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次访华之旅，除了各界对这次中美峰会的多种期许，还可以隐约看到“诺贝尔和平奖”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政治作用。

　　访华之后，奥巴马总统即将前往挪威首都接受他今年出人意料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届时美国国内对他获得这一奖项的争议将会再次高涨。而在访华之前，白宫却为了这次中美峰会的顺利进行，背离近年来的美国政治常规，特地决定在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0月访美时，奥巴马总统不接见这位“和平的精神领袖”。

　　虽然遭到了这样的冷遇，达赖喇嘛却不甘寂寞，在奥巴马访华前夕，前往位于中印争议地区的藏南达旺主持“弘法大会”，以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身份，加剧新近中印关系因边界争议而显着恶化的局面。

　　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说穿了是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企图以其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来帮助塑造奥巴马的外交路线。按照法国《世界报》的说法，这是个政治含义大于道德含义的“赌注（pari）”。“旧欧洲”企图以诺贝尔奖来束缚美国的国际政策，尤其是如何措置“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困境，引起坚持“美国例外主义”的美国右翼的强烈不满。

　　这也造成了美国保守派反对奥巴马从事“诺贝尔政治”的一种悖论：除了谴责奥巴马获奖“非法”甚至“违宪”，许多右翼论客列举历史上获奖后迅速被人遗忘的许多旧例，论证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政治上无关轻重；另一方面，共和党又尖锐批评奥巴马为了访华不接见达赖喇嘛的决定。殊不知后者今天在世界上的“精神领袖”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廿年前的诺贝尔和平奖。

　　今年的“诺贝尔政治”，体现在奥巴马访华的目的之一是寻求北京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战场的合作和帮助。在11月初的美国州长选举中，中间派选民大批反水（叛变），民主党痛失新泽西和弗吉尼亚两州，奥巴马的内政地位显着恶化，特别是在阿富汗增兵决定上进退维谷，面临左右不讨好的尴尬，更会有违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和平赌注”。

　　华盛顿早就看到塔利班运动的巴基斯坦根源，与后者的“克什米尔情结”有很大关系，而有意将解决阿富汗―巴基斯坦难题的“和平方案”，扩大到克什米尔争议，但是遭到新德里的强烈反对。如今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在达旺归属问题上“表态”支持印度，表明他也会在战略性的阿克赛钦地区和克什米尔问题上持同样态度，不仅与北京作对，也反对巴基斯坦。

　　诺奖的西方主义和平

　　达赖喇嘛力挺印度，固然有寄人篱下的不得已，特别是曾经不顾“和平”形象而支持“东家”发展核武。但是他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却有非政治根源，反映了藏传佛教本身对回教的历史性敌意，可以上溯到1193年回教突厥军队摧毁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的旧账。达赖喇嘛近年公开同意对回教极端主义“以暴制暴”，引起国际和平主义者大跌眼镜，同样也不全是为了取悦布什政府。

　　今天这位前和平奖得主对现和平奖得主搅局，不免会令挪威诺奖委员会失望。但是这前后两位得主，却也反映了诺奖委员会心目中的“和平”，是基于某种西方中心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诺贝尔遗嘱将所有奖项归瑞典发放，唯独和平奖归挪威议会。可是现实却是瑞典一直在国际政治中维持形式上的和平中立，而挪威却是基于军力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始国之一。

　　回到奥巴马，可以指出在任美国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唯一先例，是西奥多・罗斯福，理由是在1905年帮助结束日俄战争。可是罗斯福促成“和平”的一个重要动机和成果，是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同一年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达成的桂―塔夫脱协议，彼此承认日本吞并朝鲜和美国接管菲律宾。

　　在2009年和平奖得主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际，不妨反省一下百多年前另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对朝鲜亡国的“和平”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