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人质疑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数据有水份，但与美国，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很快，美国或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则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却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去年又爆发由经济问题带来的占领华尔街的民众运动，加上近年来的美欧财政危机，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乱象一片。于是有人说，中国这么快的增长速度，是奇迹，是有生命力的体现，代表着先进，“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则困难重重，危机四伏，“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是凯恩斯主义，威权体制的胜利，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败北？是中国模式中国文化在发挥作用，抑或是民主制度导致福利国家的弊端？各种解读可谓众说纷纭。这里有真正观点的不同，也有意识形态掺杂其中。到如今，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近来，美国舆论正在围攻苹果公司，指其产业链在中国设立的制造公司，侵害中国劳工权利，这使我很感慨，美国舆论不是在帮资本家，而是在帮工人，而且是中国的工人。可见美国报业不是资本家的走狗。但显然，美国舆论围攻苹果公司，根本用意在美国的就业。苹果公司把制造工厂设在中国（或把零件制造组装外包给中国工厂），无疑增加了中国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了美国人的就业，同时GDP给了中国，美国则显然潜在的减少了GDP。美国虽然不象中国那么在意GDP，但就业机会的减少，会扩大贫困群体，带来社会问题（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民众运动，与此有关），而经济增长缓慢，还潜在的减少了财政收入，财政危机的阴影也正在困扰着美国。

舆论的围攻，或许可以使苹果及其下属公司的管理更人性化，但让他们把产业撤回美国，恐怕很困难。《纽约时报》提到，2011年二月一次企业家和总统的餐会上，就苹果产品多在国外制造，奥巴马总统就问过乔布斯：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回总统说不可能，理由就是成本低，不是只低一点。乔布斯说的成本低，其实主要是劳力成本低，美国人的工资是中国人的十倍以上，把产业撤回美国，美国人能接受中国人一样的工资？美国虽然也有爱国主义，但它人权高于主权，即便是总统，也不能以爱国为理由，强迫乔布斯把产业撤回美国。

从这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或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美国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甚至互为因果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中国奇迹”，离不开“美国危机”，同样，研究“美国危机”，也离不开“中国奇迹”。

经济学有一个产业转移理论，它建立的基础是在经济全球化，即经济要素可以在全球流动的条件下，基于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力成本差异，会推动产业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的转移。这种转移，首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隋着不发达国家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技术型产业的转移。产业转移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生产低成本，技术高收益的选择，使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流向不发达国家，投入在地城上的变化，带来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二是不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以劳力成本低为主的生产成本低带来产品价格低（非生产效率高带来的产品价格低），在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市场份额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遏制并减少高劳力成本产品的市场份额，从而萎缩高劳力成本地区或国家（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某些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低劳力成本地区或国家（不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增长。一萎缩一增长也是一种产业在地城上的转移。

显然，产业转移具有此消彼长的效应。如果中国代表不发达国家，美国代表发达国家，则中国制造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制造的萎缩；中国就业岗位的增加，意味着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中国GDP的增长，意味着美国GDP的潜在下降。这是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缓慢，不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加速的主要原因。当然，美国经济因技术创新，和服务产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可带来经济增长，但这种产业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制造业小。制造业的停滞和萎缩，是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同样，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非制造产业，如农业，房地产业，第三产业的推动，但显然，制造产业不但是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而且其引领和对其它产业（如房地产业，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所以，解读“中国奇迹”和“美国危机”，都离不开产业转移。离不开两国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力成本差异。美国劳力价格即人民收入十几倍的高于中国，正是出现“中国奇迹”和“美国危机”的核心原因。没有中国的低劳力成本，外国的资本技术能进入中国？没有中国低劳力成本带来的产品低价，中国制造能进入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货架？同样，如果美国人的工资跟中国人一样，苹果公司或美国资本家会不爱国，一定要到中国投资或把制造工厂建在中国？如果中国制造的产品与同样的美国产品价格一样高，美国人能买中国产品？

产业转移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由市场机制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均衡过程。它首先是地区或国家之间产生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表现为发达和不发达，当这种差距带来人民收入产生差异，即劳力成本产生差异，并达到一定程度时，产业设在发达国家的边际成本高于不发达国家（产业集中的成本高于产业集中的效益，所以不单是劳力成本，还有产业过于集中发达国家与资源并不集中于发达国家所推高的生产成本，以及产业过于集中于发达国家与市场在全球所推高的销售成本等，但劳力成本是主要因素），必然出现产业转移。产业转移的效应是遏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加快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因而具有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功能。这是市场内在逻辑和规律在全球范围的表现。因此，由其带来的经济增长或停滞，与体制，政府，政策，文化，或什么模式无关，所以我们很难把这种增长或停滞说成是奇迹或危机。

比如一个地区或国家发现大油田，带来经济飞速发展，这能是“奇迹”？同样，按照产业转移的经济规律，一个不发达的地区或国家，只要它的人民收入与发达地区或国家的人民收入差异，或由这种差异为主构成的生产成本差异达到一定程度，只要它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大体能实行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环境，就一定会出现由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差异越大，产业转移越快，增长也就更快。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人民收入与发达国家比，差距在不断扩大，同时也是劳力低成本优势的增加，一旦通过改革，建立起了适合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体制环境，拆除了经济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资本技术的吸引力也特别大，中国制造的产品，因劳力成本低带来产品价格低，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份额争夺中，也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所以中国经济想不快速发展都很难，与模式或文化什么的有何干联？这种发展能说是“中国奇迹”？

对“中国奇迹”的解读，自由派认为是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当然有道理，比如农业和个私经济的发展，但没有产业转移和制造业的崛起，中国经济增长能取得如此高速度？同样，“中国模式”派认为“中国奇迹”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但没有中国的低劳力成本这个根本原因，政府的努力能使外资和技术进入中国？没有中国商品的低价，中国出口能有如此增长？所以，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模式有某种关联，但显然，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全球性的产业转移。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发展，更是与此相关。说中国模式创造中国奇迹，并不准确。

那么，美国现在由劳力价格高带来资本技术的外流，和一般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工人工资高出现竞争力的削弱，导致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危机”，与生产过剩危机，金融危机有什么不同？显然，前者是由市场经济在全球扩展带来的，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更与民主制度无关。后者或许可以把帐算在体制或模式之上，多年来，我们不是这样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吗？但生产过剩危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短时影响经济发展的经济现象，或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整，或通过政府干预（解决方法的不同，形成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大派），总可以得到解决，经济经过低谷又会出现上升。而现在美国，包括那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却不是一个短时现象。当然，它也包含有诸如金融危机这类短时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但现在的经济增长缓慢，显然不是由这类短时危机带来的，即便解决了这些危机，也不可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收入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时（这里有一个临界点，取决于两国生产的边际成本是否相同），产业转移不会停止。发达国家由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萎缩或停滞，也不会改观。所以，美国的这种危机，我们也很难称其为是制度性或模式性危机。

产业转移是经济规律，由此带来的经济现象（奇迹或危机），必然会产生，是很自然的现象，它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有关。我们很多人懂得这个道理，但为什么硬要把它与制度或模式联系起来呢？

最近，中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访问美国，关于美国经济有一段话，大意是：你们人力成本高是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无异于一名不通过努力让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试图阻挠其他跑道上的对手的跑步选手了。这话当然针对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限制，和美国为保护美国就业的一些贸易措施。从企业家的角度看，这话或许没毛病。但从国家的角度看，这话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可笑的。经济发展的目的对企业和国家来说，并不完全重合，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和自身发展，所以把工人工资高看成是成本高，降低成本是企业家增加利润和谋求发展的一种方法，而国家追求的是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民收入高同时也就是人力成本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成本就是劳力市场价格，是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体现。你叫美国精英如何去降低“高昂的人力成本”？即便由于人力成本高导致美国经济下行，人民收入可能或已经被逼下降，美国精英也会倾尽全力，想各种方法来保住这“高昂的人力成本”，他们怎么会想办法去主动降低呢？人民收入被迫下降是一回事，想办法去降低收入又是另一回事。当然，我并不赞成美国的保护措施，这对中国不公平。但一个国家的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不想办法去提高人民收入，反而在挽救经济的口号下想办法减少人民收入，那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我们常说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的一个方面是低劳力成本优势，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正因为是低劳力成本，所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确实是优势，成本低嘛。同样，发达国家的高劳力成本与高福利，则是他们经济发展的劣势。但优势能够只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吗？美国高劳力成本，是它普通人民收入高呀。普通人民收入高是劣势？我们以前攻击资本主义富人富，穷人穷，那普通人民收入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还是它的劣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穷人穷一点，收入低一点，劳力成本就低，是优势，那富人富，穷人穷，就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较的劣势。我们就不能据此去攻击资本主义。如果从经济发展的目的看，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富人虽然很富，穷人却也不那么穷（所以劳力成本高），那是资本主义的优势呀，起码总比那富人富，穷人穷更好呀。我们也不能据此去攻击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是好还是坏？我们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我们说中国好，美国差，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快，我们说中国好，美国差是从道德和公平的角度出发，现在有“中国奇迹”和“美国危机”，说中国好，美国差，则是转变为效率方面了。所以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充斥着逻辑混乱和胡言乱语。

这种逻辑混乱还表现在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上。比如，我们一方面说西方民主制度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代表资本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说西方民主制度带来高福利，造成财政危机，甚至是滋养“懒汉”的温床。如果西方民主制度代表资本家的利益，就决不会带来高福利，因为高福利对穷人有利呀。如果带来了高福利，那民主制度就一定没有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能够实行高福利，还需要资本家多缴税哩。还有人认为，发达国家工人不但收入高，而且工作轻松，休闲时间特多，一副“懒汉”的模样，“干工人的活，享皇帝的福”，这是他们的体制惯的，与中国人为了一点加班费加班加点的“勤劳”相比，中国人战胜西方人不在话下。且不说“好轻松”，“常休闲”是不是“懒汉”的表现，中国人加班加点的“勤劳”却决不会是“幸福”的体现。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收入高”，“好轻松”，“有休闲”，否则，经济发展有何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能说西方模式不好？

柳传志的观点如果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就是中国不能搞高工资和高福利，那样会使中国的低劳力成本优势丢失，带来经济增长的减缓。这种观点在中国有相当市场。所谓“劳力价格上升是中国经济的灾难”，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按照“帕累托”原则，中国农民进入工厂打工，只要他的收入高于从事农业生产，即便他的收入比其它国家工人的收入低，甚至低很多，对他和资本家来说，都是双赢，所以我们不必过份在意“血汗工厂”的指责。但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的收入逐步提高，包括提高福利。由于经济落后，人民收入福利不高，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一旦经济有发展，就要想办法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福利，如果担心提高人民收入，会削弱低劳力成本优势，影响经济发展，甚至用各种方法阻碍人民收入福利的提高，那低劳力成本优势是优势吗？相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很快，人民收入却不能得到提高，那这个体制或模式一定很坏，是体制的劣势。

人既是生产主体，又是生活主体，既是经济发展的工具，又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当目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时，我们是要目的哩？还是要没有了目的的空洞的经济发展？柳传志或柳传志们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们把经济发展本身当作目的。

所谓后发优势的另一方面，是后发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学习性的发展，相对于先发国家的创新性发展是一种优势。学习明显比创新更快。创新是一个向各方面探索和试错的过程，充满着不确定和偶然性，因而是缓慢的。学习则有固定的方向，学习性发展，通过对现有成熟理论的学习和具体化，或对现有器物的模仿，或更直接的技术引进和购买，可获得比创新性发展更快的速度。先发国家没有学习性发展，否则就不叫先发国家，只有后发国家才有学习性发展，因为学习更快，所以是后发国家的优势。

我国的报刊上常常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这话没错，但以此骄傲却完全错了。中国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甚至购买先进生产技术来较快的达到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而发达国家的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不可能有学习和技术购买，只能是一个充满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因而是更为艰难与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发明汽车和汽车制造技术发展汽车产业，比学习或购买现成技术发展汽车产业，其难度不知要高多少倍。后发国家通过学习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比发达国家通过创新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更快，能是后发国家的骄傲，而不是先发国家的骄傲？

学习性发展优势，即使在不实行开放的国家中，也明显存在。比如中国或朝鲜的原子弹制造。当一个国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时，领导的意志，能够集中最大的人力物力，通过前面所说的学习过程（成熟理论的学习与具体化，器物的模仿，技术的购买与引进），容易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但这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当然从办成功领导偏好的某一件事的角度看，比一盘散沙更优越），本质上仍然是学习比之创新更快的优越。而创新却不是集中人力物力就一定能成功的。人力物力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显然，学习性发展确实是后发国家的优势，也一定会带来后发国家经济比先发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先发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创新，创新的艰难与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很快。或许由于某一重大技术突破（如信息技术的突破），可带来一段时间经济的较快发展（如上世纪后期信息产业的发展），但这种突破不是规律性的一定会有，它具有偶然性，起码在时间即何时出现上具有偶然性。所以，不发达国家包括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经济缓慢发展，与中国是学习性发展，而美国是创新性发展也有关，同样也与体制模式无关。学习性发展虽然确实是后发国家的发展优势，却不是后发国家的体制带来的。

创新是人类发展的动力，用时新的话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应该是体制优势最本质的体现。一种体制或模式如果不能使人民的创造力得以发挥，那这种体制便不是最好的体制。经济发展很快并不一定能证明体制优越。比如依靠低劳力成本优势，比如依靠自然资源优势，比如依靠后发的学习优势，带来的经济较快发展，都无法证明其体制一定优越。“中国奇迹”来源于中国的低劳力成本，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以及技术的学习和购买，却少有创新，活力在何处？如何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相反，美国虽然经济发展缓慢，却是世界公认的最有创造力的国家，在制造业萎缩的情况下，仍能通过创新获得一定发展速度，想来决不会“日薄西山”。作为中国人，这不是“崇美”，而是实事求是的分析。

研究或鼓吹模式，都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好的模式能“促进”经济发展。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记得曾看过何新先生的一本书，书的题目和内容都忘了，其中一个观点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生产关系会妨碍生产力发展却不会促进生产力发展。显然，这个观点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与传统的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观点不符。生产关系者，模式也。按照何新先生的观点，坏的模式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好的模式最好也就是不会妨碍生产力发展，却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改革的实践，似乎证明何新先生的观点是对的。

比如我们常说中国的农村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是由承包制调动起来的吗？还是本来就有，只是被以前那种行政式的集体经济制度压抑了？显然，农民生产积极性本来就有，它源于人追求幸福和富裕的天性，如果建国后不实行行政式的集体经济制度，生产早就发展起来了。承包制只是在不突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又比较不会阻碍生产积极性发挥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而已。所以农民生产积极性不是由承包制调动起来的，而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集体经济制度带来的。实际上，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明显具有放松管制，扩大自由的特征，比如允许个私经济存在，比如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它都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但这不是在构筑什么模式，而是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摧毁以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桎梏。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确实与改革开放有关，但不是改革开放“促进”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去“模式”（计划体制确实是模式），回自然（市场经济是自然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过程。也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过程。

那末，那些先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之所以先进发达，是不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或曰模式先进，“促进”了他们的先进发达？也不尽然。纵观近现代世界发展历史，实质上是一个人的解放过程。废除农奴制，废除种族歧视制，妇女解放运动等，以及一切为了人的平等自由而进行的广泛而持久的，并且现在还在进行的斗争和改革，都打破了束缚生产力中最为核心和活跃因素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枷锁。而保护人的平等自由制度的建立，保护的是人的创造精神，创造潜力的发挥。这会导致经济较快发展。这些制度并不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神奇力量，建立的初衷也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因为追求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但由于它是人的解放运动的结果，它解放了人，同时也就解放了生产力，所以争取平等自由的过程，又是人类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过程。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发达国家相同的特点，都是人的解放比较彻底，而所有落后国家相同的特点，都是在人的解放上滞后于先进国家。也就是说，落后国家存在较多阻碍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桎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平等人权等，不仅是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也是一种普世性的保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之所以说它是保护而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因为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是天生的，只可能被制度压抑，却不可能由制度来“促进”。这正如坏的制度会给人带来痛苦，好的制度却不会给人带来幸福一样，因为幸福不是制度带来的，归根结底是由人创造的。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不会“促进”创新？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人们更不愿去创新，也就是说，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体制，会阻碍创新，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有知识产权保护却不一定能“促进”创新。在世界上还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时，世界就有了创新，我们无法说这种创新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的，有了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在增加，而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清除了阻碍创新的一个重要桎梏，所以这种创新也难说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的。美国创新活力强，并不是它的制度“促进”的，而是它的制度较少存在束缚创新的桎梏，比如保护思想自由等等。

战争和社会动荡会破坏经济发展，这是确然的。保持稳定，是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前提条件。有人认为，中国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是中国政治体制保证了稳定，因而是政治体制优越的结果。比起那些因各种原因产生社会动荡的国家，“中国模式”优越于那些国家，“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稳定只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稳定会对经济发展构成破坏，稳定却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

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凯恩斯主义开始流行，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二00八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受冲击较小，率先恢复，这是出现“中国模式”讨论的起因。其实质仍是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争。中国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确实存在行政权力强大的体制特征，这使中国的模式与他国相区别。而政府强大的干预，对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复苏也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不是“中国模式”创造了“中国奇迹”，则要另当别论。当经济结构失衡而出现经济危机时，究竟是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强力干预，还是依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确实存在争议，本文并不想介入，但显然解决经济危机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失衡会阻碍经济发展，均衡的经济结构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却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把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危机不同手段的效用，当成是促进经济发展不同模式的优劣，恐怕并不适合。

模式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经济发展本质上是由人民推动的。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保护协调服务的职能要求，完成这种职能的不同方式构成所谓的不同模式。不同模式或许对完成这种职能的效果有影响。但职能完成不好会阻碍经济发展，完成得好却一定不会“促进”经济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而非政府。否则，如何理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我们可以去寻找能够完成好政府职能的模式，却不宜去寻找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因为这种寻找，可能使政府超越保护协调服务职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口号下去侵害人的权力，压制人的主动性创造性，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计划经济就是人们寻找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实践已经证明，它不唯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现在反而成为需要打破的阻碍经济发展的一种桎梏。

所以，寻找“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从理论上研究研究或许可以，一定要付诸实践，可能是一种折腾。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模式实践，就是一种折腾。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却一定存在有阻碍生产力发展桎梏的体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消除这种桎梏。如果我们还要去寻找或实践什么“有特色”模式，要显示中国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的优越性，恐怕又是一种折腾，而中国已经折腾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