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明星，薄熙来走到哪里，哪里就出新闻，比如最近，他在重庆打黑轰动全国就是例证。

重庆打黑无疑是今年中国大陆最具轰动效应的社会话题。因为轰动，分析评论自然踊跃。不过我注意到，各种分析评论中，王霄先生《难以言说的薄熙来》一文与众不同。该文不是用一般的赞赏性口吻对打黑行为进行歌颂，而是从对薄熙来个人特质和社会政治现状的分析上，对打黑能否推动社会治理作深层次的思考。

我与王霄同在中国选举与治理开设专栏，虽素昧平生但作品多有阅读。他的这篇文章冷静理性，在某些方面也写出了我的一些思考。鉴于此，我对原文标题略作修改在本博转发，供有兴趣关注此问题的博友参考。

附：《难以言说的薄熙来》原文：

薄熙来先生重庆打黑，社会好评如潮，更有不少人在网上讨论薄熙来打黑的动机、前景、影响和薄熙来的前途。在后一方面，就不是一面倒的好评那么简单了。
　　老王一直没有发言。不是没有话说，而是感想太复杂，不容易说清楚。而且这些想法，颇有矛盾之处，没法说。
　　但是我愈来愈感到薄熙来的政治影响力了，因此，作为一个公民，有一些话，不得不说。
　　我首先要对薄熙来先生表示敬爱之意。敬是敬他打黑，管他什么动机，客观上是为民除恶，为社会和谐、公正、清明做了大贡献，而且他这样做不知要顶着多大的压力和多费多少心，多出多少力。爱是爱他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尊，任由网上对他的打黑举动议论，说好的倒也罢了，不是还有那么多的置疑、批评和“指教”么?我想不出还有哪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会有这种雅量。从这点看，薄熙来与人民的距离很近。
　　我其实在以前的网文中说到过薄熙来先生，那是在《毛泽东现象》一文的一开始，就拿薄熙来在重庆发起的红色短信活动说事，颇有嘲讽之意。我对薄熙来治渝的其他那些带有浓重个人色彩的举措，如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也是臧否不一的，读经典我赞成，其他的就碍难认同了。
　　在薄熙来打黑前，我对薄熙来的看法，大体上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尽显个性，善驭民情。那么好不好呢?很难说，不过我是欣赏他的：总比那些面目可憎、尸位素餐的官僚强太多。中国的个性官员，本来就少，而薄熙来的个性中，从表面看，与人民一致的地方还不少。唱红歌，讲故事，虽然给人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感，但说实在的，中国老百姓，还挺认这个。为了提振久已颓糜的民气，也还有一时之效。
　　但薄熙来打黑后，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刘亚伟先生在选举网上发表了一篇有见的的文章：《薄熙来重庆扫黑好像关乎国运》。他分析了所谓“关乎国运”的最好、次好、再次、最次的四种可能。他说得不错，只有从国运的高度去看待薄熙来打黑，才是目光远大并且负责任的。但他所言的四种可能，则似乎还有往下申发的必要。
　　在我看来，薄熙来重庆打黑之火是否会延烧到全国，结论是明摆着的：不可能。原因无他，薄熙来只有一个。
　　对我们生活在重庆以外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薄熙来重庆打黑能够关乎国运的，只有一点，即他能否因此而在将来更上一层。如果不能，那么，啥事没有，中国还会沿着固有的轨道走下去;如果能，那么，他上位后中国会怎么样?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最后一点，即他上位对中国、对人民意味着什么。
　　我的复杂心理，我的矛盾感想，都是在这里。
　　我在网上写点小文章，是从2005年开始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刘亚洲想到蒋经国》。刘亚洲的身份在一点上与薄熙来相似：太子党。我在那篇文章中阐述一个观点：中国现代化的真正破局之人，恐怕还是要寄希望于共产党内的精英，寄希望于蒋经国式的人物。而且只有刘亚洲这样的人，才可能走上共产党的高位。因为，共产党现有的人才选拔机制，是一种汰精存劣的机制，没有背景的人很难走上高位，好人在这种机制中也会变成坏人。而只有那些凭借独特优势的人，才可能本色不变或少变地走上高位。太子党也分类，好的太子党，有理想主义色彩，有个性，也不太看重权力(较之出身底层经过个人艰难奋斗才爬上高层的人来说)。因此，我赞成刘亚洲这类的人，他们是真正能够干点大事的。台湾的蒋经国先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蒋经国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异数，因为他的掌管台湾大政，完全是照搬封建专制制度中的皇权的子承父位的做法，而且他又是从小在苏联受共产主义教育，回国后长期搞特务工作，不但是一位真正的‘太子’，而且是一位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执政者。当初又有谁想到这样一个人，会自动解除党禁、报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呢?”
　　不过我支持刘亚洲这类的太子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必须有明确的民主思想，因此他们如能执掌中国政治之牛耳，会引领中国走向民主，而不是搞因循守旧或开明专制。而刘亚洲先生彼时在网上流传的诸多文章，表明了他大概是符合我的这个条件的。
　　我的这种态度，其实是有很大风险的。即使就刘亚洲先生本人而言，我也只是以他为例，并不表明我就认定他会是第二个蒋经国——假如他真的走上那个位置。毕竟，只看一些文章，还不能完全说明一切。孔夫子道：听其言而观其行。我没有看见刘亚洲先生有什么民主建设的行，当然也许是他没有这种机会。后来我在一些文章中也提出，蒋经国式的人物，在中国大陆是很难出现的。因此，我也就能理解当时在讨论刘亚洲现象时，王怡等先生为什么那样坚决地拒绝这种太子党领政和军人干政现象。弄不好，我们在把这种人物像光明与温暖的火种那样恭敬地送上神坛后，他却会烧了我们的手。
　　回到薄熙来。与刘亚洲一直是个军人不同，薄熙来先生一直从政，他其实是有机会展现他的民主品质的。但是在我的记忆里，虽然薄熙来在大连、辽宁政绩很多，但似乎没有一件与民主建设挂得上钩的。而且，与卓著的政绩并存的，是民间对薄熙来先生某些做法的非议。这些也都不论。只说他治渝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等，都有重大建树，甚至打黑还振动全国，但是民主建设也没听说有什么名堂，虽然他很有亲民色彩。
　　在我看来，薄熙来和他父母一家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毛泽东的摧残，弄得家破人亡，但是薄熙来倒挺“毛泽东”的。唱红歌、发红色短信、讲革命故事，背毛主席语录，这些，也许并不是薄熙来的手段，而是他确实信这些。中国的左派们(也被称为毛左)是看出了薄的这一点的，因此他们立马群情激昂地把薄熙来这面大旗树在他们的山寨门口，拥其为中国左派的首领，甚至高喊薄熙来万岁，大呼“薄熙来，祖国妈妈和人民喊你回北京”，薄熙来“占领政治制高点”。
　　如果我和左派们对薄熙来的判断不错，那么，我们(这个我们也包括了左派)就要回到上面那个问题：这个小毛泽东如果上位，会给中国、中国人民带来什么?我想这里需要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治国方法并非没有现实政治意义，它肯定会多少打击并减少中国目前的种种腐败和丑恶现象，如重庆的这种运动式的打黑，对人民是有好处的。第二句话是：第二个毛泽东肯定不完全是中国之福，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未来，靠民主与法治。中国问题的要害，过去在专制，现在在专制，今后还在专制。左派们怀念毛泽东的专制时代，岂不知今天中国本质上并没有离开毛泽东的专制治国轨道，在某些方面还有过之。以毛专制来解中国今日之病，确实是开错了药方。
　　这两句话，是有着内在矛盾的。我们可以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迫切需要有第二个毛泽东，但我不希望第二个毛泽东长期地占据政治的制高点。在他完成铁手治理社会烂污的阶段性任务后，他应当为一个能带领中国走向制度化民主的人物让位。或者还有一个更理想的高层政治生态：主张民主的领袖是第一小提琴，毛泽东第二是第二小提琴，他们相互补充，相互惕砺，相互激发，在民主建国和打击社会丑恶现象中，既有制度化的演进铺排，又有铁腕式的杀伐决断。前者给国家文明以扎实的基础建设，后者给人民精神以不时的提振兴奋;前者为道，为本，后者为术，为枝。
　　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在没有把握出现这种理想前景时，我还是赞成并支持薄熙来更上层楼的。毕竟，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即使有毛泽东第二出现，时代和人民也会对他有更多的制约，他也会有某种调整。较之薄熙来，那种只有私心、只知因循的领导人，会让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日渐消磨，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