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阳光和云雾

与西欧的城市相比，莫斯科的雨天不多。但是有阳光的时候也总有云雾，而且阳光和云雾是混合在一起的，分不清什么是阳光，什么是云雾。云雾从何而来，是涅瓦河的水蒸汽，还是工业区的废气，没有考证。总之，短暂的逗留使我对为什么有 “混沌世界” 这样的词汇，体会的深刻多了。

布列斯特—西部边境名城，停车 5 小时。车站内外都是一样地杂乱和肮脏。人们显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衣着多样，但都不整洁。最惹人注目的是各种军人，士兵们的衣服上油渍斑斑，军官们的衣服虽然好一些，但也谈不上挺阔。很难看到一张笑脸，说话的人也不多。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我们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对面长椅上并排的八九个农妇，

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有的吃面包，有的喝水，更多地则看着地上活蹦乱跳的麻雀出神。城里显得干净多了，但是尘土还是不少。商店的货架比华沙似乎还不如，也许因为这是边陲小城的缘故。

首都并不更好。克里姆林宫周围的街道似乎都没有人打扫，房屋像英国的农村，汽车也不多（据说只有 15% 的家庭有小汽车）。红场上买不到罐袋和瓶袋的饮料，自动售水机前泥泞不堪，而且永远只有一只杯子。商店里货架空空，售货员都没有好气。除集体农庄市场外，看不到水果和蔬菜。肉和肉制品更是奇缺。据说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大城市买肉不限量，但是很难碰上有货的时候。奶和鸡蛋供应较为充足。国家百货商场(位于红场)，买进口纺织品 (袜子或乳罩)的队伍从一楼排到三楼。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他带来自用的东西几乎每一件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从衣服到鞋子，从暖水瓶到指甲刀，大家都要出大价钱买他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极低。平均工资是 190 卢布，一盒火柴一个戈比，一大块面包也才十几个戈比。但是稍好一点的衣服，价格就高的不可思议。一件晴纶毛衣三十多卢布，一条牛仔裤要一百卢布。居住面积人均十五平米左右，水电方便，房租很低，然而很多新建的房子质量却非常之差。外国游客所到之处，虽有索要外汇的人不断打扰，黑市汇率比官价高七八倍，然而，成交的时候并不多，因为在苏联很难有东西值得外国人买，而住旅馆则要有银行换汇证明。除了硬通货，外国人携带的任何东西（包括身上的衣服）都有人要买。我在英国花 30 英镑买的一架 “佳能” 照相机，有一个青年说，如果我卖，他愿意出二百卢布。一位大学教授前些时候访问中国，回去后赞叹不已。他作报告说，中国的消费品供应好得难以想象。如果把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的所有商店都搬到莫斯科，恐怖用不到一天就会被人们抢购一空。

其他地方我们没有专门去参观，但是坐火车回北京的途中，经过了许多城市和农村。城市大致相同，只是市场供应据说更要差一些。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位苏籍华人告诉我，他所在的伊尔库茨克，一个人定量供应的肉 (包括肉制品)，只有 800 克，西红柿则三、四卢布一公斤。农村显得没有生气，除了偶尔能看到破旧的几辆 “拉达” 牌小汽车之外，黑朽的木板农舍恐怕与 70 年前相比没有多少差别。

当然，苏联毕竟是重工业大国，钢、煤、油产量均居世界之首。虽然机电产品技术落后（中国厂家都不感兴趣），基础设施还是很有成就。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几千公里的铁路电气化，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莫斯科市内的地铁交通网也颇引人注目。

总的说来，苏联经济已陷入困境。结构矛盾，速度下降，技术落后，外汇紧缺，都表明了整个经济的积重难返。当局承认，苏联的技术水平大致落后西方 15-20 年。改革，对于新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了。

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已成为改革呼声最高的国家，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苏共中央连篇累犊的报告，都突破了以往的框架。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的观点，现在已被接受为党的观点。但是，思想认识上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关于改革的文件中对于市 场作用的估价还是远远不够的，竞争的必要性也没有提起来，而且据说戈尔巴乔夫在最近一 次内部讲话中明确否定市场经济，把竞争归结为资本主义。尽管如此，最高领导中心的思想转变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以相对来说容易与中央政策号召产生共鸣的知识界、理论界为例，人们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对于改革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千差万别。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改革，至少不是中央说的 “根本性改革”。

虽然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改革，但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不同程度地抵制改革，或 “应付” 改革。这不是苏联所特有的。但是苏联无疑是最突出的国家。对此，科学院社会主义体系研究所所长波格莫洛夫是确信不疑的。原因自然有多方面，首先，多年僵化停滞的政治思想环境在领导层造就了一大批官僚主义者。其次，知识分子不如其他国家那样一致地积极地欢迎改革，因为 “技术官僚集团” 的势力极大，社会影响也非常广泛。第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体制模式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使得一般群众难以适应大的变化。第四，社会精神面貌几乎是不可遏止地走向颓靡，吸毒、酗酒、卖淫之外，更普遍的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工作，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态度。去过苏联的人都知道，人们对排队买伏特加的热情超过了其他事情。最后，高度军事化了的国民经济结构体系是与分散决策、市场导向相对立的。

戈尔巴乔夫要推行改革，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上台几年内撤换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政治局大部、部长会议全部已经易人。不这样做，改革恐怕就无法起步，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做必然要激化党内矛盾，会使一大批人自动地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公开性和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用以动员群众的主要武器，但是在一个长期集权封闭的系统内，走得慢了容易变成空洞的号召，走得快了又会导致紊乱，因为政治公开和民主参预的制度和习惯，并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培育起来的。苏联与其他国家的改革不太相同，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措施，这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恐怕也有一些相反的效应。

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诉我，苏联对于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路子很感兴趣，准备效仿。理由是，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是多年沉疴，根本性的转变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但是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群众都是用短期内生活的改善程度作为尺度来衡量改革。农业比较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农业改革成功了，其他改革就有了好的基础。尽管如此，他仍认为苏联农业改革 比中国还是要困难得多。首先是对现有的集体农庄主席等干部不知如何处置才好，他们恐怕对家庭承包持抵制态度。其次，农庄庄员们也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没有独立生产、经营的经验和记忆。没有集体农庄主席的指挥，他们不会工作。

苏联此次经济改革因有了 60 年代的经验和教训，没有草率行事。酝酿和准备用了数年 的时间。对于经济体制根本性转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一定的估计。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不应希望立即就从改革中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更不能只从纯消费的观点来看待和衡量改革 的成功与否。几个著名经济学家也认为，新的经济机制的完全确立不是本世纪内所能达到的 目标。但是，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长期目标和短期中期的效果之间是有矛盾的，改革如果不能较快地见效又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和热心。这个问题是需要反复考虑的。另一方面对于改革要不要全面推进，能不能设计，苏联人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们一直在致力于从整体上来研究和制定改革的计划。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零散的试验，在全面改革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告诫同事们，“我们不能用试错法”。可见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和不可逆性是有所体会的。

在经济改革的规划和设计工作中，苏联领导人动员了经济学家和其他有关方面专家，在充分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被调进莫斯科。《国营企业法》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各方面的专家参加。专门探讨改革的学术会议接连不断，最大一次有三千多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戈尔巴乔夫和 20 多名高级专家保持经常联系，互相可以直接打电话、会面，商讨和交流意见。

关于经济改革的长远设想似乎是较为合理的。耐人寻味的是，今后五、六年作为第一阶段，改革的中心是建立商品市场（尽管没有公开明确）。计划、物资供应、价格等等方面将分部门、分产品放松直接行政控制，以引进和强化市场协调作用。方案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例如建立两级银行体系，投资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等。就企业的经营决策自主化而言，设想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企业要做到以收抵支 (简单再生产)，第二步是企业可以独立筹资进行扩大再生产。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诉我，他们研究过中国的 “双轨制” 经验，认为麻烦和冲突太多，苏联希望避免这些问题。但是最初的 《国营企业法》 草案给西方学者的印象是，苏联企图搬用中国的这一经验，因为其中规定企业在完成国家订货（或计划任务）之后，剩余劳动能力能自行组织生产。正式公布后的法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即便没有这个因素，现在的设想在实际实施中，现在的设想在实际实施中，也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一个按指令性计划协调运转达 50 多年之久的经济，取消这种协调，产供销能否衔接得好而不出现大的漏洞，仍然是值得担忧的。

企业似乎仍然被放在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位置上。工人自治和企业所有（具体占有和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为两大支柱，在理论上是很不坚实的，实践中已经有南斯拉夫的很难说是成功的经验教训。实际过程中出现的局面很可能是与目前的预期差距甚大的。

关于苏联改革的总的前途，人们说法不一。尽管当局的坚决态度在东欧和西欧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赞赏，然而，相信苏联改革能够成功的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例如匈牙利、南斯拉夫），迄今为止还不是很多。一位去过莫斯科的英国人曾经讲述起他的苏联朋友的悲观估计，理由是，苏联社会长期处于保守的静止的状态，苏联没有类似匈牙利事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传统体制的迷信或信心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摇动。这种看法我在匈牙利和波兰也听人讲起。

其他国家：间接传来的信息

我们此次旅行曾两次穿过捷克斯洛伐克、一次经过蒙古。在政治地理上属于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则是没有涉足的。但是，我曾对我所拜访的专家学者和火车上的同行乘客打听过这些国家的情况。其中，在匈牙利世界经济研究所与科斯・卡洛里教授的谈话讨论的最多。所获印象也许可以记录下来。

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进行新的改革试验，结果尚未分明。政府已就改革问题做出一系列决议，颁布了三个法律性文件。强调的中心是转入集约化发展。当局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不冷不热的态度。估计还会采取一些措施，但在总体上跟上苏联的步伐恐怕不太可能。

保加利亚：改革正掀起热潮，行动上紧跟苏联。目前正在推行全面自治，政府的改革方案设计也遵循了全面改革的方针。早在 60 年代，保加利亚的经济学界就提出很多激进的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应该说是很有基础的。如果在行动上不太冒失，这个国家的改革似乎很有可能走在前面。

蒙古：改革的调子很高。正在寻求向世界开放的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蒙古人似乎更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罗马尼亚：80 年代初以来，推行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价格调整和国有企业向职工和干部发行股票（即所谓改国有制为社会所有制）。但是传统体制的根基没有受到触及，目前已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改革。

阿尔巴尼亚：几乎是与世隔绝的。

回到北京的思考

我们一路上听到的对中国的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始终生活在国内的同胞或许对于改革以来的成就是估计不足的。以各方面的条件来比较，除了经济发展基础之外，中国似乎是最好的。对此，匈牙利人和波兰人都不止一次地向我不无羡慕地论证过。

曾经访问过中国的一些匈牙利学者同时告诉我，他们判断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改革的困难增加了，改革的成效也不再那么容易很快可以显示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也更容易停步不前了。这也许是从匈牙利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然而，所有的朋友们都期望中国能走出一条新路来，不仅为没有改革和刚刚开始改革的国家，而且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波兰的一个朋友甚至这样说：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通过这一次东欧苏联的实地旅行，有几个问题我想是应当引起注意的。首先，改革一定要有长远考虑长远规划，使中短期收益和风险的平衡服从长期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其次，市场调节和政府指导应当并重，以形成一个既有市场制约又有政策引导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再次，明确产权关系即改革法律所有制关系无疑应当提上日程，但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即经济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理论更具有根本意义。没有后者，前者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后者的内涵正是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再其次，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危险可能是在进入或停留在一种间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协调模式。因此我们应当逐步削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控制权力，按行业调整组织中央专业经济部门，加强综合部门，努力在收益关系和机构职能等方面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范围。最后，一定要坚持宏观平衡的基本政策，坚决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否则南斯拉夫的危机和困境就会在我们这里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