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最大的“花絮”无疑是湖北省省长与京华时报女记者之间的口水仗。本篇由三个相关文章组成，篇幅虽长，但绝对有阅读和史料收集价值。

                                                        (一)

有关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抢女记者录音笔，并斥责该记者的消息已遍布网络。《财经》记者通过多方目击者、个别当事人以及现场录音的核实，还原如下情况：

　　2010年3月7日上午，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国二招”宾馆，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大批记者涌入。

　　开放会议结束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进入贵宾厅接受央视《小撒探会》节目的专访。节目录制中，各路记者皆在等候。

　　专访结束后，湖北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李鸿忠出席。此间记者的提问，大多是关于湖北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省长李鸿忠则主谈湖北各种优势、发展势头良好等等。

　　11时21分左右，发布会临近尾声，工作人员正欲送省长离开，《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离场。在场的其他记者对此没做什么反应。

　　两分钟后，李鸿忠折返回来，直问刘杰：“你是哪里的？”

　　刘回答：“啊？”

　　李又问：“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刘杰回答：“啊？人民日报的…”

　　话音未落，李鸿忠接着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

　　李鸿忠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众记者当场无言，女记者刘杰红了眼圈……

3月7日下午，有湖北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录音笔还给了女记者刘杰，但未表示任何歉意。

      （二）
       事发生后财经网刊发《请李省长公开致歉》的文章，文章如下：　

　　今年全国两会的新闻不少，一些代表委员缺乏调查研究的言论或提案，引起不少争议。但相对于湖北省省长李鸿忠3月7日面对记者提问的言行失态，此前那些颇具娱乐倾向的代表委员们，可以安心继续北京之行了。

　　在三八妇女节前一天，面对爱岗敬业的女记者刘杰（来自《人民日报》旗下子报《京华时报》）追问邓玉娇案，李省长表现出的不耐烦、言语威慑和抢走录音笔等唐突举动，显然是严重失态，不仅对女性极不尊重，对媒体以势压人，更与一位省部级干部的素质和形象明显冲突。不知李省长事过之后，是否有所深思？

　　从后来的情况看，至少到今天为止，湖北省代表团只是归还了本就属于女记者的工作用品，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道歉，李省长本人似乎也没有对此表示歉意。我真担心他这种沉默继续下去。

　　对于这件事，媒体目前没有公开报道，但网络上流传的现场回放已经很多，现场录音录像在疯传。事实上公众已经相信了李省长现场言行的不恰当，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李省长失态，相关的联想更是不断出现，比如此前那位质问记者究竟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规划局长逯军。相比之下，李省长的言行没有那么不经大脑，但因为李省长职位更高，且是在政治民主的最高场合的全国两会期间发生，其轰动性无疑更大。

　　和熟悉新闻史的同行交流，有人提到20世纪5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左叶事件”，值得李省长学习一下。

　　那是1957年4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陪同他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在拥挤的现场，有记者与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出现言语冲突。5月8日的上海《文汇报》报道了此事并配发评论《尊重新闻记者》，其后北京等地报纸也以不同形式批评左叶。

　　但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此事被扭转为媒体报道失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有所谓纠正报道，人民日报还发了评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认为“左叶事件”没有查明事实，报纸的报道和批评过于轻率。此后，凡报道过此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

　　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左叶事件”被打成右派的新闻工作者，都获得了改正。

　　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今天这件事的深层次性质很有帮助。媒体不是替自己说话，而是有阶级性的，在中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所以把替党说话和替老百姓说话对立起来，无论是党还是人民都不喜欢，那样的官员要受处分。而李省长的言行微妙一些，主要是对媒体的态度不好，而行为又失态。

　　这两天，许多人在引述3月5日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到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比中央决策层的意识和主张，李省长应感到羞愧。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作为公民的李鸿忠与另一位女性公民刘杰之间的个人纠纷，而即使是那样的情况，一个大男人也应当有大肚量，言行不当，大大方方道一个歉不难。

　　现在的问题，是一省之长与普通记者之间的工作冲突，是被采访者极不尊重采访者。这说明作为一省形象代表的李省长，没有清晰的配合媒体正常采访的意识，也没利用机会提升湖北的美誉度，这是一种失职。

　　相比邓玉娇案，今年刚刚在重庆发生的李庄案，争议更多，也更敏感，但看看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良好表现，明确而直接对此进行的解释和表态，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解释，但这种正常的解释与沟通本身，表明薄熙来同志更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自信。

　　而李省长避而不谈邓玉娇案本身，却反而给媒体记者施加压力，无疑是愚蠢的。李省长即使不向刘杰道歉，也应当对湖北人民表示歉意，因为他的言行损害了湖北人民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更大的问题，是作为地方大员的李省长，与中央决策层的思路如此冲突，即使内心对温总理报告中所讲内容不以为然，也应当有起码的组织纪律性，服从中央口径并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能对党中央不负责任。

　　综上所述，李省长无论如何都需要公开道歉，以挽回以秒计算不断损失的人气。

　　请李省长向女记者刘杰道歉，最好是在今晚24点之前，给仍然在工作的职业女性以起码尊重和节日问候。

　　请李省长向湖北人民道歉，为自己不当言行给湖北形象造成的损失深表内疚。

　　请李省长向温总理和党中央道歉，尽最大可能消除自己言行失当而给中央决策造成的混乱和负面影响。

　　相信李省长是有政治敏感和宽广胸怀的男子汉，一个道歉不难，挽回的将是无数的面子和里子。

（三）

值得玩味的是，事发后，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在9日也发表题为《别让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落空》的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李鸿忠省长的行为提出批评。该文曾在网络广泛转载，但今日发现几乎全被删除。下面就是该文：

群体性事件不可怕，群众不可怕。可怕的是借以掩盖执政能力低下，强力压制一时骚动，却不努力落实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事太平。

　　【《财经》特约撰稿人 周瑞金 】3月5日上午9时，当北京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时，湖北十堰市警方也在紧急开会，决定暂停执行对网民陈永刚的拘留。青年陈永刚因为上网发帖质疑县领导搞形象工程，以涉嫌“诽谤”遭跨地拘捕。

　　不少地方官员对互联网依然抱有漠视或敌视的心态，严重挫伤网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积极性。但十堰市警方显然感受到了来自北京全国两会的热浪，知错能改，值得肯定。

　　遗憾的是，就在北京全国两会现场，3月7日上午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却未能体会中央吸纳社情民意、鼓励舆论监督、改进政府工作的良苦用心。

　　当《人民日报》旗下《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向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提问“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时，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一幕：李省长责备记者怎么纠缠这个事情，反问记者是哪儿的，扬言“要给你们社长讲”，而且动手一把夺走刘杰的录音笔，令在场其他记者目瞪口呆。

　　这位李省长让两天前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宣示，遭遇了现实的尴尬。如果这样，那“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岂不是一句空话吗？

　　为什么对于提问发生在本省治下的邓玉娇案如此不高兴呢？邓玉娇案一波三折，在全国范围内不是已经有共识了吗？全国网民对于“烈女”邓玉娇的声援，是2009年网络舆情的第一大热点。连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3月8日也公开赞许邓玉娇案“后来还是做得不错”。

　　我不知道李省长听到记者提问时的心理反应是什么，也许他原本对此案结果并不认同，或者对巴东警方处置邓玉娇案前期的胡来并无真正反省，才会如此讳疾忌医？

　　既然两会期间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起因于邓玉娇案，那么我们不妨盘点下去年湖北的三大舆论热点事件。

　　先说邓玉娇案，在老百姓看来，是非如此分明。明明是三个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寻求“异性洗浴服务”，被邓玉娇拒绝后用强动粗，涉嫌强奸，警方却为什么把邓玉娇关进精神病院，还要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起诉？

　　当地党组织为什么不立即开除涉案官员的党籍，竟然容忍他们继续留在党内一个多月之久？这对执政党的形象是多大的伤害和侮辱！更不要说本该立刻启动对涉案官员的违法犯罪调查，给予最起码的羁押？邓贵大只是镇招商办一个股级干部，黄德智连股级干部都不是，是企业编制借调在政府机关工作，为什么政府不能与少数无良官员果断切割，却总担心哪怕是处置一个基层小吏也会动摇“维稳”大局？这样的官场政治生态发人深省。

　　再看石首事件，一个青年厨师涂远高的非正常死亡，演变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质疑厨师死因。石首市领导人不敢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与民众对话。当地新闻媒体在长达80个小时的时间里失语，竟然让新华社发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通稿，说石首街头进行多部门联合消防演习。最后需要省委书记、省长亲自出马，坐镇石首，以强大的警力强行运走尸体，还以一个欺骗死者亲属的善后协议，才勉强收场。

　　此前，中央刚刚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进京集中培训，还有贵州省处置瓮安事件的成功经验，给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湖北却在石首事件中依然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这反映了地方领导干部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没什么长进，有负中央教诲，有负人民期待。

　　我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单光鼐研究员的说法：“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体性事件不可怕，群众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去年湖北还发生了长江大学三位大学生英勇救人、壮烈牺牲的事件。在经历了邓玉娇案和石首事件后，本以为可以给湖北形象增加一抹亮色，却没想到，通过网络曝光，抖出皮包公司性质的打捞公司垄断江面、“挟尸要价”，荆州市政府对于危险水域不作为。此事再一次重创湖北基层政府形象，更严重打击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公共道德。

　　从邓玉娇案、石首事件到长江大学救人案，给湖北改进公共治理一再敲响了警钟。大约30年前，中国改革起步时，陈丕显同志主持下的湖北省委，敏感地响应邓小平同志的改革部署，特地从北京请来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汪子崧等人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进全省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

　　今天，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有关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和战略部署，与时俱进，修习现代多种利益群体和多种传播渠道背景下的执政艺术，切实改进执政能力，学会在舆论监督中执政，在“杂音”中执政。

　　我注意到从昨天以来，网上对这起事件的议论不少，对于公权力的骄横深为不满，省长如此，更何谈基层领导干部！所以，有网民要求李省长对自己失态损害湖北人民形象，向记者公开道歉。3月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李鸿忠省长在回答怎么看待像石首事件、邓玉娇案这样的负面报道时说：“我看只要客观公正就好，事情不怕报道，不怕公开，能够公正、如实，就是最高标准”，并表示欢迎媒体监督。希望这样的表态是对3月7日失言的真诚弥补。

　　提问邓玉娇案，只是正常的媒体采访，本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一省之长，在全国两会期间不回避问题是上策，即使采用“外交词汇”、以“太极推手”回避，也不会激起这么多不满。

　　媒体报道过，在“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中，1960年3月的一天，红军烈属、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曾以在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白日点灯的激进方式，到首都鸣冤，提请政府重视老百姓挨饿死人的问题。在那个“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到湖北武汉异地安居。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取汇报后，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党中央根据各地真实灾情，最后果敢地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刘少奇、彭真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也曾由于历史局限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面对人民疾苦时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格外让人感动。

　　这是我们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新一代领导干部铭刻在心，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昼乾夕惕，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