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至此，中国平稳完成了十年一度的领导层交接。出生于革命世家、现年59岁的习近平，成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

    

       日前，经济观察报报道组重返了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从知青下乡之地陕西梁家河，到从政始发之地河北正定；从磨砺了17余年的福建，到度过6年光阴的沪浙，通过采访他曾经的同事、朋友和下属，部分描述出这位中共中央新任总书记一路走来的从政历程。

 

　　习近平穿越黄土高原上的千丘万壑初抵梁家河时，年方16。在这个偏远的村落里，他度过了7年青春时光。在这个塑造品格和人生观的重要时期里，梁家河给予了他很多：在这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他体验到底层的艰辛；在这里，他得以静下心来读书。

 

　　河北正定，被习近平称为他的“第二故乡”。习近平在正定度过了四年时光，他把这里当成自己从政的始发之地。基层官员生涯所养成的一些良好习惯，奠定了他仕途发展的基础。之后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事实上，从正定伊始他就在身体力行。

 

　　1985年，习近平调任至福建，并在这里工作了17年之久。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福建的感情，因为他人生中美好的年华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他经历了政治生涯的更多历练。

 

　　2002年，当习近平离开福建，前往浙江时，他已经历过诸多历练，从政经验非常丰富了。主政浙江五年期间，习近平将浙江带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不仅经济长足发展，在法治、民生、生态等方面亦可圈可点。2007年3月，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颇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在他治下，上海重新获得了稳定和信心。2007年10月，习近平奉调入京，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

 

      2012年11月5日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习近平将领导中国共产党，并带领中国这一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走向未来。            

                                                                               

                                                            梁 家 河 岁 月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北京形成上山下乡运动高潮。1969年初冬，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的延川县，开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队岁月。

 

　　90年代编订的《延川县志》记载，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识青年来本县落户插队。知识青年们搭乘知青专列，从北京驶往陕北，一天一夜后，抵达陕西铜川站，然后换乘汽车，穿越黄土高原上的千丘万壑，来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各县、镇、村。

 

　　北京知青吴乃华在《我的知青岁月》中回忆说，这一路，“全是土路，一辆接一辆汽车行驶在陕北的塬上，扬起了漫天的黄尘，人人都是灰头土脸”。从铜川到延安，大约有200公里左右的路程，习近平先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距离延安80公里左右的延川县，最后，到了文安驿镇。

 

　　文安驿镇坐落在延川县和延安市之间的山岭中，古时曾设文安县，隋朝撤县并入延川县后，又一直设驿站，遂称文安驿。

 

　　78岁的石玉兴，当时是梁家河大队一队队长，他回忆说，社员们吃过早饭就出发了，赶着毛驴车，带着孩子，沿着山路赶了大约两个钟头，到了文安驿公社大院，看见了“一群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和姑娘”。“文革”期间，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大部分人是1969年初来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县农村的。当时延川县接纳的千余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

 

　　公社已把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到自己村的知青，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石玉兴和社员们带着15名知青回到梁家河村。

 

　　回到村子，习近平被安排住到村民张侯娃家院内，当时，住在1号窑洞内的知青，分别是习近平、雷平生、王延生、戴民、杨今生、佟大民。如今，这座院子仍保留着当时的原貌，院子坐北面南，背靠着一座小山丘，东侧有一棵槐树，由西向东分布有三孔窑洞。窑面上题有“为人民服务”，两侧竖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落款为1970年。

 

　　在当时，延安广大农村仍然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有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饱。窑洞里没有木板床，只有一盘土炕，很多人挤在一起。

 

　　与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兵团知青最大的不同是，陕北的知青基本是“撒”在延安山沟里的，有的村子四五人，多的十几人，延川籍的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说，“这些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不像兵团知青那样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

 

　　没听他叫过苦

 

　　当被问起对习近平的第一印象，石玉兴说，“有知识，爱读书”。帮知青搬行李的那天，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让村子里的老人至今印象深刻：有位社员率先挑了一个小箱子，结果路上歇息时，发现他搬的箱子比其他人都沉，一度好奇“里面是不是金元宝”。

 

　　后来才证实，那个小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全是书。

 

　　但是，知识青年们来到农村，首要任务是劳动。延安方言中，把劳动叫做“受苦”，与平原地区不同，黄土高原上山多、地少、缺水，耕作条件分外艰苦。

 

　　来到梁家河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习近平在村里的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石玉兴说，习近平的工作是铲土。

 

　　在黄土高原上，平地是珍稀的资源，《延川县志》显示，全县地面倾角15度以下的平缓地，仅占土地总面积24%左右，25度以上倾角的陡坡地占土地总面积接近60%，地形复杂，大量农耕地位于河道、沟壑的坡面上。

 

　　而按照统计，倾角25度以下的平缓地，粮食亩产量一般在150公斤~300公斤，而倾角25度以上的陡坡地，由于重力侵蚀活跃，水土流失严重，亩产量仅为20~30公斤，基本不宜耕作。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陕北地区开始大面积进行土地治理，主要内容是在山坡上平整梯田，以及在沟道中打坝淤地，即打淤地坝——从沟道两侧山体铲土，填入沟道，同时在沟道中用泥土打坝拦截汛期洪水，淤地、漫平、造田。陕北民间流传：“宁种一亩沟，不种十亩坡”、“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有百亩坝，再旱也不怕”。

 

　　打淤地坝是艰苦的工作：从山上铲土、填沟、修坝，全部要依仗人力。石玉兴说，一开始，北京知青们干活并不行，习近平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也曾透露，自己年龄小，开始干活很随意，还曾临阵脱逃回过北京。

 

　　在当时，习近平从父母处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遗传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很快，他就适应了农村的艰苦劳动。村民们回忆，当时习近平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初融，他常常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冰水中打坝，“手上磨得都是泡，没听他叫过苦”。

 

　　在2003年，习近平接受央视《东方之子》专访时，回忆了那段岁月：“一年365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着。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

 

　　党支部书记

 

　　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接受过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采访。他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出人意料的是，第一关不是劳动、思想，而是小小的跳蚤。

 

　　他说，“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了……”

 

　　在当时，陕北农村，人们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几乎再也洗不到澡，虱子、跳蚤等寄生虫根本无法消灭。最后，“虱子多了不痒”，知青们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

 

　　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习近平也没有忘记不断读书。在石玉兴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书，“都是砖头厚的书，有时候吃饭也看”，村民们都觉得他是个“爱学习的好娃”。

 

　　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1974年，习近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村农民党员梁玉明回忆，他介绍习近平入党“完全是因为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习近平等381位博士的文章，所收录的习近平自述说，“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自述中说，“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入党后不久，习近平被选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石玉兴说，大家选习近平，是因为他“踏实肯干，聪明好学，能带领社员搞好生产”。

 

　　陕西第一口沼气

 

　　11月13日，记者在梁家河村看到，这座安静的小山村普通而整洁，在一些地方，依然可以看到习近平当年“带领社员搞好生产”的痕迹。

 

　　一些村民还记得，路边有一块玉米田，“是习近平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带领社员打坝打的”。一进村，就看到显眼处有一块石碑，写着“陕西第一口沼气”，石碑后的墙上是宣传画，两旁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川县志》记载：1974年5月，延川县革命委员会设沼气办公室，并确定县农场、梁家河、延水关为沼气试点。

 

　　1974年8月，北京插队知青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建成本县第一口沼气池。

 

　　当时，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介绍四川利用沼气的报道后，找到北京支延干部张之森，谈了想在梁家河试验沼气的想法，延川县委研究后，决定派习近平等6人前往四川学习。“从四川回来后，习近平带领我们社员建成了沼气池，这也是陕西第一口沼气”，石玉兴说，解决了农民的做饭、照明和施肥问题。

 

　　梁向阳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县里发文件，让全县人学习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大办沼气的经验，我也参加过挖沼气池的义务劳动。现在回过头来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建沼气池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一是能彻底解决农村人的烧火做饭问题，解放生产力；二是有效解决农村的肥料短缺问题；三是因建沼气池能引起农村的‘厕所革命’和公共卫生革命。”

 

　　1975年，习近平被乡亲们推荐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告别了梁家河的知青生活，进入另一个世界。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了七年队，乡亲们没有因为他是‘黑帮’子女而歧视，相反选他入了党，选举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让他放手工作。”梁向阳说。

 

　　他在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晨醒来，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他在接受《我是延安人》栏目采访时说，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当时是10月深秋，全村人排了很长的队送习近平，足足送了十多里。有十几个人硬是步行几十里路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

 

　　7年的时间里，习近平从一个16岁少年、“城里的孩子”，到远离北京千里之外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农村，经过一步步磨练，成为样样农活精通、业绩突出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在自述中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他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正定：从政始发地

 

在被习近平称为第二故乡的正定县，他的老同事——原副县长何玉、原县人大副书记闫月芬都已经年过古稀。她们各自家中的客厅里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大幅照片。两位老人都清楚的记得那是2008年1月12日，习近平到正定来看望老干部时的留影。照片里，习近平端坐中央，何玉站在他身后，闫月芬坐在最左边。如今这张照片被何玉、闫月芬各自摆放在家中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对于30年前，那个从中央下来的小伙儿，她们记忆犹新。

 

　　请愿下乡

 

　　离开梁家河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1975年至1979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1979－1982年，习近平任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1982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主动要求去河北正定下基层锻炼。“正定是一个古郡，地近京畿，四射通衢，早是人文荟萃之地。”习近平在给《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作序时如是说。正是从这里，习近平正式踏上从政之路。

 

　　随后，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刘少奇之子）到郑州担任副市长。“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习在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回忆。

 

　　当时无数在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农村的青年，正在千方百计地设法回城。习近平也是从陕西下放回来，却又申请到农村去，让许多人感到不解。但是在习近平看来，从被迫下放陕西当知青到主动选择要到正定去“就是从自在到自为了”。

 

　　“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我们学到和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的采访中对这段经历作出解释。

 

　　重视人才

 

　　1982年3月，未满29周岁的习近平成为正定县排名“三把手”的副书记。当时干部年轻化并没有全面推开，整个班子年龄不小。2009年河北省出版的刊物《散文百家》整理了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回正定参观考察的录音：“来了以后，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那时在文化馆做副馆长的贾大山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习在之后的交流中与贾大山关系甚笃。

 

　　对于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散文百家》中亦有记录，习近平说：“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所以我说冯书记（县委书记冯国强）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

 

　　初来乍到的习近平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培养。根据《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记载，在1983年4月一个“放开政策、振兴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时任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着重在会上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落实树立新的用人观点，认真落实县委的“招贤”九条措施，广招“贤才”，促进经济振兴，并通过报纸、电台在全省乃至全国进行了广泛宣传。

 

　　“习近平同其他县领导亲自出马，为招贤工作东奔西忙，以他山之石，攻我之玉，取得了良好效果。”正定县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党史资料》主编陆树群于2007年5月刊登于《石家庄日报》的《习近平在正定》一文如是写道。

 

　　“后来贾大山当上文化局局长还是习近平提名的。大山当时不是党员。当时非党员当局级一把手还是很少的。”时任南牛乡党支部书记的李宗魁解释，这只是习破格提拔人才的表现之一。

 

　　从林业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休多年的翟民英至今还保留着1985年“自学成才奖”的奖励证书。这张留有时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印章的证书上写着“刻苦自学、钻研专业知识，达到了专科毕业程度”，使得没有文凭的36岁的乡间“土专家”翟民英成功转为“干部”身份，成为林业局果树站站长。此外，还惠及家属落实了翟妻子在县里的户口和工作。

 

　　此后，翟又被提拔为林业局副局长。据翟介绍同一时期，科普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农、林、牧、副等方面的技术代表，“土专家”、“田秀才”都得到了重用。“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当那么大的官，就是从县委副书记一步步走上去的。”翟民英感慨。几个月前，他让孩子把印有习近平印章的证书放大了裱起来放在客厅的正中央。

 

　　跑遍所有村

 

　　习近平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到了饭点，他和县里其他干部一样，在大食堂里蹲在水泥板搭成的“饭桌”边吃饭。时任副县长的王幼辉曾撰文回忆《我与习近平在正定的交往》，“当时边吃边说些工作上的事或拉家常。习近平给大家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温和儒雅，和蔼可亲。”

 

　　没有安排专门的宿舍，习近平就住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起一个床板，边上支一个小柴油炉。因为习近平经常下乡，误了吃饭时间，他就在办公室用这个炉子煮挂面，然后拌酱吃。

 

　　后来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事实上，从正定伊始他就在身体力行。

 

　　时任南牛乡党支部书记的李宗魁记得，当时没有专车一说，最好的是两辆212吉普车。习近平经常骑着自行车就各个乡、村去考察。“虽是干部子弟，但他做人很低调。他下过乡，吃过苦，在最基层劳动锻炼过，和老百姓有接触，有生活体验，平易近人，能团结。”“当时中央政策是要求老百姓自己筹集教育资金，而当时群众对此认识不多，抵触比较大。习近平不是盲目去执行中央指令，非常稳重又平易近人，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各个乡镇都走到了。”李宗魁记得当时的教育集资完成很顺利。

 

　　启动改革

 

　　1983年一冬无雪。年仅30　岁的习近平于当年11月成为解放后正定县第10位县委书记，亦是正定历任县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

 

　　同月，刚刚上任的习近平根据省委对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在正定县委进行了机构改革，县委常委由13人减至11人，平均年龄41岁，比原班子降低了5岁，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占45.9%。

 

　　经济改革才是这个刚刚上任的县委书记的真正目标。“就是这个年轻人上任伊始，首先抓商品生产的发展，使正定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县，由不重视商品生产逐步转变到重视商品生产上来，走上了发展经济的快车道。”陆树群回忆，“习近平号召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眼界，走出去参观学习，请进来传经送宝，树样板现身说法，使全县干部群众坚定了搞好商品经济的信心。”

 

　　习近平还积极推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发展“两户一体”（重点户、专业户、联合体），充分调动了农民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鼓励剩余劳动力务工、经商、发展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的同时，特别发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1983年全县各种产品商品率达到了72.4%。“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做到这一条并不是因为我们本事大，而是从心里有一种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觉悟和愿望，有这么一颗诚心试着去学去闯。”据《散文百家》记载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再次回到正定时感叹。

 

　　在习近平当政期间，经济改革、接受上级领导视察是两件大事。在习近平审订的《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中，17次涉及经济改革有15次都是在1982年—1983年。23次重要的上级领导视察中有10次都发生在1982年—1983年。

 

　　拒绝宣传个人

 

　　从北京来的习近平还很重视正定县形象的宣传工作。1984年10月，习近平邀请了《光明日报》驻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记者站站长的30多余人前往正定参观，并聘请他们为正定县的特邀信息顾问，并亲自给他们发了聘书。

 

　　但习个人却很低调。“他主动要求到一个县的公社当书记，但当时省委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他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不久任县委书记。”陆树群在《石家庄日报》发表的《习近平在正定》中如是描述。

 

　　而不为人知的是，原正定县副县长何玉也写了一本书，试图记录习近平在正定那段经历。“当时习近平在上海，压下来了，没有让出。这些事很少人知道。可见习近平谦虚，不让算他个人的。”原南牛乡党委书记李宗魁解释。“从我个人来说，这么多年来，对我个人的采访，我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我不愿意宣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宣传大家都在注意你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应尽的职责；我们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所以有关宣传个人的采访我都推掉了。还有人要写传记，我也都全部推掉。”这是习近平任福建省省长时接受《中华儿女》专访的开场白。

 

　　1985年底，习近平离开正定，调任福建。11年后，已经位至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携妻子彭丽媛回到正定时十分感慨，“因为这是令我经常回想起来经常触景生情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在这之前不能算。之前我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那是在基层；后来在中央机关，那是当工作人员，真正当领导干部起步是在正定。”《散文百家》记录了当时习的讲话。

 

　　至此，这位未来的中共总书记政治生涯已经迈开最为重要的一步。

 

                                                                         尝试对改革的实践

 

     福建是习近平政治生涯中重要一站，他在此历练了17年半。

 

　　“我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2006年，他在接受《厦门日报》记者专访时评价这段从政岁月。

 

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福建的感情。2010年3月4日，两会期间，已经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他来到福建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

 

　　据新华网报道，落座后，他对福建代表们深情地说：“我是1985年到福建工作的，先后在特区厦门、山区宁德、省会福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了17年半，亲身经历了福建改革开放波澜壮阔、日新月异、沧海桑田的过程，与福建广大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同年9月，他又到福建考察，用了4天时间，从省会福州，到闽东宁德，再到特区厦门，一路下来，追忆往昔，他甚为感慨：“我为能亲身参与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感到十分自豪。”

 

　　1985年，习近平从河北正定县前往福建厦门市任副市长，凑巧的是，履新那天正是他32岁生日。

 

　　从河北到东南沿海的厦门，这一步是一个很大的跨度。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身为中国首批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厦门此刻也变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重镇。

 

　　作为经济特区，国家给予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让这座曾经只是安静的海防小城，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

 

　　2006年，习近平在接受《厦门日报》专访谈及到厦门初衷时坦言：“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

 

　　当时在中国经济特区的领导中，很少有像他那么年轻的，曾一度让很多外宾十分惊讶。

 

　　厦门3年是最艰苦的学习过程，这是他第一次亲历城市的管理和发展。

 

　　他说：“我总感觉，这3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一是，这个岗位你本来没有做过，二是，特区工作谁也没有经验。可以说，双重的欠缺，在特区得到了一种补充，厦门给了我人生许多历练。”

 

　　宁德“反腐”

 

　　1988年，习近平被调往宁德任地委书记。当时的宁德在全省排行老末，1987年，该地区财政总收入刚超过1亿元，所以每次省里开会，来自宁德地区的干部总是很低调地坐最后一排。

 

　　2000年，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社记者专访时透露，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找他谈话。“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

 

　　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很支持和鼓励他。

 

　　上任后，他就面临严峻考验，他向《中华儿女》杂志社记者回忆道：“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

 

　　宁德地属闽东丘陵，被当地人称为“穷山恶水”，大家都在渴望改变。

 

　　他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区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在宁德市规划展示馆的墙壁上，展览着一张已泛黄的照片，这张1989年隆冬拍摄的照片反映了习近平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时的勤政。照片上，他扛着锄头，冒着严寒，意气风发，率领着当地党政干部参加南漈水利清污排障、修理水渠劳动。

 

　　改变宁德的经济面貌，是组织上交给习近平的艰巨任务，也是一次锻炼机会。在任职的两年多时间内，他作为主政地方的“一把手”角色，他的到来确实为宁德带来了巨大改变。

 

　　198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蕉城、霞浦、福安、福鼎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1989年8月批准蕉城、霞浦、福鼎、柘荣、周宁、屏南、寿宁7县 (市)列为对外国人开放地区；1992年11月批准宁德地区为全国“开放促开发综合改革试验区”……随后宁德全部对外开放，经济步入良性轨道。

 

　　宁德地区党政干部至今保留着一个执政传统——“四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据中新网记者报道，这源于习近平在宁德的探索和实践，他当初希望借此改变当地党政干部的工作作风。

 

　　为了深入基层，习近平跑遍当地的山山水水，在前任创下的基础上，在他任期内，使宁德地区的脱贫率达到96%以上。

 

　　在任职宁德期间，他另一个让当地老百姓称道的就是“反腐败”。

 

　　因为经济落后，宁德当地称为人生三件大事，盖房、修坟、娶媳妇。党政干部盖私房成风，很多干部盖房缺钱，就打起了以权谋私的主意。

 

　　他到任后，决心清除这些“摆在马路边的腐败”。确定把“敢于碰硬，敢攻难点，抓反面典型，拔钉子户”作为查处的突破口，刹住这股不良风气。

 

　　这是一个庞大的人数，涉及到了2000多名官员，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做会得罪当地党员干部，他却不以为然。

 

　　他在地委工作会议上说：“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

 

　　据统计，习近平着手清理违规建房，当年1到9月即查处了441名官员，其中副处级以上18人，科局级77人，没收4座房屋，拆掉5座房屋，罚款70.57万元。

 

　　他铁腕治吏在宁德政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但在当地民众眼中，他又随和、平易近人。

 

　　他并没打算很早离开宁德，在任期间，他主抓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

 

　　“马上就办”

 

　　在宁德干了两年，福建省委又调他到福州工作。

 

　　他说：“在闽东时间虽短，但是工作体会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离开这么多年了，闽东还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1990年，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福州主政期间，他最令媒体和民众眼前一亮的就是打造“马上就办”的效能政府。

 

　　在福州市委大院里，4个大字——“马上就办”十分显眼。

 

　　这个起源于他在推动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时，不满政府工作效率，所以提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后来“马上就办”出现在福州市委大院和行政服务中心，时刻提醒官员注重效率。

 

　　他曾向媒体解释：“‘马上就办’不光是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人们审慎地做出最快反应。每个人都有这种敏感，福州的事业才会保持年轻。”“九五”前的十多年间，作为沿海地区的福建省成为改革开放重点地区，全省经济总量排名由全国第22位上升到第12位。

 

　　1999年，习近平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当时福建全省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由第12位上升到第10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第8位上升到第6位。

 

　　1999年后，福建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国有资产流动重组；集中力量加强基础建设，例如建设高速路，以此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最重要的战略就是；按照“巩固东南亚、加强港澳台、拓展欧美日”战略，大力拓展对外贸易，积极吸引外资。

 

　　这一系列举措让福建经济保持了较快速度，1999年到2006年间，平均增长率达12.58%。

 

　　他尤为看重闽台合作，2002年，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闽台合作是篇大文章！”

 

　　2001年，福建抓住台湾岛内产业转移的契机，吸引了台湾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落地福建。同时，厦门修建了全国第一座台商会馆——厦门台商会馆。到2001底，福建累计实际利用台资88.79亿美元，约占祖国大陆实际利用台资的30%。

 

　　同时，他继续在推行政府的高效。据《福建日报》报道，2002年8月23日，他在福建省全省编办主任会议上就再次要求建设高效行政体制。

 

　　他也是一个典型的研究型官员，从1995年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开始，他一直在各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例如《福州经济的发展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乡镇企业跨世纪的飞跃》、《开创农村扶贫开发和小康建设新局面》《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

 

　　2002年10月4日，他还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了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首先提出了“晋江经验”和“晋江模式”。他认为晋江市是福建改革和发展的缩影，深入研究和借鉴晋江经验，对在新世纪推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在清华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同时被调至浙江省，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浙 沪 六 年

 

　  2007年1月29日，在浙江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分组讨论过程中，有媒体突然问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习近平同志，你给自己在浙江的五年打几分？是100分还是90分？”

 

　　习近平的回答却很有技巧：“我怎么可以给自己打分？打高了别人说我骄傲，打低了别人说我自卑。”

 

　　习近平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分数应该由老百姓来打。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关键是为民做事。至于评价，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2002年，习近平由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一职，改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2至2003年，任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2003至2007年，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主政浙江五年时间，习近平将浙江带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化解“成长的烦恼”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浙江经济面临的桎梏越来越明显。

 

　　2004年底，习近平在浙江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去年以来，我省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遇到了成长的烦恼。正在生产的缺电，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招商的缺地。”由此，“成长的烦恼”一词成为对浙江经济现状的形象概括。

 

　　为了应对“成长的烦恼”，浙江省多方行动。习近平曾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60余人赶赴上海，与上海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随后抵达南京，与江苏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议》。

 

　　2004年，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开宗明义地提出，民营经济是浙江的优势和活力所在，并要求积极推动民营经济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高民营经济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

 

　　在总结浙江经济实际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腾笼换鸟”。他多次表示，浙江要在社会经济方面保持优势，重点是要实现“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前者是指要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后者指主动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习近平指出，要“培育吃得少、产蛋高、长得好的俊鸟”，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道路，以“腾笼换鸟”方式为浙江产业高度化腾出一个空间。

 

　　在制度方面，浙江也清理和修订了一批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消除体制性障碍，在市场准入、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技改立项、用地用电、银行信贷、发行股票债券等方面，做到与国企等其他企业一视同仁。

 

　　由于浙江经济自发性强，以县市、乡镇为单元的经济区块特别明显，随着经济的先行快速发展，一些县市、乡镇政府的管理权限已与当地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开始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92年，浙江就曾出台扩大萧山等13个市(县)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习近平主政期间，浙江成为“强县扩权”、“强镇扩权”的先行先试者和受益者。

 

　　在习近平看来，一切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都必须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都必须坚决革除。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大力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主动为民营经济搞好服务。

 

　　实际上，浙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非意味着国有经济“靠边站”。习近平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他于2006年初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浙江国有经济总量和改革开放前相比增长了42倍，国有资产总额居全国第5位，国有总资产报酬率居全国第1位，国有净资产利润率居全国第2位，国有资产利润总额居全国第3位。

 

　　另一组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02年，浙江省GDP为767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16元；到2007年，全省GDP达到18638.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

 

　　用权要讲官德

 

　　习近平对于浙江脉搏的精准把握，与他“总是要求自己先做一个学生”的态度关系很大。他曾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他在履任浙江之后的9个月时间里，便已调研了69个县市区。

 

　　据知情人士回忆，2005年，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30次大的调研，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各市。2006年8月16日，习近平率领的浙江省党政干部接访团，在衢州市衢江区工贸职校接访。当时，此地共设立了土地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及反腐败、涉法涉诉等15个来访接待室。一个上午时间里，便接待了167批次315人次来访群众，当场解决76个问题。

 

　　对于上述做法，浙江大多数官员早已习以为常，因为习近平的一句话他们已经耳熟能详：“领导干部下访，要到矛盾多的地方去，往矛盾‘窝’里钻，这样才能够取信于民，才能切实解决一批阶段性的信访问题。”

 

　　实际上，早在2003年的“八八战略”中，浙江便提出要加强法治建设。2006年，浙江省率全国之先，在该省十一届十次全会通过《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决策部署。

 

　　正是因为习近平以及后来主政者的推动，在“法治浙江”建设过程中，浙江全省各地涌现了许多新做法、新经验：乐清市推行人民听证制度，强化人大监督；温岭市探索实施参与式预算改革，深化政务公开；台州市路桥区建立外来人口三级议政议事平台，加强政治参与……

 

　　此中，习近平对于吏治要求甚严。他曾在《求是》杂志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称，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

 

　　2003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省委一次内部会议上指出，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不能形成“唯票”导向，更不要片面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否则就会引导干部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甚至搞拉票、贿选。

 

　　2004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省一次党内重要会议上从海宁“2·15”特大事故的教训引申开去，语重心长地与参加会议的浙江省党员领导干部共勉：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在场人士描述称，话音落地，全场无声。

 

　　习近平还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要算一算“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在他看来，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2005年，习近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促进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成为突出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够和谐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

 

　　2010年“两会”期间，已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参加了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必须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跟加大社会事业发展、民生改善力度结合起来。“在浙江讲这个问题，并不是嫌浙江发展慢了，落后了，正因为浙江是走在最前面的，所以还要快马加鞭，促进它走得更快一点，能够更加起到示范作用。”

 

　　上海使命

 

　　2007年3月23日，上海高层官员陆续收到通知，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当天下午，习近平要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消息开始小范围传播。

 

　　此前一年，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社保基金案，包括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内的一批政府官员纷纷落马。谁将主政上海，稳住这艘中国经济大船的舵？

 

　　2007年3月2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在上海延安西路上海展览中心三楼召开的上海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中央认为，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是合适的。”

 

　　贺国强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上海市委书记的配备，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充分考虑上海市的特殊地位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交流的精神，“经过认真比选、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

 

　　习近平在履新大会上发表就职感言时也强调：“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反腐倡廉要突出重点，尤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教育和作风建设。”

 

　　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是3月30日瞻仰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习近平说，瞻仰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目的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缅怀党的丰功伟绩，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豪情和斗志，把上海建设得更美好。

 

　　习近平将基层调研的第一站选择在浦东新区。在这次调研中，习近平作出了几个重要表述，包括“上海有责任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抓住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契机，加大金融改革创新突破的力度”、“‘十一五’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时期”等。

 

　　随后，《解放日报》在2007年5月出版的“迎接市九次党代会系列报道”开篇之作《速度、结构、质量、效益上海经济写好四个关键词》一文中，进一步诠释了上海市委对经济发展的指导精神。

 

　　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长期任务，开始摆在了上海的面前。此时，上海内部已经对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共识，而中央也对上海提出了要求。不少研究人士认为，对上海而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之一是对现代服务业的重视，而在服务业较有优势的外资企业，这时也已将上海视作“重大战略性机遇”。

 

　　其时，习近平在海外已广为人知，被视作改革和亲商的政治家。习近平在2005年率领浙江企业出访美国时，结识了时任高盛集团首席执行长、后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2006年9月，保尔森出任财长后首次访华期间还专程拜访了习近平。

 

　　2007年5月24日，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个月整，在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提出了上海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要求把上海“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推向新阶段。

 

　　谈及今后5年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提出，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取得重大突破，全市整体改革将协调推进，国资、外资、民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格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竞争力和控制力进一步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0%以上。

 

　　他同时提出，上海未来的发展必须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

 

　　2007年10月27日，中央宣布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到这一天为止，习近平在上海任职共7个月零4天。尽管只有短短半年多时间，习近平在上海的使命仍然十分重要。在他的治下，上海重新获得了稳定和信心。

 

　　习近平在回顾上海工作时也深情地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与上海人民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对上海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从心底感谢上海人民对我的信任、关心和支持。到上海工作之后，按照中央要求和胡锦涛总书记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稳定大局、统一思想、理顺情绪、调动干部积极性。”

 

　　2007，习近平调入北京。开始了新一段征程。（来源：经济观察报 原标题《近观习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