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边整风边劳动

      婚后几天，修青和秀堂商量了一下，准备去一趟枣园看望在桂林办事处的首长李克农。他们带上红枣、花生、白瓜子，还带上一小篮子红鸡蛋，在枣园见到了社会部任副部长的李克农。虽然他的工作很忙，还是非常热情的招待这对新婚夫妇。他还好奇问道：“小叶随我在桂林开车，秀堂也是在桂林认识了我。小叶，你的新娘不简单呀，她从国民党罗卓英的部队里把服务团的20多个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都安全带出来了。你们两人我都熟悉，可是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秀堂在老首长面前有点腼腆，修青就简单把他们的恋爱过程向首长报告。听完后，李克农开心的笑了，说：“看来我还沾了月下老人牵红线的一半功劳，秀堂当初如果没有坐上小叶开的车到重庆办事处，那这段姻缘可能要重写了，看来是有天意呀！”李克农这一番话说得秀堂脸都红了，修青也乐得笑呵呵。他们没敢耽误首长太多的时间，就与克农同志握手告别了。他们顺便在枣园里逛逛，欣赏着笔直的白桦树。

     枣园院内树木葱郁，绿草如茵，幸福渠横穿园林而过，园林中央坐落着中央书记处礼堂，依山分布着5座独立的院落。修青不时会来枣园看望首长身边的警卫员，他们都是在桂林一起工作的好友。修青挺熟悉这里的环境，边走边说：“你看那栋房子就是社会部部长康生的办公室，这个部门是专门管共产党的地下特工人员。听说年初根据情报，发现有国民党和日伪特务潜入了延安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边区保安处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上，根据投诚特务的指认，秘密逮捕了混入延安各机关的特务100余人。幸亏抓到这些特务汉奸，他们就潜伏在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的身边，真是太危险了。”秀堂听了不觉一惊，原来延安也混进了这么多特务。但她自己就是地下共产党员潜伏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由她仅有的一个共产党员发展到了有16名党员的地下党支部。很有地下工作经验的秀堂，对国民党派出特务们随着大批进步青年的到来混入了延安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婚的蜜月只过了一个星期，秀堂就在窑洞里吻别了心爱的丈夫，开始参加西北党校新学期的党风学习。当时有7个支部，每个支部有50多个学员。西北党校的学员以陕甘宁边各县、区、乡级干部为主；有少量从长征过来的老同志和团级干部；有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从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来的部队营、连级干部。他们的特点是：一。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但缺乏县以上领导经验；二。文化程度偏低，知识领域较窄；三。理论水平不高，对思想上和路线上的是非分辨能力较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西北党校分开了高级班培养县，团级干部。秀堂和胡瑞英分在普通班的三支部，主要是培养区、营级干部，具备区级干部的文化知识，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学习基层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奠定初步理论基础。支部书记由敌占区来的农村妇女干部担任，秀堂和胡瑞英只是党支部的成员。三支部的学员有来自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学生和干部，女同学占一小半。年龄平均20多岁，最大的也不超过30岁。

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理论结合，联系实际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改造干部思想。整风的目的：统一全党思想，务求做到毛泽东说的：“队伍要整齐，步调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整风的任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教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求事思想路线，最终肃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

西北党校学员着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主要是在简易礼堂或露天广场听中央领导等同志作党的历史报告，系统讲授党内思想和路线的争论，批判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秀堂的笔记本是自己用马莲纸订起来的，坐在小板凳上把笔记本放在大腿上作笔记。她先用铅笔纪录，回宿舍后再用蘸水笔抄下来，这样可以加深记忆和理解。每次听报告后，各支部由教员辅导学习，学员写心得体会，讨论会上争着发言，对问题展开争论。学员中存在以经验主义表现出的主观主义，他们所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能及时归纳总结，形成按老经验办事的习惯，有时会造成工作上的错误。学校引导学员紧密联系实际，自我解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支部采取谈心活动、典型引路、民主争论等大会小会结合，克服保守狭隘的农民意识，以及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倾向。学员利用解决思想入党的好机会，还解决了宗派主义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一是工农出身干部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之间的矛盾；二是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矛盾。通过学习理论，坚定革命的立场和信念，增强党性，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形式活泼，内容丰富，促进了学员间的思想交流。开始，秀堂觉得自己的文化低，担心难以提高自己的水平。党校领导在整风过程中，正确认识和估计每个学员的现状，为了便于学习，不按职位高低，按文化程度的高低编班，这个方法很成功。

秀堂他们起初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词句完全不理解，教员就给学员举了个例子。延安有一个人叫王实味，河南潢川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院预科学习。1926年1月加入共产党，1927年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以进行小说创作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谋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河南开封重新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奔赴延安。在马列学院从事翻译工作，后任职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院。在整风运动广泛开展后，王实味先后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他就是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事实、尖酸的语言对延安存在的缺点以及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进行了冷嘲热讽。国民党把他的言论编成小册子四处散发，以此攻击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此事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为了纠正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在1942年5月27日举行了全院座谈会，对他的问题进行了批评。7月期间，社会部的康生负责追查出中央研究院的五人反党集团。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教员还说，党校的伙食小灶是高级干部的标准；中灶每人每月5斤肉、食油3斤；大灶每人每月3斤肉、食油1.5斤。每人每天1斤蔬菜，每人每月37斤粮食。当时的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约6000余人，物资供应压力很大。全校的经费是由上级给一部分，另一部分则由自己动手筹措。有的同志要求转往其他部，他认为这个部每月少两斤肉不公平，很明显他的平均主义就是为了两斤肉。学校也想把几个部的伙食搞成一样，但是目前办不到。有些同志对军阀发国难财，讨小老婆十几个的现象不反对。看到延安的衣服分几种颜色，他就大叫这是等级制度不公平。这是与党两条心，站在敌人的立场来瓦解共产党。有些人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即使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是平均主义。秀堂是通过教员许多生动的举例说明，才搞懂了那些理论名词的。

当时，西北党校的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学校里规定了劳动生产任务，个人的劳动收入除了上交部分外，全都用于个人的吃穿费用。秀堂开始参加了副业生产的纺棉线，学员都有一部纺织车学纺线，大家开始互相学习，互相竞赛。秀堂经过一段时间就掌握了纺线窍门，她纺的线线均匀，质量也好，在西北党校还被评为纺织能手。她还要做的一种副业就是缝制棉衣，从被服厂把棉衣里子和面子的布料领来，自己装棉花缝好，做成棉衣后就交给被服厂。她用破碎布条编成“草鞋”，除了编给自己和修青穿用外，还向支部上交一部分。秀堂心灵手巧，做得又快又好，比别人做的棉衣和鞋子数量多，领取的手工费也就相当不错。各支部的学员都在种瓜、种豆、种菜、养猪、磨豆腐等。饭堂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开饭时，灶房外边放着几只大木桶，装满了小米饭。菜有南瓜、洋芋、白菜、萝卜等大烩菜，盛放在瓷盘里。一星期吃一次白馍馍和烩肉菜。当时，同学们的心情很愉快，走路唱歌，饭后唱歌，会前会后唱歌，课外活动时，随处都听到嘹亮的歌声。学校各支部经常举行抗日歌曲的歌咏比赛，秀堂所在的三支部经常拿到前几名。

西北党校的大砭沟文化俱乐部照常在每个周末和节假日晚上举行跳舞会，简易的礼堂有现场音乐伴奏，乐器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大多乐器是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是用空的美孚油筒改成。音乐只要一奏响，大家就轻松活泼地跳起舞来，有些女同志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有些女同志把节约出来的津贴买布，做成白色或蓝色的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女同志多半自己用不同颜色的布条做凉鞋，那些五颜六色的凉鞋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露天舞场是平整的黄土地，跳起舞来难免尘土飞扬。修青常来陪伴新婚的妻子跳舞，小两口配合默契，把其他的单身同学看了直眼馋。修青开始不会跳舞，后来变成了舞迷。延安的周末也是夫妻的团聚日，他们没有单独的窑洞住，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有时花很少的钱住进窑洞招待所，或由其他同志腾出窑洞，夫妻就借住一、二晚。

中秋节放假，修青夫妇住在体育招待所，他们约了一帮好朋友在延安大学的桃林下聚会，女同志们凑在一起就象个小集市，吱吱喳喳地说个不停。修青和梁国栋一帮子华侨聚在一起时，就充分显露出广东人的本性，他们最有兴趣的话题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好吃，还各自描述广东菜和客家菜的不同做法，做菜的肉类从鸡鸭鹅说到天上的鸽雀鸟，再从猪牛羊说到海里的鱼虾蟹。有时说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引得旁听人的口水直往肚子里咽，大家都在那里过干瘾！有时说到吃蛇、田鼠、猴子…..等等怪异的吃法时，让旁边的女同志听得鸡皮疙瘩直竖起，觉得这样的吃法实在太恐怖，她们小声嘀咕着说这些广东人怎么什么都敢往嘴里塞，他们就没有不敢吃的东西！这帮广东人听女同志说, 延安人不吃猪下水，经常看到延河里漂浮着陕北卖猪汉扔掉的猪下水，恶心极了。听到这里，他们的眼睛顿时一亮. 这些华侨们先摸清大约的情况和时辰，准备好了长树枝、水桶、脸盘等用具，就兴奋地跑到河边捞猪下水去了。果不其然，在河边的草丛里还真找到了搁浅的几副新鲜猪大肠。他们在河水里将猪下水洗得干干净净，心满意足的凯旋归来。几个人七手八脚的在山坡边搭了个临时炉灶，用一个洗脸盘做锅，一个洗脸盘做盖，在女同志的帮助下，从食堂取来咸盐和大蒜，做成了一大锅的红烧猪下水。在延安缺少油水的日子里，能吃上这么一顿油乎乎，香喷喷的肉食，真是令人感到无比的满足。

11月底的一天，秀堂在饭堂吃了午饭后，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她控制不住的跑到一颗树下呕吐起来，把刚吃的饭菜全都吐了出来。胡瑞英了一跳，赶紧用拳头给她捶捶背，旁边几个女同学都关切地围过来，马上送她到学校的医务所看病。经过中医的诊脉询问后，女医生笑眯眯的恭喜她怀孕了。秀堂听到这个好消息，心里暗自高兴，她开始每天数着日子，盼望修青周末早些从安塞回来，给他一个特大的惊喜。当修青听到妻子亲口告诉自己，她已经有喜了，整天乐呵呵的对着秀堂傻笑，巴不得马上就当爸爸。从那天开始，他好像成熟了不少，经常提醒秀堂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肚子里的宝宝。每次从安塞县回延安时，修青总是拧着大包小包的花生、红枣、果仁、鸡蛋等给秀堂补养解馋。偶而还会带回一只煮熟的野鸡，让秀堂感到惊喜。

当时延安的舞场里，中央大礼堂和王家坪是最高级的舞场，礼堂内的是青砖地面，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还有窑洞小卖部供应饮料。鲁艺的舞场是那座中世纪城堡的大礼堂，还有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每到新年都举办非常热闹的化装舞会。1943年元旦，天气虽然寒冷，延安的各个舞场都熙熙攘攘，热气腾腾的。当时延安大学礼堂和操场是最拥挤的舞场。陈凯约了修青夫妇、胡瑞英、尹峰等好朋友到延安大学礼堂的舞会。舞场上的同志们都穿着灰色的棉制服，从大城市来的女青年将制服的手袖口和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就成了舞场中最特别的时装。这些从全国各地来的进步青年学生，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还使延安这座黄土色的古城，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彩，变成一片歌的天空，一片舞的海洋。修青在舞场遇到了叶选平，他们是在重庆办事处时相识，当时修青21岁，选平16岁。在异地他乡遇见客家老乡，两人相见恨晚，成为了要好的朋友，还是同盖一个被窝的兄弟。叶选平到延安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系学习机械。修青介绍了秀堂给他认识，秀堂听说他就是叶剑英之子，不禁激动万分。她急切地询问他的父亲在哪里，选平用手一指，秀堂就看见叶剑英正在舞池跳着舞。她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等首长走出舞池后，就拉着修青跑到叶剑英的面前，气喘嘘嘘地向他敬了个礼，说：“首长，新年好！我是任秀堂，见到你太好了！”叶剑英注视着她，然后惊讶地说：“你不就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任秀堂吗？你来了延安真是太好了！我一直为你们担心呢！”说完，他热烈地握住了秀堂的双手，脸上浮现出宽慰的笑容。1941年皖南事变后，叶剑英由重庆返回延安，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他很关心地了解了一下服务团撤退的情况，还询问了服务团团长胡兰畦的去向。秀堂着急地向他打听那批参加新四军的同志们，担心她们可能已经在皖南事变中遇难了。修青和选平在一旁看到他们在延安重逢，亲切交谈，也感到大家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延安电影团在1942年春奉命前往南泥湾拍摄大生产运动，用了约一年时间将纪录片拍摄完成。1943年2月4日晚，王家坪军委礼堂举行了放映纪录片《南泥湾（三五九旅）屯田》的首映式，中央首长们出席观看。影片放映后，朱德总司令热情赞扬了这部纪录片的取得巨大成功。春节期间，延安电影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放映《南泥湾》。秀堂和修青一起观看了这部纪录片，放映时的掌声、笑声、欢呼声不断，大家深深被感动了。三五九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建设成了米粮仓，堪称为全党、全军、全边区的典范，毛泽东称他们是发展经济的先锋。三五九旅在于1941年3月奉命开进了密林遮天的烂泥湾。指战员们在充满虎啸狼嚎的地方只能围着篝火席地而睡。在荒山野岭挥舞铁镐，挖建窑洞；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上，甩起了镢头，开荒屯田。南泥湾到处充满了人欢马叫，热气腾腾的劳动竞赛场面。原定的开荒计划是每人6亩，经统计下来，全体指战员每月人均开荒30亩，有一个叫郝树才的开荒能手每月开了40亩地。后来，三五九旅94个开荒能手在南泥湾的竞赛中，郝树才一连3天保持开荒4亩以上的记录。有个农民马长福不相信他的记录，要用自己的耕牛与他竞赛开荒。那天，不服输的郝树才应约前往。他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脖子围着毛巾，挥舞着镢头，用不到3个小时，就征服了1.5亩荒地。耕牛累得卧在地上，郝树才也坐下休息，吸了一锅旱烟。马长福的牛怎么吆也不起，过了几分钟，牛扑通一声倒地，当场口吐白沫累死了。毛泽东看完了上报这个事迹的材料后，随手写上了“气死牛”三个字。从此，郝树才的大号“气死牛”就传遍了陕甘宁边区。当时，南泥湾几十里路的山坡上挖出了整整齐齐的窑洞；山沟里的道路两边栽上了树木；路旁建满了工厂平房；平川里麦浪滚滚，山坡上谷子摇弋；满山二洼牛群羊群，木栏圈内满是肥猪；菜地里结满了南瓜、洋芋、茄子、西红柿。战士个个红光满面，晒得像个黑铁塔。战士们还从羊身上剪羊毛，纺成毛线交到毛织厂，统一制作成军服。在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视察时，全体指战员身穿崭新的黄呢军礼服，显得格外精神威武，并接受朱总司令的检阅。

去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文艺界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了推动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系统制订了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文艺座谈会，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自始自终参加了座谈会的三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文艺要成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还提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问题。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大家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一二Ｏ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根据几年间在前线和农村的体会，呼吁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民众剧团的柯仲平报告在农村演出《小放牛》，老百姓很喜欢并送来慰问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他们吃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以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及如何服务的问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座谈会后，有的奔赴前线，有的下乡深入基层，走上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

1943年２月，在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推动下，为了歌颂英雄的三五九旅指战员，鲁艺秧歌队创作了歌舞《挑花篮》，并随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前往南泥湾去劳军。首次由4个姑娘扭着轻盈的舞步，每人挑着一对花篮，唱起悠扬悦耳的《南泥湾》插曲，还当场把鲜花送给英雄的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从此，《南泥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经典歌曲，也成为秀堂曲不离口的一首新歌，修青经常听到秀堂唱道：

“　花篮的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呀。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啊。

过去的南泥湾呀，到处是荒山，没呀人烟。

如今的南泥湾呀，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啊。

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是塞北的好江南。

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啊！

在三五九旅的激励下，全边区掀起了生产高潮，毛泽东利用空闲时间，亲自耕种自己的任务田。朱德经常提着笊篱在路上拾粪。春节过后的春耕时分，每天清早，边区的军民，各党校的学员就爬满了山坡开荒种地。西北党校的学员上山后，每人划分一块地，从山坡底往山峁上开挖，看谁挖的好又快，看谁挖的质量好。每天收工后，支部还在黑板上标出进度，表扬开荒能手。播种的农作物有糜子、谷子、南瓜、洋芋、白菜、萝卜。由于秀堂已经怀孕３个月，肚子虽然不是大得很明显，可是妊娠的反应却很强烈。三支部的同志们特别照顾她，不让她在纺车上纺线了，只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编织毛衣等轻便的工作。经过统计下来，去年全边区开垦荒地近百万亩，整个耕种面积达到130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184万石，总消耗量为162万石，边区政府第一次有了多余的粮食作储备。棉花产量达到了173万斤，自给率达到73％。蔬菜、油料、肉类的生产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延安在同期进行了精兵简政，削减了不必要的财政开支，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巩固了抗日革命根据地。

    春耕忙完后，西北党校进行整风学习的总结后，开始进入到对干部的历史全面审查的阶段，要求每个学员都要写个人的经历自传。期间，秀堂写了有关自己在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时，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和“国民党”的情况和经过：“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1939年4月至7月，我带领服务团的10个团员到南岳游击队训练班，这个干训班主任是蒋介石，教育长是汤恩伯，副教育长是叶剑英同志。由八路军教官叶剑英等教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课程。期间，国民党突然要求全体学员参加三青团并发表格给大家填写，我们服务团地下共产党支部的党员进行了讨论，还就此事找了叶剑英同志汇报，他指示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为了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参加。于是服务团的团员都参加了集体宣誓并加入了三青团。7月返回罗卓英军部时，国民党又发了表格，要求服务团全体团员参加国民党，当时上级党组织八路军驻南昌办事处的主任黄道被敌人暗杀，服务团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在环境所迫下，服务团地下党支部讨论后，决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服务团全体参加了国民党，当时只发了临时党团员证，并未担任职务和工作。过去，这些情况在每次填表或写自传时都从未隐瞒过。”秀堂来延安前，重庆办事处的同志曾让她写自传，秀堂不知道怎么写，还请上海女青会地下党支部书记陈维清代执笔，向组织上报告了有关在服务团加入了反动党团问题的材料。

延安进行审查干部时，在白区、敌占区、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成为了审干的重点。以党小组为单位，每个学员都要报告个人经历，对自己的历史作详细陈述，大家对不明白和有矛盾的地方提出质询，允许本人说明和解释。一天，轮到秀堂在小组报告自己的经历，她要从祖父母、父母亲的家庭生活情况说起，讲一段一段的工作经历，一直说到来延安前的服务团在国民党罗卓英军队工作的三年经过。小组的同志仔细听，不断插嘴询问几句。再由小组全体学员背着报告人，对报告进行分析研究和寻找疑点。几天后的小组会上，同志们向报告人提出面对面的质疑。他们主要提出对秀堂参加三青团及国民党的怀疑，大致是参加反动党团有些什么任务，做过些什么工作。开始时，大家还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讨论，如此反复多次开会，然后结合组织掌握的情况作出结论，在支部大会上通过，由支书讲结论性意见。小组开始是这样做的，大家很乐意接受，并不觉得有什么压力，有些历史上有问题的同志也都能主动向党小组作出交代。有些历史上有问题的同志也都能主动向党小组作出交代。但是秀堂万万没有想到，此后她为这段历史经受了巨大的考验

党中央和社会部认为国民党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在抗战期间，一方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一方面又积极反共，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欺骗和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当时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特务间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整风期间，中央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当时掌握社会部最高权力的部长康生，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将他的名字列入死亡名单，造成他过着经常转移的生活，还要冒着被人出卖的危险，最后迫使他在1933年离开上海到了苏联。康生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内部及外国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大清洗手段，在他追随王明活跃在苏联期间，他们曾向斯大林告发他们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员，造成不少中国党员在苏联遭监禁和被杀。

1937年11月29日，康生、陈云与王明夫妇一起回到延安，王明是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姿态回国的。康生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正在逐步掌握最高权力时，他转变立场支持毛泽东，抛弃了与王明和亲苏派的关系。当毛泽东与江青发展感情的时候，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及对江青在上海私生活和历史疑点的作出指控。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康生决定性的行动是保护毛泽东，为江青的背景作证担保，促成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几个月后，康生在1939年2月成立的社会部担任了最高领导，将社会部发展为秘密特工系统的机构，进行反间谍和反颠覆的行动，搜集党内外敌人的情报。社会部在1940年9月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锄奸政策，抓获了渗入延安的国民党、日本人和伪政府的间谍。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政府腐败和贪婪的彻底失望，社会部在国民党内部和各政府机构安插了共产党的特工。期间，康生与毛泽东发展了亲密的友情，他们对古典文化、诗歌、绘画和书法有共同的兴趣，康生经常为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的这里或那里修改一个字，毛泽东称康生为他的“一字师”，他很快进入了毛泽东的领导人核心圈。1941年7月，康生被任命为干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是高岗、陈云、彭真等，负责审查干部是否符合共产党所需要的政治标准。1942年7月成立了延安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监督党内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担任主席，但权力却一天天落在了“副主席”康生的手里，他成为最有实际权利的人物，康生直接参与了延安的整风运动。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推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确认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调整和精简了中央机关，加强了中央的集中领导，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调查部和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去年11月，社会部收到鲁迅艺术学院一个学员的揭发材料，检举人指称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学习的张克勤是国民党派出的特务。这封信引起了康生的高度注意，下令逮捕了年仅19岁的张克勤，张是在1937年加入甘肃地下党的。康生以张的父亲在兰州被捕自首和叛党投敌为由，对张进行了连续六天六夜的刑讯逼供，让他饱受了精神和肉体折磨以及假枪毙的恐吓。在审讯人员的暗示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他交待说在兰州加入了国民党，是受特务组织派遣到延安，专门收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当问到他既然参加了特务组织，他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开出来时，他受到诱供说，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同时编造了一份十多人特务组织的成员名单，包括那个与他同来延安并检举他是特务的人。张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学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也派了代表参加。张克勤在讲台上，泣不成声地说：“我是一个罪人！”他痛哭流涕地说自己如何加入甘肃假共产党，怎样受国民党派遣到延安搞特务活动，还控诉国民党特务使自己受骗上当，感谢共产党组织对自己的挽救，决心重新做人。康生对抓到这个典型如获至宝, 让张克勤佩上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

 
   1943年4月1日晚，边区保卫部根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指令，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他认为可疑的人，在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在延安秘密逮捕了200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等嫌疑分子。其中正式逮捕了“五人反党集团”的王实味。当时，对是否有这么多的秘密特务进入延安，有的同志提出质疑，康生答道：“先逮捕他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等他们关起来后，我们就可以审问他们了。” 他并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根据社会部康生对敌情掌握的夸大汇报，党中央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月9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反特斗争。参加会议人数达到两万人之多。秀堂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当她看到悔过自新的“特务”张克勤在会上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听到他讲得那么声泪俱下，痛不欲生的样子。台下的的学员们都情绪激昂，秀堂和大家一样也信以为真了。当《决定》发布和反特斗争大会的召开后，原来在延安少数机关学校开展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转变成各个机关、学校、部队的群众性反特斗争。审查干部由内部转向公开化，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在各机关、学校、单位掀起抓特务、抓叛徒的高潮。

当时据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派了几十个特务到边区，有的已经混进了边区政府。有一次毛泽东和朱德去中央大礼堂看戏，当他们和一些领导同志刚步入礼堂，就有人从礼堂外的小山坡向后门投了几颗手榴弹，投弹人被警卫员当场抓获.

 修青在安塞县期间，经常要协助县长邵清华的工作。邵清华是在1941年10月以67票当选为安塞县县长，成为边区第一位也是惟一的25岁的女县长。她历任三边分区妇联副主任。同年11月当选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邵清华担任县长后，与县委书记密切合作，工作泼辣大胆、果断干练，秉公执法，创办了女子小学，显示出了较高的领导才能。安塞县政府在女县长的主持下，一切井井紧紧有条，成绩斐然，深受县民众的欢迎。修青协助她组织群众生产、运盐、征收公粮、保证部队供给，在实际工作向县长邵清华学习了不少的工作方法，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5月22日，边区政府系统在参议会礼堂召开“坦白”大会，以个人反省和集体帮助的形式进行，一些干部纷纷上台，“坦白”自己的所谓特务罪行。修青随县长邵清华参加了这次大会，当他看到这么多的同志突然变成了特务，心里实在难以接受。自己有许多的疑团无法解开，也不能随便向他人倾诉，闷在肚子里很不好受。这样的大会每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审干形势扩大化开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