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工辗转抗战两万里 ----纪念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任秀堂----

在纪念共产党员任秀堂诞辰九十二周年之际，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谨以此文怀念母亲。同时向曾与母亲在服务团的战斗岁月里同生共死、患难与共的长辈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一．时代背景：1927年3月24日，日、美、英、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北伐军业已占领的南京，死伤两千多人，造成南京事件。1928年5月3日，日军向济南发动进攻，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济南惨案”。1930年，日本向东北移民了21万余人。向东北移民列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

苦难童工

1917年9月，秀堂出生在上海杨树浦路弄堂的工房里。父亲是英商的上海电力公司的顶级技工，有着20多年的工作经验，母亲是丝织厂的工人。母亲是继房并生了6个儿女，秀堂还有3个 同父异母的姐姐，家里共有9个子女，她排行老6。在弄堂里长大的她孝顺父母，与姐姐们一起分担家务。她还学会了针线活，心灵手巧的她能编织出不同花样的毛衣裤; 她特别疼爱和照顾弟妹，在弟妹们的心目中，她可是个挺能干的姐姐。当她看到同龄的小孩挎着书包上学时她也非常向往着能去学堂读书。可懂事的秀堂知道，家里十几口人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家计，即使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也只能供给兄弟上学了。

1929年，秀堂才12岁，因家里生活艰难，除了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外，还要靠姐妹们在外做工挣钱帮补家计,年幼的她只好进入上海英商开办的怡和纱厂筒子间做童工。筒子间的工作累极了，她也只能咬紧牙关挨过每天的苦日子。

1930年，刚满十三岁的秀堂进了上海日商开办的同兴纱厂当童工。童工每天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逢星期六日就要加班做14至16个小时；巡视的监工稍不遂意就打骂童工；秀堂亲眼看到凶恶的女工头用铜勺击伤了一个女童工的头部。工头对打盆童工在锅里煮茧稍感不顺眼，就将童工的手浸到沸水中，童工无力反抗，只能忍气吞声。秀堂看到了童工被打受伤，听到了童工的痛苦呻吟，她愤怒但又无能为力，秀堂感到自己疼痛的心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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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代背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南满”铁路，反诬是东北军干的。对沈阳城发动进攻。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九.一八”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日。不到半年，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被日本军占领，东北全境沦陷。

纱厂女工

1931年，这一年秀堂14岁。母亲由于操劳过度不幸早逝，家里的日子愈见艰难。秀堂认为是自己前生未修炼，命苦也是前生注定，她就开始吃素学佛以报娘恩。为了解脱自身苦难的命运，她常常去听佛讲道。当年 年底，秀堂调到了纱厂的经纬间做工。当时的厂主、工头和监工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对工人随意拳打脚踢及棒击鞭抽； 还规定吃饭不能关机器，上厕所要一溜烟跑着去；怀孕女工深怕工头知道了被开除，还要想方设法“瞒肚子”，有女工迫于无奈把婴儿生在了机器下；苦不堪言的工人们只要提起东洋赤佬就恨之入骨。秀堂很同情那些与自己同命运的姐妹和工友们，也把对东洋鬼子的仇恨植入了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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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背景：1932年１月２８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军奋起抗战。 　　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抗战历时1个多月。在美、英、法、意等国的干预下，5月5日，日本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驻军，日本则可进驻“若干”军队。

夜校女工

1932年，15岁的秀堂有个梦想：如果能读书识字，就能做个公司职员，摆脱做苦工，不再被人看不起，有个出头的日子，那该有多好！期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沪江公社内的女工补习夜校贴出了招生广告，秀堂和慧珍都想识字，想会写信，她们更想祢补从小不能上学堂的遗憾，就报名参加了补习夜校。当时，秀堂只有小名叫“林弟”，妹妹慧珍只有小名叫“小七子”，她们上学的名字都是夜校老师徐瑞贞给起的，她想祢补从小不能上学堂的遗憾，就进入了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举办的女工补习夜校念书。夜校设在沪江大学附属的沪东中学里，表面上是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实际上是受中共地下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场所，夜校聘请的教师都是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秀堂未进夜校念书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命苦人，只能逆来顺受被资本家剥削压迫。在夜校老师的启发下，她明白了要求得自身的解放，必须首先要有文化。从此，她白天上完12小时工后，便风雨无阻的到夜校读书，如饥似渴的学习，使她忘却了一天的劳累。她的精神有了新寄托，女工补习夜校成了她最喜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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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代背景：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东三省、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日本控制了整个华北。同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和方振武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了日军占领的4座县城。9月底，抗日同盟军遭到日军和蒋介石夹击并彻底失败。同年，蒋介石纠集100万兵力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　

进步女工

1933年，秀堂在夜校里学会了识字写字，还开始看进步书籍，她如饥似渴地倾听吸收先生们传播的革命道理。教育家陶行知、邹韬奋、李公朴等来夜校讲时事政治，讲苏联革命成功及中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冼星海、吕骥、麦新、孟波、崔嵬、陈波儿等文化人常来夜校指导女工的歌咏戏剧活动；女工们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在各种集会上作抗日演讲、演唱进步歌曲，演出了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还到农村宣传演出，吸引了农民成群结队前来观看。开始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的秀堂，积极参予夜校组织的社会活动，跟随着老师们向女工宣传抗日，到女工姐妹家走访，动员她们上夜校念书；她与夜校里各纱厂的女工打成一片，还发展了不少的进步青年；她成为了夜校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这一年，秀堂在夜校教员徐瑞贞的帮助启蒙下，政治觉悟得到了很快提高。认识到：要寻求工人的出路，工人的解放，只有向压迫工人的阶级进行斗争。

年轻的上海女工任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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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时代背景：1934年3月1日伪满政府和日本实行帝政交换公文。“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在长春称帝，年号“康德”。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

中共党员女工

1934年11月，年轻的秀堂刚满17岁，她通过在夜校两年多的学习和实践，在党支书陈维清、教员徐瑞贞和林淑华等共产党员的教育培养下，秀堂逐步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跟着共产党走，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得解放。她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并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因表现出色、思想成熟、品格优秀，被夜校地下党组织直接发展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她的入党介绍人是教员徐瑞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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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时代背景：1935年1月22日，日本表示要与中国“亲善”。日驻华使节先后会见汪精卫、蒋介石。其后，蒋、汪联名训令严禁反日活动。5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宣布，双方外交关系由公使级晋升为大使级。同年，中共在上海机关遭到国民党破坏，各系统保存下来党、团员500余人继续坚持战斗。10月1日，中共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各界爱国人士联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

女工领头人

1935年，年轻的共产党员秀堂继续以女工的身分在日商同兴纱厂工作 ，她坚持在女工中间传播抗日救国道理，联合各纱厂女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她秘密地带领着女工们开展工人运动；日商纱厂每年都会发生多次中小型的工人罢工事件，秀堂和姐妹们就义演募捐，将义演所募到的大饼、馒头、面包等送到有需要帮助的罢工工人手里。 秀堂虽然年轻，但组织能力极强，遇事沉着冷静，斗争机智勇敢，纱厂女工都把她当作领头人。 秀堂的妹妹慧珍这一年也加入了共产党，她们几个党员每个星期天上午过党组织生活。她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自己，不能发生横向的关系，不能出卖自己的同志。之后，秀堂还积极参加了国际劳动节纪念游行；参加了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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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时代背景：1936年周恩来与张学良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12月，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共派周恩来一行与蒋介石谈判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上海日商纱厂大罢工

1936年，当时上海的日商纱厂有30家，雇佣工人约有5万人。这是上海闹工潮最多的一年，秀堂参加了上半年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事件发生在2月3日，大康纱厂的日本人及爪牙将厂里男工梅世钧毒打至死（起因是日本人发现了梅世钧原是国民党十九路军士兵，曾在上海一•二八事件中与日本兵打过仗），当梅世钧被日本人打死的消息迅速传开后，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愤怒。秀堂立即组织女工并与弟弟任干一起，到街头张贴号召工人们罢工的公告，她积极联络夜校中的纱厂女工用行动来响应罢工，很快各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后来，日商通知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和租界巡捕，包围工厂、逮捕工人，罢工遭到了镇压而告失败。失败的教训使工人运动领导者重新思考和探索新的斗争策略。

11月间，秀堂所在的同兴纱厂的日本监工无缘无故地毒打一名上夜班的男工，这一打把工人们的怒火燃烧起来了，他们高喊“关机，罢工！”，8日，抗日大罢工在沪东揭开战幕。当天上午，同兴二厂4000名工人率先罢工，全厂纺机悉数关停。此时，有个女工在关机停工时，被日本监工看见了并准备派人抓拿她。秀堂知悉情况紧急后，立即把这个女工带回家藏在了阁楼上避风头，还帮助她化妆脱离了险境。当天晚上，日商7间纱厂15000余名的工人投入了罢工斗争行列。接连几日，日商多间工厂的部分工人前来声援，并加入了罢工行列。上海党组织认定这是发动大罢工的最好时机，提出了符合工人利益的复工条件。按照党组织的布置，秀堂和两位工友作为罢工工人代表去了沪江大学演讲，向全校师生控述了日商对纱厂工人的残酷压迫，以及年初梅世钧被活活打死的惨况；讲述这次工人罢工的起因和要求复工的条件。他们的演讲激发起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学生起来罢课、四处开展抗日宣传及支援工人罢工活动。工人罢工得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救国会的大力支持。

19日救国会召开大会，呼吁全市人民支持工人大罢工，会上一致通过成立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并在全市开展募捐，把捐款换成米票发给罢工工人。秀堂和女工姐妹们迅速把米票分发给罢工工人，帮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坚持罢工到胜利为止。工商界也发出公告举行了罢市。上海历来最大规模的工人大罢工运动进入了高潮。这次上海日商纱厂大罢工使得日商在华纺纱业遭受到沉重打击及损失惨重，仅丰田纱厂2天就损失了40万元以上。罢工坚持了半个月后，经过了社会各界人士进行调解，日商终于答允了工人复工的条件：今后不打骂工人；不无故开除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吃饭停机半小时，增加工资5%。共产党组织本着“适可而止”的精神，发出了复工宣言。27日，沪东地区日商纱厂的总罢工胜利了，工人在罢工胜利中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社会各界大团结的力量。罢工斗争胜利后，党组织派秀堂进入到上海华商开的永安纱厂当工人，目的是为了发展更多的女工姐妹到夜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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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时代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攻城外卢沟桥。驻军第29军奋起抗战。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并向上海大举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自卫抗战；也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8月13日至11月12日，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当国家民族处于最危难的时刻，罗卓英率领国民党十八军参加了上海保卫战,他指挥对日作战。将士英勇杀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可歌可泣。会战历时三个月，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动用军舰30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辆。中国军队投入70余万兵力、动用舰艇40艘、飞机250架，以劣势装备与敌人拼搏，击毙日军4万多人。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进行大屠杀，被杀害者达三十多万人。

女工参加服务团

1937年初，青年会杨树浦女工夜校在初级班教《千字课》，要求女工能识字写字。党组织把从夜校特色班培养出来的“小先生”秀堂安排到初级班当教师。为了搞好教学，秀堂经常深入到女工学生家庭及纱厂车间了解状况，还不断摸索出更多能结合实际的教学经验。

7月间，党组织又紧急调用秀堂到女青会难民收容所当干事。当时，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进入战时状态。由于战区的扩大，上海近郊以及沪西、南市、浦东等地的难民纷纷涌入租界，上海女青年会的工作也从着重宣传抗战转为战时服务。秀堂积极参加救助难民的各项活动，组织难民制军鞋，为前线战士缝制衣服；为难民讲解抗战形势，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动员教会学校的大中专学生，到难民收容所参加疾病防治工作；协助组织难民生产自救，还进行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处于战乱中的难民有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秀堂每天勤勤恳恳地忘我工作，认真负责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她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成为了党组织的骨干，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

9月间，淞沪战争逐步升级，国民党军队也陆续增援到了上海。守军在上海外围宝山、嘉定、杨行、罗店英勇抗敌，战火将整个大上海的天空都染红了。全市抗日民众都在忙着准备支前物资，各界劳军代表也冒着炮火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全国慰劳总会的负责人何香凝委派胡兰畦与上海基督教女青会联系，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赴前线为抗战将士做战时服务。胡兰畦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后来出国到柏林留学，是一位反法西斯的杰出女战士。由于女工们曾读过胡兰畦写的《在德国女牢中》，所以女青会曾邀请她为夜校学生作过一次关于德国女工生活的报告。女青年都很尊重她，把她当作革命老大姐。听到胡兰畦要组织服务团到抗日前线去的消息，女工夜校的学生群情振奋、踊跃报名、纷纷要求参加。

期间，秀堂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并要求报名参加，地下党支部书记陈维清表示支持并交代她：在服务团中以隐蔽身分进行党的工作，贯彻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向国民党官兵宣传坚持抗战到底，向群众宣传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战地服务团成立时，上海慰劳会派胡兰畦担任服务团团长。服务团首批成员有10人，她们是：任秀堂、胡瑞英、郑慧珍、李亚芬、金敏玉、李慧英、张定堡、龚琦玮、秦秋谷、柳秀娟（当时秀堂是唯一的共产党员，其她的女工是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平均年龄不足19岁。团员们都把头发剪短到耳朵上面，换上画家李香君为她们赶制的整套服装。上海女青会女工夜校为这批学生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校长和老师们像家长般嘱咐说，到了炮火连天的前线要多保重，你们10个女孩子要团结紧啊！有空就抓紧学习。老师的句句嘱咐，殷殷期望，深深地感动了她们。在分别的时刻，秀堂心里充满着对老师们的感谢和对母校的无限依恋。服务团中有9名女工、1名夜校教师。由于她们基本成分是女工，征得何香凝先生的同意，服务团命名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一批团员共十人（穿制服者），前排右起第二人为任秀堂

10月5日，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出发前，胡兰畦团长率领全体成员到何香凝寓所辞别，何先生勉励大家到军中要好好工作，为抗日将士和民众服务，并谆谆告诫说：“为了抗日救国，你们要暂时牺牲恋爱，不要做官太太。”日后这句话即成了服务团女兵们一条铁的纪律。上海妇女界的领袖史良和知名人士等为服务团开了欢送会。全体成员在出发前拍的照片被登在上海《妇女生活》杂志的封面上，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服务团上前线的消息。当晚，全体成员坐上一辆车顶布满绿叶树枝的军车，在暮色苍茫中辞别了繁华的上海，奔赴淞沪前线嘉定县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队所在地。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发上抗日前线当天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任秀堂

10月间，罗卓英军长亲自接见了服务团，他是国民党中的主战派，约摸40多岁，讲一口广东客家话，他对姑娘们不怕牺牲赴战场为军队服务十分感动，他说：“古时候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天你们是一群花木兰从军，我代表前线将士热烈欢迎你们。”发给了每个女兵军装、军帽、绑带。还布置了四项任务：一、慰问驻地民众；二、向民众宣传抗战意义；三、组织民众援军抗日；四、调查军队风纪。还强调说：“军风纪不好，军民就不能合作，就不能保证抗战胜利。”他希望服务团在军民之间能起的桥樑作用。当时，东战场汇集了近百万的抗日大军，其中有来自广东、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军队，由于语言和习惯各不同，难以与上海民众打成一片。甚至因言语不通还产生误会。以致军队进驻后，老百姓跑了，公务员也躲起来了。军队在前线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对作战很不利。胡兰畦在9月中代表何香凝先生去慰劳十八军时，罗卓英军长也表示深感军队脱离民众的痛苦。因此，当胡兰畦向他提议在妇女界组织人员到他的军队服务时，他喜形于色地答应了，并极为恳切地写了封信给何香凝先生。他认为：在战火纷飞之际，青年人不逃避战争，而敢于要求投入到惨烈的炮火中来，这就是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最高表现。这也是服务团来前线的初衷.

女兵们接受任务后马上行动起来。为了更好的接近民众，她们脱下军装换上布旗袍，首先从军部周围10里的范围内找百姓家访问。村里被日寇的飞机和炮火炸毁得厉害，满目疮痍，到处断壁残垣，十室九空，仅剩下老弱病残和小孩童。女兵们看到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人口众多的嘉定县，竟被日寇的侵略摧残得如此凄凉萧条，心里激起了无限的愤怒和仇恨。老人和孩子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些头剪短发身穿旗袍的人，老人叹息着质问：“你们来做啥？屋里的鸡、鸭、蛋-----好吃的，能用的，统统都被军队抢走了。哎！只有老命、小命-------。”他是诉苦也是无奈。秀堂她们听了极为难受，老百姓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定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女兵们给老弱病残送医送药，还把被军人拿走的东西作了登记。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报告，由团长向上汇报，服务团的建议得到了罗军长的支持。当女兵们按照登记本的户名把钱发还时，还代表军队向老人们鞠躬以示赔礼，老人们感到那么意外，忧郁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颜。军队代表赔钱道歉，送医送药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军民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外逃躲避的百姓纷纷返回家中。女兵们动员了大量的援军工作，妇女为抗战士兵做军鞋；壮丁当向导、运军粮、抬担架；还组织了妇女、壮丁合唱团，到处响起了抗日的歌声。儿童们兴奋地边跳边唱：“吹起小喇叭，嗒的嗒的嗒，敲起小铜鼓，嘚咚嘚咚咚；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一刀斩汉奸，一枪打东洋-------” 服务团很快就翻开了抗日救亡工作光荣的一页。

战时期间，战地生活是艰苦的，胡兰畦团长工作上领导大家干，生活中与女兵们打成一片，按军队规定：一天吃两餐，睡稻草通铺。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服务团的住处收拾得跟军营一样整洁，被子叠的有棱有角方方正正。服务团的纪律：统一工作安排，服从命令指挥；外出2人以上，不能个别行动；有事有病请假，按时归队报到；抗日不结束，不能谈恋爱；行军背包由自己背，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互相帮助体弱患病者；每晚开会汇报一天工作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矛盾当面解决，不准背后闹不团结；学习不能无故缺席，每人必须记日记；遵守值日制度，轮流当值，喊叫口令，监管内务。每个女兵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纪律。胡兰畦团长不愧是打过仗的老兵，把姑娘们训练成一支真正有纪律的女兵队伍。由于战时的支前工作太多，胡兰畦团长去上海为服务团再组织第二批成员8人上战场。

这段期间，淞沪前线的战事十分激烈，女兵们冒着敌机轰炸、机枪扫射的危险，在青树林的掩护下，慰勉将士，提高士气；争取民众，援军抗日；军民一心，保家卫国。服务团用自己的行动激励前方将士，战地服务开展得卓有成效。罗卓英很快就不再把服务团看成是普通的群众团体，而视为军队中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前线驻地，女兵们遇见了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的抗日名士，他们是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才得以释放的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郭沫若、陶行知、田汉和夏衍等文化人，他们冒着战火来慰问抗日将士和服务团。为了避开敌机空袭，大家在嘉定郊外茂密的青竹林里开了军民联欢会，服务团演唱了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还唱了陶行知作词的《锄头歌》。田汉和陶行知特别激动，知道他们作的歌曲不仅传遍繁华都市和遥远乡村，也传到了抗战最前线的军队中。最受军民欢迎的是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女兵们演得非常逼真，台上台下常常一起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次日，上海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都报道了服务团女兵在战时服务中的出色表现。妇女劳动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抗战的事迹顿时轰动了上海滩，成为了当天的特大新闻，还赢得了各界主张抗战人士的一致好评，服务团更被誉为“战地上的一朵红花”。

11月11日，经过三个月的淞沪激战后，上海终于失陷了。服务团接到撤离嘉定外岗镇钱家宅的命令，听到这个消息，女兵们顿时愣住了。虽然她们抱着焦土抗战的决心，也知道抗战是长期的，但一想到这次军民一心，近百万大军英勇抗敌，可才3个月就把上海失掉了，每个人的心都碎了。胡瑞英、郑慧珍、李亚芬失声痛哭。秀堂和其她女兵互相痛苦的呆望着，胡兰畦团长也很想大哭一场，但是却流不出眼泪。淞沪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服务团随罗军跋涉山水向南线转移，沿途屡遭日本敌机的轰炸扫射，几经生死一线之差的危难。此时正值寒冬，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一路上不断有人摔倒，爬起来又继续走，不知走了多久。

第二天，服务团沿着沪宁公路边田间的小道行进，这些上海姑娘是第一次行军，脚板疼痛强忍，腰也直不起来，纵然肩脚痛彻骨髓，却没人呻吟，也没人抱怨，她们想起战壕里的士兵冒死还坚持作战，自己这点疼痛又算什么。当她们看到公路边躺伏着许多伤兵，伤口上包扎的纱布已被雨水淋得湿透，冷风嗖嗖地吹袭着他们颤抖的身体，可真是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服务团立即决定去村子里找食物给伤兵。 村子已经被敌机炸成了废墟，有些房子还燃着火苗。女兵们强忍着脚底的疼痛和疲劳， 一处一处地寻找，总算在一座烧成半间的房子里发现了灶头和铁锅，还找到了一些米，她们生起了火，煮好了粥，用木桶装着粥，用木棍当扁担，小心翼翼地抬到公路边。女兵分头给伤兵喂热粥，他们喝得十分香甜，眼里流露感激，不断道谢，举手致以敬礼。她们打开急救箱为士兵一个个地擦洗伤口、换药。

露营休息地，走到了太仓县城外，坐在路边上。女兵互相帮着挑脚上的血泡，然后擦上碘酒。寒风飕飕没个窝，只能睡个囫囵觉。为了躲避敌机轰炸，队伍利用夜色不停地行军，走到第6天后，她们的脚底板早已长成了老茧，变成铁脚板，再也不怕行军了，环境再恶劣，她们也能倒头就睡着。

隔天，她们到村子走访，只见本村大多数人已逃往他乡，房子里住的是逃下来的难民。战乱已造成了缺粮和饥饿，连本村剩下的农家也正发愁。当务之急是把无人收割的稻谷枪收回来，决不能让敌人吃我们的粮食打我们的人。但这一带临近前线，不时有炮弹落下，还随时有可能成为敌占区，没有人敢去收割。服务团决定立即组织妇女，自备镰刀、口袋，割多少归自己。消息传开后，参加的群众很多，劲头也很大。漆黑的夜里，由农家带领着大家到田里，分散在稻田开始收割，只割稻穗不割稻杆，她们一行行割、一片片割、一块块田不断地割；口袋装满了，用长裤、衣服当口袋不断地装稻谷。江面上传来敌舰的“突突”声，还不断有探照灯光扫来扫去。大家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毫不慌乱，埋头收割，直到再没有东西可拿来装稻穗了，拿着镰刀的手才停下来。大家满载而归，胜利凯旋了。

期间，行军又持续了2个星期，几乎不大休息。有时白天下雨，敌机不会来，女兵们就冒雨行军。途中如能住上2天，大家即可整休又可换洗衣服。在宜兴农村，农民习惯用大锅烧水洗澡，人要坐进锅里洗。当地妇女看到女兵行军辛苦，特地煮好大锅热水让女兵洗澡；有的女兵吓坏了，怕被烫死，也怕被煮熟了！团长看大家不敢洗，就带头先洗，她有体会地说：“水烧热后就停火，绝不会烫着，余灰未熄使水保温，洗得真舒服！。”好久不洗澡的姑娘们，天天行军出汗，又不换衣服，身上奇痒，虱子都长出来了，她们还笑说是革命虫呢！秀堂和姑娘们嘻嘻哈哈开心极了。这下子，人人都洗了个痛快，衣服用开水烫过，虱子也没了。休息好了，女兵们更有能量地继续行军。

离开了宜兴，经过了溧阳、高淳，到了芜湖。住了一晚，乘木船到了安徽安庆。跟着又到长江边的码头，有30多人坐上了一条木帆船，还要轮流上岸背纤拉船。经过了铜陵、贵池、安庆、彭泽等城市。晚上船靠码头停泊，休息一宿再开船，用了10多天来渡长江。到了江西九江后，改乘南浔铁路火车去南昌。在艰苦辗转的行程中，女兵们行走一路，宣传一路，鼓动官兵士气，唤起民众抗战。这批受过战斗洗礼的青年女工在艰苦的路途中仍然阅读进步书刊，还把所经历的一切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

12月间，南京也失陷了，国民党政府迁都到重庆。下旬，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行军，服务团随罗军到达南昌。服务团刚到南昌不久，消息就传遍了市区，民众争相目睹从火线下来的女兵们，整个大街小巷都轰动了。秀堂听说了叶挺、项英、陈毅正在南昌筹备成立新四军的消息，她开始寻找在南昌的党组织。

服务团中的中共党员任秀堂

有一天，陈毅突然来看胡兰畦团长，他们是早在北伐战争时就相识的老战友。阔别10年，却在南昌意外相见。团长真是喜出望外，她和陈毅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大家也受到了感染。胡兰畦还请陈毅为全体女兵们分析抗战形势。陈毅40岁左右，面容消瘦，双眼烔烔有神，声如洪钟响亮。他精彩地描述八路军在平型关打日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场面；他说服务团的工作就是要着重宣传抗战必胜，鼓励军民树立信心。大家听后情绪振奋，都急于脱离国民党军队到自己的队伍新四军去，就怂恿团长跟陈毅说去，胡兰畦团长的心情也和女兵们一样。可陈毅没有答应这个要求，还劝她们说：“要坚持在友军中做好工作，服务团去新四军那当然好啰，你们可以胜任。可是新四军同志却不能做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那么统战工作谁来做呢？-------。”年轻的女兵们虽然像小孩子般嘟着嘴，却已完全被说服了。秀堂见到陈毅心里格外欣喜，她找到机会与陈毅密约在月宫饭店见面。

第二天，前往月宫饭店赴约时，秀堂还约好了共青团员胡瑞英和郑慧珍同行。大家见面后，陈毅热情地与她们握手。秀堂首先向陈毅表明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分，她说：“到南昌后，就心急如焚地找党组织，找不到组织就像失去了娘的孩子，都急煞了。”这时，胡瑞英和郑慧珍才知道任秀堂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接着秀堂汇报了服务团内党团员的工作表现，建议在服务团中吸收共产党员及建立党支部，还提名胡瑞英作为党支部书记人选。陈毅听完汇报后，请秀堂将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名单留下。他操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你们服务团的工作做得很好嘛！现在是国共合作打日本，国民党地区的民众需要我们去发动，你们能在友军里工作很重要，也很有意义，要更好地工作下去。”

2天后，陈毅在月宫饭店再次约见她们，他满脸喜悦地说：“我与上海党组织联系过了，你们的组织关系问题也得到解。党组织已经正式批准了服务团的10名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也同意了建立一个地下党支部，党支部可以设支委3人。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党支书由胡瑞英担任，任秀堂负责组织工作，郑慧珍负责宣传工作。考虑到你们是秘密隐蔽在国民党罗卓英军队工作，不宜与地方党发生关系。”陈毅接着说：“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抗战，党要求共产党员站在抗战前线，你们就是在前线嘛。你们的主要对象是士兵与民众，在友军工作会遇到很多问题，你们要克服一切困难，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而奋斗……。” 临别，陈毅含笑说：“新四军就要成立了，不久，我们要去皖南，我们已得悉罗军也要去安徽，你们有事可直接找我联系。”

八路军消息：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与日军板垣师团4000余人作战，歼灭日军三千多人，俘战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是为“平型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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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时代背景：1938年，当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已相继沦陷。3月底，日军向台儿庄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以40万优势兵力进攻台儿庄并击退由临沂增援之敌，取得了歼灭日军两万余人的胜利。5月19日夜间，中国空军出动两架轰炸机飞越东海远征日本，向日本本土投下了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这是日本和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12月18日，国民党亲日派首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从重庆逃到河内，在河内发表声明向日本投降。　　

战地服务一年

1938年1月，服务团随罗军调防到皖南，驻在城外棠樾村。月底，秀堂和新党员利用放假日到城东饭店。召开了党支部成立大会，传达了陈毅的指示，还订立了绝对保密制度和党员纪律。每人要了一碗面条，公开佯称祝任秀堂生日，实际上是祝贺党支部正式成立。秀堂在筹建服务团党支部的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提名党支部书记人选时，秀堂首先考虑到胡瑞英，胡原任江苏省临时团组织部长，熟悉了解每个团员，还与服务团的共青团员分别保持着单线联系，秀堂认为由胡瑞英来担任党支书一职会更为合适。秀堂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党的利益为重，举荐新党员作为党支部书记人选，体现了她宽广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3月初，服务团党支委3人决定去向陈毅汇报请示工作，到了事先约定的秘密地点后，陈毅（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兼第一支队司令员）和项英（新四军中共工委书记兼副军长）认真听取支书胡瑞英汇报党支部成立后的工作情况。接着秀堂把党员平日节省下来的200多元钱双手捧给了陈毅，说是捐助给延安办女子大学的心意，同时也表达了大家很想去延安上女子大学的愿望。陈毅和项英听后鼓励她们说：“你们服务团工作做得很不错，那边的军民反映很好。你们的工作很艰苦，流动性大，跑路又多，走到哪里就宣传到那里，目的是唤起民众抗日，鼓励友军士气，同仇敌忾打日本鬼子。你们是为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定要顽强地坚持下去。”临别时，陈毅亲切地嘱咐：“我们是公开身份，你们是秘密身份，可要当心啰！为了你们的安全，以后尽量不要来找我们，非来不可，也要十分隐蔽才好。” 陈毅的提醒和爱护，使她们更明白到做地下党工作的危险，并将他的话牢记心间。此后，秀堂她们只去找了他二次，一次是为党支部要求上级批准王浩良入党的事；一次是为服务团要随罗军去武汉，请示到那里后该找谁接上党的关系。陈毅指示可以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3月8日，这一天是三八妇女节，服务团要为当地妇女开个大会，那天正赶上漫天大雪，女兵们有些发愁了。总部有的军官也说了些风凉话：天这么冷，又是风，又是雪，那些妇女不会来开会的。可是，开会时间还未到，只见各村的妇女已排着长队从四面八方走来了，把棠樾小学的大礼堂挤得满满的。秀堂她们都特别兴奋，大家能在抗日的战场上过三八节，更有特殊的意义。胡兰畦团长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从三八节的由来讲到妇女要解放首先民族要解放，指出妇女当前就是要帮助军队抗战。罗卓英总司令也讲了话，赞扬了妇女们冒雪来参加开会，还介绍他的夫人慰问抗日劳军的事情。接下去女兵们为妇女们唱了抗日歌曲，还演了好几出独幕话剧，妇女们不时被戏里的情节感动得一会儿抹泪，一会儿激愤。秀堂主要扮演老太婆和男角。她扮演的汉奸角色唯妙微肖，使台下的妇女不由得想起了日本鬼子和伪军进村时，烧杀抢虐、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情景。由于秀堂演得逼真极了，结果激怒了台下的观众，她们群情激动，只听见一片哭泣声和一阵叫骂声，有些妇女还气势汹汹地跑上台来要揍她。演出结束后，姐妹们都不愿意离去，蜂拥着女兵们要求参加服务团开办的识字班，还有做布鞋、手帕等援军工作；服务团过了个很有意义的三八妇女节。罗总司令看到用戏剧表现形式宣传抗日的效果很大，就建议团长到武汉再招一批新成员来充实力量，还要请一位导演来负责排戏。

3月中旬，团长胡兰畦带着任秀堂、李亚芬和秦秋谷去武汉为服务团招收新成员，住在汉口女青会的宿舍，她们遇见了上海女青会夜校来的干事邓裕志、张淑仪和陈维清老师等，熟人见面分外亲热。当秀堂与夜校党支书陈维清不期而遇时，就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喜悦。她单独向陈维清汇报了服务团党支部的情况。陈维清告诉她说上海党组织已从陈毅的电报中得知了一切，对她在服务团发展地下党的工作成效很满意。陈维清亲切地鼓励她继续完成党的任务，不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听从上级党的指示和安排。分手前，陈维清还让秀堂找机会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钱瑛大姐，她说会事先把服务团党支部的情况知会钱瑛。

一天，胡兰畦团长带着秀堂她们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邓颖超大姐、办事处主任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秀堂也趁着这个机会单独找了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钱瑛大姐，她很认真地听取了秀堂的汇报，看来陈维清大姐已经打好了招呼。秀堂为服务团党支部接上了武汉党组织的关系。当钱瑛知道服务团要招人，还介绍了4个新人给胡兰畦团长，她们是青年救国会的团员周文南、尹卜驹、郭立言和进步青年王瑜洁。后来，邓颖超大姐在一次妇女大会上高度表扬了服务团所做的战地工作，并号召大家向这批劳动妇女学习，会上还请了团长胡兰畦作演讲。当时的武汉是政治文化中心，团长认识很多从上海下来的文化界朋友。她带着秀堂她们去探访郭沫若先生，他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田汉、夏衍都在那里工作，由第三厅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就有8个队。令秀堂她们最难忘的就是见到了武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主任周恩来同志，秀堂在抗战前线能见到中共中央的首长更是兴奋不已，周恩来同志的风度和形象给她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4月间，服务团住在皖南棠樾。离棠樾不远的宣城、宁国、孝丰一带发生激战，军队伤亡很重。连日来，不少负伤将士陆续被送到徽州城里。服务团去临时四十兵站医院慰问伤兵时，看到医院的伤兵剧增，护理员急缺，致使伤兵换不上药，伤口红肿化脓，腐烂生蛆；负伤将士穿着又脏又破血迹斑斑的衣服，散发出又臭又腥很难闻的气味。有的医生和护士不愿接近他们，惹得有的伤兵骂娘，甚至还动手打人。服务团见此情况决定全体女兵立即到医院参加护理伤兵服务的工作。女兵们热情诚恳地为他们洗伤换药、喂饭喂水、端屎端尿和洗血衣被。大家日夜轮流拼命干，还是忙不过来，换下的血衣都堆成山了。党支部决定立即发动妇女们为抗战作贡献。趁着三八妇女节大会的热劲，带领识字班的妇女一起深入农村动员，当即踊跃报名的就有好几百人。服务团把她们编成几个洗衣队，每日轮流到医院洗血衣。

从皖南棠樾村到徽州城往返30里路，服务团就打报告请求司令部支援。罗总司令接到报告后很受感动，命令派军车到服务团，每天接送洗衣队到医院，此举大大鼓舞了妇女们的积极性。她们把收下的血衣拿到河边洗净，用开水烫死虱子，晒干缝好给伤员，妇女的辛苦劳动赢得了伤病员的尊重。过去妇女有两怕：一怕伤兵脾气暴不讲理。二怕伤兵调戏妇女。有个伤兵感慨地说：“我当兵10多年了，打过多次仗也负过伤，那时妇女一见当兵的就吓跑！眼下不但不跑，还替我们伤兵服务。这事我想了几天才想明白，过去是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国家越打越弱，当兵的是血白流，命白丢啊！这回我们是为抗战负伤，是保家卫国，老百姓就拥护抗战军队，连妇女都肯为我们伤兵服务啦！”说到这里，他老兄高兴地大笑起来，逗得大家也都笑了。伤兵们最喜欢女兵替他们换药和包扎伤口，女兵们的态度和蔼，轻手轻脚，非常耐心，对伤病员就像对待家里的亲人一样。这样的温情感动了许多伤兵，他们时常对女兵说：“难得你们这样好的照顾我们，等我们伤好了回前线打鬼子，再报答你们的好心照料。中国的女同胞有一半同你们一样，日本鬼子早就打跑了！”女兵们的服务安抚了负伤将士的心，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莫大鼓舞。同时将士们的抗战豪情也激励着女兵们，服务团以能为他们服务而感到无尚光荣。军人为国为民流血牺牲，人民永远敬爱这些民族英雄。

8月初，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服务团随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进入武汉，驻扎武昌。罗卓英受命担任保卫大武汉的卫戍司令。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经改名为第十九集团军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服务团到达武汉时，引起了各方抗日团体的极大注意，服务团一年来的抗战经历已被民众广为传颂。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的会长宋美龄特别邀请服务团到汉口女青年会开茶话会。于是，团长率领全体女兵出发，她们穿着军装，打着绑带，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地唱着抗战歌曲行进在汉口的大街上，市民们都热情地涌向街头观看和欢迎。

当服务团的队伍进入女青年会的院子时，又受到了女青年会朋友们的热烈鼓掌欢迎。过了一会儿，宋美龄来了，她脸上略施脂粉，身穿蓝色工装裤, 脚踩黑色高跟鞋。服务团全体女兵整齐地向她举手敬礼，她对着女兵们鼓掌表示欢迎，还亲自与每个女兵一一握手。她称赞了服务团的战时工作，勉励女兵们努力参加保卫大武汉。她说：“在抗日救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国妇女应负起光荣的责任。你们已经担负起了这个责任，希望你们坚持到抗战胜利！”

期间，服务团3月间在武汉新招来的3人是青年救国团的共青团员，由武汉办事处钱瑛大姐介绍过来的。服务团在南昌驻扎时，听说了“青救团”组织已被国民党无故解散的消息，当时，她们3人抱头大哭，如此伤心是因为与团组织失去了联系。秀堂见状后，为了安慰她们就透露说服务团很快就要随罗军到汉口执行保卫大武汉的任务，让她们到武汉再找团组织。她们听后才破涕为笑，每天盼着快回武汉。秀堂也将她们的问题摆在党支部会上讨论，大家都认为她们思想活跃，上进心强，不怕苦不怕累；这3个小妹妹同服务团的大姐姐一样上前线，工作表现突出。党支部考虑吸收她们为共产党员，但她们年纪太轻，才15、16岁，需要经过上级党组织的

特别批准。党支部把这个任务交由秀堂去向钱瑛大姐汇报。服务团随罗军到达武汉的第 2天，尹卜驹急不可待地抽空赶回家，让她姐姐尹卜甄（湖北省女师中共地下党支书）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她们解决怎么过团组织生活的难题。当钱瑛大姐得知此事后，就对尹卜甄说:“那个服务团内有个叫任秀堂的，你想法子把她找来。”姐妹俩便心急火燎地来找秀堂。当得知钱瑛找自己后，秀堂立即脱下军装换上便服，急忙赶到了武汉办事处。她又见到了邓颖超大姐和钱瑛。此时，她们已通过陈毅的电报，对服务团党支部的情况更了解了。秀堂向钱瑛大姐汇报了党支部的决定，准备将表现好的尹卜驹、郭立言、周文南等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武汉党组织对此作出特别批准，并指示由秀堂带领她们3人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谈完工作后，邓颖超
大姐把秀堂带到了自己的房内，让她在一面镜子前坐下，帮她梳理了蓬乱的头发。秀堂的两眼蓄满了泪花，感受到了邓大姐的关怀，感受到了办事处就是党员的家。

8月间，秀堂和支部书记胡瑞英专门来到了武汉办事处，虽然大姐邓颖超和钱英的工作都很繁忙，还是热情地接见了她们。秀堂、胡瑞英汇报工作后，还反映了党员们要求去延安的迫切心情。邓大姐听后，和蔼地说：“大家想去延安的心情我了解，但是党员干革命，目标要着眼全中国，不能都挤在延安。服务团的岗位就是前线，要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在友军工作。我们听到军民对服务团的反映很好，这就是你们的成绩，也就是工作下去的有利条件，党要求你们坚持在抗战的最前线。”事后，邓大姐还特地到服务团住的旅店，看望了全体女兵并给大家很大的鼓励。临走时又个别嘱咐她们：“党支部要注意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暗中与日本勾结，散布抗战必亡的反动论调，服务团要加紧鼓舞军民斗志，坚持抗战到底。”

10月5日上午，服务团举行了第十九集团军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1周年纪念会，全体女兵向罗卓英总司令致敬。晚上，服务团到武汉大剧院演出。到会的宾客很多，其中以周恩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来的贵宾最多。国民党的罗卓英总司令和各处军官也都来了。在大会上，胡兰畦团长先来了几句开场白说：“服务团在战地的工作不光是演戏，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女兵们也不是专业演员，为了抗日工作的需要，在战场上才演戏；今天只是选出在前线为军民们演出过的几出短戏，向部队长官和来宾做个汇报。”虽然，服务团经过一年的演出锻炼，在大城市的剧场演出还是第一次。服务团不是专业剧团，没有男演员，全都是女扮男装。当晚，女兵们演出的特别认真，演出圆满成功了！服务团接受了国共两党抗战官员们的检阅。还得到了田汉等专家的好评和鼓励。国际反侵略者代表何登夫人表示，要把她所见到的中国抗战妇女宣传到全世界去。此后，服务团在武汉大剧院接连数日演出，慰问抗日军民和宣传抗战。女兵们热情高涨的抗战公演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赞扬。

周年纪念日，服务团要做两件大事：一是10月5日这天在汉口大剧院举行庆祝成立一周年公演。二是决定编辑出版《战地一年》的书刊。由全体女兵人人动笔，把自己体会最深的事写出来。在胡愈之老前辈的帮助下，她们连写带编，居然在1个月内把初稿编出来了，全书最后由胡兰畦团长终审定稿。女兵们工作起来就向打仗一样，作风雷厉风行，工作效率很高。不到2个月，这本有30多万字文集《战地一年》就在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了。每个人从不会写稿到学会写稿，从不会编辑到学会编辑，大家的写作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服务团的秦秋谷和李亚芬兼任了国际新闻社的特约通讯员，还写过不少战地通讯，由国际通讯社发给全国各地报纸刊用。

10月10日，罗总司令临危受命增组第5战区第5军团，指挥部设在南岗花旗楼。他咐团长带着全体女兵到鸡公山开会，顺便休息几天。那天，离山顶还有15里路，一路上还有“轰轰轰”的大炮声陪着，看着美丽的风景，大家不知不觉地爬到了山上。没想到那里还有街道、教堂、大旅馆、西式风格的店铺，是个避暑的名胜地。广场上聚满了官兵和老百姓，国民党在这里开“庆祝国庆纪念会”。仪式开始了，罗总司令发表讲话：“今天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大家，就在15分钟前，接到了南昌的电话，在德安打了一场大胜战，消灭了日寇3个团，俘虏敌人3000人，敌人在我军的包围中。我把这个捷报传给大家，作为双十节的最好礼物………”晚上，服务团奉命演出，山顶的云雾太大，鸡公山的老百姓情绪高涨地在大雾里看完了所有的抗战节目。深夜，大家才睡了几小时，就被急促的叫声惊醒，团长接到了紧急命令，服务团必须立即下山。

东方微白时，服务团到达了离广水车站不远的地方待命。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团长叫大家分散快跑，刚跑到山地带，几十架日机已飞临头上，紧接着轰隆隆几声巨响，一时天崩地裂，连地皮都震动起来，从半空中砸落下来许多泥块。轰炸后火光四起，广水镇成了一片火海，敌机在火车站附近又丢下了许多炸弹。敌机走后，团长呼喊着大家的名字，大家也不约而同从各个角落相互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那呼唤声充满亲人的关切之情，那回应声因激动而带着哽咽。秀堂她们迅速向团长靠拢过来了，同时急速寻找被泥土埋住的战友，大家赶紧用双手扒开泥土将她们救了出来，侥幸脱险，一个不少，大家破涕而大笑，拥抱成一团庆幸都还
活着。秀堂与大家在战火中结下了同患难的生死情。

服务团紧急集合后急速赶回到汉口，这才知道前线已失利，形势很险恶，日军的坦克已离汉口不远。武汉三镇实行了紧急疏散，繁华的汉口变成了死城。昨天在山顶庆祝胜利的喜悦已化为今天的痛心疾首。罗军也都撤走了，只见秘书处几个军官和军乐团的队员们正等着服务团回来一起撤退。大家赶紧沿着长江的堤坝向上游撤退。走过小沙滩来到一片芦苇丛，边上有一艘搁浅的小火轮，怎么弄也开不动。情况非常紧急，日军可能已进城，船再开不了，后果不堪设想。船工急忙把船上的铁锹全搬了出来，有十几个人与船工一起跳进了水里，用尽力气把船身周围的烂泥和草根铲开。终于，江水流入把小火轮的后身托浮起来，大家才松了口气上船，脱离了敌占区汉口。小火轮从长江一路行驶到辽阔的洞庭湖上，不远的湖面上还有一条船，夕阳下山的景色是那么美好。突然，敌机来了。船工赶紧把船开进旁边芦苇丛隐蔽了起来，大家屏着呼吸一动不动生怕暴露目标。可是前面那条船正在湖中心行驶，在那无边无际的洞庭湖上根本无路可逃，敌机追上去，又是丢炸弹，又是扫机枪，只见那条船中弹慢慢地沉了下去。因天色已晚，敌机掉头飞走了。虽然已经过一年的战火洗礼，也多番遭遇敌机轰炸，惊心动魄，死里逃生，可是想起刚才的险情，还是不免有些后怕。几个年轻的新女兵忍不住啜泣，团长和战友们互相安慰鼓励，一路上总算有无险，安全地到达长沙。此时，广州已经沦陷。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11月，武汉沦陷了。

10月21日，服务团刚撤到长沙时，就看见不少士兵和公务员在大街小巷滚动着大号汽油桶。过不久，城里燃起了熊熊大火，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东南西北都有火苗往上窜。团长胡兰畦想起青年记者学会的兄弟们住在城里，她心急如焚，向罗总司令借了一辆车到城里救人，司机开着小车飞快地穿行在火海中，到了记者学会，只见陈农菲一个人正急得不知所措，团长一把把他拉上车冲出了火海，他总算大难不死，从大火中逃了出来。团长英勇救人的行为，让女兵们钦佩不已。事后才知道，原来是长沙国民党政府看到武汉失守即恐慌万状，自乱阵脚，怕日军即将侵犯长沙。他们没有抗战的决心，反而自行来了个愚蠢的焦土政策，把长沙这个历史名城烧毁了。日军尚未进犯长沙百姓却遭了殃，政府放的一把大火使长沙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沦落为一无所有的灾民。

当时，社会上有不少人对抗战的前途表示担忧，甚至悲观失望，主和派的言论充斥耳边。从上海、武汉沦陷至今，官兵们已经奋勇抗敌，可是国民党军队却一路打败仗一路后撤，为什么……? 党员们内心充满疑惑，情绪上也受到很大影响，党支部急需得到上级党组织给她们指明方向。按照邓大姐的指点，秀堂和胡瑞英找到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带着党员们的疑问向他请教，当他听完汇报后，指示她们要抓形势教育，提高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并告知八路军参加战斗的次数越来越多了，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和战略消灭了很多日本鬼子。这些消息令她们感到了欣慰和振奋。党支部马上组织了党员们学习周恩来，叶剑英发表在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她们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后，坚定地向军民宣传抗战新形势和抗战第二阶段的任务，使人们在黑暗中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

秋天，服务团20来人的女兵队伍开进了湖南醴陵泗汾的山村，顿时引起了全村人的注意。女兵们穿着干干净净的军装，头戴军帽，脚穿布草鞋，腰束宽皮带，背着土布背包，面孔被烈日晒得红彤彤，个个精神抖擞。看到老乡便友好地挥手打招呼，她们很快就同乡亲们打成一片，就像久别的老相识，一下子便亲热起来。老婆婆好奇地问女兵：“你们都有婆家吗？”她们却笑嘻嘻地回答：“我们还小呢！”女兵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早晨，天蒙蒙亮，哨子一响，敏捷起床，到池塘边洗脸漱口；接着上早操，练唱歌，分工作；有的去家访，有的搞墙报，有的排练戏，有的借道具，还有的搭戏台，工作井井有条。农民看了贴出抗战救国的演戏海报，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戏，直到夜深戏已结束，老百姓还感动地不肯离开。秀堂她们到老乡家里探访时，才知道这个偏僻的山村，原来是大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农民协会非常活跃。国民党几次清乡扫荡，杀害了许多农会干部、妇女委员、还抓了不少的青年当兵，村子里的劳动力很缺乏。党支部在村子旁的山坡上开了会，决定重点帮助那些农协会烈士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收割稻子。田野里的稻子已呈金黄，女兵们就下田帮助割稻、脱粒、晒谷，忙得不可开交。正当女兵们和乡亲们日益亲密时，好景不长，上级命令她们立即开赴南昌前线。村里许多姑娘们都依依不舍，纷纷要求参加服务团，跟她们去打日本鬼子。可是都被她们婉言拒绝，说等部队需要时再邀请。临走时，全村的男女老少尤其是姑娘们都眼泪汪汪地前来送行。有个姑娘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不管是天涯海角，也要寻找到她们。这个姑娘叫曹自刚，在母亲的同意下，偷偷把长发剪短，乘上去南昌的火车。进城后就到处打听女兵们的驻地，在一个好心的运输工带领下，走了十多里路，终于找到了服务团。大家对她从远道而来，千里追队的热诚很佩服，女兵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了她。自此，她从乡村姑娘成为了服务团中的一名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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