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却把这称为“烂尾政治”。“烂尾”是经济学一概念。意指一个经济项目，开始投入巨大，信心满满，由于决策或操作错误，结果进不能产生效益，退则损失巨大，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此即“烂尾”。政治也有“烂尾”，区伯案便不是一个治安事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为了构陷区伯，可以想象，广洲警方与长沙警方是如何的进行密谋；如何的派出卧底而装扮为粉丝；如何的取得区伯信任；如何的引诱其到长沙；如何的不露声色步步引其入局，可谓弹精竭力。引用网友的话，为了杀鸡，用上了牛刀。如此不计成本的跨省协作，只是为了抹黑区伯这一政治目的。由于操作失误，戏演砸了，现在“烂尾”。舆论不是羞辱区伯，反而怒向政府，发展下去甚至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影响政权稳定。以至于法制日报还要站出来为其收拾残局，称区伯案真象到此为止。看来，此案的后续处理淡化，恐怕还要花费比构陷区伯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人力物力财力。

如果说区伯案或是个别官员的阴谋诡计，出于官员个人的泄私愤，谈不上什么大政治的话，那重庆的“唱红打黑”则是十足十的“烂尾政治”。唱红歌作为娱乐并非不可，打黑更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题中之义。当唱红由政府组织，打黑变成一种运动时。“唱红打黑”便是一种政治。目的是展现执政者的思维和行为。所以有了“重庆模式”一说。重庆用在“唱红打黑”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现在可能无法完全说清楚，单是组织红歌会，添置服装，动员以至于物质奖励鼓励人参加等等，可能就耗资巨大。另外的花费是要请人鼓吹“重庆模式”，需收买学者和文人，替其造势，想来利益输送也不少。所以当时表面上看，“重庆模式”是一种政治理念推广，现在我们却看得很清楚，是薄熙来谋求上位的一种方法。是在舆论有着重大影响的现代社会，专制政权内权力争夺的一种新手段。

“重庆模式”或“唱红打黑”现在已经“烂尾”。虽然当时投入巨大，动员广泛，声势浩然，却没有给重庆人民带来好处，重庆人与其它地方的人相比，并不更幸福或更富裕。也就是说，唱红打黑，既不能促进人权进步，也未带来经济发展。纳税人却为这一运动付出了代价。因为搞运动是需要钱的，这些钱都是国家的钱，或者说是人民的钱。相反，由于打黑不讲法律，留下一大堆的冤假错案，变成了后来政府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冤假错案受害者，增加了全国上访大军的数量，一定会成为“稳定”的负能量。

“烂尾政治”有这样几个特点：A，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专制体制下，往往潜藏个人政治目的。B，由权力发动，有项目特征，权力越大，政治项目越大，政治影响力越大。C，没有达到政治目的，甚至出现相反的政治效应。D，最终不了了之，社会则经历一次折腾。E，带来或大或小的后遗症，为了消除这种后遗症，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显然，以这一标准看，中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无疑是典型的“烂尾政治”。后三十年“烂尾政治”也延绵不绝。这里不好一一列举。而每一个“烂尾政治”，都给党和政府制造一批敌人。现在中国问题成堆，大多是由一个个“烂尾政治”遗留和累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