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一次机会看到洛阳白马寺的和尚们“农禅并重”的报道，心中甚是感悟。正如白马寺大和尚印乐介绍说，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寺院里和尚的生活通常是守着晨钟暮鼓，诵经念咒。而实际上“农禅并重”是佛教的一大传统，形成于唐代，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我百度了一下。农禅，既是中国古代佛教禅宗寺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禅宗僧侣所必修的一个“觉悟”法门。禅宗僧侣融禅于农、以农悟道的生活习惯和修行方式，促进了农禅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长期开垦荒地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农禅的最大特点。同时，具有一定规模的禅宗寺院的农业生产也对中国禅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形成了“农禅并重”文化传统。因此我们说：农禅文化是中国禅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禅宗是具有特色的佛教宗派，其肇始于南北朝时，成宗于唐世，北宋年间达到鼎盛，晚明以降趋于沉寂。

禅宗僧侣把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的美德与其禅宗思想和禅修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禅并重的禅修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展出了具有特色的丛林农业。荷兰学者许理和说，佛教在中国并不是一种思想模式或体系，而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高度纪律化的行为方式。

      禅者开荒垦地在唐以后仍然十分突出。北宋禅师圆玑（1021-1103）“荷担丛林，不知寒暑，垦荒地为良田；莳松杉为美干，守一职，十年不易。”机简堂住饶之管山时，“十七年火种刀耕，备尝艰苦。”无明慧经（1548－1618）禅师垦土掘地四十余年。明代无异元来（1575－1630）禅师搬柴运水、垦土掘地“三二十年”。“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前提也是结果的即是“天下名山僧建多”、或者是“天下名山僧垦多”。宋时雪窦禅师之嗣湛庵曾结茅建寺于仙居方岩，清人潘耒在其《游仙居诸山记》中说其处“山顶宽广，与台郡城等。有田可耕，有池不涸，可以避世。如桃园、仇池在半空中也。”

农业生产和禅林在禅师的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故而有禅师说“大众尽心为常住开田，山僧尽心为大众说禅。”也有那种闻知收入“四五百石麦，二三千石稻”而欣喜万分的禅师。一些禅师在耕作之余，还写出诗文表达自己边农边禅、丰衣足食、自得其乐的心情：

　　掘地倦来眠一觉，锄头当枕胜珊瑚……开畲垦地闲消遣，佛法身心半点无，萝葡收来烂熟蒸，晒干香软胜黄精。

　　相反，对于那种不谙农事的寺主，长老则严加斥责，如：

　　祖问佛鉴：“舒州熟否？”对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对曰：“熟。”祖曰：“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筹虑间。祖正色厉声曰：“汝滥为一寺之主，事无巨细悉要究心。常住岁计，一众所系，汝犹罔知。……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

禅者并不是仅仅把劳动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作为触类见道、直指本心的修行方式，实质上即是从劳动中悟修行，以修行促劳动。《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典籍不仅写出了禅者田园生活的艰辛、纯朴和快乐，还记载了禅者斗禅谈玄之精彩，表现了他们从现实的劳动中悟到的禅修真谛。如唐朝布袋和尚著名的一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可见很久以前那些有德行的大师们便亲身耕作而不是如同寄生虫一样靠香客的所谓的香火钱作为谋生的手段和主导经济来源,特别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有几个和尚能耐得住清贫守得住禅宗本义，纷纷打着“传播佛家经义”的幌子做着些有勃佛理的事情，口里念着阿弥陀佛，手里提着所谓佛家禅宗的锁链绑架着善良民众的精神，稍有违逆便搬出来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头来压制反对者的言论，冠以“有驳佛理”的恶名，而此类人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更用甚者夸大佛家禅宗用欺诈、威逼利诱等不正当手段攫取高额暴利，如果说娼妓为人不耻那么那些靠不正当手段来攫取利润的和尚们还不如娼妓。

       洛阳白马寺和尚们延续了佛家几千年的禅宗，自食其力不禁让人肃然起敬，毕竟这个社会不走歪门邪道和尚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