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高度集权是党的不良传统

一、

党有很多传统。其中，对某些不良传统。实事求是承认。并主动由党媒“喉舌”向全党告知，向全社会检讨。是党还能够继续前进，顺应并率领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党的跨世纪任务，一个重大的实现原则与可能性前提。

党的不良传统有很多。其中对所有不良传统起决定作用，具有根本性质的原因，是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并围绕“集权”激烈展开、密不透风的“黑箱政治”传统。

表面上看，“黑箱政治”是领袖之间的帮派山头之争，究其实质则是一种执政理念选择的政治政策。

“黑箱”的要害在排斥民众。使大陆民众，很难透过一种普世政治的阳光参与介入，由领导人产生的程序合法与政治观念的变化进步，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国家的未来与民族的振兴。

不良传统的范畴，随党的任务转变而呈现范围跨界。即，实践证明在革命时期的好传统，在执政后发生“好”向“坏”的异变。进而，成为党继续前进的严重桎梏。

对此，小平同志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时，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这“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学习时报10.1.）

显然。“个人高度集权”这种“党的传统”，不是个好传统，而是个坏传统，是个不良传统。

二、

由纳粹德国发明。一人独裁、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个人高度集权的新闻宣传体制和执政理念，在战争年代保证了中共革命如期获得果实。由“三千万人头”的人民革命成果支持，使党获得了六十余载的执政便利。

但，党外权利向党内过度聚集。所有的权力都向主席高度集中。已使主席反复浸淫在权利旁落的日夜焦虑中，一而再，二而三因个人重大决策失误，严重阻碍、迟滞着中国大陆文明社会的全面进步。

正因个人高度集权。小平也只能庆幸自己，苦捱过毛主席过世。权利集中于己之时，废除领袖终身制。人民也不能不充满想象，期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若久旱逢甘雨般的期盼强人统治，过度期待“东方红”，解救民众于倒悬。

小平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强大阻力，正是基于弥漫全党的“迷信盲从”传统，在很受用的庸人下属，声声“挽留”的呼吁中，“中国人民的儿子”继续以“政治老人”“影子内阁”安排中国。

这个不良传统迄今为止，依然左右中国的前进方向。致使大陆人民，从未有过的厌恶政治，稍微有点钱，就想向外跑。

苏联在政治上实行个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个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实质是人治体制。这种体制要害，由“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中国封建传统和小农意识完美诠释。严重践踏着人权天赋。

大陆从中得到了深刻启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区分开党与法律的关系，理顺党、民主和国家政权的关系。解决好党如何执政问题。

当今社会的种种民众、民生与民主的主体问题，通通都由、都能，从“个人高度集权”剖出制度原因。

三、

不良传统不许提。凡是党的都是好的。凡是领袖都要拥戴。源于强大的“伟光正”思维传统。“伟光正”的根本问题，是党彻底遗弃“实事求是”好传统。任由不良传统持续荼毒党。使党反复遭遇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害。

高举“红宝书”，创造性地提出“四个伟大”并写进党章的副统帅“叛变投敌”，不仅对统帅刺激很大，对全国人民信念也构成严重打击。个人高度集权的统帅，从此一蹶不振。使大陆政治、经济与社会，也由此全面坠入深渊。

薄熙来为重庆人民举债谋福利，如果不是因为“偶然事件”。他势必还要入“常”，继续走上“个人高度集权”地为全国人民谋福利之途，若“豁免权”使薄安全着陆，大陆再也不可思议，为全世界呈现薄熙来的“人民审判”……

他（她）们。共同特征是高举并坚定的继承了党的“抬轿子”的不良传统，充分利用了基层干部和民众普遍盛行的“迷信盲从”传统，使人民从未有过的经历了异常痛苦和心灵扭曲。使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形象折损。在成功制造出人民日益“麻木”中，党的威望，正由“个人高度集权”的不良传统丧失殆尽。

邓小平“敢想敢试”“敢碰硬”，是好传统；已退休领导人，纷纷“著书立说”，不检点自己任上工作，只顾自己树碑立传，是个坏传统；邓小平下令军队进城，开不良传统的“恶例”；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领袖们集体忍气吞声开“工程师治国”不良传统；“胡温”静观钓鱼岛，迫于民意选择游行示威，人民只能干瞪眼、眼巴巴地任由“暴徒”，砸自己同胞车的邓式衣钵传承。

孽障，全在党的不良传统。

由此不难看出，“政改”的最高价值目标，应切实锁住民权至上，法制至上。

舍此，中国人民永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