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及其他

　　林彪事件时，我正被关起来审查“五一六”的事。开始审查我的时候，还有关于我们反林彪的什么罪，后来有一段就不问了。大概1971年10月27号，迟群、谢静宜一起来见我，他们才告诉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对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惊。文革当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人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一个是江青，一个就是林彪。那时对林彪的信任还是不可动摇的，很崇拜的。这对我震动很大，如果说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没什么可信的了，好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过这时候我被关起来很封闭，另外思想也很封闭。所以还没有能够从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虑问题。

　　我和林彪接触很少，对他没很深的印象。我记得1967年7·20事件以后，北京召开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个大会。那次我和林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在天安门中间的休息室，林彪坐在沙发上，我们一圈人围着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惜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这个讲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很容易理解，就是抓住7·20的事情，抓住军内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呗。我回学校就传达了，当时别的学校也都提出反对军内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解决军队的问题。后来周恩来跟着就接见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搞串联，不能参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就不弄了。

　　文革发生的一系列冲击军队的问题，其实也是起源于《五一六通知》，那时已经提出党内、政府内和军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1967年《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也提到打倒军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力曾跟我谈过，说毛泽东受武汉7·20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绝望，好像军队已经乱了，对军队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一路上走到哪就讲到哪，对各地军政首长不断发表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再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泽东的讲话都感到很吃惊，觉得非常之激烈。讲什么要武装左派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这些人在传达毛泽东讲话时，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说得不那么激烈，把讲话的棱角磨掉。江青当时讲什么文攻武卫，本质上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的想法，她说的那些话完全在毛泽东这些讲话的范围之内，所以江青后来不服呢。

　　我以前讲过一些对江青的看法，网上反对意见不少。我一点也不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江青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她舍弃上海那个环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机的，因为共产党当时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就剩了两三万人，穷得缺吃少穿，没有弹药。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话，那共产党很可能就被剿没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时候你说到那地方去投机?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至少以为共产党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坚持13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很了不起，她这个行动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当时有日本人问我，我说：江青在当时的女同胞中，她的马列水平，她的演说能力，文字能力，指挥能力，都是全国一流的。文革当中甚至可以说是那些人中最好的。江青吃透了毛泽东的理论，毛泽东当然也欣赏她。有一种说法，到最后毛泽东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我感觉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最信任的人里头还属江青。

　　江青在文革当中的问题是她个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没什么太出圈的东西，执行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那些东西。江青自己个人发挥方面有些什么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太大的出入，没有什么太多偏离毛泽东的。所以，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符合，不过可以说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当然，江青在被审判过程中，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表现。

　　对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就我的接触，我对张春桥印象还是很好的。张春桥当时跟我讲反刘少奇的时候，把我们当成特别信任的御林军看待。我当时特别高兴，等于说中央这么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决心嘛，让我们来领头落实部署，那是莫大的荣耀。文革后揭发张春桥，也是由于我的私心。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人，给我讲得很大了，说你揭发嘛，你立功表现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当时在秦城监狱，那个检察长简直是在说，表现好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种感觉。我当时立功心切，把揭发材料写完，然后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导演，让我反复背，背得一个字不差，以及什么时候做什么手势，都给排演了多少次。后来审判张春桥时我上去揭发。

　　张春桥绝对是个“人物”，他当时听了我的揭发之后，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我感觉他上来一句话不说，等于说你们很可笑。一个是我认为你们没资格审判我;一个是我蔑视你，不需要和你们说话，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件事的事实也确实是那么回事，我说的也毫无捏造夸张之处，揭发张春桥也可能给我免了点罪责。但是，后来我很懊悔，这事其实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去揭发，尤其不必要由我去当面揭发。我觉得很对不起张春桥。他那时对我非常信任，现在让我作为一个敌人和对手去揭发人家，来讨好当局洗刷自己，这种行为很低级的，好像小丑一样，显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对这个心里很懊悔。

　　文革中，总理是比较复杂的。我还是非常佩服周恩来，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宏大的气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拼命想追随毛泽东，不管理解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泽东的想法来执行，维护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假如错了，或者不理解，他经常会想办法缓解毛泽东指示带来的后果。我们当时都能直接感受到这些。

　　我们后来私下议论这个，认为总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说总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干部，如果总理不想保谁了，那这个人肯定完蛋了。后来对彭德怀，他就保不住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太坚决了，太明显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时间清华也斗过彭德怀，几十个单位轮流斗，几乎天天斗。

　　文革当中，谢富治是一个非常正派严谨的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紧跟毛泽东，他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毛泽东、总理、江青怎么指示，毛泽东怎么指示，他都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哪怕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他很忠诚，从战士一直干到副总理，而且特别廉洁，文化革命中，他工资的大部分都交党费了。那个时候一双布鞋，一身军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各种传闻。仅此一点，今天这样的干部已经非常难找了。

　　东炼和服刑

　　1973年，我28岁，被下放到东炼劳动改造。不过，去东炼和我的化工专业毫无关系。在工厂，工人群众和干部对我都很好，有好多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呢。工人对我非常宽松，基本没有人迫害我。而且我还能谈恋爱，有时还到山上约会。

　　厂里有一个女工，叫刘X，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还是那种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结，她感觉我了不起，把我还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后来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要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以后，她到日本去了，在那里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来的时候又找到我，我们见了个面。还有韩爱晶等，大概十来个人一起吃饭。她那次还说，我和老蒯有那么一段情，其实我们还有个孩子呢。那是1975年，当时她怀了个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现在也30多岁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1976年周恩来去世，接着毛泽东去世。这两个人的死，都让我很伤心，我的感觉是心里的依靠一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估计是在劫难逃了，不会再有人护着我，也没有人会给我说话了。毛泽东、周恩来有一个在，四人帮就不会被抓起来，我肯定也不会被抓起来。他们都死了，四人帮再一抓，我心里的支柱完全没有了。1978年4月，一辆吉普车来到东炼，把我再度带回到清华，北京市公安局在那里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当时宣布的反革命罪行里，还有反康生这一条。

　　再次被抓后，也有领导人讲话提到我。一个是汪东兴，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讲过，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历史问题。他就点名说，比如讲蒯大富，过去十多年了，处理他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在我被抓起来以后，汪东兴讲的，这话本身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没有分量。接着审判四人帮以后，又要准备审判我们的时候，胡耀邦有一次对清华的一个同学说起我。他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这些是比较有利于我的，但是没有分量。

　　我对我的错误，从什么层面讲呢，就是想想别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判我刑并不冤。比起那些老干部，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种各样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么多苦，何况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没什么大错误，而却被迫害、被批斗、挨打。他们更冤!所以说，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蒯大富无冤可喊。从另一个层面讲，我觉得冤枉在哪里呢?我辩论就主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没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当时说我罪在武斗，或者说整了老干部，那我比较服气。我辩护的不是这些，我是说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对。我当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刘少奇这件事，都是在毛泽东指导下做的。我当时举许多例子，来论证我的行为是完全是符合毛泽东的教导，当时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谈不上了。

　　在这件事上是邓小平说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么重判，都是他决定的。邓小平这个同志报复性很强，你要整过他，那你就倒霉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还算比较宽大，或者说刀下留人了。在1978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说把蒯大富拉出去杀了，一百个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没人敢给蒯大富说话。在押期间，我给外边写过不少求救信，已经忘记了给谁写的了。当时对我的第一份起诉书列了六条罪，比江青、比张春桥还多一条。这六条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计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绝望，就想通过一切途径，获得某种援应。初次见审判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审判长，是不是准备判我死刑了?审判长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最多是从犯嘛，江青、王洪文他们都没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么也比他们轻嘛，怎么会死刑呢?江青1980年底就判了，我是1983年才开始判的，间隔比较长。他把我定性为从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计死不了了。

　　审判我的时候，也为我请了律师。我的辩护律师就是曾经给江青辩护的傅志人律师。开始，他派了下面一个律师来，那位律师很和善，但根本没有做过法庭辩论。后来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辩护词进行辩论，他说我请示一下。后来傅志人律师就亲自来了，我和他进行了模拟的法庭辩论。我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他辩不过我。起诉书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动机啊。我说，你怎么证明我有反革命动机呀?我反刘少奇那是反革命动机?我当时听毛主席的指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啊。后来我反问他，我说：1966年的时候，你当时发现毛主席犯错误了嘛?你和我一样没发现。你当时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吗?你也不可能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你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刘少奇。你怎么能说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师后来说，你的辩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对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确的。现在我们不谈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聪明人……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审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判你蒯大富怎么得了，全国至少要放一万人。律师的意思是指1978年后各地的造反派头子被都抓起来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们会说，北京的蒯大富什么坏事没干过，他要没事，那我们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说，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还必须重判!

　　后来，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拟时那么辩护的，法庭上四台摄像机录像。要是能解禁，我很想把法庭的录像档案拿出来看看，挺生动的。当时我父亲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时候，他们问那些旁听的政法大学的师生：蒯大富辩护得怎么样?那些人回答：蒯大富说的都是站得住脚的。我法庭辩护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有力，审判长就跟检察院商量，说这个起诉是不是太重了?检察院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了，就把起诉书收回去了。我高兴死了，还以为不起诉了，可马上又给我发来了第二份起诉书。后来，审判我的审判长，私下里跟我讲，所有四人帮案子的审判中，你的辩护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驳倒归驳倒，判还是要判的。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在违法。最后我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我当时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了，还是有盼头。我出狱的时候42岁。

　　尘埃落定看文革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有时候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主张也是很坚决。比如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一个字不许发，那就是一个字发不出来。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当时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用“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文革，显然不够科学。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八亿人口参加的，搞了十年的运动，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监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手段，像现在的情况，那就放任当官的腐败下去。为什么总会有突发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监督的权利。

　　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共产党打垮，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当前这种严重的大面积腐败，恰恰就是不科学地全盘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反思。文革中很多东西可以经过科学的改造加以利用，八亿人口，这么大的党，这么伟大的领袖，搞了十年时间，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好东西，那是不对的。好多人怀念毛泽东，实际是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人民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最后导致邓玉娇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钢厂的工人把一个经理打死了，这是很恶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没地方说话，要不就恶性爆发。怎么能搞出一套让人民充分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参加的、能监督公仆们让他没有机会腐败、让他腐败了以后能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他不敢腐败，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就应当吸取文革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路。这是总结文革教训需要真正认识到的。

　　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基本态度就是拖，想把这些问题矛盾往后推，挪到下一届让别人解决。核心的东西就是害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乱的根源没解决掉，那将来还是要乱的。好比“Liusi”平反的问题。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也不动。这事拖到什么时候，拖多久也得平反。不然，全世界人民面前也说不过去啊。北京人民是记得很牢的，说北洋军阀、蒋介石，什么“3·18”惨案、什么“12·9”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Liusi”杀的人多。你怎么能想象共产党军队向老百姓开枪呢，这没法解释啊。完全用一种实用主义取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无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或者对中国友好，实际上和两场战争非常有关系，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要脱离当时历史情况就不理解这个。美国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会买你的账;在越南战场上你不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松不会到中国来的，而且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毕恭毕敬。中国这些年有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毛泽东奠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那时是强调工人掌权，工农掌权，当然实际上那是不完全真实的，但那个时候工人农民说话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这样。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反修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

　　毛泽东当年想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期的让政府不腐败的办法，创造这么一种制度。但是，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又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真理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文革当中群众蜂拥而起，这个发动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这点上又有一大失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

　　再者，毛泽东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们打到哪儿，哪儿就垮了。为此我们曾经也特得意。

　　文革当年，我觉得全国这个力量对比，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属于我这个观点和立场的，也就是比较符合文革主流思想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们是光荣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们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实力对比;另外两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遥派，就基本不参加运动了。当时我们也真感到心虚，有可能会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认为，即使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也会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击。当时也有心理准备，觉得文革可能失败。当时在我们很猖狂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没底。毛泽东当时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是一种什么心境?在无法摆脱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的前提下，我不为自己曾积极参与了文革这个“试验过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忏悔，特别对于由于个人错误导致的损失而内疚不已。

　　今天的忏悔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义，要在当时的那个大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来打人的是高干子弟，包括八·一八后的“破四旧”、“红色恐怖”，这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后来在大学生揪斗干部的时候，也动手打人，好像是从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斗彭真那次开始的。那时是所谓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尤其后来毛泽东发表的文化革命思想，认为这场政治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我们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场战争的继续，打人、武斗、暴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群众没有法律约束，就叫无法无天啊，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那时的群众专政绝对是暴民专政，完全不讲理的。就是什么程序都没有了，抓过来就算。比如说当时清华井冈山下面有保卫组和专案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命令抓的。打人的事我也管过，给专案组强调过，不准打人。但是下面也偷着打，后来我们有过三次检查，都被掩盖过去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直到后来发生闷死罗征启弟弟的恶性事件。

　　罗征启老师是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属四一四那一派，据说有不少反江青、反林彪、反文革的言论，我们这一派曾把他抓起来，整得很厉害。结果他逃跑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他。他有个弟弟，是北京仪器厂的普通工人，我们在一次抄家行动中把他弟弟抓住了，想通过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抓人的时候，他弟弟喊叫，抓他的人就用棉丝塞他的嘴，结果塞得太深了，使他弟弟窒息而死。与此事件相关的三个同学去自首了，当场就给关起来了。我知道后也支持他们去自首。后来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清华大学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斗，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学生，或者打死干部的几乎都判刑了，基本上都是15年。

　　罗老师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胸怀坦荡、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后，他曾支持一位伤害过他和他弟弟的同学上研究生，这在清华大学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看中了罗征启，准备提拔他当团中央书记。但是，罗老师这时却提了一个常人看来很不合时宜的意见，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在清华读研究生，想出国留学，要挤占别人的名额。罗老师针对此事提意见，说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还是应当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他还以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支持他的意见，结果反而是他自己没能被提拔上去。另一件事是Liusi的时候，他当时是深圳大学的校长。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并带头签字，以深圳大学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此信被港、台、日本等媒体转载，影响很大。事后整肃的时候，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荒唐到被开除了深圳户口。他对我说：蒯大富，你当时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党委开除他党籍只能是违章操作。我看过他写给中组部的信，那么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为得罪了中国最有势力的两个人，那么忠于党也没用啊。他党籍被开除了，也没有了收入，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不过他坚决不离开深圳，深圳的户口后来总算给恢复了。

　　现在每年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罗老师，真诚地向他表示赔罪和道歉。罗老师等于说是原谅我了，他说你们当时是小孩嘛。我们有些活动也请他参加，他也给面子。我感到罗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境界高尚的人，为人楷模。我们把他弟弟整死了，还把他差点整死，他却还能宽恕我们这些认罪的人，并且帮助我们这些人。

　　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我们当时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比较深入的谈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建立共识。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事后虽有些沟通，但很晚了，后果已经造成了。由于我的错误导致的损失太大了，最严重的是武斗。清华搞武斗，那肯定是我的罪过。当时我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要是我坚持不打，实际上清华武斗打不起来。因为当时在团派里，我的话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我变了，就煽动打起来了。后来虽然知道这步走错了，又不愿意认错，就坚持着。再到后来，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了。

　　因为我的错，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内疚。武斗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和我自己相关的人就死掉十几人吧。我的一个同学，和我不是一个系，他跟我私人关系非常好，叫谢晋澄。他就是武斗期间被汽车轧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当时坚决支持我，在我大字报上写批语：你是好样的!坚决支持!人在困难的时候，有人支持是很难忘的。但是分成两派以后，他参加了四一四。武斗中双方抢粮食，我们这边的汽车过来，四一四的人要阻拦，汽车往前冲，乱哄哄的，一下被撞上就当场轧死了，纯粹就死于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学，我非常难过。

　　文化革命期间，我也整过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层和清华的干部，或者对立面的群众都有。但我可以说，我没有因任何私利去做这些事，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造成的，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敌人，是公敌。学校有个饶慰慈老师，她当时教我们党史，她讲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故事，讲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关键是他们私下议论的时候，议论到江青、林彪，说了些当时被认为很反动的话。她最后被我们团派的专案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伤比较厉害，被打残了。前几年，我通过饶老师的朋友向她表示对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认罪的意思。她不想见我，我也理解她不愿再回忆起这段历史的痛苦。

　　回过头来看，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理论，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我现在还是特别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我非常想知道中央领导人关心不关心这个。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你只要让专家、让明白人研究的话，肯定能找出条路来。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而既要保证社会平稳的发展，人民过上好日子，又能监督共产党不腐败，或者是不那么腐败。否则文化大革命的学费就真的白交了。（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