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中，相互误解经常成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尽管各国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但不同的国家利益并不见得只有通过互相的冲突才能得到实现和增进。如果考虑到国家冲突对国家利益的损害，那么就会寻求实现和增进国家利益的不同方法。同样，如果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定义就会有所不同。对国家利益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而追求国家利益的途径也会不同。一种开放的心态有助于避免冲突，而更有效地实现和增进国家利益。

　　中美两国目前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冲突，从本质上反映了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接见达赖这些都已经涉及到了中国所定义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的反应自然很容易理解。美国也不是不知道。问题在于，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作政策调整。

　　为什么美国(和整个西方)不愿意作如此调整?这里有很多因素。美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后，一路走来，扮演领导角色。冷战后，更是成为唯一的霸权。现在有其他新兴国家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开始慢慢地接近美国。不过，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老大”是美国永恒的心态，“老二”不是美国现在所能想象得到的未来。

　　西方相信能改变中国

　　除了美国的实际力量，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也是其不愿意向中国调整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误解表现为西方的一个强烈信念：中国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所改变，使之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利益。

　　美国能够改变中国。这似乎是中国和美国一百多年前开始打交道时美国人就有的信念。美国能够改变中国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美国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美国(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美国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两国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美国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两国关系也自然转坏。

　　所以当上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美国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大多美国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美国，中国会进入美国的国家利益链。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很有这方面的味道。但是，当八九年那次事件发生时，美国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八九事件”后，中国和美国(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国主动向美国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中国有意愿向美国的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即使在战略领域，中国也作出了很大的调整。这尤其表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从以往把台湾视为是完全的“内政”问题，转向和美国合作来处理台湾问题。在其他方面，中国也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如朝鲜核扩散问题和反恐战争等。

　　中国向美国调整政策的意愿也促成了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就是说，美国配合中国的调整，来促使中国更快地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都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而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美国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美国代表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美国的导向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美国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美国很难意识到其有需要向中国调整政策。

　　在美国误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误解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也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也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本身的这种看法更强化了美国和西方的信念。)

　　中国选择性接受外部信息

　　在国际面，很多人也相信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很多人总不愿意去考虑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美国(和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对中国“有利”的论述，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被消失。

　　对美国(和西方)接受中国的误解，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往往对国际格局的变化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不知道如何应付，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甚至连对本身崛起对外在的世界的影响，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中国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在政策层面，除了一些表达中国的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层面，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所缺少的是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对问题的理性回应。

　　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表明，中国在世界体系上不断上升，又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两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表现为G2——至少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看来。随着中国的上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以为中国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很难超出美国对自己和以往其他西方大国崛起的认识，或者说，美国是从自身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影子中看中国的未来的。这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一些美国人说过，中美两国是“同床异梦”。不过，当中国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即使已经进入了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但很难是“同床”。只有当一个实际的G2形成之时，中美两国才实现了“同床”，而这是中美两国互相恐惧的来源。当双方到了“同床”但还不知道旁边睡的是“谁”的时候，恐惧感自然可以理解。

　　可以说，如果中美两国继续“误解”下去，更多的冲突会浮现出来。对中国来说，既然自己不能成为另一个美国，那么就要想方设法让人家了解“自己是谁”。在美国不能理性认识中国之前，还会出现有关中国的种种“噩梦”。也很显然，如果这样，美国不会产生任何意识来调整自己的中国政策，促使两国关系朝着合作而非冲突的方向发展。而帮助美国(和西方)来重新认识自己，无疑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任务。（来源：联合早报网  原作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