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暴风雨中的新生

    整顿党风后，进行审查干部的一般程序是: 由本人写自传，经过同志们提出问题，再由本人解答，并进行可能的调查，如有疑点，相信本人陈述，作出结论。当时党校二部的学员是县、团级干部，新学员刚开始入学。四部的学员是军事学院合并来的学员，是原党校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因此，党中央和党校决定不在二部和四部进行“坦白运动”，从而保证了这两个部的整风得以健康进行。党校校部决定先集中力量在一、三部开展坦白运动。一部的学员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及少数地级以下，等待召开“七大”代表。三部的学员是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文化工作干部。

毛泽东与康生

当时康生到处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内奸政策的新策略, 从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可靠, 必须重新评估的错误结论。随即中央党校的校领导举行了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动员失足的学员自首坦白。会上还讲到党内成分不纯，河南省从上到下的党组织都有红旗党的问题，河南所有的党员都是红皮白心的假党员！会场下面气氛紧张异常，学员们的心都忐忑不安地揪了起来。 由于党校的动员会把河南省委定为“红旗党”，河南的党员都受到了牵连。小组审干工作就从河南假党员开始审查。这些同志报告了自己的经历后，大家就日以继夜地轮番审问，不让他们休息，逼他们坦白。采取攻心法鼓励他们尽量坦白。谁坦白多些材料，就给予奖励，送上吃喝的东西。很多人都被车轮战折磨得晕头转向，造成他们的供词自相矛盾，直至他们承认在河南曾加入过国名党特务组织后，小组对他们的审讯才会停止。当时，《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就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个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就把纱布扯掉，终于死了。自从动员大会后，一部和三部的各个支部以规劝会、坦白会等大会小会相结合的形式，采用软硬兼施、武攻文诱等手段，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硬逼出了“内奸、特务、叛徒、红旗党”分子共190名。

坦白运动开始后，延安失去了过往平静和谐的气氛。舞会停止了，怨声取代了歌声，哭声取代了笑声，党校变成了躁动不安的批斗场，残酷的斗争开始了。修青原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过，有个同志悄悄告诉他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修青听后心急如焚，非常担心妻子的处境。周末他与秀堂见面时，就紧张地告诉她一些有关一部审干的事情。他听说，一部的学员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前妻，后离婚亦无子。她是大革命时期的留苏学生，长征干部，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听了动员大会后，情绪十分低落，认为党组织对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都不相信，感觉非常绝望。一天晚上，她用裤带勒住脖子企图自杀，被门外站岗的人发现后抢救过来。自此神经兮兮，自暴自弃，乱骂一气。她说自己命不要了，党籍也不要了，还害怕什么东西？还有学员曾志也受到了重点审查，她是陶铸的妻子，15岁就入党。她因病离开闽东苏区的这段经历，被小组和支部实行逼供，用车轮战白天黑夜的连番审讯，对她揪头发踢腿，像皮球那样推来推去，还把板凳翻过来，逼她坐在一条凳脚上。康生想通过整出她的材料再去整陶铸，硬要她承认是国民党特务。曾志被折磨了足足两个星期，就是不说一句瞎话，被支部认定为是顽固派放在了一边。这个运动把许多地下党组织说成是“红旗党”，把地下党员当成假党员来抢救，把被捕过的同志都当成叛徒。修青说完，不停地摇头叹气：延安这是怎么了，为什么陷入了人人自危的境地？

秀堂听后也十分难受，但她不敢告诉修青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因为西北党校的审干工作正是仿效中央党校的做法，坦白运动发展得越来越激烈。 党小组开始采用逼供信的手段，重新审查每一个学员，对报告人的经历提出了更严厉的质疑，态度十分过激。有些人要被反反复复的盘问后，才能做出结论。即使经历比较简单的同志也要十天半个月才能过关；经历比较复杂的同志至少要一个多月；经历有疑问的同志则拖的时间更长。秀堂因为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从事地下工作，还有参加过反动三青团和国民党的问题，她被党小组认定为有特务和叛徒嫌疑的人，成为了审查的重点对象。自从坦白运动开始后，党小组的成员发出质疑时，口气完全改变了，态度强硬，就像在审问敌人。往日可亲可爱的同志们突然变成了自己的敌对方，他们就像认定你是特务间谍般不依不饶，大喊大叫，对你百般侮辱。她的同学中，有的农村干部出身苦大仇深，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他们对秀堂就像对敌人般毫不留情。在审干过程中，秀堂一边承受逼供，一边不断反抗，她用新学到的理论名词指责这些过激行为。她说：“你们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也不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只管用你们的主观主义就判断我是特务，对同志实行残酷斗争，还采用这些无情打击的“左倾”手段对待一个共产党员。” 这一下更加激怒了他们，女支书气愤地说：“我们与你是敌我矛盾，这些名词是用来解决党内矛盾的，你已经没有资格使用共产党的语言，你是个国民党反动顽固派！要不是看在你怀孕的份上，今天一定饶不了你。这两天回去认真反省，星期一自己主动向党彻底坦白，如果坦白就会从宽处理，如果坚持抗拒就等着瞧吧！”秀堂心里十分委屈，她想不到为什自己么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建立并发展了16名共产党员的地下支部，现在却被党组织怀疑上了自己的身份。她倔强地咬着牙，心里就是不服！

晚上，修青已经入睡了，秀堂躺在窑洞的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了延安以后，一直心情愉快，身体好了人也胖了不少。可是，这些天她却开始失眠了，感到自己非常孤独、恐惧、无助、冤枉------，真是百感交集。一阵冰凉彻骨的寒意侵蚀着她的身体，她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寒颤。突然，肚子里的孩子猛踢了她一阵子。秀堂坐了起来，用的双手慈爱地来回抚摸着隆起的大肚子，也许孩子感受到了她极度不安的情绪，受惊了！怀孕已经有6个多月了，预产期在9月初。她怀着歉意轻轻地安慰着肚子里的调皮鬼。秀堂心想：我要坚强起来，为了这个素未謀面的宝宝，我一定要经受住党对我的考验。她冷静下来，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她对自己说：“我明白自己做地下工作的环境复杂，经常要与国民党的将士接触，要与社会各界人士来往，其中难免会碰到这个或那个特务间谍，党组织要严格审查我是必要的。只要我实事求是，坚持说真话，就问心无愧。打死我也不说半句假话，我决不能瞎说自己是国民党的人，我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秀堂总算昏沉沉地睡着了。在梦中她看到自己被一群凶狠狠的人拿着棍子追赶，她拼命地逃，跑啊跑，快跑不动了…… 她突然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前后找，左右找，到处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到，没有了孩子的踪影。也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她心疼得大声呼号……。修青被她的叫声惊醒，赶忙摇醒了她，发现她满额冷汗。修青一边帮她擦汗，一边安慰她说：“不怕不怕，你在做恶梦呐，”惊魂未定的秀堂说：“我梦见孩子不见了…… 我有不好的预感，修青，万一我们的孩子保不住，你千万……。”话还没有说完，修青就捂住了她的嘴。秀堂突然委屈地抽泣起来，她梗咽地说：“组织上已经不信任我了，你说生孩子还有什么用。我都保护不了自己，孩子怎么办哪？如果硬把我打成特务，组织一定会让你跟我离婚，孩子生下来也是活受罪，你也会跟着倒霉，孩子不如死掉！”修青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愤愤不平地说：“打死我也不会丢下你和孩子，我不相信共产党会不分青红皂白抓人。如果有人这样对你，我告也要告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去！”秀堂不想增加他的压力，擦干了眼泪叮嘱修青说：“你千万不要冲动，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只能找这几个人为我证明：邓颖超、钱瑛、叶剑英、陈毅、还有上海女青会的地下党支部书记陈维清大姐，记住啊，只有他们可以证明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除非他们也遭到别人的诬陷。另外李克农也了解我的情况，但是他就是社会部的副部长，正处在抓特务的风口浪尖上，也不可能为我出面。现在我们一定要沉默忍耐，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找他们！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牵连大家。我绝不会上当说自己是特务，所以我要做最坏的思想准备。”修青听见妻子说得那么严重，他开始冷静下来，关键时刻快到了，看来只能靠自己竭尽全力地保护秀堂，他把秀堂的话刻在了脑子里。秀堂迅速把手上的手表脱下来，戴在了修青的手上，说：“这么珍贵的手表由你保管会安全些，看见它就像看见了我。等一会儿，我把一些照片和家信收拾好，也交给你保存。”修青开始不安起来了：秀堂有些反常，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他不愿意追问下去，只是从后面紧紧搂着自己心爱的妻子，心疼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秀堂让陈凯悄悄把胡瑞英和尹峰约到了招待所，大家一见面就流着眼泪拥抱在一起。胡瑞英哭得最为伤心，因为她已经遭受了几天几夜的车轮战的折磨，肉体的疲惫痛苦容易忍受，可是被延安党组织怀疑，却深深伤透了她的心。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才好。秀堂强忍着悲痛说：“我们服务团的战友们正面临着延安党组织的严峻考验，现在，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党支部要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大家擦干了脸上的眼泪，脸上浮现出庄严肃穆的神色，在胡瑞英支书的主持下，服务团的4名共产党员正式开会讨论。秀堂发言说：“在坦白运动中，很多同志经受不住考验，“坦白”自己是特务。这一段时间，我和胡瑞英首当其冲被逼迫坦白。我们虽然在不得已的坏境下加入了反动党团，但是，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过去在国民党做地下工作时，党支部就经常提醒每一个党员，万一被国民党发现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都清楚知道应该怎么面对险境。不管严刑拷打，逼供引诱，绝对不投降、不叛变、不后悔，记住我们是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坚强战士。我们还有的姐妹们参加了新四军，遭遇了皖南事变，可能被捕了，也可能牺牲了，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她们比起我们的处境更加危险。当初，我们决心参加革命时，既然连牺牲生命都不怕，我们还有什么考验扛不住呢?“大家都表示，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绝不贪生怕死，委曲求全，坚持实事求是报告自己的经历。胡瑞英坚强地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相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如果妥协就是背叛共产党，在延安经受不住考验的人，如果被国民党抓住同样也是会投降的人。“延安大学和尹峰所在的单位都不是这次整风的重点，不知道陈凯她们是否能顺利渡过审干这一关。陈凯和尹峰再三叮嘱说：“听说有些人自杀什么的，你们千万要保重自己，不能走那样的绝路，到时更没法说清楚了，记住，我们还有彼此可以相信。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再见面了，但是心灵的联系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会后，服务团4个姐妹手拉着手，轻声地宣誓：“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绝不是国民党特务。我们有信心接受延安党组织的考验，决不动摇，相信最后一定会真相大白。我们要为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一生！”当大家看到秀堂日渐隆起的大肚子，实在很为她担心。秀堂告诉大家，明天就是三支部让她坦白的最后期限，如果她坚持不坦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秀堂说：“我一定要对得起尚未出生的孩子，不能让他出生后，背负上母亲是一个共产党叛徒的骂名！”大家临别时没有了悲伤，却会心的微笑起来，年轻的女战士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准备迎接明天的暴风骤雨！

第二天，秀堂回到西北党校三支部时，等待她的是七、八张阴沉的脸。大家看她还是不坦白，更是怒火冲天。有一个从白区根据地来的农村妇女干部梁某，她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她的全家因此受到牵连，被叛徒告密后全家十余口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她对敌人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她二话不说上前就揪住秀堂的头发，朝着她的脸上一连扇了几记耳光，打得秀堂眼前直冒金星。秀堂勇敢地直视她的眼睛，平静地说：“你打的可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无产者。”她楞了一下，放下了高举着的手，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其他人喊着说：“不要相信她的话，她就是个国民党的死硬派！。”这时，小组长开腔盘问道：“你要老实的坦白交代，在国统区坐过飞机和火车吗？”秀堂站在那里坦然地回答：“没有坐过飞机。在上海淞沪战争撤退后，服务团一直行军到江西九江时，才改乘南浔火车到达了南昌。”这时，只听见旁边的人议论纷纷：“看看她，居然还坐过国民党的火车，这就是很有力的证据呀。”有的说：“是啊，我们连火车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她却跟着国民党军队坐火车享福，还说自己是工人阶级，我看她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坐上火车可不是一般的人。她的叛徒嫌疑也实在太大了。”秀堂听到他们无知的议论后，简直哭笑不得，他们怎么会把坐火车看得如此严重，她实在忍不住想大笑，但只能强忍着不笑，可那嘴角却不争气地露出了笑意。他们被气得哇哇大叫说，你还敢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反动派！秀堂也懒得与他们争辩，就是向他们解释也是白说。她理解这些农村干部，他们一直以来呆在山沟里，从来没有去过城市，什么社会知识也没有，难怪有那么多没见过世面的误解，哎，只能原谅他们吧。由于盘问的时间太长，又不允许秀堂坐下，她的小腿肿胀了，腰酸背疼。她提出要去厕所。当她刚迈步时，僵硬的关节差一点就让她摔了个跟头。后来，审讯的人看她实在支撑不住了，也许是孕妇让他们稍微动了些恻隐之心，总算让她靠在墙跟坐在地上。他们继续审问下去，经过连续十多个小时的折磨后，总算让她休息了，但不让她回去自己的宿舍，临时安排她在旁边的窑洞睡觉。秀堂躺下后，浑身就像散了骨架子似地一动也不能动。怀着孕还要被长时间的逼供，腰疼欲裂的实在是太辛苦了。秀堂她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肚子里的小生命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煎熬。每天面对这样残酷的环境，会不会影响胎儿的健康成长，可能会影响婴儿的脑部发育不好…… 长夜漫漫，阴风飕飕……

修青在周末回到了延安，他兴冲冲地走进秀堂和胡瑞英住的窑洞，可是里面住了一些新来的学员，一问三不知。他感觉秀堂她们出事了，赶紧快步走到西北党校校部询问，才知道学校把重点审查的对象集中在一个临时支部，列为十五支部，主要是监管这些学员的学习、交代、坦白。修青着急万分，十分担心妻子的身体。他问清楚了她们的住地并拿了学校的通行条，就急冲冲地赶了过去。秀堂新搬的地方在离党校不远的山上，那里有几排窑洞，住着近100个有重大问题的受审者，窑洞前面还有两个持枪的战士站岗。修青走近时被拦住了，当他出示路条后，一个战士把他领到了临时支部的大窑洞里。支部书记叫来了秀堂所属的小组长，他带着两个同志进来了。他严肃地对修青说：“你就是任秀堂的爱人？我们可以让你们会面一个小时。但是，她在小组的表现很不好，不反省不坦白，这是与党作对抗呀。你的情况我们也了解过了，曾经是周恩来同志和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司机，政治审查是过关的。但是你的妻子参加过国民党的反动党团，很有可能就是叛徒、特务。你在思想和立场上要与她划清界限，不要再给她欺骗你的感情。我们认为她和你结婚的目的有很大的问题，疑问也太大了，你比她小3岁，肯定是她先故意勾引你的。因为他知道你是李克农、周恩来的司机，想通过你获取敌方想要的资料，你可不能小看她的险恶用心。等一下安排你们见面，你可要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好好劝她坦白，你看延安有多少坦白的特务都成了“解放”战士。“说完他还指了指旁边站着的一个男同志，说他就是最好的例子，坦白后就被解放了，那个同志脸上堆着尴尬地笑容。修青不想当面招惹他们，他要尽快见到妻子。他问道：“李克农同志也认识秀堂，你们去调查了吗？”组长回答：“当然去了，李克农说他确实在桂林认识了任秀堂，她也向组织上汇报了集体加入反动党团的事情。我们支部认真研究过，她是事后才向李克农汇报的。她在加入三青团时，也确实询问过叶剑英，可是加入国民党时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为她证明。她说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样的事谁能说得清楚？没有证据说明自己的清白，谁也不能担保她呀！除了坦白这一条路，她才能自己救自己。只要她愿意改悔，党会从宽处理，放她一条生路的。”修青在那里呆愣了许久，脑袋像空白了一样。

一个女同志把修青带到秀堂住的窑洞里。秀堂见到他眼睛一亮，掩饰不住的欣喜异常。修青很想拥抱一下妻子，可是碍于有人在旁监视，修青只能紧紧握住她的双手不放，眼睛仔细地上下打量着秀堂，看她是否被人打伤了。秀堂使劲挣脱他的双手，小声说：“我没事儿，你放心吧！他们只是安排我做记录员，旁观别人受审。”修青用手摸了摸她的肚子，关切地询问：“我们的宝宝怎么样呢？”秀堂点了点头，给修青倒了杯冷开水。修青从挎包中取出了10只卤水熟鸡蛋，两只卤水熟鸡腿，还有三个空心小白膜，是陕北的夹肉馍。他把所有食物放在桌子的报纸上，细心地剥去鸡蛋壳，把鸡蛋塞进了秀堂的嘴里。看着她狼吞虎咽地吃着香喷喷的鸡蛋，心里总算有了些安慰。那个女同志看不惯他们之间这些温馨的举动，就故意说：“修青同志，你忘了组长的交代吗？要跟她划清界限呀！像你这样好的男同志，为什么要对国民党的特务这么好。如果任秀堂再不坦白交代，我看你趁早跟她离婚算了，在延安可以找到更好的革命伴侣。”修青气得腾地站了起来，厉声教训她说：“你站在那里妨碍我了，叫我怎么说呀！如果我不能完成你们组长交代的事情，可就要怪你了。请你站到窑洞外偷听好了，我不想看到你的脸！”女同志被他猛的一吼，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赶紧走出了门外。修青见自己这一招很灵，就迅速把妻子搂在怀里吻了一下，又赶紧分开了。秀堂看着他那个调皮的样子，捂住嘴偷偷笑了。修青看着她笑着的模样，心里感到越发疼痛：秀堂可能已经很久不会笑了。为了抓紧时间说话，他故意大声的把刚才组长的话重复了一遍，也想让秀堂清楚知道她自己的处境。特别说到有关李克农的那段话时，还暗示看来李克农不可能帮上忙了。秀堂一边听一边做手势，表示她了解清楚了。门外的女同志对着窑洞里喊话说：“修青同志，你们见面的时间还有10分钟了。”修青急得一拳砸在桌子上，秀堂知道离别的时间快到了，就赶快在床上拿出自己缝制的蓝土布薄棉背心给修青穿上，这背心可以穿在里也可穿在外，套穿在修青的身上刚好合适。秀堂淡淡地说：“棉背心最适合干活时穿，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以后不要再来了，不见面更好，见了更加不好受，你说是吧！”修青抓住她的手，直视着秀堂的眼睛，话中有话地说：“你的身体很不好，我会去找中医给你开些补药保胎，听见了没有？一定要等我的中药呀！”说完，他用手在一个白馍馍上点了点，暗示那里藏着什么。秀堂想起就像当年在国民党做地下秘密工作时的联系方法。他用力掐了掐秀堂的双手以示约定，秀堂被他那不顾牵连都要保护自己的真挚情意深深感动。秀堂不想让他离别时难过，就用满脸的笑容送走了自己的爱人同志。秀堂回到窑洞后，迅速从白膜中取出一个小纸卷，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风大，捡叶，保暖。秀堂明白他说的意思是“整风的形式更严峻了，我会去见叶剑英的，保重！”秀堂把纸片放在嘴里就着白膜，喝口开水咽了下去。

修青走出那个审干“监狱”后，狂奔到山上，他气喘吁吁地用手扶住一棵大树，悲愤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淌。他冲着山沟深处放声大喊：“为什么，为什么呀！”他要把心中那些积郁已久的痛苦释放出来，他想不通为什么共产党不相信忠诚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共产党要奖励那么多坦白的特务！为什么共产党要强迫真正的共产党员承认自己是叛徒！…… 太多的为什么，太多的不理解，太多的疑问……，总之就是感觉一切都不对劲。延安怎么变成了一个不做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不允许讲真话的地方。这么多进步青年挣脱国民政府的统治，从全国各地奔赴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理论相结合，准备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奉献自己的一生，可是竟遭到如此残酷的折磨打击，延安的许多青年几乎绝望……。修青想：我该怎么办呢？找叶剑英真的有用吗？可叶的前妻也自杀未遂呀。谁才能真正救出我那可怜的妻子和腹中的孩子呢？一股激愤的血液涌上了脑门，修青用两个拳头使劲敲打着自己头疼欲裂的脑袋，还是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突然他想起，昨天在安塞边区政府碰到县长邵清华和保安处的几个同志迎面走来，自己正要向她问候交谈时，被她用奇怪的眼神制止住了。当时感到有些异常却没有细想，现在回想起来，县长邵清华好像是被人押走的，难道她也出问题了吗？修青整理了烦乱的心情，就赶紧去中央组织部了解最新的情况。

修青从组织部的同志那里得知，县长邵清华确实被关押起来了。听说是由一个坦白干部揭发她是叛徒特务。邵是江苏人，出生在辽宁营口，1935年参加革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听了这个消息，修青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想，还是先到延安大学，找秀堂最信任的姐妹陈凯。他们约在桃林下见面，这里是过路人最喜欢停留的地方，在这里见面就像是不期而遇，交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陈凯得知秀堂和胡瑞英已被关押很是担心，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帮上忙。她告诉修青说：“支部讨论过我的个人经历，认为我当时是按照服务团地下党支部的决定才集体加入反动党团，他们已经到西北党校了解了秀堂和胡瑞英的情况。胡瑞英是支部书记，秀堂是组织委员，既然她们已经被重点审查，我的问题就被暂时挂了起来，等她们的审查有结论后，再给我下定论。到目前为止，我和尹峰都没有被逼迫坦白。”陈凯认为修青最好去找一趟叶剑英，把服务团当时所处的情况说清楚。因为八路军驻南昌办事处的黄道被害后，服务团地下党支部只能按照叶剑英在南岳干训班时的指示精神，决定让大家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修青认真了解了服务团的情况后，对陈凯说：“我一定把全部情况向叶剑英同志汇报，秀堂再三叮嘱我，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找他。我还是先沉住气，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再找他。”这时，林衍和一个男学员走过来，他们都互相认识，这个学员也是个华侨，好久不见，他竟留了一脸络腮大胡子，几乎变了个模样。林衍嘲笑说：“他快变成了孙悟空，小孩看见他就直哭。你快把那些乱糟糟的胡子剃掉吧！难看死了。”他呵呵地冷笑两声，话中有话地对修青说：“老兄，等什么时候这里消灭了主观主义的现象，我才会把胡子剃掉！”大家会意的互相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

５月１５日共产国际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２２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２６日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6月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同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50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时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都在前线抗战，边区只有三、四万留守部队。面对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叶剑英建议破例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毛泽东和朱德接受了他的建议，通过各种渠道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及时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行径，迫使蒋介石改变计划并下令收兵。叶剑英此计成功解除了边区迫在眉睫的危险境地。

叶剑英在延安

７月１日　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下列数语：“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由于党中央当时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未能及时纠正审干工作中已经发生的逼、供、信错误。由于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定。7月15日那天，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社会部部长康生，在杨家岭大礼堂向延安干部大会作题为《抢救失足青年》的报告。延安所有学员和工作人员都出席了大会，修青看到另外一边坐着那些被羁押的1000多个所谓敌特嫌疑人，他们全部集中在一起旁听报告，秀堂也坐在这些“敌特分子”的行列里。修青远远看到妻子挺着大大的肚子，艰难地坐在黄土地面上，心里的滋味就别提有多么难受了。讲台上的康生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小八字鬍，一副有教养且知识渊博的神态，他在冗长的报告中指出：“……三个月前，我们向每一个人通告，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间谍和特务，想要消灭我们……，党中央有一条宽大政策，号召那些青年重新做人，改过自新，摆脱特务们的陷阱。在最近三个月里，在党员和非党员的努力下鼓舞了许多失足者和受害者；使他们接受党的号召，挺身而出大声谴责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因为他们扼杀了中国的青年人。迄今为止有450人向党作了交代并代表达了悔改之意。为什么共产党要如此费心地来拯救你们？是因为党想要你们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被骗取为敌人服务。你们当中那些迷失方向的人，要下定决心，要神智清醒地向党表示悔过，抛弃特务的外衣，扔掉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大声揭露你们所蒙受的欺骗、侮辱和损害，坦诚你们所犯下的罪行。共产党欢迎你们这些失足者成为中国人，反对日本，为国家服务……。你们中谁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强奸过和欺骗过，被吸收进第五纵队，由于你们的幼稚和无知，由于你们企求名声和利益，害怕死亡，陷入了特务的陷阱……，我们替你们担心，害怕你们会去自杀……。当一个人向党交代的时候，我们马上消除有关他的证据，把他的名字从特务的行列中除去，我们感到欣慰，因为他成了有觉悟的人，共产党又拯救了一个人！……最后我们警告那些不愿意坦白的人，我们保持宽大的政策，但是宽大是有限度的……，我们警告那些顽固地拒绝醒悟的特务，觉醒吧，尽快地觉悟和转变。拯救年轻的失足者这件事上，我们有一颗菩萨的心肠，但是为了镇压顽固的特务，我们也有铁一般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悔改，甘为选择充当敌人的第五纵队，那时我们将采取严厉的方法消灭他们。”他那歇斯底里地嗓音散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象阴风渗入了台下听众的耳朵。每一个“敌特”分子听了这个报告都被绝望的念头淹没了。当时这个报告被称为恐怖的信号，实际是一种诱骗高压，使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惧万分。

            康生

由于康生把敌情形容得特别严重，他的演说强调，清除内奸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他说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他的报告掀起了继续追捕敌特的高潮。党校接着又动员开展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多数党员接受了康生的说法。各个支部采用更加残酷的逼供信手段，威逼一些同志承认自己是特务，致使整风中的审干运动脱离原来的轨道越来越远。被羁押中的许多青年人显得惊慌失措，无助，就像惊弓之鸟。有些人开始瞎编自己的错误或告发其他同志以求自保。党员们被关押、审问、拷打，直至作出认罪招供为止。延安的空气中弥漫着阴森森的恐怖气氛，不断听到有学员自杀的传闻，有上吊、跳岩、割腕……。晚上，原本静悄悄的山岗上，传出一阵阵的喝骂声、踢打声、惨叫声，那凄厉的叫声越过山岗、山梁、树林，断断续续地飘向山野；冤屈的哭声穿过土墙、窑洞、学校，此起彼伏地传向四周,让人胆颤心惊，不寒而栗。此后在各种各样的坦白拯救大会上，越来越多的干部“自愿上台坦白”。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城镇、乡村都开始了“全线进攻、日夜抢救”，把边区搞得乌烟瘴气。

西北党校的状况也不例外，将被关押的人员分为好几个小组，小组内的学员互相提问、互相审查、互相批斗。小组在这些问题学员间制造互相猜疑，从而达到分化瓦解，孤立少数的顽固分子。审讯室内不分昼夜地拷打着那些青年干部，不断有经受不住折磨的青年投降认罪，他们马上得到宽待，伙食丰富了，拷打停止了。虽然秀堂因为怀孕没有再受到刑讯逼供，但是她要坐在审讯室记录审讯的口供，每天都要经受痛苦的精神折磨。她看到个别老红军抱着对敌人毫不留情，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狠狠修理着那些不肯就犯的顽固“敌特”分子。最可恨的就是那些“坦白分子“，刚被解放出来就参加批斗别人。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行，竭尽全力表现自己的忠诚，尽量争取立功赎罪的机会，因此在批斗别人时就更加心狠手辣。秀堂最痛苦的莫过于看到同志们被各种刑法拷打的情景。秀堂看到有个别做地下工作的党员被皮带抽得衣衫破烂，皮肉绽裂，鲜血直流，还坚强地咬紧牙关，不乱咬其他同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表现出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意志。这种同志让秀堂佩服万分，心里以他为荣，心里为他淌血。学员中坚持不肯坦白的“顽固分子”已经寥寥无几。有的学员不堪忍受冤屈宁肯自杀，放弃了生命；有的学员为了自保，宁可出卖同志；有的学员坦白后加入了折磨受害人的行列；有的学员利用宽大政策诬陷栽赃他人……。秀堂坐在一旁看尽了人性的百态，记录了延安 “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黑暗时刻，见证了康生以审干为由摧残了许多饱受无妄之灾青年的理想和生命。

一天晚上，一帮人把被拷打得血淋淋的胡瑞英抬进了窑洞，扔在了炕上。组长对秀堂说：“明天你不用来审讯室作记录，留下来看管她吧。”说完，他们就甩手而去了。秀堂看到被打得昏死过去的姐妹，心疼得流着眼泪呼唤着她的名字，快快苏醒吧！决不能倒下去，只要活着，可能还有希望，可能还有明天！秀堂用湿毛巾轻轻地擦拭着她脸上和身上的伤口，血污布满了她的口鼻，衣服都被鲜血染红了。秀堂多么想代替她去受刑，多么想由自己承担全部责任。秀堂开始不断地自责，她精神恍惚地想：“是我发展了胡瑞英在服务团加入共产党；是我带领着服务团的10个女兵去南岳干训班学习，亲自向叶剑英请示加入三青团的问题，当时胡瑞英留守驻地并不在干训班；是我向服务团地下党支部传达叶剑英的指示精神，让服务团的姐妹们不要暴露自己而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是我到桂林办事处与党组织接上了头，服务团大部分的女兵才撤出转到了新四军，她们在皖南事变中才会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胡瑞英、陈凯和尹峰来到了延安学习，才会被党组织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我是因为怀了8个月的身孕才侥幸不被打，胡瑞英却背负起我的罪过，惨遭毒打和迫害。秀堂深感是因为自己的罪孽才使得姐妹们受苦受难，强烈的负疚感让她痛哭失声。胡瑞英苏醒过来了，秀堂擦干了眼泪，小心地喂她喝水。秀堂深感歉意地说：“对不起！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我不该让你加入共产党，更不该让你加入国民党，我无意让你卷进这个漩涡中，可是却让你受了这么多冤屈的苦头，我……。”胡瑞英艰难地说：“我……什么都……不后悔，党……不再信任我。秀堂，……说真的，我好想……死！”秀堂慢慢地在她的身边躺下，轻轻地重复她的话：“我也好想死啊。”肚子里的孩子似乎听懂了母亲的话，用他的小脚狠狠地踢了几下。秀堂有气无力地摸了摸肚子，她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我在黑暗中一点儿光亮也看不见，康生说了如果再不坦白，就要消灭我们，看来是要走到路的尽头了。想想也是，只要自己不去想念修青，只要自己不要肚子里的小孩，单身一人还有什么牵挂，我就可以豁出去了！秀堂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后，作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她看见胡瑞英已经睡着了，就起来给她盖好了被子。

秀堂用手提着空水桶走出了窑洞，走向学校自己建的蓄水池旁，那里有个很陡的斜山坡。秀堂看见水池边没人，就用木桶在水池里取了一桶水，她把水泼在脚边的斜坡上，然后故意往湿漉漉的泥地一踩，整个人笨重地摔倒在地上，身体背朝天的顺着斜坡飞快的滑了下去。秀堂不但没有控制自己的身体，还使劲地试图要翻转自己的身子，她想把自己的肚子翻压在地面摩擦造成意外流产，可是老天没有遂她的意。由于下滑的速度太快，她已经摔倒在山脚下。她的肚子不停地抽搐，身体和手脚的皮肤都擦伤了。这时，只听见水池边有个女同志在上面大喊：“什么人？是谁在下面呀？”夜间的声音格外响亮，不一会儿，从窑洞跑出来了好些人，有的人点起了火把照亮了斜坡，大家终于发现秀堂躺在斜坡下呻吟着。组长跑出来训斥道：“怎么了，又发现有人自杀了吗？”他们仔细判断了一下，认为是不小心滑倒的意外事故，于是用担架把秀堂抬回窑洞。秀堂心里着急地想：怎么这么大的动作都不能把胎儿弄下来呢？卫生员用听筒在她的肚子上听了听，看来胎儿还好，就在她满是擦伤的皮肤上消毒包扎。秀堂折腾了半天后，累得倒头就睡了一宿。清晨，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她的肚子里照样闹腾着。她叹了口气，摸了摸这个生命力极强的小宝宝。起床后，秀堂似乎还不甘心，她在窑洞里尝试站到小木凳上，再双脚猛地跳到地上，看来行不通。接着她看了看那土炕，估计了一下高度，也许从上面跳下来会有用吧。胡瑞英已经醒了有好一会儿，她看见秀堂忙上忙下，正在做着一些奇怪的动作。当秀堂爬到了炕上，正准备往下跳时，胡瑞英起来一把揪住了她的裤子，厉声说：“你要害死自己的孩子吗？”秀堂愣了一下，慢慢地坐在炕上。胡瑞英紧紧地拉住她的衣服不放，死死地盯着秀堂，眼睛里充满了责怪。秀堂给她看得低下了头，说：“我不想要这个孩子！虽然这个宝宝是修青的心肝，但是我决定与修青离婚，不能把孩子留下来负累他。没有孩子后，我可以向组织上要求承担一切责任。我认真考虑过了，你、陈凯和尹峰把责任推给我就行了，用我一个人的命可以换来三个姐妹的性命，很划算呀！要不是这样，他们会把你打死或枪毙！陈凯和尹峰也逃脱不了我们的遭遇。” “傻瓜！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服务团的共产党员要同生死，共命运的。我们都不怕死，委曲求全的活着比死还要难得多。….. 你看，你怎么都伤成这个样子，以后不许你再跳来跳去的。你怀的孩子都有8个月了，等生下来再看情况，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嘛。”秀堂听了这番话后，不禁泪流满面，说：“这个孩子怎么那样耐摔，看来是个非要出来受苦的傻孩子。好吧，我听你的，我答应你不再做傻事，顺其自然吧！”这时，胡瑞英才把紧抓住秀堂衣服的手松开了。

自从听了社会部康生的报告后，修青感觉眼前一黑，精神都快崩溃了。第二天，边区保安处开始到处抓特务，形式更加恶化了。修青心里急得要命，他又到了西北党校临时支部所在的窑洞看望秀堂。他在支部窑洞急切地等待与妻子见面，等了好一会儿，一个做看守的边区女干部走进来，她十分不耐烦地说：“这个任秀堂，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顽固分子！哼，看她还能猖狂多久。修青同志，你不应该对她抱有任何幻想。她叫我转告你，她的问题一天没有弄清楚，就绝对不和你见面！”秀堂一是怕修青看到她身上缠满了纱布，二是想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不要受自己牵连。修青急得没了办法，他了解妻子十分倔强的性格，她绝对不会胡乱“坦白”，也不会说出一句不负责任的口供，如果她被冤枉定罪，就很有可能会被当成特务枪毙的。修青已经在社会部的同志那里了解到不少对敌特的处置方式，有不少人已经被杀害了。同时，他的心里也油然生起了对秀堂的尊重和敬佩。在如此困境中，她仍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清白，保持了坚定、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妥协、不乱说、不乱咬、不怕死。只认定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

叶剑英在延安

修青认为这就是关键时刻了，他急忙到延安自然科学院找了叶选平与他商量。选平是个有义气的青年，他爽快地说：“嫂子有难，救人要紧，我们走吧！”两兄弟不敢耽搁就前去中央军委找参谋长叶剑英。军委原来只设一、二、三局，自从叶剑英由重庆返回延安后，他亲自主持成立了四局，主管教育和行政，同时在各局实行精兵简政。修青和选平到达时，刚好碰上叶剑英准备吃中午饭，他招呼选平，修青两人坐下吃饭。饭是由大米、小米、土豆煮成的三和饭，有白菜和豆芽，有一碗红烧土豆和几片猪肉。选平在父亲面前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修青心里有事喉咙发干，怎么也咽不下去。叶剑英对着这个小老乡用客家话说道：“小叶，我们可是同姓三分亲呐，还是客家老乡，不用客气，快夹菜吃吧！”饭后，叶剑英听说修青的妻子任秀堂从四月开始被审查关押至今，是因为在服务团南岳干训班时加入了三青团。另外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不暴露服务团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服务团地下党支部才决定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之后她也向桂林、重庆办事处作了汇报，从来没有向党隐瞒此事。现在她已经怀孕8个多月了，就是不肯“坦白”自己是特务，坦白就意味着背叛共产党。就算被拉去枪毙，她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修青还说非常担心妻子的身体，她的预产期大约在9月初，如果她继续被当成是特务羁押，那对她生孩子会不会有影响呢？说着说着，修青忍不住伤感万分，几度梗咽。叶剑英听着听着忍不住满腔怒火，他攥紧拳头，气愤地说：“社会部到底怎么搞的，明明向我了解过上海服务团的情况。她们这些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多么不容易，参加抗日服务有罪吗？现在逼她们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不是硬逼着她们背叛革命吗？当年为了保护她们的安全，我才同意她们加入反动党团组织，那也是环境所迫，难道让她们直接拒绝，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吗？这个康生……，嗨，简直太岂有此理了！”说着，他硕大的拳头砸在了木桌上，震得碗碟哐哐直响。警卫员赶紧走过来把桌子清理干净。叶剑英安慰修青说：“你不要太担心了，是我给指示她们的呀，秀堂有事就是我的责任。如果秀堂有什么紧急的情况，马上让选平告诉我。你是周恩来的司机，他已经回延安参加整风了，我正要去杨家岭看望他。”修青听到周恩来回到了延安，眼睛顿时一亮，心里充满了希望。

1943年 周恩来

当时处在重庆国统区的南方局，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进行了整风学习，中央经常将学习材料和历史文件陆续发送给他们。周恩来在南方局整风学习中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7月16日，周恩来和林彪从重庆返回了延安。 8月2日，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参加晚会的达到两千多人，毛泽东及许多中央领导也都出席了晚会。欢迎会由李富春主持，任弼时代表中央致了欢迎词。周恩来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他的讲话对于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个有利的推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已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红旗党，”。这给周恩来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认为周恩来一干人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是靠不住的人。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的社会部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恩来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吃惊的看到：延安各学校和机关单位在10多天内就搞出大批所谓各种各样的“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CC党、复兴党、汉奸、叛徒、红旗党”等等被抢救出来的失足者，各部门都在千方百计的企图从内部多挖些特务、间谍、叛徒等等。延安出现了特务如麻，草木皆兵的不正常现象。特务越多如牛毛就越造成延安被敌特颠覆的现实更加真实可信，康生就越能证明，实行逮捕和严刑拷打逼供被怀疑的受审者是多么正确有效的行动啊！康生最后还宣称，经过认真负责的审干工作，证实在延安的年青干部中，有约80%的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中央秘书处有60余人，其中有10余人被打成特务。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有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特务达96%。军委三局通讯学校有师生200余人，就挖出170多名的特务。据延属分区保安处统计，全分区有394名干部坦白，6300余名群众坦白。。延安党校和各大学的干部有10000余人，被抢救者竟达1025人，占10%。抢救运动中，边区保安处将各外勤据点的人员集中到延安进行审查，使保安系统的外勤工作一时陷于停顿，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周恩来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的高级干部深深感到这次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中央书记处的任弼时非常气愤，对周恩来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30000多人，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0%，其余的都是从初小毕业，十几岁的娃娃怎么能都是特务呢？”周恩来也说：“国民党有100万党员，学生党员只有3万，怎么会都派到延安来？”徐特立多次质问康生，你说那么多同志都是特务，拿出证据来！在审干和抢救运动期间，叶剑英向中央负责人反映军委直属机关抢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明确表示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不能这样搞运动。但是叶剑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以叶剑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社会关系广泛，不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叶剑英虽未被隔离审查，但两次被剥夺参加讨论内战时期中共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据苏联驻延安观察员透露，叶剑英对康生深恶痛绝。当时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掀起抢救运动的重要干部外，延安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但是大都不敢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在肃杀的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没有人敢于对康生的方法提出非议。延安的一些重要干部、中央委员等都已经中断私下来往，大家在公众场合中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和小心。期间，敢于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抢救运动做法的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在审干初期，高岗原是一个积极分子，但随着抢救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他也感到抢救运动的作法过激，他曾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看法。任弼时处于权力核心，为人正直，他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运动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张闻天虽然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他却直接向康生表示对抢救运动成果的怀疑，指责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张闻天与那些明哲保身的其他高干相比，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着的正义感。

当时，日本侵略者、敌伪和国民党派遣特务打入延安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是真实的，认真审查干部也是必要的。但是，审干活动逐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演变成了康生掀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把王明过去那套肃反运动扩大化的错误在延安边区重演，对很多革命同志的伤害极为严重。延安的高级领导干部开始秘密反对康生和他的恐怖运动，对抢救运动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了毛泽东那里。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谈话，问道：“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重大的泄密事件？”周恩来针对审干工作中出现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当即表示要纠正这种错误做法。他说：“有人说四川地下党是红旗特务党。我是南方局书记，我怎么就没见到那里有特务！” 他指出对冤假错案，一定要进行甄别。考虑到这些意见及舆论的后果，毛泽东在７月３０日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明确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社会部的李克农是康生的副手，运动开始时，他按照中央的精神积极投入锄奸反特的工作中，随着坦白运动和抢救运动的深入发展，他感到自己在社会部已经迷失了正确的方向，他陷入了极度的疑虑当中。他看到康生利用手中的权利，极端无情地扼杀了许多进步青年的政治前途和生命。过去和他一起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的不少战友和部下都在劫难逃，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已经瘫痪，社会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受到了牵连，日常工作几乎到了无人工作的地步，运动中的扩大化错误日益严重了。他亲自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指示说：“不要随便作结论，谁的结论错了，就要给谁平反，要纠正扩大化的错误。”李克农有意识的与康生拉开了距离，开始了自己对抢救运动问题的独立思考。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窑洞前

有一天，延安的一位同志给修青带来了口讯，说邓颖超大姐想约原来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的同志聚会，修青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兴奋，他真的很想见到可亲和蔼的周恩来和邓大姐，与他们分别已经有二年多了。那天，修青从安塞县选了些红枣、花生、杏仁等土特产带上，一大早就来到了杨家岭周恩来的窑洞前。警卫员是他在重庆办事处的老相识，他看到修青后很高兴，说：“你来得真早啊，周恩来和邓大姐快出来了，你先坐下等会儿。” 警卫员和修青聊了起来，还对他说周恩来从西安返回延安的途中，遇上了下大雨，于是大家临时决定住在洛川的一家旅馆。吃饭的时候，他想买好一点的菜给周恩来和林彪吃，可周恩来说：“来一个白菜豆腐汤、炒一盘豆腐菜，这就很好了。”警卫员就说您要的豆芽菜、白菜豆腐汤都没有了，只有红烧肉，炒肉片和炒鸡蛋。周恩来知道他的心思，笑了笑，说那跟他们商量吧，还是来个炒豆芽，吃起来可口一些，吃那么多的肉干什么。周恩来看到他还撅着嘴，就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延安的同志还在吃黑豆，吃山药蛋，我们应该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聊着聊着，其他同志也陆续来到了，大家互相寒暄问好。这时，只见周恩来和邓大姐先后走出了窑洞，向大家热情打招呼。修青抢上前与周恩来握了握手，周恩来的手臂虽然受伤变形，可是握手时的力气却相当有劲。邓大姐见到修青高兴地说：“啊，是小叶呀，两年不见都长成熟了，太好了！”修青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亲人似的愉悦安心，就像回到自己家一般的亲切自然。周恩来简单向大家询问了在延安整风学习的情况，因为要去杨家岭见毛泽东同志，于是他就先行告别，让邓大姐代替他招待同志们。

邓颖超在延安

这时，修青让警卫员把窑洞里的桌子搬了出来，他把带来的土特产摆了一桌，大家开心地围着邓大姐，坐在地上边吃边说，热热闹闹。修青在一群人之中，显得格外的沉默，邓大姐注意到他的变化，就特意询问他，说：“小叶呀，你的近况好吗？”修青回答说：“我在党校学习了半年，就分配到安塞县边区政府，主要做征粮、运盐、供给方面的工作-----。”还没等他说完，有一个女同志就插嘴说：“小叶已经结婚了，可能快做父亲了！”邓大姐一听，很感兴趣地问：“哦，那位幸运的女同志是谁呀？”修青有些迟疑地说：“ 她叫任秀堂，原来是在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地下党员，现在已经怀孕8个多月了。” 邓大姐阅人无数，可是记忆力却惊人，她马上就说：“哦，你的妻子就是任秀堂吗？我们可是四、五年前在武汉保卫战时就认识了，她是个很有能力的小姑娘，当初是服务团里唯一的共产党员，我见到她时，服务团已经有发展了10多名党员的地下支部。我在重庆还见过她两次，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小叶，怎么不把秀堂带来见个面？”修青突然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不争气的泪水顺着指缝流淌出来，他的双肩不停地抽搐着，强忍着不哭出声。热闹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大家都低下了头，有几个女同志也忍不住抹着眼泪，每一个人都想起了审干过程中所受的屈辱。一个女同志忍不住说：“邓大姐，修青是有苦衷的，他的爱人已经被关押了好几个月。说她是国民党的特务，共产党的叛徒，” “秀堂她绝对不是！她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修青拿开手，抹了一把眼泪，愤愤不平地大声说。邓大姐冷静地不发一言，她心里已经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大家临别前，与邓大姐在窑洞前拍了张照片留念。邓大姐特意把修青拉到身旁，再三叮嘱他，让他尽快转告秀堂，一定要保重身体，一定要相信党，一定要相信群众，黑暗会过去，曙光就在前面。邓大姐的一番暗示，给予了修青极大地信心。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九条审干方针：“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此后，抢救运动所发生的偏向和扩大化的趋势开始得到遏制。修青看了这个报告后，心里十分舒畅，秀堂总算有出头之日了。他准备再去看望妻子，虽然不知道这次是否会碰壁，秀堂会不会再把他拒之门外，但一定要让她知道好消息才行。于是修青为这次见面作了周全的准备，在一片小纸条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北风转南，九点日照暖。春回大地，老树发新叶。安心保胎，灯影梦周公”他想表达的是：运动过激，已引起中央注意，毛泽东的九条方针，正在执行，叶剑英、邓颖超、周恩来都关切你的事。他写完后，拿出一双新布鞋，用刀片在侧面切开了线，将信小心的塞进了鞋帮子里。又买了一只老母鸡熬了浓浓的鸡汤，想办法找了个旧暖水瓶，把鸡肉和鸡汤装了进去。修青又一次来到了西北党校的临时支部宿舍。看守员去传话，秀堂还是固执的不愿见他。修青为了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他对看守员说，我也不用与她见面，我去她的窑洞外，说两句话再把鸡汤留下给她，我怎么也要听到她的声音才放心呀。看守简单的检查了带来的东西，打开暖水瓶，一股浓香的鸡汤味道扑鼻而来。修青跟着看守走到了秀堂住的窑洞外，他先敲敲门，然后大声地叫着秀堂的名字，只听见屋内有声响音却没有回应，修青看到白纸糊的窗口户内有人影闪动着，他即刻走进窗户旁说：“秀堂，你答应我一声就好，我把带来的东西放在门口，有鸡汤、苹果、新布鞋……新布鞋，听见了没有呀！”这时，窗户的窗纸被手指捅破了一个洞，修青不觉一喜，他将眼睛贴在窗洞望进去，只见秀堂也正用眼睛向外看着他，两只眼睛的距离是那么近，就像贴在了一起。他们牢牢地盯住对方不放，眼里充满了深深地情意。修青镇定了一下，用嘴对着纸窗的破洞处小声说：“快接东西，有好事，一定要穿布鞋呀！”秀堂吱呀地打开了一小条门缝，修青立即把带来的东西递到了妻子的手里。修青趁机将门推开得大一些，他看到秀堂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身材臃肿，行动缓慢。当秀堂把门关上时，修青感到格外的失落。他转身就去临时支部找支部书记去了。

秀堂接过修青的东西后，就暗示胡瑞英到门口处放哨。秀堂马上拿起那双布鞋，仔细观察了一下，就在一只鞋帮子中找到了纸条。看完后，她长舒了一口气，她实在舍不得销毁这张给她们带来无限希望的消息的字条，于是迅速地藏在炕洞里，用草灰把纸条掩盖住。她兴奋地把瑞英叫到面前，用嘴贴着她的耳边，把好消息传递给她。瑞英听后高兴地拉着秀堂的手，边蹦边跳，两个人欣喜若狂。虽然她们并不知道9条方针是什么内容，但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回到了延安就是最好的消息。秀堂她们完全相信他们的高尚人格，绝对不允许延安再混乱下去！秀堂打开暖壶倒了两碗热汤，她和瑞英就像喝酒似地庆祝这个高兴的日子。秀堂喝着丈夫熬的鸡汤，心里格外的暖洋洋的，爱意浓浓。话说修青找到了秀堂的党支书，他着急地询问：“我妻子的预产期是9月初，也可能会提前生孩子，你们是怎么安排她的生育问题？”这位书记很年轻未婚，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不负责任地说：“我们这里有卫生员，生孩子又不是什么大事，你就不用管了，反正生下来也是特务的孩子！”修青听了大怒，喊道：“什么？这也是我的孩子！你也太没人性了，要是孕妇生育时发生难产，你怎么跟我交代！中央已经有9条方针，没有下结论之前，你们不能这样对待秀堂同志。”支部书记也为难地说：“修青同志，你也不要发火。社会部还没有下指示解禁他们，还要继续审查，除非上级有明确指示，我们才能……，你也是干部，我们只能遵守命令呀！”修青攥紧了双拳，他真想豁出去与他大干一场，强忍了半天才把心头的怒火压了下去。

修青赶紧到了八路军总医院，找到了妇产科的医生，是她给秀堂做的检查，预产期也是她预测的。她对修青说：“像你妻子的状况，还是到医院生育会比较安全，万一生育时发生大出血时，如果不能及时打止血针，那样大人和小孩都有可能保不住。绝对不能相信卫生员能够接生，他们只是简单培训后就分配到学校，只能处理一些皮外伤而已。”修青听了医生的话，沮丧地走出了医院大门，他坐在一个小矮墩上一直叹气，心里烦躁紧张。他要怎么做才能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呢？突然，有人大力的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头一看，竟是老首长李克农，太巧了！修青站起来给他敬了个礼。自从那次与秀堂新婚后去看望他，已经有近半年没有见到他了，每次找修青到枣园时都想见见他，无奈总是被守门的新人挡住不让见。今天在这里无意碰到老首长，真是太幸运了。修青注意到首长的脸色很憔悴，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李克农很喜欢这个华侨司机的机灵聪明，他也在观察小叶的脸色，问道：“小叶，你怎么就你一人在医院门口傻坐，你的爱人秀堂得病了吗？”修青不觉撅起嘴，低下了头，他嘟嘟囔囔地说：“首长，我想不通，就是想不通！”李克农没有看到过修青发脾气的样子，不觉有点好笑，他拉着修青坐下，笑着说：“好吧，你简单说说有什么思想问题，我听听。”修青像孩子般跟自己的父母告状似地说出了秀堂的处境。李克农听完后，沉默了许久，脸上的表情很凝重。他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个海外回来的青年，当年他毅然离开腐朽的国民政府，满怀纯真和热情投奔了共产党，跟着自己在桂林工作，可是现在这个小小的干部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妻儿。可幸的是毛泽东已经开始纠正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李克农完全不相信任秀堂是特务的说法，身处在社会部已经看到太多的冤假错案。他对秀堂的坚持很是宽慰，因为被屈打成招的人太多了，实在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所为。他觉得自己应该尽力保护好参加地下工作的部下，特别是像秀堂这样真金不怕火炼的坚强战士，他要例外地为秀堂担保住院生孩子。虽然这样为自己的部下出面，可能会引起顶头上司康生的忌恨，他还是决定让修青这两天去一趟社会部，他会给西北党校写一封推保信，允许秀堂在胎动时，立即送去医院生孩子。修青看到首长这么关心自己，不禁感激涕淋，雀跃之情浮于脸上，他握住首长的手语无伦次的不断说着感谢！

李克农在延安

修青到了枣园拿到了这封救命的鸡毛信，李克农再三叮嘱他，此信一定要在秀堂临产之前才可出示，以防夜长梦多，被人有意压下去。修青谨记首长的叮嘱，把这封信藏好了。他隐约感到李克农也有难言之隐，从他小心翼翼地处理此事就能感知一二。修青为了保险起见又到了临时支部，他再三拜托，万般叮嘱，希望他们在秀堂胎动时，一定提前告诉他。修青回到安塞后，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地牵挂着妻子，工作也无法安心。8月22日晚上，秀堂突然发现自己的下身出了很多水，裤子都湿透了。胡瑞英马上叫来了卫生员，她看了看就说是羊水先破了，看到秀堂的肚子还没有开始疼，就让她自己躺下休息，什么措施也没有。胡瑞英很紧张，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她跑到临时支部报告，希望能尽快送秀堂到医院去。支部书记听了卫生员的汇报，认为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不同意送院。胡瑞英坚持说：“生孩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起码要通知叶修青吧，你们可以不管任秀堂，可是这个孩子也是他爸爸的呀！”胡瑞英气呼呼地回到了窑洞，秀堂见状笑了笑，冷静地说:“过去的妇女都在家生孩子，就听天由命吧！”这时，支部书记想了想，叫了一个战士过来，交代他去找梁国栋通知叶修青过来。

那天晚上，修青的心里一直很不踏实，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总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他好像有什么预感，马上起床，穿上军装就跑去边区政府车队借了一辆骡马车。车夫快马加鞭地连夜把他送去延安。一下车，修青先到梁国栋的住处，刚好梁也接到临时支部的通知，正想去安塞县找修青。他们随即赶到临时支部，到那儿已经是下半夜了。修青火心急火燎地走进秀堂的窑洞，只见秀堂疼得卷曲着身体，嘴里咬着一条毛巾，泪水从眼角不断地滚下来，浑身的衣裳已被汗水湿透了。卫生员从来没有接生的经验，站在一旁干着急。胡瑞英用干毛巾擦着秀堂脸上的汗水和泪水。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哪里见过生小孩，只见秀堂每隔1几分钟就疼得发抖，她又心疼又害怕，也急得哭了出来。秀堂看到丈夫到来，伸出她的右手，修青急忙抓住她的手，正想安慰她，秀堂又阵痛起来。卫生员有些害怕，对修青说：“秀堂的羊水已经破水7个小时了，自然生产会有问题，你还是尽快请示支部书记，让他批准送秀堂到医院去吧。”修青二话不说，拉着卫生员就去支书的窑洞。他猛烈地捶打着门板，书记被惊醒了走出来。修青和卫生员把紧急情况向他报告完毕，可是他却站在那里揉了揉眼睛，犹豫地说：“这事还要请示党校才行。”卫生员着急地说：“来不及了，要出两条人命的，我可不负这个责任！”这时，梁国栋也紧跟了过来，支书一看，毛泽东的司机怎么也来了？修青急忙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支书，说：“这是我从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那里得到的批准，在秀堂胎动的紧急时候，可以送她去医院生孩子。”支书看完信后，立即说：“既然有李副部长的批准，我也派两个人和你们一起把秀堂赶紧送走吧。”修青和梁国栋到卫生室拿了一副担架，小心翼翼的把秀堂从炕上搬到担架上，一路小跑着的把秀堂送到了延安八路军总医院妇产科了。妇产科医生说，幸亏你们早一步把孕妇送来了，如果再晚一会儿，后果就很难说了-------。

延安八路军总医院

8月23日清晨，妇产科的手术室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哭声，那哭声是那样嘹亮彻耳，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修青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听到那惊天动地的哭声，把他的心彻底震撼了！护士走出来，对他说：“同志，恭喜你！你得了个女娃娃，母女都平安。”修青抓住站在旁边的梁国栋，兴奋地说：“秀堂为我生了个女儿！我是爸爸啦！”这时，秀堂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护士把包好的女儿交给她。襁褓里的婴儿是那么小，那么红，眯着眼睛，好像还不适应外面世界的光亮。秀堂怜悯地看了这个小生命一眼，就完全爱上了她。多么坚强的孩子呀！经历了千辛万苦，她还是要做我的女儿。我可怜的小宝宝，你终于在暴风雨中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