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个艺术评论,就去查找一位朋友的下落,以为他在画画,结果发现他玩起了舞台形体艺术,现下正带着队,汇演于欧洲各国。而一些朋友的此类消息,我基本是从贝贝电话里获知的。
贝贝,是好友桦的妻子。出国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我们的联系也基本只落在电话上了。可每次打电话过去,她总是一贯地热忱、一贯地亲切、一贯地渊博和锐利。她总能让我觉得,相隔那么久又如此遥远,我们之间就好像从来没有别离过,彼此间没有半毫的脱落。是什么在我与这样的朋友之间产生了如此的“黏性”,这是我常常会问自己的问题。其实答案就在心底,从来没有失去过。
贝贝是极其出色的文人、作家和朋友。认识她其实是通过她的丈夫,我的一位狗党。那年好像她才二十一岁。他的丈夫,是八十年代中期上海非常有名的年轻记者和作家,去复旦讲学的,结果连讲带拐地为大家拖来了贝贝,他自己未来的夫人。我们当初的圈子,向来不进女士的,桦破了例,之后还有若干人,包括吕凉夫人、张献夫人等等。
记得那时爱疯,上海最早的文学沙龙里,贝贝永远和我一起做节目,从现做现唱到圣诞欢聚,从高谈阔论到互相交流写作。如果说桦常常是尖锐不留情面的话,贝贝就是尖锐得让人舒缓,让人对她的智慧、学识和见地着实地敬佩。当初是她领头代表上海去机场接待了撒切尔,并陪作全程,是她最早在上海电视台开始了先锋理念的尝试,是她关爱着圈内外好多的朋友,使得她在几乎所有的朋友面前建立了非常统一的型像。国内朋友,无论生意多么的成功,文学上多么地有名,无一不对贝贝保持了极其划一的敬重。她,凭的是综合挺括的素质。
偶尔有时,知道我要过去了,会来车站接我,而且从不虚予客套,老是直接入围,说的都是社会的情由以及和读书写作有关话题。他们两夫妇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也因为听了他们的话,我在二十六岁左右停止了写诗,转向攻读哲学历史类书籍,同时开始翻译一些东西。
事隔多年,今天偶然的电话过去,她和我说话的方式丝毫未变。先是说到了当下社会的情势,继而转入对社会文化更深层的问题的讨论。讨论是自由自然的,不同的依然是她对事情分析不变的、非常清醒的高深度和准确度。我们说到了古希腊的议政,也说到了春秋齐鲁大地上的光耀,我们快速地分析了孔子的出现、理念和影响、也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海左翼联盟和伤痕文学后中国文化进步的勃起和夭折、还包括了中英文在因特网时代交流里因式的脱节和误习。所有这些讨论的沟通是如此地畅通无误,让我非常感慨。感慨一位女性文人的杰出,感慨她对问题具有世界眼光和高度的论述,感慨她对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行进路线的解析与建议。
她依然是柔和关爱的,她懂我的落寞和疑惑,也知道我的顾虑在哪里,她为我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路径。与她的谈话,会有一种非常提神的效用,再快的速度,也不会有丝毫内容的混乱和纠葛,从来都是直奔问题最为深切的本质。我的感觉是,她的生命与物质和虚荣无关,她始终在学习、始终在思考、始终关心着文化和人的价值,由此凡事都能快速精确地抓住本质。很想像以前那样,能挽着她在细雨或夕阳里散步,在她精辟的讲述里,一次次地漫开,一次次地在潮汐里溅出浪花。
她是很懂我的心思的人,她依然爽朗的笑声似乎持着永远的魅力:抓住自己,抓住与琐碎无关的命题,如果还要借着笔玩下去。
好的朋友如她,最能在你迷惘的时候给你一双手,最能在你上下错乱时给你一个依靠,最能在你孤寂的时候送你一声最灿烂的笑声,也最能通过淡淡数语,告诉你,友谊如此,生命如此,既不变色,也不溃烂。
想到这里,我总会变得十分静淡,还显得有点多愁善感,在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里无数次不离不弃的搏斗之后。
跟她说,我就是个文字宫殿外站立的三等虾,你对于我,则是一种上天的赐予,是不可多得的奖赏,也是一份贴心的温暖。非常钟爱这样的朋友,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持有。
由左向右:美国(纽约)歌唱家席勒.伊根,贝贝,田国安,本人和司机好友摄于上海电视台门口。
左一:贝贝,时为综艺大观编导,左三:著名电视台导演王宗琪,左五:著名电视台主播:晓晨。摄于拍摄现场。不知道贝贝夫妇看了这两张照片,眼睛是否会出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