渠门桥下时,车被淹没,积水迅速上涨到3米多。他怎么都打不开车门,情急之下,用头撞玻璃,直到头骨撞裂,也没有撞开。
当晚10点20分左右,救援人员将侧翻在水中的越野车拉出来,丁志健因肺部积水太多抢救无效死亡。
这一幕,成为暴雨积涝对于城市最深的刺痛。
截至同年8月5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9具遇难者遗体,全市受灾人口达190万人,因灾造成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这并不是孤例。
2016年武汉暴雨,中心城区共有162处道路出现渍水。经全力抢排,主次干道渍水在24小时内消退了90%。南湖、汤逊湖周边地势较低,因湖泊水位满溢、顶托周边,出现较严重持续渍水,持续近一个月!
注:渍水是指土壤水量达到或接近饱和,但无自由水层累积时的土壤含水量。
2020年广州“5·22”特大暴雨,全市共443处积水,多地出现水淹,增城广汽本田生产基地被淹、广州地铁增城官湖地铁站、新沙地铁站严重浸水导致地铁13号线停运,这场特大暴雨共造成4人死亡。
中国堪称世界上洪水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国家。
根据中国1990-2015年的城市内涝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东部基本每个城市均发生过城市内涝,且基本都是大暴雨频繁光顾的地区。中国洪涝灾害总体上呈现出南重-北轻、中东部重-西部轻的空间分异格局,尤其在东部城市群地区灾情突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2000 年以来,平均每年发生 200 多起不同程度的城市内涝灾害。
2008-2010年,中国500多个城市中约有62%即300多个城市发生过城市暴雨内涝灾害,其中暴雨内涝灾害发生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57个城市的最长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
根据联合国减灾署2015年数据,中国的年均河流洪水损失总额世界第一,超过第二名美国与第三名印度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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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躲不掉
降水确实变多了。
2020年中国南方的持续强降雨除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一些地方的文物古迹也因灾受损:
安徽黄山市始建于明代的镇海桥桥体出现垮塌,桥面部分基本被冲毁;江西婺源被誉为“中国廊桥史上的绝版”彩虹桥也被洪水冲毁了桥面和桥廊,在此之前,它已伫立于此800多年。
2012 年3 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的题为《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提升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报告指出,其中有确切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的包括热浪、强降雨等在内的极端天气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影响范围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一些地区呈显著增加趋势。
从较长时期来看,即使有些地区总降水量变化不大,但降水时间分布不确定性增大,干旱、洪涝以及旱涝急转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大。因此,总体来说,气候变暖将会导致有些地区发生更频繁、更强烈的暴雨、洪涝和干旱灾害。
尤其在2008 年以后,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重发,城市暴雨内涝发生频率高、强度大、范围广,城市暴雨内涝问题已经不再是区域性的特殊问题,逐渐演变为普遍性的全局问题。
中国气象局在2019年发布的《气候变化蓝皮书》中指出,从1961至2018年,中国各气象观测站点观测到的年累计暴雨日数(暴雨站日数)呈增加趋势,平均每十年增加3.8%。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研究员表示,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看海”的现象可能会随着气候变化的步伐不断增加。
比如,根据《自然》刊登的一项研究,到2050年,广州的面临城市洪涝风险损失可能达到GDP的1.32%,天津、深圳等沿海城市也可能蒙受较大损失。
再说城市与河流。
河流孕育了城市。河流与城市的产生、发展息息相关,河流为城市居民供应了用水资源,浇灌土地和为物资运输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中国约有12.3亿人口居住在大江大河流域内,靠江河提供工农业、生活和交通用水。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和松花江这七条大江在夏季暴雨下都相当容易泛滥。
而这七大流域中,半数人口和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贴近江河、易受洪灾的防洪保护区内。这意味着城市建设的土地大量侵占了水的空间,而为了侵占水的空间,就要进行河道的渠化和硬化,修筑堤坝,把河道变窄,把湖泊和湿地填掉,这样一来,土地的滞洪能力降低了,河流的自我弹性也丧失了。
3
我们是帮凶吗?
在城市内涝中,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是一把双刃剑。地表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内涝的形成。
首先,城市“热岛效应”加剧了水汽对流运动,鳞次栉比的建筑物阻碍了空气流动,促成了理想的成雨条件,增加了城市雨量。
其次,城市空气中的颗粒物含量比郊区大,更容易成云致雨。因此,在相同气候背景下,城市的雨量不仅比郊区的多,而且暴雨出现的频次也高于郊区,从而产生了城市“雨岛效应”。
再次,城市化进程中,钢筋水泥构成的不透水地表也让雨水更难以通过地面渗透,而绿地、农田、花园等的减少,使城市的自我调节能力也随之降低,内涝的问题只能更多地通过人工排水系统解决。
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开始尽可能使用渗水地面,中国城市的不透水地表面积仍以每年6.5%的速度增长。这个过程还附带着湖泊和湿地等水生生态系统的减少、城市中本来有的天然排水系统被破坏。
以浙江温岭市为例,2007年至2009年,全市各类建设项目“合法”占用河道面积达59.75万平方公里,年均近20万平方公里。1995年至2009年,新老城区及其结合部各类占用河道面积达88.85万平方公里,区域水域面积缩减了20.5%。
2002年,武汉市共有200多个湖泊,10年之后只剩下了160多个。其中,消失最快的是中心城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27个湖泊现在仅余38个。
城市没了“弹性”,内涝就这样形成了。
除了城市化的进程影响,目前的城市建设“重地上而轻地下”之风盛行。
目前,城市各种建设的重要性总是优先于排水管网的设计。排水管网重修本身就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因为没有规划预留地,改造管道常常需要巨大的成本,自然就总被其他建设“排挤”。广州也是在1999年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大关之后,才开始加大河涌整治力度。
而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投入了4271亿元人民币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期间(2016-2020),中国计划再为下水道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投入5644亿元人民币。
巨大的投资是改造排水系统的其中一环,之后困难重重。
先说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污水工程的初期建设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大多城市多采用苏联的设计理念,而苏联在排水系统建设方面更重视节约成本,导致大陆的雨水管渠设计流量整体偏小。改造这些排水系统,工程浩大。
中国大多数城市的下水道的排水量都是按照1年一遇的标准来设计。只有小部分地区达到5年一遇的标准。比如北京是每小时36毫米雨量,超过这一雨量,排水系统无法承担,路面就会出现积水,欧美、日本等国家规定的最低限一般为5年或10年。
再说近些年来的下水道建设。
中国72%的污水管网都是在过去15年里安装的,下水道建设规范并不成熟。2013年,住建部下发了《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大纲》,对排水规划有了明确要求。比如,规定直辖市、省会城市等36个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能有效应对不低于50年一遇的暴雨,地级城市中心城区能应对30年一遇的暴雨等。
住建部还表示,要用5年时间完成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改造,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较为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
然而,规划政策和法规的执行不力,让计划形同虚设。据排水专家介绍,2013年国家制定的排水和防洪建设规划任务在很多城市都失败了,比如在武汉,现有的排水设施甚至没有达到预定标准的一半。
4
只能坐以待毙?
如何减缓城市内涝?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规划部门、城建部门、市政排水部门、水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等多个单位和机构。因此,结合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和科技创新,多管齐下方能有效防治城市内涝。
一是工程措施。
城市一般有两套排水系统,一套是小排水系统,相当于雨水管道排水系统;另一套是大排水系统,主要是由城市内河、湖、水面、道路和调节构建物所组成的地表水系统,用以解决城市局部短时间内暴雨( 超过雨水管网设计排出能力,但没超过城市防洪体系最大负载) 的排水问题。
对于城市内涝的防治,我国现阶段主要集中在对小排水系统的设计上,受技术和资金限制,多采用雨污合流制排水系统,而对于用来防洪排涝的地表水系统的设计则是一片空白。
目前,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城市体检和旧城改造。今年,住建部明确,要结合前期防疫情、补短板、扩内需调研工作,组织开展城市自体检,增加符合本市自身特色的指标,有针对性地查找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因此,结合城市体检和旧城改造,开展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工程的改造和升级换代。
二是通过非工程减灾措施。
城市防洪的非工程措施有国土空间规划等方式。通过国土空间规划提升城市防洪能力,国际上已有多起先进案例。
2012 年10 月29 日,纽约遭受飓风“桑迪”的袭击,在灾后重建的多种策略中,实施绿色基础设施被安排为头等优先级,因为绿色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吸收径流、减轻洪涝风险。更重要的是,绿色基础设施可以解决管网排水能力这一遗留问题,并且有助于缓解海平面上升与海水倒灌问题。
纽约绿色基础设施综合规划既可以解决海平面上升、水质、强降雨、内涝问题,又可以带来提升土地价值、土地保护、本地就业、空气质量等附加利益。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社区投资兴建绿色基础设施( 例如路边生物滞留、生态树坑、透水铺装、渗透塘等) ,保证面源污染不会对河道产生冲击。这些技术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可以吸收径流,同时可以减轻内涝。
我们也可以借鉴荷兰的经验。荷兰是世界有名的“低洼之国”,也是一个多雨多水的国家,约有1/3 的土地位于海平面以下,65%的土地面临洪水威胁。“流动城市”(Flow land) 是荷兰国家空间规划局(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gency) 在1997 年提出的2030年城市愿景之一。
“流动城市”旨在倡导在城市区域要“更多城市地表水”“给予水更多的城市空间”。其引入两套相互关联的线性系统——交通系统和地表水系统作为引导区域层面规划的核心结构。它以交通和水系统的流线作为规划的切入点,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发展思路,并将水系统及其绿地生态景观作为一个重要且能够独立运行的城市网络系统来规划设计。
三是利用智慧城市助力精准防洪减灾。
科技创新成为现代城市治理的重要手段。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兴模式,智慧城市以“绿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文明,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结合5G、大数据、云计算以及3S(RS、GPS、GIS)空间信息技术的支持高效完成海量监测数据的分析、预测、决策以及数据的可视化和动态实时发布,从而实现城市水务的“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
此外,作为智慧城市的操作系统,GIS 和BIM结合,很容易发现城市地下管网的薄弱点,从而模拟出改造方案。在做设计方案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气象部门提供的一些历史数据预测,用软件模拟相应地区的积水情况,在设计时采取相应改造措施。
在此领域,国产GIS软件平台MapGIS在常州、苏州、昆山、绍兴、余姚、乌鲁木齐等地排水公司都建设了排水信息系统。其中,常州市排水管理处排水管网信息系统获评住建部优质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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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战,怎么打?
面对城市地下地上雨洪设施建设、极端天气和大范围并且普遍性的内涝,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内涝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
在国家政策层面,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到2020年建设30个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城市,典型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绿色建筑推广比例达到50%。到2030年,城市应对内涝、干旱缺水、高温热浪、强风、冰冻灾害等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全面提升。
在实践层面,2015 年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海绵城市就像一块海绵那样,能把雨水留住,让水循环利用起来,把初期雨水径流的污染削减掉,从而有效缓解城市内涝。
目前,由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三部门共同组成评审专家组评审的中国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共计30个,对这些试点城市,中央财政将给予专项资金补助,一定3年,直辖市每年6亿元,省会城市每年5亿元,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
重点是要解决城市建设中的水环境、水生态和内涝问题。但是,目前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
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院长夏军提出城市水循环要与城市给排水、治污和生态修复的城市绿色发展结合,要与城市联系的江河湖库的中等级别“海绵”以及城市互动的大江大河的“大海绵”功能相结合,采用系统思维、系统治理与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增加城市应对全球变化和灾害影响的弹性,促进城市高质量的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特朗普宣布发放1.25亿个口罩鼓励复课》
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联邦政府将向全美各校区发放1.25亿个口罩,鼓励学校复课。特朗普还表示将提供130亿美元的资金给美国的小学和中学。
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联邦政府将向全美各校区发放1.25亿个口罩,鼓励学校复课。特朗普还表示将提供130亿美元的资金给美国的小学和中学。
《美国再次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联合国8月13日电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莉∙克拉夫特再次呼吁安理会支持华盛顿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
根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框架下的协议,向伊朗供应军事技术装备的许可程序具有临时性,有效期至10月18日。但美国表示,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应继续实行。上周,国务卿蓬佩奥称,安理会本周将审议美国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决议。
克拉夫特的评论称:“今天,美国提出了对延长伊朗常规武器买卖的现有禁运的安理会决议草案。”
她指出:“我呼吁所有安理会成员意识到停止这一武器禁运的实际后果。安理会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全世界和平与安全。如果不延长武器禁运,这将是对联合国创建所依赖的神圣责任的嘲弄。”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称,提出对伊朗的武器禁运问题无客观理由。他提到,向伊朗供应军事技术装备的“许可程序”具有临时性,这样做是为了启动2015年达成的协议,而如今已不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拉夫罗夫指出的那样,在2020年10月18日之后运用对伊朗武器供应限制“从未被计划过,并且无任何法律或其他理由来修改这一理解。”
2015年,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逐步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方面则宣布将分阶段减少履行协议。
《鸿海董事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已结束》
中国与外国持续发生贸易战,鸿海董事长刘扬伟表示,公司将更多的产能迁至东南亚等地,中国仍将在鸿海的生产帝国当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已经结束。
综合《明报》和《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刘扬伟表示,公司正逐步在中国境外提高产能,目前在中国境外的产能为30%,去年6月为25%,该比例将会继续提高。
刘扬伟还说,不论是印度、东南亚还是美洲,每个地方都将有一个制造业生态体系,中国仍将在鸿海的生产帝国当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已经结束。
刘扬伟表示,公司会将更多的产能迁至东南亚等地,以避免中国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时被加征关税,海外生产比例将会继续提高。
鸿海精密为苹果主要供应商,计划将供应链分拆,分别服务中美两地市场。据了解,目前中国是iPhone手机、Dell电脑、任天堂Switch游戏机等各类电子产品的生产基地。
刘扬伟曾在去年表示,如果有需要,苹果最有价值的产品──iPhone也可以在中国以外生产。
《中国在有争议边境地区进行实弹演习》
《南华早报》援引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消息报道,中国在与印度仍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对最新的火炮进行了测试。
印度外交部:印中在拉达克的兵力后撤工作尚未结束
国有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CCTV)在周二报道,解放军西藏军区于上月底举行了实弹演习,涉及了新型122毫米(5英寸)车载榴弹炮和车载式红箭-10反坦克导弹。
演习是在海拔约4600米(15000英尺)高度的地方进行的,此前该地区进行过类似演习,用到了解放军的PCL-181 型155毫米“卡车炮”和装载在履带底盘发射车上的原始版本的红箭-10导弹 。
演习视频上展示的新型、较小口径名称未有公布的榴弹炮似乎与155毫米版本所使用的技术相同,外观也相似,除了其炮管较短以外。它也装载在四轮而非六轮的卡车上面。
车载式红箭-10导弹也是其原始版本的精简版,具有双发射器而不是四发射器。
中央电视台称,现有军事装备小型轻便化的版本更适合于山区作战。
《粮食危机——中国披露夏粮收购进度: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同比减少近千万吨》
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8月12日发布主产区夏粮收购进度,截至8月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3万吨,其中:河北收购355.9万吨,同比减少93.5万吨;江苏收购1083.5万吨,同比减少10.8万吨;安徽收购592.9万吨,同比减少222.4万吨;山东收购661.4万吨,同比减少54.4万吨;河南收购912.4万吨,同比减少538.8万吨;湖北收购139.0万吨,同比增加6.8万吨。主产区油菜籽累计收购70.6万吨,同比减少5.1万吨。主产区早籼稻累计收购264.1万吨,同比增加12.6万吨。
批注:南方受灾最严重的稻米主产区的真实情况尚未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