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工作组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来我还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 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还比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很快就转过来了。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潮，不过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我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再次挨整的时候，打人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

　　毛泽东救了我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么由头，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20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十八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嘿，马上就想赖帐。我被放出来以后，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绕清华的围墙走啊，四面围墙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我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才放心了。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当时我已经放出来了。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月28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7月20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7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8月3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与共和国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十三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周恩来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那种摆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记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周恩来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根本不让他们进来。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七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就在周总理宣布平反的会场上，有些人就公开提问题和喊口号，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会场上就那样。后来，很多人就退一步说，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可是我平反后，即便这些同学也不太愿意跟我来往。包括我后来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

　　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2]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 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十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3]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名声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那张著名的“群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作者也不是清华的，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群丑图”是在清华的报纸《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是作者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那时期也乱，各校学生混在一起。不过，我当时挺欣赏的，觉得画得挺生动。当时怎么界定画谁不画谁，这个我没参与。大概凡是报纸点过名的、打倒的都画进去了。

　　11月份，我还到上海去了一次，当时全国不是到处串联嘛，我在北京太忙，还哪儿都没去过，就想乘中央没有下令停止串联之前出去一趟。后来，我叫了几个同学坐火车到上海去了一次，大约总共也就十几天。

　　当时，全国都闹得很红火，大家也串来串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我知道中央反对成立全国性组织。有个什么“全红总”嘛，工会系统的，当时就给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严厉批判。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想法。（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