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开始出现，有“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质疑市场经济的公平。按照传统的按劳分配思惟逻辑，搞原子弹属于复杂劳动，而制作茶叶蛋则是简单劳动。简单劳动的收入超过复杂劳动，并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卖茶叶蛋只要卖得好，确实有可能比搞原子弹的收入更高，因为前者遵循的是市场主导性分配原则。市场主导性分配原则产生于市场经济，是人类结成社会并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的分配原则之一。另一个分配原则是权力主导性分配原则。人类走向日趋相互依赖的庞大社会过程中，包含有两种相互具有一定冲突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民族国家（包括政府），集团，生产组织的建立等，是通过组织化走向社会化的，而在出现社会生产分工之后，通过市场交易而非是组织化的方式来实现个体之间的依存和联系，也是走向社会化的途径。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社会存在形态，是组织化和市场化交织在一起的。所不同的是，社会的组织化或市场化比重各异。显然，当人们更多生活在组织之中，与他人的联系是组织联系时，他们的收入更取决于组织权力或权力制订的规则，是由权力主导的；当人们更多生活在非组织之中，与他人的联系更多通过市场和交易来进行时，他们的收入更取决于市场，是由市场主导的。

权力主导分配，因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天然的自肥倾向，很难做到公平合理。特别是建立在暴力而非契约即民主基础之上的统治权力，主宰着社会分配，是十分容易产生权力或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的。这种权力主导型分配方式，因其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主要分配方式，并明显不合理，并不是这里论述的主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中，由于集约化的效率，很多财富的生成要由集体来进行，取得的财富分配必然要由集体组织内部的权力或约定来确定，这种由生产必须实行组织化所产生的权力主导性分配，在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它是导致分配不尽合理的根源。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受市场主导分配原则的影响，会大大降低权力对分配的控制。

市场主导性分配原则，是指生产者获得的收入，完全由市场和市场中的交易来确定。这里包含有两层内容，一是生产者个体（包括生产组织如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与同样的生产者相比较，或者说相竞争，是更多更好，还是更少更差，更多更好者比更少更差者获得更多收入，因为更多更好者在市场中能取得更高的价格和更多交易量。显然，这是一种广义的按劳分配，由此产生的社会个体（包括生产组织）收入出现差距是合理的。一般而言，能够生产更多更好产品表明这种生产或劳动是更复杂的生产或劳动，所以，在同样的生产或职业中，复杂劳动会比简单劳动获得更多收入。市场经济不是反对而是支持能够生产更多更好并符合市场需求财富的人员，包括资本家，复杂劳动者和其它生产者获得更多收入。这也是市场经济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是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与社会需求是否相匹配。当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总量超过社会需求总量时，会导致产品和服务价格下降，生产者收入减少，甚至为零（即生产的财富没实现）。反之，当社会需求总量超过生产总量时，产品和服务价格会上升，生产者收入增加。社会供需状况也是决定生产者收入的主要因素。对不同的生产者来说，他们的收入更多的取决于社会供需状况，而主要不取决于他们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制作茶叶蛋只要生产者少而消费者众，虽然是简单劳动，收入却是可能比其它复杂劳动者更高。这与传统的按劳分配思维并不完全吻合。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公正：它并不歧视简单劳动者，因为社会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简单劳动提供的。只要简单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或产品符合社会需求，就应该获得同样符合社会需求的复杂劳动者一样的收入。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调节社会生产，是我们熟知的市场理论常识。但价格之所以能够调节社会生产，是因为价格是生产者收入的体现。不同生产者追求收入的平等，会促使某种生产增加或减少。当某种产品或服务价格（包括工资）下降时，意味着这种生产者收入减少，他就会退出这种生产，而选择能够获得更多收入的生产，从而使这种生产减少，最终会导致这种产品或服务价格上升，生产者收入增加。反之亦然。所以，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社会生产调节机制，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分配调节机制。在价格机制作用下，社会生产会逼近最优结构，不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也会逼近平均水平。当同样的生产者因技能高低，资本多少，经营水平优劣而出现收入差距时，社会需求变化带来的价格变化和生产者的自由选择，会使不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均化，从而会遏制社会整体贫富差距的扩大。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收入比工人低，是因为农产品的生产是手工生产，是简单劳动，是较之工业生产效率更低的生产，因而收入更低是合理的，这是为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控制价格剥夺农民辨护。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劳动者在不同生产之间的转移是自由的，价格是体现社会供需状况的，不同生产效率的不同生产者（包括生产组织如企业）的收入就会趋于一致。所以，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收入低，不是因为生产效率低，而是因为农产品价格控制和劳动力转移的非自由。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垄断国企职工和国家公务员收入比其它行业高，根本原因在于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这其中既包含着劳动力向垄断国企和国家机关流动受制度障碍无法通畅自由，也包含着垄断国企职工和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不受职业市场供求影响而被人为提高。如果很多人削尖脑袋企图进入垄断国企，和千军万马报考公务员不能导致国企职工和公务员收入的降低，甚至反而升高，则完全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建立。由此带来国企职工和公务员平均收入几倍高于其它行业劳动者平均收入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正是极富中国特色的非市场化带来的贫富差距。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劳动者收入受生产（职业）供求影响，所以除了价格市场化，劳力流动自由化之外，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否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也是能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方面。当很多人拥挤在同一种生产如农业之中时，既使这种生产的劳动者收入难以提高，也使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为缺乏职业选择空间受到限制。如果生产茶叶蛋者众，而消费者稀，即生产大于需求，显然制作茶叶蛋无法获得较高或正常收入。工业生产的发展拓展了人的需求多样性，也给大批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员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但是，工业化过程，是用集中的机器生产代替分散的手工生产的过程，因而是组织化的过程。经济的集中化组织化，迅速提高生产效率，急剧增加社会财富，也降低劳动者的自由选择空间，使大部分人只能在庞大的组织之中工作，因而对冲了需求多样性导致的劳动者选择空间的扩大。所以，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组织化决定权力主导性分配方式仍然存在。但这种组织内部分配方式，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外部市场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劳力价格影响，因而与完全封闭的组织内部分配不同。二是迫于外部竞争压力需要加强内部管理，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分配越来越趋向按贡献分配，这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出现差别。复杂劳动因其对企业生成财富贡献更大，获得更多收入，是合理的，我们不能也无法去消除这种差距。如果研究原子弹与制作茶叶蛋是同一财富的生产，或者虽不是同一财富的生产，但处于同一组织之中，制作茶叶蛋比研究原子弹收入更高，那确实是咄咄怪事。而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质上全国既是一个庞大的行政组织，又是一个庞大的生产组织，而非是一个个体生产者（包括生产组织）直接相互交换生产成果的社会，因而并不存在市场主导型分配方式。

显然，市场对企业组织内部分配的影响大小，与劳动者的自由选择空间相关。劳动者自由选择空间大，则市场对企业内部分配影响就大，反之则小。在工业化初期，因为集中化组织化对冲了职业选择的多样化，所以工业化初始阶段贫富差距扩大，与生产组织化和组织内的权力主导性分配是相关的。但是，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一是生产的自动化，使传统社会需求的工业产品可以用很少的人员生产出来，减少了生产组织中的人员，而扩大社会自由劳动者；二是社会需求的日趋多样化推动了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第三产业发展，如旅游业，文化体育服务产业等，它降低了社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使更多人转变为更独立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收入更决定于市场主导型分配方式。当一个人脱离严密的生产组织，变为生产组织出卖劳动力到向市场出卖劳动，包括一些非机器生产的劳动产品时，他与一些大型企业的关系就不是组织关系而是市场交换关系，他的市场主体地位更为独立，与其它市场主体的交易更为平等，因而他的收入更多受市场主导会提高，这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比如一个大型汽车企业的普通工人，在企业中不能获得与高管相同的收入，如果脱离企业而从事餐饮业之后，只要餐饮业不是供过于求的产业，他比之大型汽车生产企业的高管，虽然或许还是更简单的劳动，收入却不一定比企业高管低。现代社会中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过程，是社会需求向多样化发展，即第三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社会生产整体组织化程度降低，劳动者职业选择更自由，市场主导型分配方式扩大影响和复盖范围的过程。这会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

现在我们正在讨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刘易斯”拐点的含意是，当农业剩余劳力向工业转移完成时，劳力工资会进入一个上升期。表面上看，似乎是劳力出现短缺导致劳力工资上升，实际上是由于减少农业生产者，而使农业生产者收入提高，工业雇用劳力的价格需要超过起码要等于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从而出现劳力工资的上涨。其实，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同样存在一个拐点，当相对自由的劳动者获得的收入高于在组织中工作的劳动者时，劳动者就会选择更加自由的工作。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为这种选择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企业管理者为了留住工人，不得不为工人增加工资。因而扩大了市场分配对企业内部权力分配的影响。所以，劳力工资的上升，并不仅取决市场劳力的供求，而更多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需求的多样性数量，能否为劳动者提供更加自由的职业选择空间。即使整个社会存在劳动力剩余，在劳动者具有更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也会抵消劳动力供过于求对劳力工资的大部分影响而提高工人的工资。我想，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的这个拐点，应是第三产业发展规模的某一点上，当这一点到来时，相对自由的劳动者数量超过了在组织中工作的劳动者数量，市场主导型分配方式开始成为社会分配的主要方式，将会使社会贫富差距大大缩小。因为它既使自由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同时又影响到在组织之中工作的劳动者收入提高。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比之工业化初期有所降低，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相关。

市场化向纵深的发展过程，是塑造更多数量更为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使交易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的过程。这会降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削弱主导生产组织的资本或技术对生产组织中分配的控制力，甚至会削弱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对社会中分配的控制力，当然也会瓦解权力主导性分配原则，而使分配更取决于独立平等的社会个体之间在交易过程中的相互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