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十字路口

从贝尔格莱德火车站走出来，第一印象很难说是良好的。车站内外极其肮脏，厕所更是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旁边的旅行社却很有点现代派头，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代我们打电话与人联系）。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走过来兜揽生意，我告诉他我们想步行去找一个地方，他没有丝毫失望，反倒详细告诉我怎么走。然而，几小时后我碰到的另一个出租司机，则公然敲诈，两公里的路程要 10 美元。商店里的服装等等物品，价格比伦敦也不低，但是汉堡包等食品却又比较便宜。城市里有的地方杂乱无章，有的去处却秩序井然。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对我们非常友好，虽然语言不通，给我们看了地址，一位妇女下车后还把我们送了一程。然而在现代化的斯洛文尼亚饭店的地下酒吧，我们亲眼目睹一位衣着笔挺西装的中年男子，忽然大骂侍者并掏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贝尔格莱德，你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我们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和之后都有人告诉过我，南斯拉夫有一些城市比首都要好一些，特别是海滨。我相信他们是对的。只可惜我没能去其他地方看看。然而，全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严峻是毋庸置疑的。1980 年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无从谈起，通货膨胀率却如脱缰野马不断升腾。1981 年是 39.3%，1985 年是 79.5%，1986 年是 91%，而1987 年肯定会破三位数大关。外汇收入的一半要用来偿还到期债务本息，借新债来还老债也成了办法。官方汇率从 70 年代后期的十几个第纳尔兑一美元，增加到目前的七百多个第纳尔，而在西方银行已经达一千第纳尔，居民生活水平还不如 70 年代中期。如此等等，大概就是南斯拉夫出现 “社会主义经济滞涨” 的表现和特征。

问题还不只限于经济。据报道，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起工人罢工，规模正在扩大。1986 年还成立了一个具有 “反对党” 色彩的政治组织—— “团结基金会”，成员数百人。民族矛盾也有激化的趋势。但是，这一切，在 1987 年 8 月的贝尔格莱德似乎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迹象来。

南斯拉夫人生性热情、开朗，然而，对于发展的前景却少有人乐观。我的一位朋友曾在这里留学，前些时候故地重游，昔日的同窗好友们谈到自己的生活，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不懂当地语言，更无这样的知己，因而只能在马路上、公园里或快餐店和饭桌上，找会讲英文的人聊聊天。他们问我对南斯拉夫的印象，我回答说人们很友好，生活也不错，他们听后高兴得开怀大笑。过后，他们多半会补一句：过去比现在好。

经济学家不是一般民众。他们多数并不留恋过去。理论界对 70 年代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一片谴责之声。人们批评卡德尔的理想主义误国误民，批评党用发达的共产主义模式来套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批评政府奉行 “通货膨胀有利论”，不顾一切地举债外借，等等。

南斯拉夫是最早开始经济改革的。50 年代推行自治和市场化遇到困难，后来又加强了集中控制。1965 年再次放松控制，扩展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结果仍然不甚理想。70 年代的改革强调 “联合劳动”、“全面自治”，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 “契约经济”，其中既无统一强有力的行政协调，也无统一的强有力的市场协调，一切都要经过复杂的协议和商讨来解决。然而，“契约” 本身并不真正有效，互相独立的地方行政协调及其官僚主义式的控制事实上是影响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用南斯拉夫朋友的话说，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不仅在一个国家里构成了八个独立的经济，而且在一个党内形成了八个党。毫无疑问，在 “经济滞涨” 被后的投资膨胀，消费超前，外债失控，重复建设，互相封锁，是与改革所选择的过度分权自治，不重视统一市场，削弱宏观控制的模式和道路有着直接的关系。新的改革措施看来主要集中在建立破产和存量资金流动制度。已经有一家食品厂和一家银行倒闭，另有四家银行也陷入困境。股票市场即将开设。

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南斯拉夫面临选择，但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这个经济似乎既需要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也需要统一的强有力的市场制约。我们衷心地助望南斯拉夫人民和政府摆脱困境，找到出路。

波兰：三十年迈出第一步

8 月 19 日至 23 日，我们停留在华沙。历史对波兰很不公平。早在 1956 年社会动乱刚刚平息，波兰就提出了系统的改革纲领，这是除南斯拉夫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与传统体制决裂的宣言书。然而直到 1980 年大危机之后，波兰才真正开始实施当年提出的改革。波兰先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改革理论家，他们的思想在东欧其他国家得到验证，在西方学术界也引人注目，然而在他们的祖国却屡屡遭到压制。1986 年 6 月波党中央全会宣布，第一阶段的改革初战告捷，三年经济恢复计划也超额完成，改革将推向第二阶段。正好是三十年，波兰终于迈出了如此艰难的第一步。但是，不能忘记，今天的经济状况还没有恢复到 1979 年的水平。

经济不景气是显而易见的。被遗弃的工程建筑，多年失修的房屋，还有心灰意懒的人，都会使人感到不轻松。不过，市场供应，除了肉和肉制品，并不比民主德国差，蔬菜、水果和服装及其他日用品好象还要好一些。经济学家告诉我，波兰这几年多亏还有一个好的农业基础，否则经济会无法支撑。居民住房，人均占有面积不算少，但是青年工人结婚，按照现在的建房速度，据说要平均等待 15-20 年，才能分到自己的一套住宅。至少就华沙市内来看，交通和通讯仍然是落后和低效率的。整个经济在生产设备和技术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又在扩大。外债的压力非常沉重。通货膨胀并未解决，改革受到很大牵制。

如果与 1982 年的情况相比，不管怎么说，情况已经大大好转了。当时开始的改革是在社会动乱尚未完全平息，西方对波兰实行制裁，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形势下，借助于军管而推行的。事情总是有两个方面，虽然有这些不利条件，但正因为走到死胡同，政府才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另一方面，军管虽然出于无奈，客观上却又创造了一个平常情况下改革难以如此顺利的环境。

1982 年以来的改革，确立起来企业自主、自治和自负盈亏的基本原则。在发展过程中，对自治原则做了一些修改和限制，例如，厂长有权中止执行自治机构作出的不合法的规定，国家有权否定大型企业职工委员会作出的投资和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决策。价格方面形成了混合价格体系，即官价、合同价、自由价各占一定比例，不断扩大后两种价格形式的比重。通过大幅度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例如石油一次提价 500%），提高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和价格，使得各种比价关系大大接近合理化。调整补贴范围，改进了补贴方法，并开始减少补贴。公布了 “国营企业改善经营及破产法”，对国营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制度规定了较为严格的程序。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竞争，发展市场机制的同时，又强调要有 “强有力的中央管理，建立以中央计划和企业自主为基础的体制”。当然，计划不再是传统的计划，而是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这种设想，很可能是吸收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教训，借鉴了其他非社会主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

波兰改革的更大特点是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在一起。首先，党政分开。除党的第一书记负全部责任外，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处理是独立的。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帕耶斯特卡的介绍，现在中央虽然还有一名分管经济工作的书记，但他事实上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任何影响。改革一开始，政府就专门任命了一位经济改革的全权代表。此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已不再同时兼任同级国家、行政部门的领导职务。其次，强调三党 “联合执政”。三党即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后两个党在议会和行政机构中的作用得到扩大和加强。第三，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任免制度，发展民主。此外，在政府决策制定程序和法律制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这些做法大大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了国家的社会基础，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改革在某些方面（例如外贸和外汇留成）几乎是失败的，某些方面也不如预期的那样成功（例如减少补贴），但是，改革采取的方法是值得称道的，这就是全面、配套的分阶段的做法。与此不无关系，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确定，充分尊重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波兰能这样恐怕也是由于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包括其 1973 年改革的经验总结）。

目前开展的第二阶段的改革，基本方针是在前几年创造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市场机制作用范围，消除垄断和行政分割，发展竞争，完善民主制度。具体方案（时间表）正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