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明确列出包括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非正常信访行为及其处罚办法。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我注意到一星期来的媒体反应，赞同支持的声音基本没有。

不再重复舆论的质疑和批评，这里换个角度，先通过历史回忆再谈基本认识。

上访作为公民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的行为，在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已有之，并不是今天的新鲜事物，不过，那时在称谓上叫“请愿”，叫法不同罢了。我查阅了历史资料，1956年到1957年，群众大规模的请愿甚至闹事活动，就在年轻共和国多个省份的城乡频繁发生过。

首先，在河北、广东、河南、江苏等地发生了农民闹事事件。如1956年11月河北省反映，合作化以后干群关系紧张，秦皇岛市郊范家店村因区乡干部不民主，酿成数十名群众到市农业局请愿事件。12月广东省反映，近几个月各地不断发生合作化社员闹退社事情。据不完全统计，退社户数已达7万多户，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000余户，个别地方还发生了围攻殴打区乡干部的事件。1957年5月，江苏省发生闹退社、闹分社、闹粮食、闹救济事件，其中泰县社员闹退社事件在几个乡范围成片发生，有两千多人到县里请愿。上述情况，在辽宁、安徽、江西、四川等省农村也有发生。

其次，工人罢工、请愿事件屡有发生并呈上升态势。全国总工会反映，1956年不完全统计，工人罢工事件29起，请愿事件57起，每一起一般为十多人至数千人。天津市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的八个月中，共发生工人闹事110起，直接间接参加的有三千多人。此外，在一部分学校，也发生了学生罢课事件。据团中央1957年3月统计，1956年10月以来，在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发生学生罢课请愿事件30起，波及人数一万人左右。此外，在山东、辽宁、福建等地，还发生了复员军人请愿闹事事件，在有些省份，因房屋土地迁徙而起的拆迁纠纷也时有发生。

总之，1956年以后，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进行，这时候，国内敌我矛盾下降，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大量社会事件频发，社会因此处于急剧变动中。在这种历史时期，如果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好、处理得及时，可以增强人民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反之，则会激化人民内部矛盾，这不仅不利于发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且还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毛泽东的聪明之处，是在当时比较清醒的认识到不用极端行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用一种平和心态，表明了自己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看法。下面这段引文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引文稍长，但很能说明问题。毛泽东说：“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近两年被不少网名以“毛泽东论拆迁”为题引用，其实，毛泽东讲的不只是拆迁问题，他是从“大民主”入题，说了几方面的事情。在讲这段话之前，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风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毛泽东的这两段讲话如今被万人追捧，一位网友在自己博客中就写道：“毛泽东这段语录1000字，你能读完吗？我家几位老人谁读都读不完，一读就难受、流泪。”

在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明确发声的还不只是这一次。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毛泽东还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讲话24000多字，从十个方面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毛泽东指出：“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头，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他向与会同志提出：“怎样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1957年6月19日曾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后来收入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后来，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讲话稿在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但瑕不掩瑜，其基本精神今天依然值得肯定。

从我党上世纪五十年代做好群众请愿闹事事件可以看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万万简单不得。1956年共和国成立不到十年，正是百废待兴、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时期，那时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较紧，对请愿上访罢工罢课这类有损社会稳定的不和谐“杂音”，按说完全具备强制镇压的社会条件，而不一定必须用婆婆妈妈的“软”方法去解决，但是，毛泽东对看似强硬的措施断然提出了批评。实践证明，用民主的非对抗性的方法不仅有利于解决问题，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尊重民意，最大限度地听取基层呼声，最大限度地保护百姓利益，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改进党和政府自身的工作。有同志可能反驳，毛泽东执政时期，在国家层面言不由衷的情况不是没有发生，比如积极斗争扩大化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没能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话不错，但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另一个情况，即不管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是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矛头所指都是体制中人，更确切地说是指向大小官员，反官僚、反腐败，发动群众闹革命。谁见过那时的政治运动、政策规定专整老百姓？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牵扯面广、内容复杂的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在社会转型、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人民内部的利益问题肯定会更加突出，因此群众上访尽在情理之中，而上访诉求如果能在基层得到回应，谁愿意花经费、跑远路、遭白眼，低三下四地到更上一级去反映？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应以关怀之情理解体贴基层上访者的苦衷，不是通过强硬措施，而是通过改进工作和完善制度去合理化解社会矛盾。如果不是这样，不但问题难以解决，还有可能激化事态，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出现。

深圳市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曾领风气之先。日前，当地发布《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对“非正常上访”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不再先进。因为，建国初期国家出现那么多社会矛盾，我们党都能以一种平和之心去善待，如今社会在向前发展，再对群众上访力挺“矫枉过正”，岂不是要退回到历史不曾出现的某种可怕情景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