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一个视屏，涉及音乐，结果“撞见”了一位故友，原来复旦中文系毕业的孙孟晋。想起了很多的往事，拉来笔，不用打样，网上直写了。

当初认识他是在复旦。我因为会写点歪诗，被朋友拖去那里认识和交流。当时那里有所谓的三匹黑马，其中一位是我的“死党”，后来毕业去深圳做了生意，搞得天翻地覆地。另两位便是如今东方电视台综艺舞台的编导、上海著名音乐影视包括诗歌评论家孙孟晋，还有就是八十年代上海电视台女性世界、时装节目的犏导、赫赫有名的“蓝鸟”（名字截去）。

最近写东西，说到了民谣。我这位兄弟也说了，在海的那一头。好像也跟人动了嘴。我是看见他当年、或是我们当年的“风气”了，神兜兜，气昂昂的。

那时的上海，我们走得很超前的，有多少超前呢？我一直疑惑。今天看了孙孟晋的文章，我知道那种超前超到了今天。因为即便在今天，那些用现代最新颖思想、最快捷工具和最优化组合的教育生成的人，没有能超越孙孟晋之流。无论是诗歌、文章、音乐、影视、艺术、哲学，他还代表着过去的轨道，今天的前行。

网上的资料不多，我也不想添油加醋。他的文章里思想的敏锐、细致和精巧，语义的深切入骨，还有文者的大样风范，依然在。过去跟他说，我要做些转载了。也不管他是否同意，这种朋友，再远，心里的回应我是知道的。不必客气。

我很高兴，也很自豪。远远地看见他的不息。

记得当初为了朋友的一个电视剧投资和后期做“宣传”，把他找来，介绍了剧中歌手，二十二岁的阑阑给他。孙孟晋极其仔细地听了女孩的歌，立马愿意在音乐台为她做个三十分钟的专访。人的见识和豪气，犹然。

之后有人告诉我他是南方非常有影响力的音评人，被人暗地里叫做：摇滚教父。名号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可见其在这个领域里的轻重。网上有个视屏，他一米八的人，年级不轻了，狂吼摇滚《呐喊》，还脱了衣衫丢在了空中，依然能狂，也好。

觉得他的眼圈有点黑了，希望他能节制和保重。下面就介绍他的音评。

我简短地说一下我的直觉：懂事懂机理的人；各类知识非常整齐，文风直畅，文字非常饱满有精神气，昂昂扬扬的还不失理智，来往纵横取料说事轻松自如；内在的思维和领悟非同一般；读人说事论音谈理清晰流畅。最重要的是他的文章和文字的走向：是觉悟、清醒和揭示。这样的文章才能冠得上出色二字。我的赞赏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的故友。故友不灵光，我照样捧不起来的。

谢谢。

《虚构身份与颠覆时代的民谣诗人——迪伦》

文/孙孟晋

鲍勃·迪伦成了七旬老人，依然一副拒不合作的神情。

他知道人们无法忘记他，他根本不在乎曾经被过于渲染的神话已经消褪，那部几年前轰动一时的回忆录一再强调的也只是个人的奋斗史，他现在即使睡在他开创的纪录上，也无人会过于苛刻，更何况这个一定孤寂非凡的老人连着出版了《Modern Time》和《Together Through Life》这些依然出色的专辑。生命的痛苦、谋杀、人性和家庭，这些跟随了迪伦一辈子的主题，变换了关注角度而呈现给了大家。

可以说，他一辈子都在思考着什么，丧失的不是沉重的深度，而是挑战性的力量。当西方知识分子尚在纠结于消费时代的良知时，这个玩世不恭的老人非常清醒地告诉人们：我是一个非主流的艺人。

《Together Through Life》是迪伦感动于电影《玫瑰人生》而引发创作冲动的，同时，他嘲讽麦卡特尼以反对当权者出道，如今却写着美化生活的主流音乐。迪伦一辈子都没写过为旋律而旋律的流行曲子，那首《答案在风中》是个例外，更何况是被别人唱红。他生来是个挑剔的“不合作者”，但同时不拒绝别人的朝拜。

号角式的歌唱，慢慢成了阴郁的叹息，也是人的自然生理变化。

在现场，唯一能见证迪伦衰老的是他的嗓音，他不像汤姆·威茨（Tom Waits）天生一副在百年酒桶里泡过的嗓门，迪伦的破嗓之前总在宣读着什么世界末日的预言，而如今倒是与年龄相仿地流露出更多的可爱。另外，他的歌词越来越简洁，无需承载60年代的集体潜意识。

他是个逮准时机的天才，他性格里的乖戾营救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受挫感，而且千变万化，不惜编造自己的身世，其实到现在很多谜底还是没有揭穿，尤其个人虚荣的那一面。在詹姆斯·迪恩那股骄傲的神情后面，迪伦究竟申请了多少自私的关于文化的入门证?他也可以被看作忘恩负义的浪荡子，从现代民谣女皇琼·贝茨领他上新港音乐节舞台，到迪伦成名后的西部巡演故意排除贝茨，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被膨胀的欲望驱赶着的成功渴望者，但当一个不完美者揭开了时代的秘语时，他的竞争哲学同样是一部宏伟的史诗。

马丁·路德·金说过：在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迪伦诞生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西方年轻人在动荡与自由的年代竭力寻求着反主流文化的旗帜，现代民谣当年自动扮演了这样一个激进的角色。迪伦甚至被推上了先知的神殿，这个学东西很快的斗士很快在兰波和金斯堡两种诗体中找到了平衡点，象征主义的晦涩和嚎叫派的气势，在60年代迪伦的歌词里迸发着光彩。他还不时借喻，在典故中玩着嘲讽的把戏。

在67年全盛的反主流文化到来之前，迪伦有一种无人能敌的文学天赋，而且可以当作有配乐的檄文来看待，当然他身上的敏感气质使他每一张唱片里的歌曲分担着不同的意味。从拿出古老的谋杀案，到荒诞地给已故的肯尼迪总统打电话。迪伦就是这样把简单的寓意放大到无限，那个时候，他每天都在试图改变一切。

另一个抗议民谣歌手、活在迪伦阴影下的费尔·奥奇斯曾经写下声明支援迪伦——“迪伦成为一个现象，但这很危险。死亡已经成为美国的风景之一。”那几年，肯尼迪兄弟、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一切和民主推进有关的人士都惨遭毒手，而迪伦当然明白他作为一个抗议歌手所面临的可怕局面，他在音乐里的力量（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以及那种传承性在1965年前征服了所有人，可是，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与迷惘并没有直接述说，而当《像一块滚石》和《瘦子之歌》同时出现在一张唱片里，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疯狂行进的背后，有着多少被伤害的折磨。

我明白迪伦为什么要拿起电吉他，在长达一年多的巡演中顶着歌迷的嘘声开响音箱而咆哮，甚至在舞台上互骂“骗子”。第一，他想和传统民谣之路划清界限，包括伍迪·盖瑟里尔的现代民谣。在他看来，民谣“并不是抑郁绝望的歌曲，它的根基并不是劳作，也不是废奴之类的东西”，他开始怀疑他也恪守过的民谣的真诚，他放弃了之前的判断价值——将生活体验等同于艺术。第二，他要做出最后一击，即使要向跟随他的人开火，也在所不惜。

跟随迪伦全盛时期巡演的是“鹰乐队”（脱离了迪伦后改名“The Band”），他们和迪伦在1967年录制了非常地下感觉的唱片《The Basement Tapes》，当它变地下流行而终见天日时，人们发现了迪伦永远无法捕捉的一面。他可以高举高打，还能完全走到反面去，极度的绝望和放肆。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彻底向世人告别时，迪伦早就“赋闲”在家，尽管他一直保持着锐气，也不低下骄傲的头，但他不得不选择告别自己的神话，坦率而自然地面对内心。

人类所有的梦想，总要飞向黄昏。迪伦也一样，他终于翻过了启示录那一页。但可以相信，他在生命的尽头也会挣扎，并对你发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注：重要部分我加了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a_GAo4QZmk/isRenh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