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黑暗的国家新闻管制隐性规则

【上】

引子

马克思、恩格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它们在中国的高足和21世纪贤孙，已经彻底把自己混同了“普鲁士当局”。步其后、无不及地在新世纪，重复上演着马恩百年前著文，深恶痛绝驳斥过反动派的“禁止报纸进行揭露和批评”。

只是。这个“当局”，再不是那个“当局”。

它们已成世界仅存、以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把马克思写进党章、尊为鼻祖、称己门生的“特色社会主义”。

2013年的远东。再现“普鲁士”惊雷。

严重的问题在于：远东共产主义后裔们，依然还要高调地宣称自己，奉行的是“言论、出版自由”。可见，反其道而行之。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够地道。不够“无产阶级政党化”。不能在国民和全世界面前，遮掩心虚产生的寡廉鲜耻。

故。pose总呈“既要做婊，又要立牌”。

无论如何。都应把墓穴里的马恩刨出来问问：你们只管创立学说、只顾制造理论，洗洗就睡了。可想象的到？远东大陆的高足，对你们那个主义的演绎，与“创造性”地发展，已经进化到这般田地。

一．“新闻不自由”是专制制度的典型特征

“党管媒体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的“新闻不自由”是写进新闻系教科书的。是中共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标志。

作为普世价值基本政治权利的知情权、表达权与不必胆战心惊被剿灭：大陆人没有，大陆作者没有，中共党员没有，民主党派依然没有，大陆媒体小心翼翼、更加没有这项“基本权利”。即：讲真话的权力，发表不同意见权利，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主张权利，不同意马毛邓三科的权利，乃至普世价值ABC的主张权利……

而为专制的典型特征。

就那么一、两个洗脑寡头。挥舞着“党管干部”的人事利剑，“威力”着960万平方公里，“钳制”着13亿8千万国民思维。高度控制着三千多份报纸，严密管制近万种期刊。所有的从业者，都被要求瞪大眼，看着那几个省部级“喉舌”。

所有的后生，还未迈进门槛，就被告知：这里有“稻粱”，没有廉耻。更勿违反从业纪律之发声。是“你入门之前就该有的基本判断”。只能鹦鹉学舌，按《人民》《新华》《cctv》的样子，卿卿歪歪地哼哼……

这，是“胡锡进”在“南周事件”后，对所有即将进门的大学生，最新喊话与谆谆告诫。

大陆人民不敢奢望像香港、澳门和台湾有。尽管。它早已由现代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确认，是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虽然。改革开放后，宽容多了。

但。“对表意识”，仍然是党媒、官媒与市场化传媒，对中宣部意图紧跟，具有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的生存技能。它保证将每一点指示，彻底贯彻到连当局都会惊讶的地步。今天的中国媒体，已经学会如何在打“擦边球”后，自觉迅速调回传统轨道。

二．几个记者，何以滚出“大陆缺乏言论自由”的雪球？

如果不是因为“南周”事件，在全世界引起的轩然大波。恐怕。善良的中国人都普遍不知：中共内部的新闻审查制度，是如何规避《宪法》偷偷运营，或者索性认为《宪法》那玩意，就是糊弄国际社会、给专政国体贴金、用于展示国民美好前景的。

那伙蝇营狗苟之徒、僵化左棍与毛子马孙，虔诚地秉赋着：党国，高于一切。专制，高于一切。权贵，高于一切。疯狂钳制、监管着市场化的社会媒体。

有人曾说，新闻审查不是政府部门。而是一个执政党类似前苏“克格勃”机构。直接隶属党的领袖。“是中共钳制中国意识形态和媒体、社会文化机构，其负责监管范畴包括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的输灌、篡改和重塑历史，以及对大陆各类媒体的严格管控”。

审查皆以极秘密方式进行。悄然无声、没有痕迹与高效有力。禁令，不再留下任何字面证据；而，直接通过电话或简讯点对点层层传达；宣传部官员与媒体领导之间、媒体领导上下级之间，都只能“地工式”单线联系，其行事风格犹如国安特务机构，鬼魅而神秘。

体制基础六十余载如一日。

重返中世纪……

【下】

三．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媒体管制”三个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江泽民时代后期由丁关根主导。随改革开放所谓“难免飞进一两只苍蝇”，中宣部进一步加大了舆论钳制力度。

其中。一个最显著标志，中宣部不再像以往那样，“郑重其事地下发文件或明传电报。对媒体发号施令，要求总编辑执行”。

而。主要采取“电话口头传达”或“手机简讯通知”方式。直接指令总编辑或具体负责人。

原因在于。禁令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书面行文需要层层报批，过于繁琐，也来不及应付紧急状况。而电话口头传达和手机简讯通知，手续简化，效率也高。见效最直接、最快。

第二阶段。十六大以后，新华社通讯员出身的刘云山执掌中宣部。在掩盖真相和制造谎言方面更具专业性。当局管制媒体的力度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手段越来越多，措施也越来越具体并强调针对性。每逢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重要会议，宣传部禁令、规定铺天盖地。

比如，03年初的萨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禁令”，有时一天达30条。头版等重要版面，上什么稿、怎样排版、标题字号、图片规格等等，都有具体、明确规定。由于“南系”多次设法突破封锁，揭露真相，发出声音，导致时任省委书记，两次在常委会质问下属：为什么不以“泄密罪”，起诉报社负责人?

由于。发生过宣传部门给媒体发布禁令被曝光丑闻，中共媒体管控，在李长春主管意识形态时期，开始转入地下秘密状态。这一时期显著变化是，打电话给媒体传达“禁令”的宣传部官员，通常会在挂机之前强调：“不准做书面记录，不得留任何字据，不得透露下达了什么禁令，不得透露是什么部门下达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达禁令领导的姓名”。

中共宣传部“禁令”，就这样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贯彻落实。

第三阶段。以审查、管控新闻的“双宝险”标志成型，分野划段。

据揭露。中宣部控制媒体有一前一后两道关口。即由事后“新闻评阅”，已前进至事前“审读员”制衔接构成。

所谓“新闻阅评”，是控制媒体的传统手段。主要为定期出版《新闻阅评》报告，并抄报中共政治局成员和所有省委书记。对媒体已经播发的新闻和文章，作出评估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

这属于典型的事后追究式的新闻审查制度。

这个“新闻阅评”小组成员。都，由极“左”的中央级媒体退休负责人组成。审查极为严苛。

但。由于其滞后性，对少数不怕撤职查办的媒体人，不总有效。

2005年之后，为堵住这一“漏洞”，中宣部开始推出“审读员”制度。即，直接向主要媒体派驻，行使刊前审查职责的审读员。甚至，直接安排宣传部官员，到主要媒体担任领导职务。

比如，不论《新京报》还是《南方都市报》，均有若干“审读员”在把控舆论。这些人，虽然在报社内部，普遍遭到编辑记者厌恶，却掌握实权。行驶对即将付梓的稿件生杀予夺。

审查，以秘密方式进行。从不张扬，悄然无声，有力与高效。

禁令，随曝光露恶升级，不再具法律意义上的任何形式证据。

四．忍无可忍野蛮、豁出一搏钳制引发的《南周》大火

《南周》事件爆发后，持续发酵。大陆已有多家媒体的记者发起联名呼吁行动，对岸台湾积极响应。连律师界和教育界，都有不少民众公开表态支持《南周》，使该事件已突破媒体人的行动层面。而彰显“起义”意义。

长期以来，宣传部改稿、限稿、撤稿肆意妄为。，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但这次是因省宣传部长，亲自动笔改文。且出现了很大的硬伤和低级差错，对媒体已构成一个重大政治事故。这就让媒体人，找到了直接反击顶头上司——宣传部制造的机会，他们早已忍无可忍。

庹震。这个荒谬硬伤，给了媒体人一个表达诉求的时机。媒体是社会公器。是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一个实现手段。这个公器长期受到执政党的钳制，连“温家宝”都能绑架。实际上直接、间接粗暴的干涉了每个公民的权益。

媒体人不仅仅为自己，为个人的基本人权在采取行动。它事关每个公民自我权利的表达。支持、声援《南周》，正成为一种公民义务。

仅仅因为。捍卫社会公器，就是捍卫社会公平。

如果。中国大陆人有迁徙的自由，就不会有“户籍”；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南周”；有信仰自由，就不会有种种被迫害、关押与逮捕事件，在热土上的天天发生……

恶政。

是，还是不是？

结论

终结六十余载情绪郁结，罄竹滔滔罪恶。随《南周》之火点燃公民觉醒，大幕已经徐徐拉开。

虽然，这不是一家媒体承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