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比较清明，君臣相对廉洁，腐败的问题并不严重，但经过几代人之后（往往只要两三代），官场变得昏暗，腐败层出不穷，继而如决堤洪水一般汹涌而出。到王朝的末期，官场黑得像墨一样，腐败问题常态化，弄得民怨沸腾、人心尽失之时，王朝末日也就来临了。

　　腐败，是古代专制王朝难以根除的顽疾，和专制王朝相伴始终。但是，腐败的表现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呈现出周期规律。大致来说，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比较清明，君臣相对廉洁，腐败的问题并不严重，但经过几代人之后（往往只要两三代），官场变得昏暗，腐败层出不穷，继而如决堤洪水一般汹涌而出。到王朝的末期，官场黑得像墨一样，腐败问题常态化，弄得民怨沸腾、人心尽失之时，王朝末日也就来临了。

　　我们仅以清朝为例，看看这个腐败周期的表现。

　　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们还保留着不少关外游牧民族淳厚朴实的作风，和晚清官场的贪墨胡为形成鲜明对比。有些贪官污吏在明朝没有遭到惩处，卖国求荣、归顺清朝后却因为贪污而遭到严惩，即使立有建朝大功者也不能免罪。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亲自对朝野官员进行大范围的考核，共有969名官员因为违法违纪问题而受到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此后，朝廷对官员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

　　康熙年间，天下欣欣向荣，国库开始充盈，但朝廷继续保持相对廉洁。当时的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甚至还出现了于成龙这样堪比海瑞的一代廉吏、万古楷模。接下去的雍正年间，腐败问题有所抬头，但雍正皇帝雷厉风行，严刑峻法，自上而下对腐败保持高压，处罚了上至亲兄弟，下至地方胥吏的腐败分子。因此，腐败势力在清康、雍、乾盛世的前期，还不敢公开抬头。

　　乾隆时期，腐败现象走出谷底，开始强劲上扬。乾隆四十年以后，腐败公行，“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狭制，无可如何”。官场已经和市场无异，政务也变异成了商品。

　　进入嘉庆、道光时期之后，官吏的腐败堕落呈恶性膨胀之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细微吏员，玩忽职守、敷衍怠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官场一切公事，皆点缀了事，就连御林军官兵都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

　　咸丰以后，清朝加速腐败，百姓怨声载道。天地会曾在告示中称：“照得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太平军颁布的檄文则说：“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民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可见，腐败问题不仅放大了其他社会矛盾，对晚清乱象推波助澜，还要为清朝的灭亡和晚清中国的沉沦负上很大的责任。

　　这样的“腐败周期律”并不只存在于清朝，放到其他朝代也同样有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周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套用现代用语，就是官场中人的“信仰”不断丧失。

　　所谓的信仰，在古代官吏的身上体现为对儒家道德的认同，对仁、义、礼、智、信的个人操守的坚持，对廉洁奉公、为民做主的执政理念的实践。在王朝建立之初，新政权的君臣们因为亲身经历了前一个朝代的覆灭过程，或深受其害，或是前朝的背叛者，因此，他们对腐败问题和人亡政息的关系有着深刻认识，对个人操守比较坚持，再加上社会刚走出混乱，百废待兴，他们的进取心也比较足。所以，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政治清明，君臣廉洁。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连剥皮抽筋、诛灭满门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遭受元朝贪官污吏的剥削迫害，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剧。父母死后连包裹尸体的破草席都没有，还是幼小的朱元璋和哥哥拖着双亲尸体去荒郊野地埋葬的。此后，朱元璋当小沙弥、做乞丐、扛枪造反，真正是苦大仇深，和贪官污吏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在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一接到某人贪污或枉法的报告，很可能就联想到贪赃枉法的元朝官员、父母的悲惨结局。这样一来，贪官污吏在朱元璋时期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遗憾的是，这种仇恨会随着老一辈人的逝去而消失，进取心也会在安逸中被消磨殆尽。朱元璋的忆苦思甜，对嘉靖、万历等后辈皇帝是没有作用的。清朝定鼎中原的实际主持人、摄政王多尔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用，所以贤者皆抱恨隐沦，不贤者多夤缘幸进……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这样的认识，清朝的末代摄政王载沣是万万没有的。就连清朝中期的曹振镛，虽历事三朝，也只有多磕头少说话的认识。

　　第二个原因，皇帝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单单说皇帝，而不说大臣呢？因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条条权力线索、不同的官僚系统，最后都要归结到皇帝那里。随着朝代更替，君主专制的程度越来越高，到了清朝，相当于丞相的军机大臣们都只能跪着记录皇帝的旨意，皇上由此实现了绝对的独裁。因此，皇帝个人的优劣关系到整体政治的好坏，也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重要因素。

　　同时，皇帝是贪赃枉法最大的受害者。官吏贪污的公款说到底是皇帝腰包里的，胡作非为败坏的是皇帝的圣旨律法，不作为则是将皇上的谆谆教谕当做耳边风，分明是把皇帝当做买单的冤大头。更可气的是，贪官污吏们腐败的恶果却要由皇帝来承担：国库被掏空，民心被弄丢，政务被败坏，最后皇上的江山也危险了。所以，皇帝比任何人都有反腐肃贪的动力和要求。

　　在实践中，权力越大，皇帝就越辛苦。高度专制的君主政体对皇帝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皇帝要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因为他要日理万机，每天翻阅如山般的奏折和文件。从汉武帝开始，每天就有太监不断地把竹简抬过来让他批阅，到雍正皇帝时虽然竹简已经改为纸张，但他每天还是要挑灯夜战批阅文件，只能在凌晨的时候睡上几个小时。每天面对文山、案牍是非常枯燥无聊的工作，没有超强意志力和职业道德的人是接受不了这份终身职业的。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就为要不要按时上班和开会，和大臣们闹了一辈子的矛盾，而万历皇帝则干脆拒绝履行皇帝的职责，躲进深宫几十年不出来。其次，皇帝还要有健壮的身体和极强的能力。既然不断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就要承担越来越大的工作量。

　　皇帝的工作是终身的，一天都不能停止，还要在纷繁复杂的危机、难题、抱怨、告状、申诉、邀功和鸡毛蒜皮中发现真相，分清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份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们总是能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西汉的刘邦，东汉的刘秀，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北宋的赵匡胤，清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都是真刀真枪在社会动荡中杀上来的。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而且对自己亲手奠定的江山十分珍惜，所以干起活来不会抱怨，更不会逃避。然而，即便是像朱元璋那样对腐败恨之入骨的工作狂也不能根绝腐败，那我们又怎么能奢望那些生在温柔富贵乡中，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子孙后代们会更加尽职做得更好呢？因此，皇帝的能力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反腐倡廉的力度一代不如一代，腐败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宽松。

　　第三个原因，作为腐败主体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强大。

　　无论什么样的信仰，什么内容的政策方针，都需要官僚系统来落实和执行。强大而稳定的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特色。一般来说，在王朝建立之初，草创的政府机构规模还很小，官吏人数也不多，加上信仰尚在、皇帝出色，所以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突出。但几代人之后，官僚系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很容易背离应有的宗旨，发展出独立的逻辑。那是一套保守、中庸的逻辑，以自私求利为目的。于是，官僚系统的部门利益超过皇帝和百姓的利益，也超越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利益。最可怕的是，随着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官僚系统独立的逻辑会不断强化，整个系统会越来越强大。

　　嘉靖皇帝即位时，内阁首辅杨廷和借新帝登基之际，用登基诏书的形式裁撤编制外人员14.87万人，仅口粮一项每年就可为朝廷节省漕粮153.2万石。应该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遭到了官僚系统的激烈反对。此后，杨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军团团护卫，否则便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裁员不仅直接损害被裁撤掉的官吏的切身利益，而且损害了与之相关联的圈子、部门的利益，多少人的生计和发展，多少部门的面子和权力都寄托在上面，他们哪能善罢甘休，能不把杨廷和视作头号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吗？所以，不断有人整杨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头，甚至朝杨家射箭，或者埋伏在杨廷和上朝的必经之路旁行刺。最终，杨廷和在强大的官僚系统面前败下阵来。这个事件警告后人，给官僚系统“瘦身”是异常危险的事情。

　　官吏们身处官僚系统之中，目的已经不是为国为民，而是纯粹追求个人利益。金字塔形的结构决定官员要想获取更多的利益，必须向上攀爬，追求升官。于是，王朝发展到中期，官僚系统无不以钻营为能事，以升官发财为目的。

　　嘉庆初年，被官场斥为迂腐而遭流放的洪亮吉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并感慨地说：“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这样的官场风气，使得各级官吏将公事视同虚设，甩开膀子贪赃、乱作为和不作为。比如清朝中后期，军队极端腐败。军官们的腐败手段远比不上直接管理百姓、负责财政和司法的文官们广泛，可他们依然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搜刮手段，如吃空额、克兵饷、冒功请赏、参与走私、贩卖鸦片等等，大小军官“全不以军务为事”，“寡廉鲜耻，营私肥己”，部队中官兵关系紧张、派系林立、纪律散漫、操演废弛，以至于出现水兵不识水性，骑兵没有马的怪事。就是这样的军队，清朝一直整顿不得，更是裁撤不得。因为军队的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欺上瞒下、抗拒监督的地步了。

　　乾隆年间，甘肃赈灾案爆发，牵出集体腐败的甘肃官场，其中仅布政使王亶望一人即贪污白银三百余万两。若依法办事，甘肃府道以上官员要为之一空。这显然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乾隆不得不从宽处理，法外开恩，没有将甘肃官员全部拿下。但即便如此，仍有56名甘肃官员被杀，46人免死发遣，而革职、降调、罚赔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在这里，官僚系统的集体腐败也产生了强大的力量，让执法者投鼠忌器，不敢依法办事。王亶望是捐纳做的官，乾隆皇帝认识到“纳资授官，本非善政”。他的孙子道光皇帝也感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祖孙俩就是不能废除捐官。直到八国联军把北京给占了，光绪皇帝才终于痛下决心，以上谕形式明确严禁全国捐纳买官。然而，因为捐纳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官府的财政收入、人情网络等等，所以一直到清朝灭亡，捐纳行为始终存在。

　　一个王朝在初期建立的许多制度，到中后期看来，仿佛就是天方夜谭。比如顺治帝对官员的三年大计，到乾隆以后就流于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维的过场。顺治帝一次性免去969名官员顶戴的壮举，到后期竟变为一个传说。再比如，顺治皇帝曾在1659年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官员贪污十两就抄家，衙役贪污一两就流放，照此标准，清朝中后期告别时互赠上百两“别敬”，每年夏、冬两季地方官员给中央各部委送几千两“冰敬”、“炭敬”的官场，人人都得抄家。

　　上面的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不过顺治曾规定御史奉差之后“不见客，不收书，不用投充书吏，不赴宴会饯送”，以杜绝腐败。这应该说是可以做到的规定，但如果后代御史不进行人际交往，不用书吏，事事都亲力亲为，估计没几天就被人搞下去了。这就是王朝腐败周期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