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世界多国喧嚣的政党竞选声中，中国大陆将迎来政治家集团成员的大规模更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1月8日在北京举行。如果按照十四大以来的日程惯例推测，这次大会或将开一天预备会议，六天半正式会议。

    中共每次意志的凝聚和张扬，都在党代会这个平台上呈现。而中国的每次进退，也几乎由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政治报告和新人事铺就。渐行渐近的十八大，让国人产生怦然期待。

    创新高的十八大代表名额

    每一次党代会，都会极力显示民主与集中的新组合，并将自身的理论意图和人事诉求镶嵌于这个新组合中。

    筹备至今的十八大，外界感知甚多的是它再次显示了党内民主的扩大，包括人数规模、选举差额、结构比例三方面。十七大代表的名额是2220人，比十六大增加了100名。十八大代表名额共2270名，又比十七大时增加50名。

    实际上，从十二大以来，中共党代会的代表人数在逐届增加，增幅最大的一次出现在十三大，比十二大增加391人，其余几届增幅均在100人以内。如此规模递增下，从1921年的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中共一大，到2012年2270人代表全党8000万名党员参加十八大，91年间中共党员总数扩充了100多万倍，党代表人数扩大了175倍。

    成为全国党代表，特别对非公职人员来说，标志着与中国权力核心达到了最大近距离。不过，一个人的比值是2270名代表之一，且权力以集体方式行使， 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并不能佩戴全国党代表的证就可以去行使权力。为尝试党代表实体化，曾在2002至2003年一段时间，浙江、四川、广东等多个市县两级党代会大幅削减代表名额，如2003年浙江椒江市党代会代表人数比上次党代会减少34％。

    在中央确定党代表总数后，按40个选举单位的不同规模进行分配。十八大比十七大多了中央香港工委、中央澳门工委两个选举单位。十七大时，上海选举单位的党代表人数73名，为地方最多；海南是25名，为地方最少。数量多少侧面显示了政治分量的高低。相比之下，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则主要按照人口数进行省际分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山东代表数达181名，为地方之首，上海是64名。

    党代表不是与党员面对面通过竞选产生，而是因自己身上的优秀和代表性被组织看中。具体程序是，省级选举单位先拟定一个扩大了范围的名单，这份材料下传至辖内各党支部，然后从党支部、基层党委、县级党委再到市级党委上下商议，最后形成候选人初步名单，提交给省级选举单位。

    至本期文章截稿前，北京、海南、江苏、贵州、广东等省市已公布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

    据《南方日报》称，广东有67名全国党代表的名额，比十七大时少1名。已确定广东省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85人，另有两人由中央直接提名。在这份名单基础上，省委全委会圈选时将差额掉6名，5月的广东省十一次党代会将再差额掉12名，总共以21.2%的差额比例选出赴京代表。

    这个差额比例，高于“差额比例必须多于15%”（即候选人数应多于当选名额15%）的中组部要求。这是个有分寸的突破。十七大时，中组部的用词是：差额比例为不少于15%。

    一线代表的容量

    党代会代表构成分两大部分：干部与模范。其中，领导干部占70%以上。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五套班子的部分成员、省妇联主任、地级市委书记、省重点国企、高校、科研所一把手，通常是这个70%里的不变因素。

    中共体现自己与时俱进的一个方式是，每出现一个新阶层，就从其中发展党员，选出党代表。通过自身与社会同构化的努力，来显现弹性。十七大时，除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维持不变外，其他选举单位中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比十六大提高5个百分点。而去年10月中组部发出《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称，省区市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少于30%，分别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

    不过，全国县级行政区共达2862个，这个数字大于全国党代表总数。平均下来一个县只能有一个党代表名额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是选县委书记还是选一个工人或农民党员，面临矛盾。“虽然选出一个基层党员代表后，满足了代表的广泛性，但全国党代会结束后，谁来组织全县党员传达实施党代表大会精神?还是要靠县委一班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新民说。

    事实上，因党内精英多聚集在地级市以上，在全国党代表现有结构安排中，党代表并不是平均分配到每个县，但至今一个没有太大突破的底线是，每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需要成为全国党代表，并由其统筹安排所辖地域的全国党代会精神传达与工作部署。如江苏南通市十七大党代表有两个名额：市委书记罗一民、江苏大生集团董事长左成勤。贵州六盘水市的两个十七大党代表名额落在市委书记辛维光和盘县淤泥乡岩博村党支部书记余留芬身上。

    不过也有例外，如2007年5月吉林通化市委书记高广滨突然被调任长春市委书记，使得十七大党代表在该市剩下通化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乔淑萍与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两人。

    一线代表的比例持续扩大，使得党代表存量分配调整越来越困难。目前，更多是通过总数扩张来达到比例的扩大，如十八大比十七大党代表多出50人。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建议，一个党的敏捷性更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不一定非要农民党员对应农民。代表机制设计好了，不是农民党员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

    意志集中的技艺

    数量规模大以及增速意味着代表性系数高，但也更加强化着组织对管控的需求。民主是党提倡的作风，集中是党的权力。十八大是一场智力付出浩大、内部精密的组织工程。

    中共素以组织的自觉性和目标导向管理著称。在马列政党理论中，党被赋予高度内敛的特征：鲜明的纲领，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与统一的行动。

进行集中的工作，十七大经验显示，在党代会召开前的一年就着手，三管齐下：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思想准备是塑造一个社会氛围，通常由宣传系统不断向社会释放团结一致、满怀信心的诉求，以减少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外部干扰。

    理论准备便是起草十八大政治报告，而组织准备是对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人选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和酝酿提名。在十七大时期，这两项准备工作早在2006年6月就成立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专门机构进行操盘。

    组织和理论准备是个外界难以观察到的浩繁事务。围绕组织准备，十七大前从2006年7月到2007年7月，中共抽调近千名干部，组成60多个考察组，先后分赴31个省区市和有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机构、在京中央企业以及军队进行考察，之后根据需要又对个别人选进行了补充考察。

    为十七大的“两委”名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实际先后开了9次会议。如此漫长的重要人事名单酝酿，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些党内民主环节进行了前移，并也反衬新领导干部的当选需要广泛的共识，不再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指定那么简单。

    按十七大的做法，10月开大会前，9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开两次会，一次是对心血之作的大会政治报告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进行初步敲定；另一次是在各人事考察组汇报基础上，审议通过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决定提交党的大会主席团审议。

    随着理论和组织工作在政治局层面准备完毕，剩下的是快速落地。由民主集中制所显现出来的先慢后快，是中共政治过程特点。

    根据十四大以来的做法，十八大召开前夕会在京召开十七届七中全会，这将是十七届中央委员们的最后一次会议，其任务是确定十八大主席团成员， 在这个会议上，十七大中央委员们大致都可知晓自己和同仁的进退去留。由于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各地代表团开始陆续进京，通常是中央委员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一般不再飞回原地，而是在代表团驻地宾馆迎接代表团到来。

    正式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极为忙碌，三个会议连轴转。十七大召开前一天是2007年10月14日。当天上午，各代表团基本都要召开全体会议，选出各自的团长、副团长和秘书长，以确立各代表团临时指挥体系。

    吃完中饭后当天下午，各代表团到达人民大会堂参加党的十七大预备会议，确定大会议程，选出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由于全面负责会务工作，秘书长最为忙碌但也能得以借此与党内各方面熟识，职位吃重，一般由分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担任。十四大秘书长是乔石、十五大秘书长是胡锦涛、十六大秘书长依旧是胡锦涛、 十七大秘书长是曾庆红。

    预备会议开完后，主席团成员留下，进行第一次主席团会议，主要任务是产生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并敲定大会副秘书长人选，秘书长以往是由中组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宣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组成。

    表决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委时，都是采用齐刷刷的举手方式。举手方式源创于革命艰难时期，面对流血牺牲，这种肢体动作通常具有带动示范和凝聚意志的感染力。大会之前的这一系列架构组建和流程商定，虽然费心费力，但万事预备了，也能将后面的风险降到最低。

    大会的特殊机制——主席团

    在确定大会主席团成员之后，一般情况下，全国党代表大会会在第二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之后的会议中，2270名党代表的意见，根据管理宽度，经由代表小组、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这四个环环相扣的组织圈层得以不断集中。

    全国党代会及党代表的权力是选出新一届中委和纪检委（下简称“两委”）。不过在党代会上，党代表和代表团基本不单独或联合提名“两委”人选，而是由主席团提名候选人名单，目的是便于实现党管干部。

    从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名单，到上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提出大会主席团成员人选，再由大会主席团提名新一届“两委”名单，最后各代表团下去落实，组织链条蜿蜒延伸。在这其中，主席团有起承转合之功效。

    党代会历来都实行主席团制，党代表大会主席团是党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主席团”这个临时机构，负载着同志感情和一致性的历史气息，表达了集体领导、集体负责精神。如今，党内协商依旧是一门重大政治艺术；不过，“延安圆桌模型”已拓展为前后八排的主席台。

    十七大主席团成员237名，其构成显示了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深厚连续性，其中十几人是中共元老及前政治局常委，十六届中央委员有109名继续进入主席团，主席团成员后又当选为十七届中央委员的有146名。

    此外，成员构成也要满足各界别的广泛覆盖。高级干部要分别代表党、政、军、少数民族、央企等；基层优秀党员代表要分别来自工人、农民、军队、体育、医疗、法律等。不过，十七大主席团中，基层党员只有8名，占主席团成员总数的3.4％。

    主持大会的主席团虽权威、但规模庞大，并不是一个便捷的决策机构。中共便实行一种短小精悍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制。它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产生，可算是党代表大会的最高领导核心，如同政治局会议之上还有一个政治局常委制。

    在主席团成员里，一些名额留给非权力者，配享荣誉。但在常务委员会不会这样。十七大时，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共有36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26 名在任或将任的政治局委员，另一部分是10名已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四大时这个核心的核心是31人，十五大是33人，十六大是32人。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视情况机动而开。当候选人名单在代表讨论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主席团常委会便临时研究，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当大会预选结果出来后，主席团常委会则一定要开，负责提出正式候选人的建议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通过。

    团长、副团长的搭配

    总结之前的运转，安排接下去的事项，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期间至少要举行三次主席团会议。每次主席团会议后，各团长回去召开团组会议落实。团长、副团长是主席台与普通代表席之间进行信息转换的关键枢纽。

    党代表为何听代表团团长的？答案在于，现行各级党代表大会的组团方式以区域和行业为主。团长、副团长是平时要求别人按组织意图执行的区域或行业组织内核心人物。

    通常，代表团团长就是省市区党委一把手，副团长就是省市区行政一把手，若副团长是两人，则另一人为兼任纪委书记的省委副书记。代表团的秘书长以省委组织部长担纲居多，组织部长对地方人事颇为熟稔，是团长的最佳助手。团长、副团长需要熟悉掌握代表们的思想和意见，并进行引导，如果书记或省长是刚调任当地不久，则代表团需要变通。

    如2007年8月底，张云川从国防科工委任上调任河北省委书记，是十七大前最后一个到位的地方大员，其十七大代表名额还是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系统。一个半月后即率河北团进京参加十七大。这个时间内显然对全省干部及61名党代表无法全面熟悉。因此在十七大期间，原省委书记白克明虽已是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依旧全程出现在河北代表团中。

    另外，孟学农是2007年9月接替于幼军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在2007年10月14日上午，参加十七大的山西代表团推选张宝顺为山西代表团团长，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银焕为副团长，省委组织部长任泽民为秘书长。孟学农没有担任副团长。

    40个选举单位中，多数之前因有现成的层级领导体系，选出团长、副团长无悬念。但在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系统这几个选举单位，形成临时指挥部需要另一番思路。

    由于中央金融工委2003年已撤销，目前，中央各金融单位的党组织分别实行垂直领导，党的关系及行政关系互不隶属。因此尽管中央金融系统仍作为一个选举单位，但代表(含机关本身)名额由中央直接分配到各单位，由各单位党委负责按规定程序选举产生，大会期间合编为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并无明显意义的团长和副团长，以免让外界产生异议。但经大会筹备机构提议，金融代表团有一个隐性的分工管控机制，涵盖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不同单位负责人，以落实组织意图。

    代表团之下，按地区和行业还继续分成三四个小组，在六天半会议中每个代表团组织若干次小组讨论会，分别讨论报告和人选，由小组长负责。在小组讨论会上，各代表能就每个事项充分表达，也使得大会能更清楚地了解代表状况。

    据十七大党代表、温州晚报副总编郑雪君观察，在代表团讨论政治报告时，党代表们比较开放，而讨论候选名单时则比较自觉，发言时“不好意思抢在领导前面发言”，讨论有着行政级别的痕迹。

    高新民表示，以区域或行业为主的组团方式好处是运行较为方便，但也会使行政上下级关系难免融入到代表团中，一些代表在上级面前难以畅所欲言地表达全部真实意图。

    选票的模样

    自十五大到十七大，一般情况下，在全国党代会召开期间共要开五次大会，分别完成五项任务：听取和审查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观前三次全国党代会的日程和议程，大会的前三天，是属于审议三个文件的阶段，即：总书记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纪委的报告和党章修正案。

    最牵动人心的当属后两项任务。大会的第四天便进入了会议的后半程：人事选举。因年龄强制退休的存在，领导干部在党代表大会上面临政治生涯的陡变，且规模不小。新华社资料显示，十七大候选人名单中，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继续提名的188名，占50.7％；新提名的183名，占49.3％。也就是说，近一半中委在党代会上被换血。

    “两委”换血，兹事体大，为使新老交替平稳，中共十三大以来，已形成一套称为“预选”的风险内控机制。即在大会第三天下午，大会主席团即正式形成一份“两委”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收到下发的名单后，第四天一整天各党代表熟悉名单，大会第五天，各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按照之前组织规定的差额比例，对名单进行差额预选。事实上，每个代表团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专门的选举工作办公室，负责差额选举或酝酿预选名单中的具体选举事务。

    自然有人落选。十七届中央委员预选时，差额数17名，差额比例为8.3%；候补中央委员差额数16名，差额比例为9.6%。由于所提差额最多也就百分之十几，即使最终结果全不合预期，亦无损于大局。

    十七大时，各代表团对名单预选，截止日期是大会第六天上午。预选后同天上午，大会主席团及常委会进行比照商议、风险处理，然后向各代表团发放正式候选人名单，这一天下午，各代表团有半天的时间对候选人名单进行充分酝酿感知。

    第七天也是会议最后的半天，各代表们要正式等额投票了。十七大模式是：上午9时整，大会先是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两名总监票人和36名监票人名单。随后，他们检查票箱。约10分钟后开始发放选票。每位代表共领取3张选票，红色选票上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棕色选票上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粉色选票上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单子的形状如饭店里的菜单，每个单子约写着200个人名，纵向四列排好，没有职务介绍。每个名字后面有小方框供代表们涂填，若认可，则涂白色。

    投票箱裸露地摆放在主席台与代表席之间的空旷地带，视线极好。各代表紧挨着排队上前投票，投票时有监票人站立旁边，镁光灯拍照。从投票到宣布选举产生“两委”，前后130分钟。名单宣布之后，借着掌声，党代表和当选委员们心里都松了口气。

    不过党代表们此时还不能离京，因为政治局委员及常委还没选出来。要成为下一届政治局委员、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新人，除了经过2200多名代表投票这关，还要经约200名新一届中央委员的无记名投票，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没有投票权。

    十七大经验做法是，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上午，新一届中委将召开一中全会，由中央委员投票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以及书记处，并在不晚于中午时间与媒体见面。不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恰是每次党代会织成了大陆式碎步改革。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选举结果，会场上宣布时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名，但对外公布时采用其他方式。如中央委员只要投票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都享有同等权利，为了保证团结统一，对外公布时便按照姓氏笔画排列。

    新一届领导人水落石出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会见党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合影留念。各地代表们带着合影照片，欣喜离京。

    党代会的频次变迁

    每次党代会，都是一次全党民意大动员的过程。中共如何从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党，转变成更具代表民意与回应民情的政党，这个“遗产问题”一直没有过去。如何既使党组织具有内部协商性和一定弹性，又保证从中央出发的权威路线，一个争议节点是党代会的召开周期。

    事实上，中共全国党代会最初是每一年召开一次。中共一大到六大，基本上坚持了党代会年会制，年会制也是二大到六大党章的明文规定。但之后因战事，党的六大到七大，其间相隔了17年。因而，七大考虑到年会制难以贯彻，折中之后，将党代会改为每隔3年召开一次。执政后的中共八大通过党章，规定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分别为五、三、二年，且三级代表大会均每年开会一次，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便停止了（非八届二中全会）。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新党章规定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年会制正式取消。九大以后，历次党代会都基本维持了九大规定，五年内各级党代会代表只出席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代表们的任务和职权实际不复存在，没有恰当身份参与党内外日常事务。党代表参加的会议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但其平常功能和待遇显然不如人大代表耀眼。

    由于五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所定下的政策和人事，显然也难以适应后来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这个变通调整的权力，只好由每年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代行。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分伯仲，都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但中央委员会人数也在300名左右，因规模大，其功能多局限在对重大政策提供合法化基础，日常重要的政策决定，便落在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这些执行机关上。

    由于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常委会四个组织都只能在开会期间行使权力，闭会期间不享有权力。领导权在闭会期间发生了由闭会组织向开会组织的转移。根据党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政治局平均每月召开一次、常委会平均每周召开一次的习惯，在五年一届的届期里，党代会行权一次、委员会行权五次、政治局行权60次、常委会行权260次。（来源：凤凰周刊）