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江苏滨海人，1945年9月13日生。曾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学生。文革初期，因率先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并被在校关押。在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后被释放，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亲自找蒯大富了解情况，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相关材料，随后亲自到清华为其平反。此后，蒯大富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后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在文革中率先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公之于众，随后又挑起了清华大学的大规模武斗，并与工人宣传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的恶劣后果。1970年清查“五一六”时，蒯大富开始接受隔离审查和监督劳动，文革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获释后，他先后在宁夏、山东工作，九十年代到深圳,任一家电器公司总经理。现已退休。

本文由蒯大富口述，米鹤都采写整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独家刊发，原文标题《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文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我的家庭、老师和清华梦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辈属于比较殷实富有的，曾祖在海船上当老大，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就回家乡买了几十亩地。江苏那地方，几十亩地就很多了，也算比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妈小时候都读过书，那时能把孩子送去读书，还是有点家底的。不过,到我祖父一辈就不行了，他有个毛病，好赌博，而且逢赌必输，很快就把家产全输光了。没地也没钱了，他就开始贩盐。盐城出的那个盐，不是海盐，是硝盐，含氯化镁，比较苦。那时贩盐呢，一斤赚一分钱，那几吨盐也能赚百十块，利润也很大。那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了，我祖父从盐城贩盐到上海那边，在路上连人带船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兵。刚当兵就跟新四军打仗，结果第一仗我祖父就当了俘虏，从此参加了新四军。

　　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地因为早被爷爷输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贫农。我爷爷1950年复员的，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那个复员证上还是陈毅的签字，有陈毅的大印。我父亲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1944年加入共产党，我母亲1945年入党。当年盐城是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我父亲没有到部队当兵，因为识字，就在村里当钱粮员，管钱粮啊，先是给新四军、后是给解放军做事。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当过挣工资的干部，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就是因为我家里孩子比较多，他走不开。所以一直呆在乡下，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什么的，后来老了就不干了。正经说起来我父亲资格也比较老，他去年去世的时候86岁，党龄60多年了，全县也没几个这么高党龄的。

　　那样一种家庭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是从小培养了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的那么一种情感。当然我们家没有什么资产，生活完全靠劳动，我父亲也是一个劳动能手，什么农活都能干。我从小也干农活，后来进入人民公社了，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挣工分少，我每次放假回来，都是整个夏天放一头牛，挣好几分。水牛干活的时候就割草喂它，牛是比较乖的，让它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可以蹬在牛角骑上去了，很惬意。

　　我上中学不是在县城，是几个镇联合办的中学，其中一个镇叫八滩镇，所以叫八滩中学。这个中学1952年成立，在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之后，就把一批“犯了错误”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得到他们的教益太多了，当时教我的6个老师中，4个老师是“犯了错误”下来的，是右派或者右倾错误之类的。这些老师的水平真不一般，可以说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原来是南京的，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下放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跟他学习很轻松。我高考那年，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高考复习题，实际高考的试题可以说几乎一题不落都复习到了，我等于在考前全部做过一遍。这种优秀的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华工程化学系，化学考了一百分。从1963年开始，我是第一个。接着连续三年，我们那个中学有4个学生考上清华了，特别是工程化学系，一年考上一个，都是这个老师培养出来的。

　　等我学了化工专业以后，依然觉得这个老师的水平绝对是很高的，在全国的中学化学老师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个人中学遇到这么厉害的老师，那真是一大幸事。农村的孩子并不笨，有好老师带就容易成功。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外语老师也非常非常厉害。不然，像我们那个偏僻农村的中学，怎么可能沾清华的边啊，想都不敢想。后来这些老师退休了，好老师人家也不去我们那个地方了。以后啊，真就没有人考上清华了。

　　当时中学的数理化啊，我考试基本每次都是满分啊。偶尔一次不是满分，会懊恼半天。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很有信心，而且我当时很狂，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这两个志愿考不上就不想去了。考清华还有比较凑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因为一个物理现象,和老师争执起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抬筐，这个动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老师错了。争执不下，我们就给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写信，请他们评判。物理系就把信交给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真给回信了，解释得非常详细。看来还是我们对了。从这以后我们就相互认识了，这个同学是南京的，姓苏，后来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从初二到高三，我们一直通信，他就鼓励我考清华，还把清华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考了清华。其实我考得并不高，那年清华录取线是450分，6门课平均75分，我考了482分还是多少，就稍微过一点。我们班还有考540分的，很厉害的。

　　我从来是班里最小的，没怎么打过架，也打不过人家，但是我学习特别好，群众威信应该说相当好了。因为成绩好、学习好，老师宠着，就不让别人欺侮你。考试你考不过，那力气再大那也没用。我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发展，数理化很棒，文科也很棒，到现在我们中学的作文范文里，还有我的作文。

　　我们兄弟几个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个弟弟，分别叫大“富、贵、荣、华、万、年”。几个弟弟在班上也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了，两个大弟弟就没能继续读书，干农活了。再小的弟弟连高中都没赶上。不过，几个弟弟下棋都很厉害，有个弟弟在我们那个县下棋是前几名，我们那一片没人下得过他，他下盲棋都下不过他。因为我，几个弟弟后来没怎么好好念书，也是我欠的账啊。后来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们抚养。我出来后也一直想法弥补。

　　在中学时，我有点被神话了，一提蒯大富就什么天才，怎么怎么着……其实我天资嘛，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考上大学啊，当时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别了。当时我经常都是半夜2点多就起来，点个煤油灯看书，复习化学啊、数学啊，把所有的题整个做一遍。考上清华以后，我回到中学去和同学座谈。当时的教导主任就说：有人说蒯大富是什么天才，不看书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书非常努力，夜里经常开夜车，我就曾经逮过他多少次。我当时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嘛，所以很刻苦。一个是条件比较好，另一个肯努力的话，那肯定成绩很好了。

　　不过高考完了，我就觉得肯定能考上。放假休息期间，我就跑到亲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刚从亲戚家回来，我三舅住在邮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个通知书。他一路跑过来，说：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华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的。去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华北那年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我坐火车走到济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后转到烟台坐船走渤海过来，走了9天才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电灯。那个年代还很落后，这次出门一切都很新鲜。

　　热衷于社会政治

　　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1958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的话，一亩地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都要堆快一尺高，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对办公共食堂啊，我也提过意见。我自己也去打过饭，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饭给打散了，把盆也摔坏了。我说集中起来吃，家家去食堂打饭，我说还不如分开各家自己做呢。于是，我就提了意见。因为这些事，学校要找我算账。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我，就护着我。最后折衷一下，给我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说我：“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中学时代对将来干什么没怎么想过，不像别人从小立志做科学家、医生、将军什么的，没想过要具体干什么。但是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想做出一番事业。高中毕业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就是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那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是谁靠组织最近、谁靠党团最近，谁就是先进分子。

　　我进清华后是在工程化学系。那时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边，一个专业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炼铀235，把铀提纯;一个是高分子;还有一个同位素。这几个专业都算尖端化工。我的专业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得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32个同学，到文革前有五、六个党员，其余都是团员，是个团员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为搞核工业，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有位学者那儿还保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

　　文革前我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参加军训，基干民兵还经常可以打枪。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剩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叽”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种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是左了，但再进一步就左了。什么事呢，就是吃红薯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要剥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才吃。我就看不惯，因为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吃红薯不但不能剥皮，就是皮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没洗干净带点泥，也不能扒皮，要连皮吃下去。结果，我也要求人家这么带皮吃，因此就跟班里的同学吵架，后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

　　中共中央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的文章，在《新清华》头版登了一版半。《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文革中毕业的时候，好多班因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处一室。而我们班毕业还照了个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月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曰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