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初起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1968年4月23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的意义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东区浴室，是二层的一个小楼，地面距楼顶有8、9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接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只能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一个人当场死了，一个摔成截瘫，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而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的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1968年5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楼角处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电影“地道战”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弄来炸药，一炸就把它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要的人。当时不攻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二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任传仲等少数几个人，二把手也不主张武斗。但我没能抵制住诱惑，懊悔得很。对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

　　“7·27”事件

　　7月27日那天早上，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我们总部的一个委员陈继芳回沈阳探亲，说那天要回来。我和同学开了个吉普车到北京站接她，但是没接到，就回来了。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就看见学校周围那么多人，车子也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徒步走进清华。开始，清华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就不一样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后，很快就把各楼分割包围了。那时我们团派和四一四的武斗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科学馆把四一四包围得像铁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后就把科学馆的包围圈打开了，把里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着急了，脑子就跟我想法一样，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我就跑到总部那个楼里头去看。路上，我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他们还打着造反组织的旗子，和我们是一派的。这些“天派”的组织，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跟他们一起组织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当时有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我看到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和工人打起来。但是，当时工人来那么多啊，我当时估计有十万人呢，后来毛泽东告诉我有三万多。参加的有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主要是工人。还有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八三四一部队，是负责组织和指挥的。当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是杨德中、张耀祠，在现场指挥的是张荣温、迟群、谢静宜。

　　结果发现，工人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这很恐怖啊。后来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一个同学对工人讲：你们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跑到我们学校干吗?还把我们包围起来。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我们看了感觉非常恐怖。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也被抓走了。他们都是出去讲理时给抓的。后来听说，工人们执行的命令是这样的，进校把所有的学生包围起来，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拉到平谷县办学习班去了。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你这么包围干吗嘛?

　　我们当时就打电话问市革委会，工宣队来清华大学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给正面回答，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下次再报告时，又说这两天休息开会干嘛的，反正不答复你吧。我们也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电话，他们的答复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情况，首长正在工作，正在开会，我们会把情况向他们汇报。江青等领导人的电话我们没有。其它这些电话我们都打过，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们被包围后，看到抓人、打人就很害怕。我当时真是感觉这是灭顶之灾啊!以为北京市的工人宣传队会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那样做，当时活活炸死二十来个人呢。那么，结局就是，“上柴联司”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了。但这时我们手里还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呢，那不可能嘛。

　　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后来，下午三点的时候吧，我们有个常委，武斗的副总指挥。他就带人冲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楼里拖。反过来我们也抓了好多工人和解放军。那些工人看你这么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当时正门出不去了，是从西南门翻墙出去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小车都在北京体院，我就跑到体院要了一辆车，就直奔市革委会去了。我到了市革委会，强烈要求见谢富治、吴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吴德来了，见面就说，你们学校打死人了。我离开的时候，两边还基本上没开打呢，但是走了以后这段时间说打死人了。我一听打死人了就发毛了。我冲着吴德喊：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就这样抓人?他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我说，你们真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抓的话，我们肯定就宁死一拼。吴德说，你这样就把北京几百万工人阶级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他把我带进办公室，他打电话找那个工宣队的指挥。那时开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队，叫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以解放军为核心。他后来就把八三四一部队的迟群、谢静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会议室开始谈判。他们说制止武斗，撤出工事，什么什么的，我全接受了。后来迟群提出来交出杀人凶手，我说什么杀人凶手?他说你们打死我们人了。我说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条我接受不了。

　　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清华了。迟群又生枝节，说工人怎么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回到清华后，他又要谈判。清华园门口有个中学，叫清华园中学。当时就找个教室，谈判就在那儿举行。谈判就为了交不交凶手的问题。我说，凶手肯定没法交，我说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说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后来迟群不坚持了，我们就达成协议。工人宣传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攻进去，如清华广播台、化学馆等地方，我就到我们还占据的地方去做工作。

　　当时的武斗现场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们的人抓了，我们把他们的人抓进里头，然后工人冲进楼里救他们的人。工人来清华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就带几把镐、锹什么的，准备拆工事来的，还有女的穿裙子呢，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但是后来看气氛不对，好多同学被抓了之后，大家就毛了，当时决定的策略就是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因为工人是进攻，而且大多空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吃亏，伤亡多。

　　后来我到广播台去，好多头头都在那。我召集会议说，我们闯了天大的祸，工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十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得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后来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说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

　　后来大家就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时候工人在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包围，就北边没有人把守。我们半夜像逃难一样，夜里一、两点都从北边、体院那边撤光了。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遥派，总共一两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见了毛泽东格外亲

　　我从清华再次跑出来，还是先到体院。到体院我要了一辆车，直奔六部口的电报大楼。和我在一起的有陈育延，是个高干子弟，也是我们总部委员;还有一个是段永基，当时是我秘书。我们到了电报大楼，给中央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发完电报就四、五点了，转了一圈，也没地方去。我说还是去北航吧。刚到北航，他们的保卫组长告诉我：老蒯，你怎么还不去啊?我说，什么?他说，韩爱晶早去了，中央找你们呢，走人大会堂西门。噢，我到处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听说在人大会堂西门，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会堂接见从来不走西门，一般接见我们都是进东门、南门，北门是宴会厅的地方，西门没有走过。听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感觉有点特殊，但也不及细想。我就赶快请司机开车，到人民大会堂天已经快亮了。我跑出来时，还要了一把手枪带在身上。这时我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后来我就走上台阶，有两个卫兵已经出来，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们问，干什么?我说，中央首长找接见。他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他就问我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裤脚都卷起来，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我看见谢富治就哭了，当时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谢富治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给我把裤脚放下来。后来我就跟着走，一边走一边抽泣，直流眼泪。

　　我们走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后来知道这是湖南厅，门很宽。进门我一看，一屋子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接见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见面握握手，没有其它的。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就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我说了一句：主席救我!就说不出话来了。江青就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什么笔记本，还有一沓纸。江青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了，那真正是告御状了。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好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怎么受伤。

　　那个会从凌晨三点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很晚了，大概七点差不多。会一直开到八点半结束，共五个半小时，你想谈了多少话啊。后来，他们已经是在聊天了。我听谢富治讲，毛泽东开始发了很大的火。但他只说主席今天发了大火呀，不过这火是会议开始时对中央领导讲话时发的，冲谁发的我不知道。聂元梓、韩爱晶他们到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发火了。当时中央领导人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都在。前头已经谈了四个小时，没散会，实际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主席并且两次发问，蒯大富为何还没来?

　　我来以后呢，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说武斗不能再搞了。主席完了又说，打工人无论如何是臭了，你回去要挨门逐户向工人阶级赔礼道歉。工人气很大，你们要给工人消气。不过他也说道：“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他本来只想把我们从舞台中央赶到旁边去，但是没想到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因为当时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没想明白的疑惑

　　后来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根据谢富治要求把一些称赞我们的话删掉，包括批评四一四的话，然后五个人签字作为文件传达全国。韩爱晶后来整理出一个文件，比较全面真实。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一声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行动是八三四一部队指挥的，但工宣队是北京市派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这样做的目的和实际结果，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从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有人搞鬼，包括迟群他们和吴德他们。

　　7·28会后，我就到各个工厂挨门逐户地去赔礼道歉，还包括善后处理。事后统计，工人死了5个，有枪打死的，有手榴弹炸死的，有长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个，伤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为烈士处理，善后还包括各个工厂被打伤的、住院的工人。后面的事情我没有参加。学生死了2个，伤了一百多。所有打死工人的学生全都找到并抓起来了，没有判死刑，大都判了十五年。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一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个是诬陷罪，还有一个杀人罪。但是当时要是主要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我对这场武斗负有主要责任，我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

　　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

　　查无实据整肃“五一六”

　　1970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1970年10月底，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发话，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代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抓我是因为所谓的“五一六”问题。其实，真正有组织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他们搞了个小组织，取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根据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在1967年5月开始攻击周恩来。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五一六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真正的“五一六”随即就垮台了。此后，1970年初，全国又一次大规模地清查“五一六”，这时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发了我。

　　文革时，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都在揪这个揪那个，有搞康生的、搞陈伯达的、搞总理的，搞……的各种专案组。那时，我确实反过康生。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而我们一造反，却就没止境了。我们当时怀疑的范围非常大，只要我怀疑你反毛泽东，我们就敢反你。大约是1967年1月的时候，我们反康生是非常公开的，是以清华井冈山总部名义起草了一个公告，叫做“调查康生同志问题联络委员会公报”，由中央高级党校，还有体院、矿院，我们四家联合发表的调查康生问题的报告。后来，陈伯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说你们跟我们不打招呼，这么胡搞，你们会把自己搞垮台的。我们吓得够呛，检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过最后对我们没再追究。

　　1967 年9月，有人反陈伯达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准备参与。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训，然后我们就请示江青。我给江青秘书打电话说，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志汇报。江青知道我们要反陈伯达后一顿臭骂，说我们胡思乱想。后来我们就没有跳出来，如果当时反了，可能会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搜集了好多陈伯达的材料。当时，鉴于这些事，我下了一条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这几个人，对谁都不能搞材料。谁要违反纪律搞材料被揪出来，我第一个站上台把你们抓起来。当时主要是害怕出问题，后来清华就真没人敢搞。所以我们和”五一六”根本不沾边。

　　清查“五一六”那段时间，一直把我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干的所有坏事都是我指挥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成“五一六”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我当时心里有那么一种倚仗。我对迟群说：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刘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时候，我是清华一个普通学生，申诉无门。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他们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没有办法。现在，你迟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往上报。我不是那个时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证据来让毛主席、周总理相信，行吗?但你拿不出来!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他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对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过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不知道吗，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

　　迟群当时很想在清华搞出一个很大的“五一六”集团来表功，也算报“7·27”的一箭之仇，但最后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1973年才让我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

　　当时，抓 “五一六”搞得那么大声势，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应该涉及有上千万人。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就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江苏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后中央有专门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天派、地派在内一股脑儿，都在“五一六”这个名义下审查挨整，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1970年就把我当五一六抓回来了，然后从1970年审查直到1978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邓小平上台以后，说文化大革命这笔账还要算，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边去了。这就不是单位审查了，而把我抓到监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