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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学者的抉择，是去还是留？
| 学者的抉择，是去还是留？ |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但对共产党也缺乏认识，他们期盼战争结束了，能好好从事科研工作
讲课依然继续。下午，炮声更迫，遂宣布停课。
虞昊在第一年选修政治课时，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词，在业余时间看了毛泽东的著作，认真做了笔记。清华校园内的“小解放区”也是他时常光顾的所在，共产党的报纸和大字报贴在那里，供人随便阅览。
在圆明园，仗打起来了，有学生跑到楼顶上去看。晚上有学生去捡回了断掉的手。
这几天，学生们都睡在科学馆里，不分男女，外边发现不了，闲来无事还打打桥牌。为了防止特务破坏、军民抢劫，学校组织了应变委员会。进步教授钱伟长和吴晗告诉同学们，“我们教授和学生一起把学校保护好，将来还要继续念书”。
在上海的时候，虞昊听说抗战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都发了大财。但对共产党，他还没有亲眼见过。
据说，校长梅贻琦要走，就在这几天，有不少学生跑去劝。不过，让虞昊放心的是，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没有走，多数的教授也不打算走。
北平
校长梅贻琦还是别了清华园，去了城内。这天是12月14号，解放军进驻海淀的前一日。
清华学生曾组织起来，到梅的住处恳切劝留，但他去意已决。
临
走，梅贻琦对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吴泽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早些时候，
梅贻琦在北平城内设立“校产保管小组”，将一批重要账目存放在那里。更早些的11月28日，他已打发家人乘坐飞机离开了北平。
“到了年底的时候，形势突然发展得很快，这多少有些出乎教授们的预料，梅贻琦是匆匆离去的。”虞昊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1948
年底，国共双方的战略形势发生逆转，一切来得太快了。10月间解放军攻克锦州、长春，11月2日攻克沈阳，11月23日攻克保定，12月3日攻陷徐州。
11月13日，陈布雷绝望之下在南京服安眠药自杀，用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话说，“事后闻之，令人伤感不已”。
其后，解放军大举入关，逼近平津。
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等人向蒋介石请示，计划派专机到北平将教授接出，送往台湾，在傅斯年的台湾大学教课。
12月15日，北平西郊骤起战事，西苑机场停用。是日，国民政府派专机接胡适离京，该专机停在永定门外的南苑机场。不少人都劝梅贻琦赶紧登机，但梅得知此架飞机是接北大校长之后，却拒绝登机。仅胡适、陈寅恪匆匆登机而去。
这也是南苑机场最后飞出的一架飞机。飞机飞出不久，该机场即被解放军控制。此后北平被围，城门紧闭，再无出入的可能。
为了再次“抢救”学人，北平城内动工建设一临时机场：将东交民巷围墙外操场垫平，伐去东长安街东部沿街树木，将其垫高与东交民巷操场取平，作南北方向跑道一条。
12月20日晚，两架运输机降落在临时机场上。21日晨，梅贻琦、李书华等人到北京饭店候机，事先分配机位，每机约十二三人。
梅贻琦和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人搭乘第一架飞机，午间飞往南京明故宫机场。
据李书华回忆，当临时机场建成，南京已派飞机到北平，“我以老父侍养为忧，不忍离去。父亲则坚令我离平，情词恳切。我遂遵父命，将老人应用的钱物筹备妥恰，遂与父亲含泪而别。”
梅贻琦走之前，曾邀请叶企孙与自己同行。朱家骅和胡适也一再劝导叶早日南行，并以熊大缜事件相警示。确实，熊大缜之死让叶企孙与共产党保持了距离，他曾说：“要是熊大缜不死，我可能就参加革命了。”
抗
战初期，叶企孙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投笔从戎，到抗日根据地，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叶企孙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
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日军严密监控下组织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他本
人曾想亲赴冀中，后被劝阻才作罢。
不料，熊大缜却在1939年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后处决。此案株连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
与
梅、胡二人比较，叶是单身，无家室之累，有去留之便，本不用犹豫。但对于数十年的师友梅贻琦的意见，叶不得不详细考虑。他曾和正在清华物理系读书的侄子叶
铭汉商量，叶铭汉是进步青年，认为共产党政策正确，解放军纪律严明，得人心，“叔父宜留校等待解放而不必南行”。叶随后告诉同事：“我相信共产党也是要办
学的。”叶的举动对周围人有很大影响。
“知识分子既对国民党失去信心，但对共产党也缺乏认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和要求美英式资产阶级民主。叶企孙当时的想法也是这样。”虞昊告诉《科学新闻》，“而且他一向认为学术是超政治的，和哪个政党没关系。”
此前，对于如何应变，曾有人在教授会上提出南迁，主张留守的教授如吴晗、钱伟长和主张南迁的教授经常发生激烈争执。此时，身为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却一直保持沉默。后来，他向校长梅贻琦建议，与其开会而闹意见分歧，不如尽量少开会。
“这样做的效果，不仅暂时避开了矛盾，维护了团结，对吴晗、钱伟长‘坚持不动以等解放’的主张也是一种支持。”虞昊说。
此后，为了避免兵燹，维护治安，叶企孙又建议在原校务委员会基础上，吸收一些进步的中青年教授组成扩大的校务委员会。
叶企孙决计留下了，他决定和清华的师生一起静待新时期的来临。
12月19日，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来校宣布正式接管清华。没过几天，清华复课了，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南京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国民党声称要死守长江，决战京沪。
作为地下党，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施雅风知道，自己的工作量要增加了。
施雅风原先只是从少数进步科技人员那里搜集情报，如今要扩展到向大多数的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中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尽最大的努力组织各单位抵制搬迁，妥善保存设备。
这些改变来自中共南京市委的部署：将工作重点转向配合解放军过江，发动群众护厂、护校，反对和阻止搬迁，加强情报和策反，尽可能争取大多数科学家留下。
在施雅风的记忆中，这段时间是人们思想最为动荡的时候。走还是留，成为每个人面临的选择，也是同事、朋友之间议论最多的话题。
共产党员和靠拢党的学者准备经受一场类似济南、长春那样，大军围城，战火纷飞、生活艰难的考验；少数在思想和利益上与国民党密切的人自然作好了南迁的打算；至于中间派，则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对国民党更是多有顾虑。
施雅风明白，这些人是要争取的。
他通过科学时代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其他渠道在科学家中开展工作。结合自己的身份，在严峻的形势下，施雅风和中央气象局、中央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中央大学等机构保持了联络，促成人员、资料和设备留下。
1949年初，在施雅风等人的活动下，串联组成了“地学工作者联谊会”。
“这样的会开过有两三次，大家从自身利害和研究者的前途出发，讨论了去留的利弊。”施雅风回忆说，联谊会对于中间派影响较大。已经留下来的人明确了要继续向国民党政府争取预发生活费、购米费、巡逻护院等，同时借此宣传了解放区的政策，稳定了人心。
1949年2月，在人员中，去和留的选择已经基本明确了。
留守的人组织起了“应变委员会”，保护设备财产，同时继续向国民党索要生活费、维持费，购置粮食和生活用品，作长期坚持的打算。
在留守的人中，地理学家周立三颇引人注目。他既是国民党员，又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有师生关系，能留下确实不易。
周被众人推举为领头人。地理所要求留下相当的图书、资料和设备，成立南京工作站，并要求上级机关国民党教育部留守处继续给留下的人员发放工资或生活费。周立三凭着他老熟人的关系，费了不少口舌，找长官，通关系，争取领下了2至4月的费用，解决了经济的困难。
同时开始购买粮食，防备围城后的断粮，因为不知道一旦围城，时间会持续多久。所里派人到中华门外的乡下，买了很多米，在夜间运回。为了御寒，也买煤球备用。
无论是否有事，应变委员会的人每日到办公室碰头，商定突发事件的处理办法，沟通情报信息。对于部分南迁后留下的空房，重新调整了宿舍。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警特务的大搜捕，将有关革命文件销毁或者藏妥。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
4月20日，和谈破灭，当晚解放军横渡长江，切断沪宁铁路，迅速形成包围南京的态势。此时，国民党军队仓皇南逃，南京街上，有军人强拉民夫运粮，军车塞满道路。
此后一两天，南京出现空城，街市萧条，人烟寥落。
4月23日，解放军从浦口渡江进城。24日清晨，施雅风到鼓楼中山北路观看，大街上已有很多解放军抱枪席地而坐。
没想到，盼望已久的局面就这样很快实现了。5月1日，施雅风参加了解放军和南京地下党员的会师大会，有3000人参加。他看到了很多原来认识但过去不便问明的地下党。
南京科学界的人士，大多留在了大陆。
1948年底，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从国外游学归来，重新回到学校。
第二天，他就被请至蒋介石的府邸。蒋总统为了表彰他为科教作出的贡献，特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对于这个荣誉，吴有训感到很是惶恐。
谈话中，蒋介石提到自己将在不久后引退，但这是“以退为进”，下一步计划把台湾作为基地，以便适当时候重返大陆。届时，请吴到台湾共图大业。
对蒋介石的建议，吴有训颇感突然，只好应道：“此事非同小可，涉及下半辈子的事，容给些时日考虑。拖儿带女的，也须时间安顿。”
从总统府退出，吴有训回到家中，透过窗外观看，几个特务仍在住处四周进行监视。
这样的事在他出国之前就已有了。
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身为中央大学的校长却似乎有意“纵容”，不仅对政府的镇压横加阻拦，且一味以辞职相挟要求释放学生。
吴有训早知道，这些是必须付出代价的。
1946年的1月，为中央大学八千师生的安全考虑，在支持新政协的“一・二五”游行中，吴有训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文职大员陈布雷受蒋介石之托对他劝说道：“正之兄，像你这样有身份有影响的人物就不要去参加游行示威了……”
但吴有训认为自己并无错，为了表示抗议，过了几天即递交了辞呈，结果蒋介石在辞呈上写了五个大字：“不同意辞职！”
1946
年10月，中央大学完成复员搬迁工作。此时，国民党指派来的教务长、训务长、总务长均掌握中央大学实权，吴有训对此颇为不满。恰在其时，家乡来信催促他借
和平时机回乡葬父。吴有训遂借机向蒋介石陈述需请假归里，另请求撤换“三长”。蒋介石对吴有训归乡葬父一事极表赞同，但对重新组阁一事却说“容后再议。”
假期已到，吴有训并不想回南京。直到一周后，收到中央教育部转来的蒋的批复，同意重新组阁才起身返回中大。“吴校长素来主张一切党派应退出中大。学校办学不能受到政治的干预。”当年曾是中央大学学生的胡克源告诉《科学新闻》。
但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濒于崩溃，学校教员经常领不到薪水，生活困难，身为校长的吴有训很是为难。1947年5月6日，中大教授会提出教授的薪金要按照物价指数的浮动来支付。吴有训对教授的决定表示支持。
5月20日，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爆发。游行遭到当局镇压。吴有训进入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后又到警察局要人。
在此之前，吴有训对于游行虽表示同意，但因事关师生的安全，却也无可奈何，只能默默祈福。行政院院长张群写信催促吴出面调停；另一面，学生称正义之举应得到校方支持，否则将全面罢课。对此，吴有训感到沉重的压力。
张
群告诉吴有训，中大的学潮系由中共地下党操纵，中大不能做共产党的庇护所。吴有训虽对于中共地下党一事早有所闻，但其实不太了解。吴有训强调：“我根本不
管这个党，那个党，同学们提出改革时弊的正确主张，政府理该体察民心，广开言路，怎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虽张群劝告体恤政府苦衷，但吴坚持应释放学
生，声称若不放学生即辞职。
吴有训很为难，他知道“学运”有党派的因素，但保护学生却是他的职责。学生也比较糊涂，“刚开始时，学生运动有一定盲目性，但后来学生逐渐觉悟了，而共产党的活动也是建立在学生觉悟的基础上的。”胡克源说。
吴有训在中大3年，先后提出14次辞职。虽后来国民政府释放了学生，但吴已感到校长职务此次不可再当下去。
此时，被特务盯上的吴有训知道，要辞去校长、离开南京几乎已是不可能。但否极泰来，没想到，事情竟有了转机。
一日，吴有训在学校被一自称中共地下党的年轻人拦住，询问他对于蒋介石提议他去台湾的意见。对于此事，吴有训不便轻易吐露，反问道，“你看我会怎样？”来人回答说，若想留下，中共会尽力帮助，不必顾虑。这次接洽后，两人决定在蒋介石下野后，离开南京。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通过中共地下党得知此消息后，2月1日吴有训带着子女，秘密离开中大，离南京而去。
上海
1948年8月，胡克源离开“多事”的南京，奔赴上海。
从中央大学毕业的他由于成绩优秀，被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做助理员。
位于岳阳路320号和长宁路的上海中央研究院，包含了化学所、物理所、工业研究所等8个研究机构，员工总数300多人。
初到上海的他赶上了币制改革。四五十块钱的工资除了伙食，还可以买衣服和其他生活品。但好景不长，进入冬季后，物价就开始飞涨。
“拿一大摞金圆券才能买东西，我们在工资发下来的时候马上拿金圆券兑换银元。开始还能买十几个银元，到了后来一大摞金圆券只买到几个。”胡克源说，即使是高级研究人员，虽然原先的待遇高达500个大洋（中研院初设时的标准），但随着物价飞涨，生活也越来越难了。
在胡克源的记忆中，生活过不下去，研究工作也没办法开展，因为国民党已经没有了经费。化学所所长吴学周为了养活全家，生活也很拮据。
光景似乎还在悄无声息地过，但在1948年底，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
“局势突然发展得很快。过了冬天，东北三省就没了，刚开春，平津、淮海战役就结束了，这样快的发展出乎科学家的意料。”胡克源说。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来到了上海。“我记得朱家骅来过两次，这头一次，主要是动员中研院搬家。”胡克源告诉《科学新闻》。
在胡克源的印象中，当时的这些一流科学家，均不太过问政治，人亦非常清高，只是专心于学术。而朱家骅对他们相当依赖和信任，同时和这些人的私人感情也很好。“他们是朱的宝贝。”他说。
胡克源所在的化学所连同其他的所一样开始搬迁。但这只是表象。
“一
些愿意走的人自然积极准备离开，但绝大部分人故意造成要走的印象，开始装箱了，表示愿意搬，但拖得很慢。结果，直到4月初，和谈破裂了，还没装好箱。”胡
克源回忆道，这些人是抗战后从外地迁回上海的，战争期间受过苦，刚回到上海，希望能稳定下来，但是马上又有内战了，又要他们走，基本上没人愿意。况且也不
知道到台湾是个什么样子。不走的原因是想，抗战结束了，希望能好好地工作。
朱
家骅也曾询问吴学周的意见，吴表示不愿意离开。吴学周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对于国民党的腐败有深刻的印象。况且，他的弟弟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自
然不能不受到影响。而刚从国外归来，后来当了物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刘大纲，回国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内战弄得妻离子散，此时更不愿走。
1949年的4月，毫无办法的朱家骅再次来到上海，这一次是和众人告别的。
临走之时，朱家骅留了一笔“钱”给中央研究院，据说是面粉、黄金，而这些竟也一直维持到共产党的军管会接管中研院为止。
“应该说，朱家骅并没有坚决制止不走，而是留下了空间，告诉教授们国民政府还要回来的。他也许不知道，因为腐败等原因，大家都对国民党失望了。”胡克源说。
在
新任的上海办事处主任陈宗器和吴学周的领导下，上海中央研究院成立了应变委员会，目的在于应对局势发展，维持职工生活，不让中研院受破坏损失。员工也被组
织起来晚上巡逻，加强安全。而对于开应变会议，较为进步的教授如吴学周出面比较多，而像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代理主任冯德培、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动物研究所
所长王家楫等教授则大多不太出面――他们对于热衷“政治”事务的人素来较为轻视。
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也没有轰轰烈烈，就这样“平静”地过来了。5月27日，上海解放。7月，上海军管会文教处正式接管中央研究院。
值此“多事之秋”，身为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为国民政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此时更忙了。除了政务繁忙，又忙于三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的搬迁，同时又忙于劝说学人赴台。
1948年秋，徐蚌会战国民党失败，大局逆转。朱家骅召集中研院的院务会议，秘密决定搬迁，目的地暂定于广州、桂林、台湾三处。
而原在京沪扩张修建的计划未完成的，一律停止，将原购建屋用木材，改装为运输典籍、设备的木箱，准备行动。朱家骅和王世杰亲自向蒋介石说明搬迁的必要和秘密计划，并请求蒋下令军队协助。
11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全部人员和物品及数学所一大部分，搭乘蒋介石令饬军方所派兵舰和招商局商轮运到台湾。决定迁往台湾时，朱家骅即不避旁人指责，向政府请得搬运费金圆券400万元，将半数先行汇抵台湾。
不料，200万搬运先遣经费，还没抢购到房屋和生活必需品，就因贬值而成废纸，以致后来赴台的人竟然找不到栖身之所。
但朱家骅进一步的劝说效果却不太理想，绝大多数研究所人员不愿意再迁。
谈到迁徙，中央研究院的人员几乎谈虎色变。过去十年往返流徙之苦，记忆犹新，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再次迁移。搬迁时，绝大多数人员“阳奉阴违”，故意拖延。
1949年元月，京沪各所的人员和物品集中在上海的“在君馆”，准备迁移。其时，朱家骅为南迁已经先期委派傅斯年为台大校长，希望以台大为基础，协助学人来台，也协助安排中研院迁台。
不料，4月23日，南京失守。朱家骅匆忙中飞离南京。
次日上午，朱家骅在上海召集中研院院务会议，专题讨论迁台问题。参会人员起初并无异议，而会后却出现意见分歧，加上经费、交通等困难，搬迁行动无法启动。
24日下午，上海局势一度告急，国民政府通知朱家骅从速离沪。25日，朱家骅由上海直飞台北。
尽管朱家骅本人已无法亲往上海，而对于中研院同仁未能来台深感遗憾，却仍不忘抓紧时间，对学人进行“最后的劝说”，至于效果多少，就不顾及了。
5
月14日，朱家骅自广州给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发电：“务请当机立断，尽量将重要公务及同仁，先行迁台，时机迫促，一切到台后再做安置，如果成
行，望电孟真先办入境手续，谅无问题，院产及不能迁移公物，酌留少数人员留守，应变工作，不待反复磋商，一旦交通阻隔，更难为力……”
5
月23日，又发一电：“京中情形传说不一，沪战接近市区，同仁安危，怀之弥切，院内驻军，能不以逐屋防守否？焦灼无似，连日苦不成眠。相处二十年，临此危
难关头，同仁既无意疏迁，弟自应设法来沪，共享祸福。惟从北来友好，言及平津人士自由剥夺殆尽，教育学术人士处境尤苦（注：此处并非当时实情），明知来日
大难，乌敢放弃为学术自由而奋斗之职责，各尽心力，遥念先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心怆无似……”
朱
家骅本想借国民党守军车船将上海中研院的人员和财物运抵台湾，但却没有得到同意。他致函当时在美国的赵元任：“南京社地二所，留京同仁消息沉绝，战事渐近
凇沪，弟复托汤恩伯、陈大庆二先生（守上海之最高将领），予本院在沪同仁公物疏迁至机轮便利，并掬诚恳邀同仁南迁，未荷采纳。”
5月27日，上海解放。在上海的科研机构和人员大部分留了下来。
台湾
1949年4月26日，刚刚由上海飞抵台北的次日，在傅斯年陪同下，朱家骅前往杨梅火车站，看望先期到达的人员和设备。
但见书籍和设备还整箱堆存在火车站的仓库，人员则散居附近简陋民舍。而来到台湾的傅斯年也写信给中研院数学所所长姜立夫，报告惨况：“同仁下船即无钱（台湾尚用旧台币），台大尚有欠账未清，又不能垫。杨梅车站仓库除存放木箱外，余地只能勉强住一家人。”
朱
家骅后来回忆道：“在杨梅同仁生活艰苦情形，令人不忍卒睹。下午返台北，又到台大医学院看董作宾、李济两先生。他们两家也都住一个教室里，（用大布毯隔
开，作成两户）我心中极为难过，益感未能尽我职责。自从三十七年（1948年）秋天准备搬迁我自己始终未得来台湾看，钱临照的报告，虽亦说及迁台困难情
况，我尚未想象到如此困难田地。而此时大局已逆转，台湾情形亦颇苦难，对于搬迁来台机关，无法安排，一时令人束手无策。”
身为中研院总干事的钱临照曾写信给大陆的同事，报告台湾困难情形，据说有不少处于犹豫中的人就此打消了去台的念头。
但更为糟糕的是，此前的8月，已经到台的人员建议解散中央研究院，遣散人员。
姜
立夫原已到台，因觉得生活清苦，前途无望，“言及数学所情况，为体国家财政困难，考虑结束业务”，遂向
朱家骅建议解散数学所。朱家骅?诵再三，惭感交并，“恐蹈粉饰太平之讥，至为沉痛”。6月18日，朱家骅回复说，虽然知道形势十分艰难，但相信苦撑，不忍
本院从此中断，故未采纳此议。姜立夫遂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
10月12日，广州局势紧张，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重庆办公，朱家骅赶到岭南大学，劝陈寅恪、姜立夫等来台，没有成功。13日，朱飞往重庆，15日广州易帜。
中央研究院十几个所及其所长、研究员迁往台湾的，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及地质研究所的一部分。迁台以后，绝大多数院士留在大陆或旅居海外，在台者不过8人。
其
时，“中央研究院”奉国民政府大举裁员之命，名额已仅剩58人，经费每月折合美金不过2000元。除了数学所和史语所高级人员能在台大教课，住台大宿舍，
生活粗安外，其余大部分研究人员和办公人员仍然局促于杨梅民宅，一直到1953年，“中研院”在南港自建了仓库和宿舍等，状况才算改善，前后已有5年之
久。
参考文献：
[1]《吴有训》, 林家治著, 2000,河北教育出版社
[2]《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 杨仲揆著, 1984,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3]《碣庐集》, 李书华著, 1967,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4]《施雅风口述自传》, 施雅风口述, 张九辰访问整理, 2009, 湖南教育出版社
[5]《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 黄廷复著, 2008, 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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