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从增加人民权利，减少领导开始。比如实行农村承包制，使农业生产有了个私生产的特征。农民可以决定怎么样生产，产品由个人所有并可以上市交易。个人经济行为有自由，可以选择从事农业，商业，或去打工。没有了生产队长，大队长的指挥和管制，当然也就基本上没有了领导。现在的村干部，已大体不符合领导的特征（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村干部更不是领导）。国企改革是要使国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本意就是要取消企业的上级，减少政府的领导（但在国有制条件下，能不能真正减少政府领导，恐怕很难实现）。发展个私经济，更是发展一种没有领导的经济。个人可以自由投资，自由发展，自主决策，自已领导自已，私有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没有领导的经济（但在政府管制，准入门坎大多的政策环境中，难以达到无领导）。显然，改革的实质意义与正确方向就是减少领导。

有人说，改革是伟大的事业。但我一点也看不出伟大。如果我们建国初期不去搞社会主义，不搞公有制，不搞集体经济制度，不搞社会管制，不搞城乡二元化，或者说，政府不去做领导。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还需要吗？比如农村承包制，比如国企改革，比如鼓励个私经济发展，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等。当初我们不搞社会主义，我们可能是一个专制国家，可能没有民主选举，却一定是一个有社会，有自由，无领导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改革实际上是在纠错，把因为社会主义而把社会变成组织的过程，又逆转为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的过程。我们正在还原社会。而社会在建国初期是存在的，由于我们无知，我们曾经消灭社会，现在又还原社会，有何伟大可言？

而且这种还原还处于蹒跚前进之中，进进退退，摇晃不定。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之争（如姓社社资之争），是经济效率之争（如中国模式之争），实际上是要领导还是不要领导之争。虽然我们的改革实际上减少了一些领导，但我们只是为了减少一些对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压制，是调动政府与人民两个积极性来发展经济的需要，是领导方式方法的一种变革，是“改善领导”。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减少领导直至取消领导。理论界提出党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这一说法很模糊，并非一语中的。现代政治，现代民主，对党的要求是执政，而不是领导。所以改革的根本是改领导党为执政党。

学界对改革的另一说法是实行“大社会，小政府”。这一说法同样不准确。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市场交换不断扩大，要求政府职能扩大。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更广泛，维护个体利益之间的平衡，即经济秩序，比之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社会，要复杂得多，广泛得多。当然要求政府扩大职能。再比如，现代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道主义的实行要求政府保护弱势群体，修补因市场经济带来失业的缺陷等，这也导致政府职能的扩大。所以改革的目标说是实行“小政府”，也不尽准确。如果扩大政府职能只是扩大执政职能，并不谋求政府成为领导，政府职能的增加并不能说是“大政府，小社会”，只要政府不成为领导，社会就是强大的。把政府的领导职能改掉，正是我们改革的关键。

当体制存在领导时，民主选举就会发生变异。领导意味着权力，领导的事情越多，权力越大。权力可能产生利益（甚至一定产生利益，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带来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争夺权力就会白热化。权力越大，利益越大，争夺越激烈。参与权力竞争的目的，就会从执政理念的实现变异为争夺利益。而使民主选举的目的异化。同时，领导拥有调动各种资源与指挥管制民众的权力，权力就不仅会变成欺压民众，谋取私利的工具，还会成为争夺权力的工具。那些掌控权力的人，就会运用权力来保住自已的权力，或争夺更大的权力。不管在专制体制下，还是实行民主选举，谁调动资源与管制民众的权力大，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获胜的机率就更高。比如，薄熙来搞的重庆模式，表面上看，是一种执政理念。实际上，他利用掌控资源和管制人民的权力，收买学者，操控舆论，压制不同声音，制造虚假政绩，目的是上位，如果选举，也确有可能上位。所以，当一个体制存在领导时，自由公正的选举很难实现。在未取消领导之前，实行民主选举，出现混乱的可能性特别大。民主选举则会被异化。

显然，通过去除领导，做强社会，再实行民主选举，是有序与稳妥的民主化过程。但现在政府迟迟不愿放弃领导，放弃权力，或只有通过选举或革命才能逼其放弃权力。但这种选举可能产生混乱甚至暴力。中国政治前景堪忧。

延伸阅读：

1，胥志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不相容  

2，胥志义：精英与领导             

3，胥志义，人权保障是改革的突破口  

4，胥志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一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