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造就中国低素质的公民？

洪巧俊

在中国造就最低素质的人，应是不怕罚款的，不怕罚款的人有两种，一是大款，孩子就要生，生了就交钱，因为他们有钱不怕罚款；二是穷人，生就要生，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些有钱的土豪交得起罚款，但大都没有精力去教育众多的孩子；而没钱的穷人，缺失教育的条件，孩子大多不能读大学，有的初中没毕业就踏上了打工路，有的从小就辍学，甚至有的根本就没进过校门。比如江苏邳州邢楼镇刘屯村的刘向明，18年漂泊在外，夫妻俩以拾荒，报道说，他们的生活主题就是造娃，一共造了10个孩子。连糊口都难，还能培养孩子？孩子不读书，从小跟着他们拾荒，能有什么素质？如今种田也要有知识，科学种田才能增收。可以说，刘向明这对夫妻造就的这群孩子，应是中国素质低下的公民。

吴敬琏先生说橄榄型社会是最理想的，两头小中间大，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稳定的力量。就经济来说，有人说中国还是“金字塔”型，即使是橄榄球社会，也还是很脆弱的。中国虽然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但富人占的财富太多，10%的富人占了63..9%的资产，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过，当前的中国10%的富人占有80%的资源,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收入相差近40倍。从这些数据看，中国依然是“金字塔”型社会。中国要强大，要社会稳定，橄榄型社会是当然是最理想的。这种“金字塔”型物质社会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其实将要阻碍中国大发展的是另一个“金字塔”，是国民素质的“金字塔”。中国的国民素质已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而逐步下降。

如果凭刘向明的家庭条件，也只能造就9个低素质(一个被淹死)公民，或许有人说，农民刘向明造就这么多低素质公民，不带普遍性，应属个例。但我们应该知道，农民是中国最大群体，9亿人，这个最大的群体却在造就中国最大的低素质公民群。农民允许生二胎，但生三胎、四胎的却是比比皆是，有的更多。

农民难以培养高素质公民，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导致了教育不公平。由于师资、教育设施政府都倾斜于城市，教师在乡村学校工作远比城市艰苦，工资待遇却比城市低得多，使得优秀教师涌进了城市，乡村学校缺失优质资源。农村优秀的生源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无法进入重点中学，进不了重点中学，也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在这个“拼爹”的时代，他们往往认为读书没有太大的作用，读书是要钱，不读书是节省钱，早点出来打工还能赚钱。如今在农村找一位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很难，会读书的上了高中考大学，成了城里人，不会读书的读个初中毕业就很不错，所以当今农村青年大多是初中学历。

数据显示，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如果把初中毕业以上的人作为农村的“高素质人”，也只有6000万人，7个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人是初中以上文化。而这些初中文化以上的人，却大多是40岁以上的人。如今乡村读书无用论泛滥，农民的整体素质就会仍然下降。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农民素质下降，国民整体素质也就下降。中国是农业大国，如果读书无用论继续泛滥，让孩子辍学的只会越来越多，农民整体素质就会越来越低，低素质农民显然难以及时接受一些先进技术和方法，这就限制了农村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农民整体素质的下降，也阻碍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为农民的整体素质是确保其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本钱，农民整体素质越高，进入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成为市民可能性越大。

不能造成高素质公民的另一个原因，大多农村孩子是跟着老人生活，其教育显然成问题。

记得央视报道过粤东一个土豪生了7个孩子，尽管这个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但夫妻整天忙于经营，孩子缺失家庭教育，显然也难以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南方农村报 》报道了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仙门城居委会副主任赵林贤生有9个子女，超生7个。这么多孩子，赵副主任能教育得过来吗？其实土豪生一群孩子的新闻是屡见不鲜。

前面我讲了，超生的有两种人，是有钱人，而是穷人。而最不敢超生的就是在体制内的人，他们大多只能生一胎。如果说，那群人最能造就中国高素质公民，毫无疑问是这群人。他们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家庭教育环境，培养两个孩子是没问题的，且有时间，有精力。他们大多都是大学毕业，所谓有知识、高素质的夫妻，是适合培养高素质公民的家庭，可他们只能生一胎。比如一对大学教师夫妇，无论经济、环境、时间都是培养高素质公民的优越条件。然而这书香门第却只能培养一个孩子，这是资源的大浪费。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妻子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培养几个高素质公民是没有问题的，可他生了二胎，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10年4月19日我在“光明观察”发表了《法学教授杨支柱该不该超生第二胎》，我在文章中指出：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教授该不该生第二胎？我认为该生，站在高度上说，是为了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未来。杨支柱夫妇都是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英一族”，从遗传基因来讲，生的孩子是健康聪明的，教育条件好，有利于孩子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杨支柱夫妇也有抚养二胎的经济条件。在我看来，实行计划生育30年，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在下降，尤其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缺乏承受力和吃苦耐劳，干事业就需要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有美国军事家撰文分析中国军队“软肋”时说，中国的军队勇敢拼搏的精神在下降，原因到了这一代军人大都是独生子女。

我认为杨支柱教授该生的最大理由是，计划生育既然是国策，就要人人平等。杨支柱生二胎是在追求权利的平等。在中国，计划生育已造成了最大的不公，如今有三种人想生就生，要生多少个就生多少个，一是有钱人，因为他们不怕罚款(交社会抚养费)，曾经有老板自豪地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用大捆钞票买来的(交社会抚养费)”。有钱能多生孩子，当然让人羡慕，更让那些工资族甚感惭愧。当然，由于老板们忙于经营，家庭教育的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他们对孩子疏于管理和教育，尽管有过多的钱送孩子去贵族学校，但许多孩子仍然不愿读书，要成为人才就难，可以说，这些“富二代”更难担当国家栋梁。二是穷人，还要有点无赖精神，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对于这种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连他家的门都不愿上，罚款拿不到一分，还可能要挨一顿臭骂。我们村里的低保户，生活困难，但孩子却比谁都生得多。还有一个残疾人，娶的老婆有点傻，也就是我们的说智力问题，生的3个孩子其实智力也有问题，就是没有智力问题，也没有培养教育的资本。在农村，这样的一群人却是超生的积极分子。三是有权人，这些人虽然不敢明着生，但可以暗着生，变着戏法儿生。有的官员在国内和妻子生了一胎，然后妻子成了外国人，就可以生几胎，谁去管？也没法管得了。有的官员包养二奶、三奶生(包养二奶、三奶生的还有那些有钱人)。还有的虽然前后计划生了两胎，但人家聪明，上户口时却是“双胞胎”，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至于那些明星，就不想说，因为人家大都在国外生孩子，他们生了多少个，国人也无法知道。而工资族们想生也不敢生，怕交不起社会抚养费，怕丢了饭碗。而事实上，这种生育权利的不平等，制造了矛盾和不满，不利于社会和谐。

再说独自长大的独生子女，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们孤独的心。独生子女除了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外，没有兄弟姐妹这层关系，因此其社会化带有自身的特点。一个孩子没有伴，也增加了教育和培养高素质的难处。

我们还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改变而使城市青年夫妇不能生育的状况，也不能忽视城市中剩男剩女越来越多的现象，他们不结婚，当然也不生孩子。如今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的，却有不少夫妇不愿再生，这说明有培养高素质公民的家庭，生育状况仍在萎缩。

计划生育可能造成生育量成“亚铃型”，穷人生育是亚铃大的一头，而另外一头虽然小点，但那是富人的生育数，而有条件培养高素质公民的生育数却是亚铃中间最小的。国民素质的高低却是“金子塔”型，低素质公民就在“金子塔”底部。

国民素质的高低关系到风俗良窳,人才盛衰,国家强弱。要想强国就要提高国民素质。美国为什么强大，除了各种历史上的原因外。关键是美国公民的整体素质高。由于强大而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的人才、经济等各种优势都被吸引过去，造成良性循环，因为强大而更强大。任何一个国家一旦走向国际橄榄球的顶尖，它都会毫不例外地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就要提高整个国民素质。老龄社会是一个趋势，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民素质整体大下降。要改变当今现状，就要允许这些可以培养高素质公民的家庭能平等生育，允许每个家庭都能生二胎，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