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

一．中国已进入“政府经常成为靶标”，却还谨慎回避“党原因”时期

十八大取消了两个“常委”。一个是分管意识形态的“常委”。一个是主管政法委“常委”。取消两个“常委”，反映了中共对自己在当代中国，应扮演正当角色的一种正确历史认知。虽然又经历十年。

任志强曾在微博调侃：“不改就没有十九大”。

舆论以“调侃”之说，是让“任总”避免专制荼毒：封他的微博。取他的ID。实现对任志强的保护。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民，都渐渐明白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主张：“政府感到队伍不好带了”；“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话老百姓不信了”。

如果。再不“改变收入”和穷人的“社会地位”，继续任“对不公、腐败越发不能忍受”。继续回避、阻挡大陆民众“政治参与不断高涨”热情。任由“让富人凭权力发财不予严厉严惩”，“靠权力取得收入”合法化……

那么。当所有国民都弄明白了，人民就不再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讲理了。

结论。改革的“发动动力”，将演变成全国范围的“动乱之源”。

执政党。请听好，这可能不叫“骇人听闻”。

动乱中国。不仅大陆不愿意，港澳台不愿意，全世界一切民主乃至等待经援的专制国家，特别是海外华侨，都不愿见到。

党若，也不愿意。就不能不对民众做出权利妥协，意愿让渡？！

当然。依旧可以选择“置之不理”。以更超强“维稳”和舆论管制实施剿杀。

二． 重庆再次证明：一个人，就足以废黜“宪法”，颠覆“几百部法律”，这个人叫“省委书记”

当执政之宝，越来越押在“总书记”、越来越压在“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个人素质之身、为政道德之上。把这样的人，提拔起来之路，在大陆中国，必将越走越窄。越行越艰。头撞南墙。

如果说，960万平方公里的天灾不可违逆，那么，5000年历史古国的“人祸”，则可避之。党的责任，应更加加快全民族，对专制的告别和对独裁的解脱。

乃。日益成为当下大陆国民的重大价值话题。

当提拔人的范围，仅仅限于“上一级党的书记”授意，当“总书记”越来越由“退休老人”阵营的余威点火，幕后权利角逐展开于激烈“黑箱”，党越来越陷入严重排斥公民参与。日益变成少数人的游戏乐子之时，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国家命运与中国军队命运，越来越操纵在极少数人手里。

这种权利安排导向。在执政时期，在执政党的各级官员、各类机构中，势必推动马屁之风大兴，关系之风盛行，送礼之风越烈。所谓“政绩工程”，就不可能在大陆三十个省、两千个县灭绝……。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之风，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之风，访贫问苦的优良传统，则永远飘在天上，处于河的对岸。

中共党内，只能由“孔繁森”、“杨善洲”、“焦裕禄”等极少数人，由传统“道德”支撑。担当着“为人民服务”盛名。

盛名之下，蛀虫掏空？

这难道不可悲吗。不论对于民族还是国家。

三、把“权力关进笼子”，最让党恼羞成怒？

党高高兴兴，民怨声载道。

为什么不得了？

因为有党凌驾。法律在中国“不至上”。“不唯一”。

党的意愿，经常僭越法律。党委书记作为党的化身，省长、市长作为党的副书记，“合法”地“代表人民”，发号施令，裁判争执。党不仅仅需要“臣民”的顺从，更有“法律”规定，公检法司也要遵从“党的意志”排序。其从业人员为稻粱谋，就很难拒绝不做“家奴”。

所以。全国几千个法院。几十万法官。分别用“忠诚党的方式”，“遵守党的纪律”司法，判决书才有环肥燕瘦，判例方呈万紫千红？……

所以。律师栽倒在“党的领导”之下，就不再新鲜，而正常不过。

对党“限制”？

党，还怎样表达意志，充当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

所以。你让“我”守“法”，你让“我”不能怎样，“我”想怎样，不能怎样了，咋办……

如何才能不再继续？

十八大报告重申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把自己权力，置于法律和人民监督之下。即“关进笼子”。任何人不做任何形式凌驾。

恐怕。这就规定了一个方向。

体制需要在“薄熙来”还没倒台之时，就有机制来保证他不犯法，若犯了法，就能在第一时间，（而不是在他倒台之后千锤百剁）在一个独立场所，按照规定程序，启动弹劾。其有义务向全社会做出说明。

如果，“常委”也收回了各种式样的“豁免权”……

那么。“王立军”才无须冒死“化妆”进领馆。更不必改走华容道，制造一起中共“偶然事件”，检举一个“杀人越货”的政治局委员。

“李庄”也就不再上演“第三季”。更不会令无辜“家奴”，被动选择现代殉葬。

改。也许很难。

不改。恐怕连“改的机会”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